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霄纵队在仙梅大战胜利后继续向北挺进。走着走着，路上的景色忽然变了，村庄口插上了红旗，贴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布告，道旁有个妇女，持红缨枪，检查行人。她的右边摆很多茶水，一群儿童戴起红军帽子，在茶水后面，整齐地站着，见着骑马或带手枪的，就立正敬礼。还有些青壮年，衣服五光十色，背着长枪或短枪，走来走去，问东问西，何云生高兴地说：
“呵！又到苏区了。”
“有多大？”
“听说有一万四五千人口。”
何云生大声而诙谐地说：“江西到处有苏维埃政府，到处都革命。”
“何止江西！”陈廉不同意。
“当然只有江西，你看，中央苏区在我们江西，中央政府也在江西，党中央和军委也在江西。”
“哈哈！哈哈！哈哈！你投胎投得好，投在江西人肚子里，吹起来了。”
“吹，那么你吹吹罢。”
“我不要吹，只说给你们听就对了。辛亥革命，不是从武昌发动的吗？大革命时代，湖南不是最热闹的吗？湘南暴动不是在湖南吗？长沙省城不是成立过苏维埃吗？湖南不是最出红军吗？多的是，我不啰嗦了。”
何云生理屈，一时茫然。
又走了两个多钟头，就到了小苏区中心，村庄旁边，有个小演说台，正对北面的大山，演说台前面，横系红布匾，上面写着“二七纪念大会”几个大字。布匾上面，有两面红旗，红旗上各有大红星，红星中间，斧头和镰刀，互相交叉。演说台前站着一群老百姓——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各人拿着小红旗，红军就在他们后面和两侧集合，于是，演说台前，工人、农民、老人、小孩、小贩、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俘虏兵，人山人海，混作一团。
老百姓特别注意台上的两面红旗，他们看着红旗说：
“多漂亮的旗！”
“是！”一农民说，“红旗使我们下力的人有田了。”
“我们也得了好处。”一个持着县赤色工会小旗的中年人插着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好多保护工人利益的法令……”
桂森也高兴地笑着说：
“我们更加好，到队伍以后，家里还分田，缺劳动力的，有人代耕，甚至帮助挑水，打柴……合作社买东西，家属有折扣，开会看戏坐头排。至于外籍红军，苏维埃就划出红军公田，由政府代耕，秋收后以谷折价，把价钱分给外籍红军，去年我们机枪排就有三四个人分到三块大洋。”
“是！是！”司令部一个通信员抢着说，“我看到管理科长拿一把光洋，分给司令、参谋长和军械员他们，因为他们是外籍红军，也是一个人三块大洋。”
又一个人说：“杜政委分了没有呀？”
“没有。”
“为什么？他不是外籍红军吗？”
“政委是外籍红军，但他婆姨是苏区的，把他的田也分到她名下了。她还在离山街上开了个小铺子，有些首长，从她门口过，还进去喝过茶哩。前几天我听丁长生说，他的婆姨李桂荣来，带了老酒和好吃的东西，他已经享受到公田的利益了。”
大家大笑一场。
这时桂森左侧后面，有个龙钟老人，向前几步，和桂森斜对着，他左手抬起来，一面摸胡须，一面高兴地说：“你是排长？”
说完又上下打量桂森，以赞许的口吻说：
“喔！有出息，是个好角色。”
“不，不，不——”桂森有点害羞似的，“大伯，好大年纪了？”
“六十六了。”
“有福气，有福气。”
“搭帮同志们。”
“老伯家到这里有好远？”
“十三里。”
“你还能走这样远！”
“算什么！我今天正午听到你们要来，特意来看看你们。”
“伯伯，你真好！”
“我刚到这里，站在你们后面，又听到你们说红旗长，红旗短，这件事我比你们年轻人清楚一点。我今年六十六岁了，看见很多样子的旗。在清朝是龙旗，龙旗是用黄布，裁成三角形，上面画着一条龙，龙是皇帝。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每逢初一、十五要焚香烧纸，先生学生都要向那条龙三拜九叩，膝头跪烂了，我也没有得到龙旗的好处。后来革命党撕破了龙旗，换了五色国旗，换旗的时候，百姓也很欢喜，以为天下真太平了。呵呵……”老人突然鼓起眼睛，失望地把颈子一缩，“天晓得！不到几年，百姓更苦了，我们上年纪的人，就想起了龙旗来，想出个真命天子。但想来想去，总是受苦。到民国十五年，广东来了国民革命军，赶走省长蔡成勋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扯了五色旗，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面旗开始的时候，也和五色旗一样，确实不坏，成立农民协会，减租减息……可是，只有几个月，就翻脸了，这一下非同小可，比五色旗还坏得多，坏得多！这样，我们上年纪的人，就更加想龙旗，可真命天子还是不来，还是受苦。直到五年以前，天下才变，出了共产党，扯下青天白日旗。我开始对红旗也不大相信，以为又是五色旗代龙旗，青天白日旗代五色旗那样，后来，他们告诉我们不要靠天靠地，不要想真命天子，要靠自己救自己，号召我们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打衙门关卡，我才真信红旗。这面旗和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都不同，看样子就好，它是红的，是吉利的意思，上面画的是镰刀、斧头交叉，是工人和农民拉手的意思，镰刀斧头放在五星上，是天下的工农都是一家，也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意思。我盼着这面旗永远红，不像那些旗，过不了多久就变。”
