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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庭审第一阶段，中国审判人员就面对了极其复杂的情况，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那时美国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蓄意袒护日本战犯。几十个美国律师在法庭上捣乱，他们认为除了偷袭珍珠港的东条英机等人要判处死刑外，其他都应从宽发落。
在美国人支持下，日本辩护律师更借机把水搅混。胡说东条英机等战犯都本着“老子”思想行事，不会干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事。
这使东条英机等战犯态度极为嚣张，甚至公开宣称：“你们中国人要给日本战犯嫌疑者定罪吗？请拿出证据来！若没有铁打的证据，就只能是嫌疑者，定不成罪犯！”
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的朋友，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我任军职期间，在华北和华南待了近12年。在这期间，我为中日合作做了可能做的一切-我跟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好朋友，能做坑害中国的事吗？我在中国往往是奉命行事。中国如果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我松井石根甘心情愿接受远东国际法庭处罚！”
至于中国方面重点检举的战犯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更为顽固不化，拒不认罪。土肥原的辩护律师、原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课长爱泽城，将土肥原说成是忠厚老实。坂垣征四郎的辩护律师、当年陆军省次官山胁，称坂垣任陆军大臣时，一贯整饬军纪，故而他手下的日本军人无不良之举。
面对日本战犯的公开挑衅，中国司法人员义愤填膺，但又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制服这些法西斯恶魔。一时陷于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
梅汝璈和向哲浚把中国司法人员召集到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一次次开会商量对策。他们分头到盟军总部、日本图书馆、日本外务省翻阅报刊资料、查阅档案材料，还从苏联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机关档案中，发现了纳粹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关于日本侵占南京的秘密电报，得到了日本侵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可靠证据。
接着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33岁的裘劭恒向法庭提出回国进行实地调查的要求，得到东京法庭庭长韦伯、检察长季楠和梅汝璈、向哲浚的支持，并派莫罗上校和裘劭恒一起离开日本，到中国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带回了8件宣誓证词，带回了英国证人皮特·罗伦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美籍金陵大学教授贝斯蒂和中国证人伍长德、许传音等，找到了制服松井石根等罪犯的有力证据。
为了找到土肥原和坂垣的罪证，中方审判人员到盟军总部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等几个部门的档案。他们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敌国十几年的档案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拟出发言材料。他们除了准备材料，还经常在一起研究对付美、日律师的策略。有时还在住所内做法庭上的控诉演习。为了防范日本侍者的窃听，他们在人称上采用了特殊的暗语。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细致工作，我方审判人员掌握了大量有力的罪证，这就为制服和判裁那些侵略中国的恶魔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946年6月3日，法庭进入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满洲阶段，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对第一个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辩护团试图把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了，他就是原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隆吉。他作证说，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20连队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个方形炸弹。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随后，他继续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作证，并当庭指认了主谋。“九一八”事变真相也随之揭开。
田中揭露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坂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合谋，制造了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发生后，关东军趁机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他们推出了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于1932年任伪“满洲帝国”执政。两年后，又扶持溥仪当了伪“满洲帝国”皇帝。
