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离着南京近了，唐生智首先拿南京城外的许多房子烧掉了，为了免得被敌人利用。结果敌人来了，队伍全都垮了，有的军队投降日本。不到三天，日本鬼把中国投降的军人枪决了七万多人，那就不要说各界的人民了！日本人奸杀淫掠，无所不为。无论什么人看见，都是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这种兽行，这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的。
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地洞的旁边。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不应当用宪兵开枪把他们打死。武昌街上，宪兵打死了好几个伤兵，若是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正说着话，孔祥熙进来了，蒋介石问他：“有什么事？”孔说：“有一个电报。”蒋说：“什么电报？”孔说：“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蒋介石装听不懂，说：“王什么？”孔说：“王克敏。”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子一样， 说：“万不会，万不会。”右手的食指，指着孔祥熙说：“你知道王克敏是咱们的人，最可靠了，何况王同我的关系最深，王怎么能做这个事呢？这完全是谣言，你不可相信，这是离间我们。” 我听蒋介石这一段自己骗自己的话，我站起来说：“你们有事可以谈，我先走。”蒋问：“您有什么话说？”我答说：“我同你看的不同。据我所知道的，一百分中有九十九分，王克敏一定会当卖国贼，请你留心看着吧！”果然没有三天，王克敏在北平组织了汉奸政府。蒋介石的眼睛同瞎了差不多，他拿着好人当坏人，拿着坏人当好人，什么事情不糟糕呢？真是有眼无珠的人哪。
许多中央委员都退到武汉来了，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是在汉口开。这一天开谈话会的时候，是午后两点，讨论的题目是民众运动。头一个说话的，是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叫李敬齐。他说：“要什么民众运动，民众运动有什么意思？我们对于民众运动最好是用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 都好。”李刚说完，就有位姓刘的，贵州省的刘建群也是蒋介石的心腹说：“对付民众运动，最好是用打狗棒主义。什么是打狗棒主义呢？就是由宣传部里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他先立案，说他某处不合格，一推两推一年就下去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假如我们不用这个办法， 这个也来民众运动，那个也来民众运动，那就如同把打狗棒放下了，狗来咬你，还受得了吗？”一面好像津津有味的样子。 他们两个刚说完，邵力子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谈话，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像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像说国民党的‘包而不办主义’，在哪一本书上有这个话？这不但是乱说话，而且是污辱国民党。另一位同志说‘打狗棒主义’，你说的这狗是不是人民呀？那样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不都是人民大众吗？简直地说，这话太伤众了。”经邵力子先生这一度教训，那两位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一句也不说了。过了没有两个星期，中央在珞珈山开会，就把邵力子的宣传部长免掉了。从此可以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是什么情形了。也可以看到党是为谁家的了，党对人民怎样看法了。
李烈钧将军由江西武宁赶了来，他见了蒋介石，蒋问他：“有什么话没有？”李说：“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好。”站起来就走。蒋介石一把抓住他，请李坐下说出来。这样闹了三次，李才痛快地说：“一、抗日主张万不可改变，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二、既然决心抗日到底，就不要用这些投降派在你的左右，赶紧把他们赶走。三、你自己要飞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一定会帮中国人的忙。 四、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万不可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掉人民。最后，我告你说，不是我们想把你骗走，我们来得你的地位。你的左右要知道，他们都靠着你吃饭，他们以为你一去不回来了，没有地方吃饭了，请你不要同你的左右商量。”蒋介石满口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李将军来到黄土坡我住的地方，马上把他对蒋说的话，又亲自写出来给蒋介石送去。拿这件事情看，就知道李烈钧将军对于国家真是忠肝义胆。可惜的是，蒋听了之后，全当了耳边风，一点也不去实行。
汪精卫在汉口召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在汉口中央银行。出席的人:于右任、 孔祥熙、居正、何应钦；列席的是：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主席是汪精卫， 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由徐谟次长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敝人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驻兵区域扩大， 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唯希望不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领袖。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华北维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四、对于排日问题须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越所表示之态度去做。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有好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王二部长之后，希望能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陶大使又引希特勒之意见， 希望中国考虑，并说，在希特勒看，日本要之条件并不苛刻。 拿这段事情看，蒋介石找汪精卫召集的会议没有找我，为什么？他是为秘密。为什么秘密呢？他恐怕我反对他们这种出卖抗日的辱国行为。
蒋介石在武汉办一个军官训练团，负责任的姓万，他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讲了一次话，有两个半钟头。我听见姓万的说，蒋介石在这里刚讲了三个钟头走的。午后我在汉口看到于右任先生，我对于说：“今天在军官训练班听说，蒋介石在那里讲三个钟头的话。”于先生说：“他一次讲六个钟头八个钟头也没用，他现在不是讲话的人；他要用讲话的人，比他说得好的人有的是。他这种白费力的办法，费力愈大事情愈坏。”我觉得于先生的话很对，真是识大体、明大义，顾大局的话。
就在这几天，珞珈山开中央会议，向来的习惯一开会就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我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开会可不可先推举一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 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以不变应万变’的臭而且长的文章写出来，总而言之是什么好就说什么，实在考察半点都没有做。很多人都说， 国民党把好话都说完了，把坏事做尽了；这一次我们来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我们就是要注重实行，实践实做，不说 一句空话。”蒋笑了说：“好极了，好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白说了，因为蒋的脸上的细纹都表现出来：绝对不赞成我说的这些活。后来果然没有消息了，可叹不可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