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我只有一个朋友，这就是杨一。很多年以后我想起他，他还活着，经常到我家来，跟我一起打PS2，一边打游戏一边向我传授MBA的管理思路，杰克·韦尔奇的财富理念。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二十年来我都没有烦透他呢？那时我已经三十岁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令我厌烦，就连跟我上过床的女孩，我都不想再看见她们。只有杨一，好像一块化石，勾勒出我年轻时代的轮廓，令我难以释然。
我们同岁，我们的爸爸是同事，都是戴城农药厂的。九岁那年，农药厂造了一批新公房，我们在同一时间搬入了同一幢楼，他家在三楼，我家在二楼，我家的天花板就是他家的地板。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学校，分到同一个班上，坐在同一张课桌上，我们共用课本和玩具，共用衣服鞋子乃至游泳裤，抽同一包烟，打同一个电子游戏，伙着花钱，伙着吃饭。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感到自己像个同性恋。
初中时候我们依旧是同班同学，学习成绩渐渐分出高下，杨一是全年级的尖子生，我学业平平，混迹于大众。最后杨一考取了戴中，我混了个技校，从此分道扬镳。
那几年，我和杨一经常串联着玩，我把他带到技校里，和我们学校的小混混一起抽烟打牌，满大街追女孩儿，他把我带到重点高中里，踢足球，和那些有文化的女孩儿坐在一起。这么玩久了，彼此都有一种错觉，他是重点高中的小混混，我是技校里的知识分子。
杨一就要升高三了，他和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我越来越闲，他越来越紧张，每天早出晚归，背着一个比炸药包还大的书包，星期天都要去学校补习。就算休息在家，他也会在家门口贴张纸条“复习功课，请勿打扰”，搞得楼道里好像宾馆一样，走过的人都不由得蹑手蹑脚的，生怕惊动了他这个高考生。
其实，以杨一的聪明才智，考个二类本科轻而易举，完全不用这么努力，但他的理想实在高得有点过头了，他要考清华。清华大学人人都知道，著名的高等院校，我们这座小城市，一百年来只有一个学生考取过清华，那是在一九九〇年，他的事迹见诸《戴城晚报》。我很佩服这种高才生，倒是杨一显得不屑一顾，说那个呆逼运气好，九〇年根本没人敢去考北京的大学，他偏偏填了个清华，还就真的考上了。杨一说，这种便宜事以后不会有了，考清华还是要凭实力的，不能指望年年闹动乱。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遇见了他，当时我叼着香烟，他叼着油条。我从他嘴里掰下半根油条，边吃边问他，这么急匆匆的去干吗，期末考试都结束了，已经放暑假了。杨一说，重点高中根本不存在期末考试，真正的期末考试是高考，现在他要去学校补习功课了，然后他就跳上自行车消失在上班的人流中。
听说要去攻打重点中学，我乐坏了，我得去保护杨一。论打架，杨一绝不是我们这伙人的对手，重点中学的男生都是脓包，三个持刀的小混混可以在他们学校如入无人之境，撵得所有人上蹿下跳。鉴于我和杨一拜把子兄弟的关系，我好歹不能让他在高考前被打成植物人。
我和大飞骑车到了那里，一看，重点中学校门口早已聚了三五十号人，还有人陆续往这里赶过来，都是些小混混，手里拎着镀锌管、木棍、铁链、板砖。这时还没开打，所有人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马路上抽烟聊天。
重点中学就是不一样，比我们技校气派多了，新盖的四层教学大楼，墙粉刷得惨白惨白的。那伙学生都趴在四楼的阳台上看着我们。他们一个都不肯下来，深知走出校门就有可能被乱棍打残。学校大门紧闭，秃头门房刘大爷死死地堵在脚门前面，他还特地套了个红臂章，以为那是护身符，可惜臂章上写着“卫生值日”四个字，不免贻笑大方。