8月初，在初审坂垣征四郎时，国际检察官打出一张王牌，让伪“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举证日本侵略者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溥仪是最直接最有力的人选。
一天，向哲浚陪检察长季楠去苏联代表团宿舍访问溥仪。溥仪紧紧握着向哲浚的手，痛哭失声。向哲浚看溥仪确有悔罪之心，也有眷恋祖国之念，便动员他出庭作证，溥仪点头答应。
8月16日庭审时，当季楠问溥仪是如何去东北的？溥仪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溥仪谈到当年与关东军上校参谋坂垣征四郎会面时，他说日本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同时他指认了被告席上的坂垣。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证人台。在谈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情绪再次失控：“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
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
1947年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贤二进入个人辩护阶段。
土肥原贤二原是日本陆军大佐，1941年4月升为将官。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日本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对于其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建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亦派他对中国其他地区采取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进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重要的任务。
按照土肥原与他的美国律师瓦伦中校、日本律师太田金次郎的周密谋划，首先让土肥原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时的老部下爱泽城充当第一证人。
爱泽城是土肥原的疯狂崇拜者，曾忠实地执行土肥原的指示，把张作霖离开北京时所乘蓝色列车车厢号码用电报密告日本特务机关，使张作霖被炸受重伤身亡。又奉土肥原之命参加爆炸柳条湖铁路路轨，促使“九一八”事变爆发，也是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
此刻，爱泽城站在证人台上，公然为土肥原涂脂抹粉，胡说土肥原领导的奉天特务机关只负责搜集情报，纯属一般性业务机构，没搞其他秘密活动。爱泽城还吹捧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广交朋友。他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宾客云集。他经常摆出山珍海味招待客人，又设茶道欣赏歌舞。他又是语言专家，精通13种语言，会说中国各地方言，对中国京剧颇有研究等等。说明土肥原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文明人士。
中国公诉人倪征噢拍案而起，他向法庭呈上一份1935年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报纸上登着日本军事使团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报道。该报道的作者正是这个爱泽城。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坂垣之名，即有谈虎色变之慨。”
中国公诉人倪征噢说：“这是土肥原和坂垣两人残害中国人民凶狠如虎的最真实写照。”
美国律师瓦伦中校却不服输，气势汹汹地走上证人席，故意捣乱说：“审判长，‘谈虎色变’，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
中国公诉人倪征噢带着鄙夷的神情说：“‘谈虎色变’是说土肥原、坂垣两人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俩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变了，甚至几岁的中国小孩子只要一听到大人吓唬说：‘再哭，土肥原来了！’小孩子便止住哭声，使劲钻到父母怀中老实了！”
接着，中国公诉人指控土肥原参与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
中国公诉人作如下揭露：原来，土肥原受日本参谋本部指示悄悄来到天津，动用日本所有特务组织严密监视溥仪，发现他“确有复辟满清，逃往满洲之意”，便认为将溥仪挟持东北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却遭到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的反对。
土肥原不顾日本外交系统的阻挠，在深夜到天津的静园会见溥仪，表现出异常的温文和恭顺，以富有诱惑力的言辞煽动说：“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财产和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日本才不得已出兵。我们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当时溥仪犹豫不决 ：“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见溥仪已经受骗，便勾结日本浪人和匪徒，发动了天津“便衣队”的武装暴乱，再出动日军全城戒严。在混乱之中，把溥仪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里，偷偷运出静园，再化装成日本军官，乘日本军车到英租界码头，乘日本汽船闯过天津军粮城驻军哨卡，偷渡白河，又在大沽港换乘日本商船“淡路丸”，最后到达了东北“满铁码头”营口。
为揭露土肥原参与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东京法庭再次传溥仪出庭作证。检察长季楠亲自讯问溥仪：“为什么在1931年满洲事变时离开1924年起就居住的天津？”