“是！”桂森更兴奋地说，“大伯说得对。”
好几个老百姓都说：
“大伯可有些文才。”
台上一声哨响，宣布开会。会场的台子很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郭楚松、杜崇惠、黄晔春等人都和战士们一样，坐在台下。
主席报告开会意义，他详细地说了一下“二七”流血斗争的历史，他说完了，接着是共产党代表讲话……
共产党代表是这个小苏区党委书记，他穿一身粗布短棉袄，戴帽，肩上挂手枪和图囊，虽然不像正规红军，但却是十足的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他站在台中央，亲切地看着大家说：
“老表们，红军同志们，游击队员们，”他手指着还穿着白军制服的一群人，“新来的弟兄们。去年我们在这里开过‘二七’纪念大会，今年又在这里开，明年虽然不一定在这里，但开会是定了的。为什么我们每逢今天，要开大会来纪念？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从建立那天起，就做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领导了这一次大罢工。刚才我在台下，听到几个同志说，红旗子救了我们工农兵，你们知道，这红旗是谁开始打起来的？就是‘二七’大罢工时的工人阶级。从那时到现在已十多年，中国经过了‘五卅运动’、大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又领导土地革命。这都是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十多年来革命的经验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和他的政党——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苏维埃和红军，也就更不会使革命走向胜利。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暴动了多少次，但从来没有成功。原因很多，主要是那时候没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我要讲两个故事，头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你们掉转头看看，”他指着北面，“前面老远老远那个大山，叫作九宫山，二百九十年前，死了一个大英雄，这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李自成。李自成本来是陕西人，小时候放牛。长大了，恰巧陕西、甘肃、河南、河北一带地方，连年灾荒，老百姓没有饭吃，饿死很多，李自成领导农民暴动，打开北京，做了皇帝，叫大顺皇帝。可是，他坐了北京后，很多领导人骄傲起来，脱离群众。那时明朝驻山海关的总兵是吴三桂，勾结满清军队向他们进攻。正处在困难的时候，内部又互相残杀起来。以后东走西走，越打越少，退到这个山上。”他说到这里，又指着北面的九宫山，“就在那个山的牛积岭被乡勇杀害了。我讲的第二个故事，离现在不过六七十年，有些寿高的人，还亲眼见过的，就是太平王造反。太平王也是英雄，他从广西金田起义，不过两三年，打到南京。到南京后，又和李自成一样，骄傲起来，脱离群众，他的内部也互相残杀，后来满清军队进攻南京，他在围城的时候自杀了。同志们，这两个故事，一个是李自成，一个是太平王，一个坐了北京，一个坐了南京。按理他们是可以成功的，为什么失败了？原因很多，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那时候没有先进阶级，不懂革命的道理。在胜利的时候，被胜利冲昏头脑，骄傲、腐化，内部不团结，给敌人好机会。在困难的时候，不坚持到底，走的走，死的死，所以一开始虽然闹得轰轰烈烈，也不能成功……”
“喂，老黄，那不是刘玉樱吗？”坐在主席台右侧的郭楚松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黄晔春，悄声说。
其实，黄晔春在进会场前就已经听人谈到刘玉樱在这地区工作。他到会场的时候，就注意妇女队伍中有没有她，虽然不一定想见到她，但总想了解他们分离后的情况。经郭楚松一指，他眼光飞到一群妇女那边，立即认出刘玉樱，他盯住她，刘玉樱的眼睛也正看他，他忙回避，不再看她。