刘大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小混混答：“我们路过，在这里歇歇。”
刘大爷说：“走开，不要在这里歇。”
小混混哈哈大笑，说：“操你妈，这是你家的地盘啊？”
刘大爷说：“这里是中学！是学习的地方！”
小混混答：“我们也是中学生啊，我们也在这里学习啊。”
刘大爷斗嘴不是小混混的对手，无可奈何，只能继续用警惕的眼光监视着我们。
凡打群架，必有很多熟人，这次也不例外，都是平时在游戏房里混的，其中还有几个是我们化工技校的。我注意到有一个瘦小干枯的蒜包眼在人堆里大声吹嘘，说他把戴中足球队的人打得屁滚尿流，乃至跪在他面前求饶。旁边的人听着，嘲笑地说：“你他妈的这么能打，你还要我们来这里干吗？”蒜包眼说：“好汉架不住人多，后来他们十几个人打我一个，我当然打不过啦。”
大飞对我说：“他就是那天被打的人，他叫虾皮。”我说：“他好像没有受伤嘛。”大飞说：“也就是眼睛被打青了，这个傻逼，不要去理他。”我说：“大飞，我饿死了，你不是说有点心吃吗？”大飞皱着眉头说：“还没开始打呢，怎么会有点心呢？打完了再吃吧。”我指着虾皮说：“这个货有钱请客吗？”
大飞说：“不是他请客，是少女帮。”
我问他，什么是少女帮，这个名字听起来下流兮兮的。大飞说我没见过世面，光知道打游戏，从来不关心时局。他很神秘地告诉我：“少女帮是几个女的搞出来的，她们都特别厉害。”
“有多厉害啊？”
“你听说过五哥吧？”
“听说过，大流氓啊，以前坐过牢，现在开饭馆了。”
“她们少女帮就是五哥罩着的，没人敢惹她们，”大飞凑到我耳朵边上说，“作风特别淫荡，在床上也很厉害。”
我听得心旌荡漾，问大飞：“你搞过她们吗？”
大飞摇摇头说：“还没有，我只搞过舞厅里的阿姨。”
“你就别提那几个阿姨了，年纪都快赶上你外婆了。”
大飞说：“那也比你强，你他妈的还是个处男。”
我比较看不起大飞的就是这一点，他老爱吹嘘自己搞过女人，嘲笑其他人是处男。大飞平时给舞厅看场子，挣点外快，这些舞厅都不是什么正经地方，光线昏暗，空气浑浊，跟煤窑差不多。大飞在里面打工，除了负责治安，还要客串舞男，他学会了一种叫作Bo的舞蹈，很黄很下流，跳舞的时候腿基本上不动，双手在腰部以下摸索。一般的男青年，跳个二十分钟就歇菜了，大飞身体壮，可以跳一个小时，不过也够累的。一来二去，他跟几个常年泡在舞厅里的老女人产生了感情。这些女人都三四十岁，没什么正经工作，长得也不好看，泡上她们完全没有荣誉感可言，偏偏大飞不知羞耻，老爱跟我们讲这档子事。大飞最拿手的就是学女人叫，我们班上的男生在一起玩，只要发给他一根香烟就能让他叫一遍。他学得非常像，每次学过之后，就有几个人的裤子要搭起帐篷来。当时我们都是处男，根本禁受不住这种刺激，哪怕叫唤的是大飞这么个男人。
大飞私下里对我说，自己也想和同龄女孩儿谈恋爱，但是被老女人缠上了身，很难摆脱这种诱惑。我说他活该。
我问大飞，他有没有参加少女帮，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我也很想认识认识女流氓。大飞说他也没见过少女帮，只是听说而已，倒是那个叫虾皮的，他是少女帮的狗腿子。大飞说：“听说今天那几个女的都要过来，正好饱饱眼福。”正说着，街道那头又来了几十个人，都是技校的，化工技校、轻工技校、烹饪技校，其中有戴眼镜的，瘦得跟豆芽菜一样的，上嘴唇还留着细黑汗毛的，这都不是什么小混混了，而是小傻逼。我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听说今天有女流氓，我们来看热闹。”我心想，完了，照这样发展下去，我只能自己去买点心吃了。片刻之后，上百人堵在重点中学门口，抽烟的，聊天的，吃冰棍的，带着女朋友卿卿我我的，甚至还有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的。太不专业了，打群架这么庄严的事情，被搞得像赶集一样。
传说中的女流氓迟迟没有出现。
这时我想起来，我该关心关心杨一了，他现在一定也趴在教学楼上吓得不知所措吧。我跑到脚门口看了看，门房刘大爷抄着一根笤帚，对着我们虎视眈眈，看样子是混不进去了。我正想找个地方翻墙进去，忽然屁股上被人踢了一脚，不由大怒，说：“谁他妈的敢踢我！”回头一看，杨一叼着香烟正笑嘻嘻地冲我做鬼脸。