溥仪用扇子愤怒地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说：“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土肥原在天津玩弄阴谋，在我周围发生了很多可疑的事情，出现一系列威胁和恐怖行为。我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受不了土肥原和坂垣的威胁，不得已只好就范。”
接着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登上讲台，揭发土肥原在中国种植贩卖鸦片的罪行。指出土肥原吹嘘日本用刺刀、鸦片、特务三件“法宝”灭亡中国。他愤怒地控诉说：“土肥原走到哪里，就把那里变成以鸦片通往军事侵占的途径。他从满洲建立伪政权开始，后来在华北、华中和华南，都命令伪政府废除中国鸦片和麻醉品法令，建立鸦片专卖机构而大发横财。”
向哲浚用充足的证据证明，土肥原等日本侵略者拨款进行鸦片和其他麻醉品贸易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二是获取大笔收入供日本进行军事与经济侵略使用。
中国检察官还控诉土肥原组织中国沦陷区的伪政权，血腥屠杀中国、马来亚、印尼等国的无辜百姓，虐待残害战俘的罪行。
面对法庭一件件有说服力的证据，土肥原长叹一声，自知难以抵赖。作为老牌间谍，他比别人更懂得，他上绞刑架是不可避免的，承认不承认两条路都同样通向断头台，而且答辩会讲出更多情况，会暴露出更多的罪行。只好把头一低，索性放弃了申辩权。
1947年10月9日，法庭最后一次庭审坂垣征四郎。
中国公诉人指控坂垣参与制造华北、内蒙伪政权和发动“七七事变”的罪行。坂垣便请他任陆相时的次官山胁出庭作证。山胁百般吹捧坂垣，胡说坂垣如何下力气整顿军队，又强烈主张撤退侵华日军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中国代表团首席顾问倪征噢不动声色地诘问山胁说：“你身为陆军省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陆相认可的了？”
山胁不知是计，只得回答：“是。”
倪征噢接着提出：“那么，1939年2月，山胁以陆军省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陆相坂垣的意旨承办的吧？”山胁点头承认。倪征噢便有理有据指出：《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严格规定回国的日本军人对亲友谈话内容，如“作战军队，经侦察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或者给予金钱遣去，或者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
倪征噢罗列大量罪证后，以不可辩驳的逻辑作出结论说：
“坂垣征四郎命令签发的侵华文件有力证明，坂垣指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他害怕罪行在日本广为人知，才指示你山胁下达了《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的本身，不就是证明坂垣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吗？”
对此证人无法否认。日本律师弄巧成拙，煞费苦心寻找证人提出的证言，不仅没能开脱坂垣的罪责，反而成了证明坂垣有罪的反证。
最后，坂垣征四郎亲自向法庭提出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反复强调“七七事变”后任陆相时，他曾主张撤退驻华日军以实现和平；日本政府与德、意两国商讨订立三国公约时，他以陆军大臣之地位，反对日本同时对付英法两国；胡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任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故对太平洋战争和扩大侵华战争等毫无关系。
面对坂垣征四郎的猖狂挑战，倪征噢怀着民族义愤，与坂垣征四郎在法庭辩论3天。双方都有大批人员擂鼓助战，纷纷提供文件等证据，各自出谋划策，成为东京法庭上辩论最激烈的3天。
坂垣征四郎拿出他任陆相后的文件当庭宣读，手摇文件说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他主张撤军言和，因而他没有罪而有功！
倪征噢反问道：“日军侵占广州、汉口，发生在你任陆相之前还是之后？”裘劭恒、杨寿林、鄂森、吴学义等人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在一旁催促：“坂垣，快回答！”
审判长韦伯从心眼里喜欢中国年轻司法人员给坂垣施加心理压力。但迫于日本律师团抗议，不得不出面制止中国人的正义呐喊。他微微一笑，巧妙地利用庭长的合法权威质问坂垣征四郎：“被告坂垣，请你马上回答倪征噢法官的提问，到底攻占汉口、广州发生在你任陆军大臣前后，不得拖延！”
坂垣不禁心头慌乱起来，点头承认日军攻占汉口、广州发生在他任陆相之后。
倪征噢见初战告捷，更精神抖擞地乘胜追击：“那么，这是撤军还是进军？”
坂垣征四郎在众目睽睽之下难以狡辩，只好点头说：“是进军。”
中国检察官又控诉坂垣征四郎在“七七事变”后，极力主张不仅攻占北平、天津和青岛，而且力主进兵山西和济南，指控他率领第5师团血洗山西阳高、天镇、左云、灵丘、朔县、宁武、原平7个县城，屠杀1.6万无辜百姓。又制造宁武惨案，搜出男人就用铁丝穿透锁骨，搜出妇女则野蛮蹂躏，然后屠杀。仅一次就屠杀宁武县百姓4800人。
接着，倪征噢控诉坂垣征四郎勾结土肥原贤二在华北阴谋策动吴佩孚、唐绍仪建立华北伪政权。但吴佩孚拒不出任坂垣等组织的北平维持会长，唐绍仪也未就任伪政府首脑之职。
倪征噢满腔怒火地质问坂垣：“你派去搞吴佩孚、唐绍仪合作的，是不是扶持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胁迫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的土肥原贤二？”
坂垣征四郎白眼一翻，说：“关东军派土肥原到华北去建立伪政权，不是他自己主动去干的，而是同日本中央军事当局协商后才去干的。”
倪征噢进一步追问坂垣：“日本为什么不仅在满洲，而且在华北也需要伪政权？”
坂垣回答：”因为需要一个巩固的，主要是纵深梯阶式的后方。”
倪征噢当众揭穿坂垣的谎言：“难道不把目标对准中国？”
倪征噢根据日本外务省机密文件中关于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等机密会议决定，根据陆军省与关东军的来往密电，根据关东军的动员令等材料，历数坂垣的侵华罪行，坂垣惊慌失措，什么话也说不上来。
10