杨一指着我那一身血衣，说：“你怎么搞成这样？”我说：“早上跟人打架，一个打三个。”杨一说：“扯淡，你是被人打了吧？”打架这种事情，当然是要夸大事实，明明是被两个人打了，就要说成自己以一敌三，这样即使打输了也很有面子，要是三个打人家一个呢，就要说对方被打得跪地求饶，这样才够刺激。不过，经常吹嘘也容易被人识破。我不跟杨一理论这些，我只问他，怎么这么不怕死，居然跑出来了。
杨一说：“校服一脱，校徽一摘，谁知道我是重点中学的？我出来打探打探消息。”杨一告诉我，这群小混混来得完全不是时候，学校已经放假了，来上课的都是高三补习班的，而动手打人的足球队都在家里歇着呢。我问他：“你不是足球队的吗？”杨一说：“我早就退出了，我都升高三了，哪有时间踢足球？”
我指着人堆里滔滔不绝的虾皮，说：“那就是被足球队打的人。”
杨一不屑地说：“呆逼，一个人跑到我们学校来，正好足球队在练球，他嚣张得要死，抱起足球就走。足球队去追他，他看见人家那身国际米兰的球服很漂亮，就扒人家衣服。他能不挨打吗？”
“一个人就这么嚣张？”
“智商有问题。”杨一说，“其实打得也不重，你想想，我们学校的人哪会打架啊，十几个人揍他一个，也就把他眼睛打青了，这小子立马就跑了。谁知道今天喊了这么多人来。”
“他是少女帮的。”我煞有介事地说。
杨一说：“嘿，我也听说啦，女流氓，我也想见识见识呢。怎么女流氓还没来？”
我说：“女人都很磨蹭的。我快饿死了，借我两块钱，我去买几个包子吃。”
杨一说：“我也没吃呢。”
我和杨一溜出去吃中饭，把大飞撂在那里了。这不能怪我不仗义，大飞饭量惊人，一顿饭能吃六个大肉包。当时有一种保健品叫“太阳神”，跟鸡血一样，大飞每天都喝那玩意儿，结果饭量增至一顿十个肉包子。请他吃饭，我就等着破产吧。
我骑着自行车，驮着杨一，路上他还问我：“新车啊，你他妈的又去偷车啦？”我说：“我原来那车弄丢了。”杨一说：“原来那车也是偷的吧？你要是被联防队捉住，你就死定了。”我说：“操，你个乌鸦嘴。”
戴中附近都是些机关院校，没什么吃饭的地方，我们绕到大马路上，找了个馄饨店，三口两口就吃干净了。吃完了杨一付账，我发给他一根香烟，两个人坐在馄饨店门口看风景。七月的中午，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放了暑假的小学生在吃冰棍。沿街的大树遮蔽着酷烈的阳光，微风带来一丝凉意。
杨一说：“小路，你见过女流氓吗？”
“没有。”
“我对女流氓很好奇。”
“我也是。”
“你不一样，你天天生活在流氓堆里，以后也是个流氓。我要是考上清华，就不太有机会参观流氓了。”
“去你的。”
我扑过去，试图用手肘夹住他的脖子，他哈哈大笑，奋力抵挡，把馄饨碗打翻了，掉在地上摔成了两瓣。店里的女服务员走过来说：“赔钱吧，三块钱。”
杨一说：“没钱，明天给你送个碗过来。”女服务员说：“你敢！”这时杨一就把我推过去，我一身血衣，看上去好像刚从战场上撤下来，非常唬人。谁知那女的根本不怕我，她把手指扣在嘴里，打了个呼哨，后面走出来两个下馄饨的大妈，都是黑脸大胸巨臀，好像动过变性手术的李逵，一个拎着菜刀，一个拎着笊篱，说：“小赤佬，赔不赔？不赔把你们鸡巴切碎了做馄饨馅儿。”我立刻举手投降：“我赔，我赔。”
出了馄饨店，我再一次对杨一表示了不满。这孩子从小就聪明，好奇心特别重，又有点骄傲，乃至手闲脚闲。比如我跟他出去玩，他会莫名其妙跑到街边去研究摩托车。别人停在那里的车子，他东摸西摸，然后就看见车主从老远的地方飞奔过来揪住他的领子，说他是偷车贼。又比如我跟他在街上吃东西，看见有人随地吐痰，他会心血来潮地喊道：“吐痰罚款。”没想到吐痰的不是退休老头，而是胳膊上文着青龙白虎的老流氓，老流氓走过来照着我和杨一的鼻子各打了一拳。还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老太摔倒在地上，杨一很主动地去扶她，我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老太揪住杨一的裤子说：“就是你撞了我！”
我说：“你别给我惹麻烦，你这两年惹了多少麻烦吧？搞得好像你是流氓我是高才生一样。”
杨一说：“别以为我做不了流氓。”
正说着，有一队自行车急速地掠过我们身边，骑车的都是男的，年纪比我们大，肌肉都鼓着，其中有好几个光头，一看就是厉害角色，每辆自行车后面都坐着一个女的。车队旋风般往戴中方向驶去。我立刻反应过来，说：“女流氓！”杨一嗖地跳上自行车，说：“等的就是她们！快上车，我带你。”
我们到戴中门口，那地方已经乱了套，围了上百号人，男男女女都有。那几个女的一出现，人群自动给她们闪出一条道。其中有一个烫着爆炸头的女孩儿，大胸，短腿，穿着鲜红的低胸衬衫，两个乳房简直呼之欲出。她指着戴中的大门说：“还等什么？把他们学校踩平了！”后面上百号人齐声呐喊，可是一个人都不动，敢情都是来呐喊的。
门房刘大爷喊道：“不许胡闹！”这大爷很英勇，据杨一说，此人以前在码头上扛包的，力气大得吓人，武斗的时候他曾经用长矛和六个人拼杀过，绝对见过大世面。刘大爷抡起笤帚，大喝一声：“警察就要来了！”后面呼啦啦一片推自行车的声音，好多人都吓得要逃。爆炸头少女大怒，说：“把这老东西给我拖走！”
第一个冲上去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被打青了眼睛的虾皮。虾皮冲到刘大爷面前，并且向我们招手，说：“大家冲啊，为我报仇！”后面的人嘻嘻哈哈的，很不正经地瞧着他，说：“你算什么东西啊，为你报仇？”又有人说：“什么少女帮啊，还没有纺织中专的女生好看，走吧走吧。”虾皮非常愤怒，扑到刘大爷怀里，说：“老甲鱼，你去死吧。”刘大爷身高一米八，将军肚，花白头发，满脸横肉；虾皮身高一米六，瘦得好像营养不良的非洲儿童。虾皮试图把刘大爷推倒在地，结果被刘大爷叉住了脖子，虾皮的两个拳头绝望地在空中挥舞着。后面看热闹的人全都笑翻了。
后来，那几个剃光头的冲上去，把虾皮解救下来，并且对着刘大爷打出一通组合拳。这下老头招架不住，只得往后退去。爆炸头少女说：“把他们学校的招牌砸了！”虾皮立刻冲过去，试图把那块“戴城中学”的长条形木牌摘下来，不料钉得非常牢，内侧好像还有暗扣，根本搬不动。虾皮涨红了脸，捡了块砖头，开始乒乒乓乓地砸传达室的玻璃。
那天，戴中门口围得人山人海，大部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体验体验什么叫女流氓。后来发现她们并不漂亮，而且也没有要请我们吃包子的意思，大家就很失望，只能盼望着看到一场酷烈的战斗，最好死掉几个人，以弥补我们的无聊。
后来脚门那边走出来一个中年人，梳着个背头，非常威严地看着我们。背头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寻衅滋事，搞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已经打电话叫警察了。”
虾皮托着一块红砖，走到背头面前，问：“你是谁？”
背头严肃地说：“我是教导主任。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闭眼睛，心想，这教导主任有点五谷不分的，对着小流氓还这么严肃，这是找死。虾皮说：“我是你爸爸！”红砖直直地拍在教导主任的前额，受害人踉跄了一下，停了两秒钟，鲜血像幕布一样由头顶泻下，盖住了他的脸。他直挺挺地倒在刘大爷怀里，被刘大爷倒拖了进去。这时虾皮回过头来，仿佛两军阵前单挑获胜的将领，举起了他的手，还有那块闯祸的红砖。
那天杨一和我爬到一棵大树上观战，杨一顺便充当了解说员的工作。他先是向我介绍了刘大爷的光荣战绩：刘大爷，那才是第一代的流氓。等到教导主任出现，杨一又说，这个家伙很坏，最好收拾收拾他。我问他，教导主任坏在哪里。杨一说，他们学校那身橙色的校服就是这个家伙设计的，太醒目了，跑到哪里都被人欺负，学生都不肯穿这身要命的校服，又是这个教导主任规定：不穿校服就要处分。这个结果，直接导致了很多学生白白地被人欺负。等到教导主任一头鲜血败下阵来，我正要祝贺杨一，却发现他忧心忡忡地望着树下，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爆炸头女流氓的胸，从俯视角度来看，近似“m”状呈现在我眼前。