1948年4月16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韦伯庭长召集各国法官举行会议，讨论有关起草判决书工作的打算及具体分工。
韦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庭审工作已经结束。下一步转入起草判决书阶段。这一工作相当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审判工作的成败。今天就如何起草判决书，请各国法官发表自己的见解。”
英国法官维特里克爵士首先发表他的见解：“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应按各个时期和各个战场起草。”
“对！”美国军事法官克莱墨尔将军赞成道，“是应该以各个时期和各个战场起草最好！”
韦伯庭长：“对英、美两国法官的提议，其他法官先生们有什么意见？”
各国法官未有异议,一致赞同英、美两国法官的提议。
中国法官梅汝璈站起身来：“审判长，各位法官先生！我完全赞同英、美法官的提议。但是我有一个请求：日本对我国的武装侵略，最远可以从1874年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算起,直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为止，历时达半个多世纪。这在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的！”
“不错！”韦伯庭长点头道，“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的！”
梅汝璈继续说：“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继而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出动的陆军即有100万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野蛮的、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据初步统计，中国人民在这八年战乱中伤亡了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最为深重的灾难。为此，本法官代表中国人民，特向法庭提出请求：法庭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 ，请由我们中国法官负责起草！”
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牺牲最大，蒙受经济损失也最为严重，判决书的中国部分理应由中国法官起草！”其他国法官异口同声：“我们赞成对付公牛得抓其角，对付日本战犯，最好得靠中国法官！”
“好！”韦伯庭长当场宣布，“根据大多数法官的意见，本庭同意中国法官的请求，正式批准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
梅汝璈回到他的办公室，赶忙将这一好消息告诉其他中国法官。倪征噢、向哲浚便立即和他商量起草事宜。
杨寿林、罗集谊、裘劭恒3人赶忙搬过几大堆审讯记录，从中挑选有关材料摆在桌上。
梅汝璈走过来，面对桌上堆集如山的审讯资料，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必须花费数倍的精力和代价，充实我们手中的判决书！”
倪征噢说：“只要能与国同心，我们情愿将这数万份庭审记录钻通。”
几天后，中国法官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召开的各国法官会议上慷慨陈词：“从法庭已经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国法西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毒气杀人更加惨绝人寰！对此种人类文明历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揭露。”
“单独设立一章？”印度法官巴尔博士不解地问道，“是否有此必要？”
梅汝璈补充道：“我的这一请求，务必请各位同人能够予以理解赞同。”
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说：“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是现代战争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完全应该在判决书中单独说明！”
英国法官维特里克爵士也赞同道：“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法西斯暴行突出的事件，也是本法庭审理的重案之一，完全有这个必要！”
韦伯庭长望了望其他法官：“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就这样定了！法庭同意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判决书中单独设一章加以说明。这项工作仍由中国法官负责。”
11
1948年4月20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议厅。
各国法官秘密评议（量刑）对日本战犯是否处以死刑问题 。
中国法官梅汝璈首先说：“杀人者必须偿命，欠债者必须还钱！我想，这不光是我们中国一国的法度。因此，我坚决要求法庭，依法对这些战犯处以死刑！”
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几位法官，各有各的主张：来自已经废除或部分废除了死刑、且没有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法官，不可能轻易地赞成法庭适用死刑。
“我不同意！”印度法官巴尔博士的态度极为顽固，“我认为，世人都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我们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所以，全体战犯都应无罪开释！”
“不！不能将全体战犯都无罪开释！”美国法官克莱墨尔表示反对，“对于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和大肆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法庭应坚持判以死刑！”
韦伯：“本法庭虽然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但却没有一个共同量刑的依据。再说，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也有所不同。可否考虑将这些战犯，统统流放到太平洋中某一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去，就像当年拿破仑战败被流放那样。这也算是对战犯的一种惩罚吧！”
“奇怪的惩罚！”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讥笑道，“这种惩罚，竟不同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的戈林和赫斯等战犯的判决！”
梅汝璈据理力争：“各位法官先生，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所以坚持对日本战犯元凶使用死刑，是为了伸张正义。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本法庭自前年5月开庭公审以来，早已举世瞩目。不论是案情的庞大还是证据、证人的众多，均冠世界之首！然而，法庭最后如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既有悖于本法庭的宗旨，又违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岂不贻笑大方？”
梅汝璈这一席话，语惊四座，众法官的争辩戛然而止。
韦伯：“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关于法庭最后量刑的争辩，其结果将由本庭下次例会进行投票表决裁定。”
1948年4月21日一早，梅汝璈来到韦伯庭长的办公室，就法庭严惩日本战犯之事，再次和他磋商。
韦伯庭长坦然地：“法律最忌感情行事，你是国际上有声望的法学博士，可……”
“不！”梅汝璈激动地说，“审判长先生！我是个法官，不是作家、艺术家。我当然深知法律不同于艺术。法官的感情应绝对区别于作家、艺术家。但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您应该理解一个母亲遭到侮辱时，作为儿子的心情，我不能对中华民族遭此奇耻大辱无动于衷！”
梅汝璈这一番发自肺腑的恳言，显然感动了韦伯庭长，他下意识地揉了一下眼睛。
梅汝璈更为激动地说：“侵华日军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30万个生灵！审判长，那是30万条生命！30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30多层高的大厦！30万人的鲜血，重达1200多吨啊！”
韦伯庭长此刻终于坐不住了，他一边听着，一边在室内徘徊起来。
“审判长先生！”梅汝璈此时神情严峻地说，“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我江东父老，无法告祭千百万冤死的亡灵，唯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
“什么！”韦伯庭长突然却步，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梅汝璈正色道：“当然，个人之颜面、生死均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审判长考虑我们的这一最后请求！”
“好吧！”韦伯庭长终于松口，他最终还是被梅汝璈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感动了，“我个人的意见可以收回，只是其他各国法官……”
“谢谢审判长！”梅汝璈态度坚定地说，“其他各国同人的工作，哪怕是磨破嘴皮，我们也要做到底！”
韦伯庭长望着梅汝璈匆忙离去的背影，不禁点头喃喃自语道：“这种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
1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召集各国法官开会，就法庭对日本战犯量刑进行争辩，最终进行投票表决。
计票方式非常简单，每人在一张统一规格的纸片上画符号，同意判处日本战犯死刑的画上“√”，反对的则画上“×”。待整个法庭11名法官全部表决后，再由韦伯庭长专送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将军处。
韦伯庭长亲自唱票，另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和监票。将11张票从信封中逐一抽出。
韦伯庭长：“1票反对，2票、3票……”
“5：5！”梅汝璈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口，头上也情不自禁地冒出汗来……
全场寂然无声，人们都在等待着最关键的一票。
此刻，韦伯亲手从信封中抽出最后一件纸片。只见他习惯地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镜，轻轻地咳了一声，用笔画了一个√字。
韦伯庭长将11张纸片整理好，重新封存起来。他郑重宣布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量刑的争辩问题，现已经最后投票表决。其结果为：反对判处日本甲级战犯死刑的为5票，同意判处日本甲级战犯死刑的为6票！”
无比激动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急忙站起身来，眼含热泪地对各位同人说：“我谢谢各位法官先生！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谢谢各位法官先生！千百万冤死的亡灵谢谢各位法官先生！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将谢谢各位法官先生！”
13
1948年11月12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这是最后一次开庭。在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长达两年多的审讯后，将在今日宣布最终的判决。
8时30分，韦伯庭长率领10名法官依次落座法官坐席。同时法官坐席对面的检察官席上，季楠检察长率10名检察官也依次落座。
审判厅两侧的盟国贵宾和普通听众两种旁听席上，挤满了贵宾和旁听者，楼上楼下上千个座位座无虚席。
两年前总数达到130多人的庞大的日、美律师辩护团，只剩下十几名日本律师和几名美国律师，稀稀拉拉地坐在辩护席上，一个个哭丧着脸孔，显得有些黯然无奈。
9时整，法庭执行官美塔大尉庄严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审判，现在开庭!”