我伸手去摸杨一裤裆，说：“硬了硬了。”触手之处，只觉他阳具衰微，阴囊紧缩，好像冬天挨了冻一样。
杨一指着爆炸头女孩儿，低声问我：“你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你认识她？”
杨一说：“她就是黄莺。”
我蹲在树上，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情欲和斗志齐刷刷退去。
四年前，我和杨一还在念初中，当时杨一是好孩子，副班长，数学课代表，深受老师的宠爱。初二的时候，班上来了一批留级生，其中有个女孩儿叫黄莺，在学校里非常著名。她从小学到初中一共留了三级，也就是说，当我们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时，她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姑娘了。这女孩儿脑子不大灵光，搞不清分子分母，背不出床前明月光，可是身体发育却异常激烈，二八年华，她的胸部就超过了中学里所有的女老师（除了最胖的音乐老师）。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位人间尤物，和一群没长毛的小男孩坐在一起，那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地煎熬。我们就像一群哺乳期的小狼崽，牙口还没长全，但对肉类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那时学校提倡“传帮带”，好学生要跟坏学生同桌，像杨一这种最优秀的孩子，就必须跟最差的同学坐在一起。老师非常残忍地把黄莺分配给了杨一。我们都羡慕他，认为他艳福不浅，事实上，杨一同学备受煎熬。两尺六寸长的课桌，这女孩往那儿一坐就占了三分之二的宽度，那个大胸与杨一的胳膊仅仅毫厘之隔，随便伸个懒腰就能碰到。更可怕的是，黄莺还喷香水，那种香味离远了闻不到，只有坐在旁边，香味才会幽幽地钻到鼻孔里，据说还有催情作用。下课铃声一响，杨一就会佝偻着身子以小碎步狂奔到厕所里，后来他索性穿了宽大的军裤来上课。
这种状况非常影响杨一的学习，可是又不能对老师明说。说黄莺让他性欲勃发？这也太离谱了。聪明的杨一就要故意制造矛盾。某一天他和黄莺吵了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是双叉奶！”我们都笑昏了过去。女孩儿大怒，一拳打在杨一脸上，揍出两道鲜红的鼻血，也是双叉形的。再后来，老师就把黄莺送到最后一排单独坐着了。
有关双叉奶，并不是杨一杜撰的。戴城本地有一种鲜奶，叫作双叉牌牛奶，非常热销，只要是订牛奶的人家，门口都会有一个橘黄色的奶箱，上面写着“双叉奶”。至于牛奶为什么会叫“双叉”，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双叉奶的绰号很快就在学校里叫响了，双叉奶黄莺名声赫赫，一拳打昏了好孩子杨一。当然，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有一天我和杨一放学回家，被三五个男孩子拦住，问我们：“你们就是给黄莺起绰号的？”我尖叫：“没我什么事！”话音未落，头上脸上挨了好几十拳，那边杨一挣脱包围，撒腿就跑。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杨一拿着一束康乃馨站在我身边。
双叉奶没能报复到杨一，后来她被学校开除了。我们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她在南京做生意，有人说她和几个老流氓混在一起，反正她再也没有出现过。杨一很快就把她忘记了，这么一个粗暴、肉感的女生在他的人生中不会占有任何地位，她仿佛是一个笑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丧失了最初的滑稽感。唯独在我的记忆中，双叉奶黄莺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为我在替杨一赎罪，我被打成了脑震荡，每次想到黄莺我就会头痛恶心。