韦伯庭长下令：“将被告东条英机等25名日本甲级战犯押上历史审判台!”
审判大厅一侧通向休息室的门打开了，东条英机、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25名罪犯，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被坎瓦兹中校率领的美国宪兵押进审判大厅的被告席内。
韦伯庭长宣布：“本庭在从1946年5月初到现在的两年多时间内，共开庭818次，经过反复调查、取证和被告人多次陈述、辩护人多次辩护，经过法庭多次审理，现在对25名被告的案件逐个进行宣判!”
接着，由主审法官分别对负责审理的被告依次宣读判决书。
待各主审法官将25名甲级战犯的判决书宣读完毕后，进入法庭最后一项程序：对各个被告宣判判处的徒刑。
这时，法庭执行官一声令下：“全体起立!”
审判长韦伯高声宣读：
本法庭根据法庭宪章第15条第4款宣判如下：
土肥原贤二，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脸部突然抽动起来，身子向前移动一下，木然地对审判长鞠了个躬，蹒跚着走出法庭。
广田弘毅，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慢慢拿下耳机，脸色苍白，呆如木鸡。
坂垣征四郎，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回头就走。
木村兵太郎，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脸上刹那间显出阴森的奸诈气，摆出武士道架势，昂首退出法庭。
松井石根，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听罢宣判，当场晕倒，被两个宪兵拖出法庭。
武藤章，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突然两脚后跟一并，“叭”地一个立正，然后一转身，用标准的军人步伐，正步走回被告席。
东条英机，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听到被判绞刑吓得浑身发抖，脸色灰白，却故作镇静地说：“是绞刑吗？知道了，知道了……”
荒木贞夫、桥木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小叽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宣、白乌敏夫、梅津美治郎处以无期徒刑。
东乡茂德，处以20年有期徒刑，自审问之日起。
重光葵，处以7年有期徒刑，自审问之日起。
被告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在审问期间病死，被告大川周明患病精神失常无责任能力，故本法庭对以上三犯免予起诉!
宣判完毕，审判长韦伯：“本法庭的全部判决，将上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然后执行。”
最后，美塔大尉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开始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共开庭818次，举行内部会议131次，法庭记录48400页。检察方和辩护方双方提供证人1194人，另有771位证人向法庭提出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出示文件证据4330多件。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审判程序全部结束。现在宣布：闭——庭!”
整个宣判大厅里的人全部起立，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14
1948年11月22日上午9时，东京生命大楼六楼，盟军最高统帅部会议室。
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召集11国驻日使节和军事代表团团长会议。
麦克阿瑟：“国际军事法庭对25名甲级战犯审判后，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通过他们的律师,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11月19日，美日辩护团上书给我，代表各被告申请复审。既然有人对东京法庭判决提出反对意见，那就有必要征求各国代表的意见，看是否需要修正判决？”
美国代表希尼尔斯特、中国代表商震、菲律宾代表阿佛卡卡、苏联代表德勒比扬科、英国兼新西兰代表葛斯昆、加拿大代表诺曼6人，表示不必修正东京法庭的公正判决。
澳大利亚代表萧马主张减刑。荷兰代表阿加德提出减刑要求：把梅津美治郎和畑俊六，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从 7年徒刑改为2年半，东乡茂德从20年改为10年，广田弘毅从绞刑改为无期徒刑。
印度代表查拉巴提出把绞刑一律改为无期徒刑。
麦克阿瑟：“各国意见很不一致，本帅也不好个人作出决定。只好把日本甲级战犯的上诉状转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所以，对绞刑罪犯的执行将延期到部分被告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得出结论之后。”
12月中旬，接到麦克阿瑟的报告后，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日本战犯上诉，通知麦克阿瑟将军，将日本战犯移结美国，定于12月26日听取战犯的口头申辩。
美国最高法院此项决定一播发，立即激起世界各国舆论的严厉斥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立即发表声明：“美国最高法院无权复查或修正对日本战犯之判决。代表11国之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倘须经过某一国法庭复审，则今后国际间之决定及行动，均可同样由一国单独变更或撤销。此种危险先例对于未来国际间之合作与相互信任，将产生严重不良影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荷兰法官抗议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令人骇异的错误, 这是对各盟国组成的国际法庭的蔑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倪征噢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根据国际协议成立的，对它是否有权审判进行复查，就是无视美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协议及其对盟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而是把自己凌驾于组成国际军事法庭的其他主权国家之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季楠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已超越自己的权限。他不会区分远东军司令和盟军司令这两种职责之间的区别。”
英国政府也对美国的决定大为不满，授权其驻日本远东管制委员会代表谴责云：“美国最高法院之无理行径，乃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法律地位的打击。这一行动，显然把国际法庭当作美国法院的隶属，是各盟国所不能接受的。”
苏联《真理报》连续载文，斥责美国最高法院庇护战争罪犯,侵夺盟国权利。质问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审判，还是国际审判？是否要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战犯也拉到美国最高法院重审？
在日本,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干预。《朝日新闻》发表社评说：“东条英机等死刑之执行,实已时机成熟。美国对这些战犯的包庇,是为至适当时候，让他们对美国用来反对世界和平。”
一时间，美国最高法院成了众矢之的。
在世界舆论之下，美国政府司法部副部长柏尔曼发表一项声明，重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反对最高法院受理日本战犯上诉：“最高法院无权重新审查美国与各盟国达成的关于惩罚罪犯的协定。最高法院的干涉,不仅会损害国际司法工作,而且会破坏旨在达成合作的其他努力，尤其是联合国的工作。如果美国最高法院不拒绝日本首要战犯上诉的话，就可以预料，在国际事务的发展中将发生最不幸的影响。”
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美国最高法院被迫退步。12月20日,宣布驳回日本战犯的上诉。其自我解脱的理由是：最高法院没有受理上诉的管辖权，对这些申诉人判刑的军事法庭 ，是由麦克阿瑟作为盟国的机构设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法庭没有权力审查、批准或取消对这些申诉人所作出的判决。
至此，日本甲级战犯的上诉闹剧收场。
15
1948年12月22日午夜，东京巢鸭监狱内外灯火通明，四周布满盟国宪兵，警备森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兵队长、美军中校坎瓦兹带领行刑宪兵分别向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7名被告宣布执行死刑的命令。
死刑由美军第八宪兵司令部菲力普上校执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季楠率领向哲浚等十几名国际检察官，现场监刑。驻日盟军总部邀请盟方代表前来巢鸭监狱现场，监刑见证。中国方面代表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
“当——”1948年12月23日凌晨的第一声钟响，成了为这帮日本甲级战犯们敲响的丧钟！
从零时1分30秒开始，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依次被套上了绞索，至零时37分，这7名罪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犯全部被绞死。
行刑完毕后，7名战犯的尸体被运抵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由火葬场的场长飞田美善属下的5个日本人进行火化作业。棺材上没有标注名字，仅仅标上No.1到No.7的记号。上午8时10分开始点火，火化的过程是在美国宪兵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
尸体火化后，骨灰被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