那个七月的中午，我蹲在树上俯瞰黄莺。除了m形的胸部以外，我几乎已经认不出她。她的胸比从前更大了，个子却一点也没长，这使得她整个体形趋向于短粗，那个爆炸头使她的脑袋看起来像一朵冉冉升起的蘑菇云。
杨一问我：“你说她还记得我们吗？”
我说：“你对她的伤害太深了，我估计她只记得你，不会记得我。”
“我只骂过她双叉奶，你把双叉奶写在了黑板上，你忘记了？”
“我不记得了，我他妈什么时候写过双叉奶？”
“其实是我写的，我对她说是你写的。”
“操你大爷。”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成脑震荡了。
我跳下树，壮着胆子从她身边走过，以确定她是否能把我认出来。她根本没注意到我。岁月催人老，我早已不是初中时代那个任人暴打的小屁孩了，从前我和杨一比她矮半个头，现在我们都是身高一米八的青年，虽然很瘦，但是肌肉正在蓬勃生长，嘴唇上的汗毛也逐渐变成了胡子。这时我不由得感到惆怅，从前那个令我们神志昏迷的大胸少女，已经彻底变成一个矮胖、粗暴、汗津津的女青年了。
虾皮把教导主任打翻之后，后面观战的人都疯了：终于见血了！砖头石块雨点般飞向学校，这么干很过瘾，我也跟着扔了几块土坷垃。这时，大飞推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对我说：“呆逼，还不赶紧跑，把教导主任都打伤了，马上警察就会来了。”我恍然大悟，回过头问杨一：“你怎么办？”杨一说：“我还得回学校去上课呢。”
我撂下杨一，跳上自行车，跟着大飞往外逃，还没骑出巷子就听到警笛声从远处传来。大飞催我动作快点，万一被警察捋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这一身血衣，谁见了都会抓我。我们从一条僻静的窄巷穿出去，那地方警车开不进来。
路上，我向大飞抱怨，什么他妈的少女帮，搞了半天连冰棍都没吃到一根，还好意思出来混。大飞也很不满意，说虾皮这个白痴，根本算不上小混混，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一砖头把别人学校的领导打伤了，这根本不是打群架，而是刑事犯罪。不过大飞又说，那几个女的长得都不错，胸很大，而且时髦。我错愕地看着大飞，这他妈的也叫“不错”？我心里很同情他，大飞每天跟舞厅里的老阿姨混在一起，黑灯瞎火的，全凭手感来鉴别美丑，他的眼睛已经丧失了审美能力，相反，那种摸上去凹凹凸凸的，对他而言就是美。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戴城的少女帮一战成名，她们把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拍花了头，当时我是目击证人。教导主任的脑袋能不能拍，这倒是其次，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居然是几个女孩子带头干的，这就太伟大了。她们的事迹很快在戴城流传开来，传说她们都穿着大红色的衣服，烫着爆炸头，身后站着几十个剃光头的少年。她们心狠手辣，风姿万千，手下打手如云。这简直太刺激了。
那年暑假里，红衣爆炸头忽然成为戴城最醒目的装束，很多女孩都这么打扮自己。我们这些小混混跑到街上，看见这种女孩，也不知道她什么路数，都不敢惹她们。这股风潮席卷戴城，夏天结束以后，我忽然看见我三婶也穿着红色T恤，烫着一个冲天而飞的爆炸头，下面穿着紧身踏脚裤，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只野兽。我吓得要死，以为三婶也去做淫荡女魔头了，结果她告诉我：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打扮，是从香港传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