两个月之前，黄晔春收到刘玉樱一封信，信中提出，她决定和黄晔春解除婚约，并且说她已请求组织分配她到别的地区去工作。黄晔春当时很恼火，因为相隔较远，无法同刘玉樱面谈，就把这问题放到一边了，没想到竟在这儿碰到她了。他想，一会儿得找她谈谈。
主席台上演讲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黄晔春都没有听进去，他的心已经飞回到家乡，回想着他同刘玉樱的一幕幕往事。
他们俩是被父母指腹为婚的。刘玉樱和黄晔春同年生的。两家住得近，只隔一山坳。小时候，只要他俩碰到一起，就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小两口如何般配，如何亲密什么的，他俩倒觉得很有趣。稍长，他进了小学，小学生有时羞他，嘲笑他的小媳妇，惹恼了，黄晔春就和小同学们对打一阵，常常鼻青脸肿地回到家，就朝刘玉樱撒气，弄得刘玉樱也是一肚子不高兴。日久天长，两人就有点不对劲，见面躲着走。后来，黄晔春中学毕业，刘玉樱也上过高小，两家父母见他们都已长大，就按过去的约定，为他俩完婚。婚后不久，黄晔春受聘到离家三四十里的一个县小学当教员，一连三年，他们只寒暑假见面。黄晔春又去广州参加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搞农民运动，他为那时青年学生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思潮所激荡。一过两年，偶尔写封家信，也很少提到刘玉樱。她感到黄晔春对她太冷淡，常自叹命薄。黄晔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在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刘玉樱不但越发长得漂亮，而且思想也很进步，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有板有眼，黄晔春倒真有点爱她了。但是，刘玉樱却不喜欢这个家了，黄晔春回家个把月，她只来过两次，没有夫妻久别之后的情意。那些天，正赶上湘南暴动，黄晔春没有时间去仔细思索就随军上了井冈山。戎马倥偬，他们难得有见面的机会。有一次他们的队伍路过家乡，刘玉樱成了农会的妇女部长，郭楚松、黎苏开黄晔春的玩笑，说他和当地的妇女部长“搞关系”。黄晔春只能苦笑一下。他不愿意告诉战友，自己婚姻是包办婚姻，他的夫人虽然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却和他没有感情，特别在出发前的那封信，很使他难堪，他只是把郁闷埋藏在心底。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她。
散会了，郭楚松要去喊刘玉樱，黄晔春一把拉住他，说：“到住地我再和你说。”
到了住地，听黄晔春说完，郭楚松火了：“不行，这太没道理！我把她找来！”
“别去。”黄晔春拦住他说，“让小陈先去探探虚实，比你去要好。”
郭楚松转念一想，也对。就喊来陈廉，交代说：“你到区委去找黄主任的妻子，你认识，见过面的。”
陈廉转身要跑，又被郭楚松喊住了：“就说我和黄主任在这里等她。”
陈廉答应一声跑了。
屋里只剩下郭楚松和黄晔春。郭楚松点起一支烟问：“你是不是伤了她的心？”
“没有哇。就是离也得离个明白呀。”
“这里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想不出别的原因来。”黄晔春沉默了。
这时，黄晔春和刘玉樱的关系在司令部政治部一部分人中很快传开了，冯进文、何宗周都是平常爱说笑话喜欢逗些小是非的人，他们有的认识刘玉樱，有的不认识，都在议论这个新奇的事。有的说刘玉樱对，有的说不对，何宗周走出大门看天色，忽然大声叫道：
“黄主任，黄主任，来了！来了！刘玉樱来了。”
原来刘玉樱和这里的区长，带了七八个人，提着花生干菜，来慰劳红军了，她走前头，突然听到有人喊叫，以为是叫黄晔春来难为她的。她一时茫然，回头便跑，插入大队中间。人们都停住了，问她为什么跑，她根本说不出话。
这时郭楚松、黄晔春被何宗周一声叫，也出来了。区长继续带着他的队伍，来到大门口，高高兴兴地见面。刘玉樱跟在大队里，一起进门，她脸色有点苍白，心神未定，郭楚松看到她，也不大自然地叫她的名字，黄晔春也以他素日的和气眼色看着她，她心定了。那几个恶作剧的人，站得远远的，仍在窃窃私语。管理科接受了慰劳品，话不多，他们告辞了。陈廉随即回来，他同郭楚松、黄晔春说，刚才到区政府请刘玉樱来。她开始不愿来，她说，要说的话在两个多月前给主任的信中都说了。这时区长在旁要她来慰劳红军，刘玉樱才答应一起到这里来的。陈廉还说刘玉樱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什么？”郭楚松很惊诧。
“她和这里的区委书记结婚了。”
郭楚松把手里的烟往地上一摔，说：“岂有此理！我没有想到她这样，我要问问她！”
黄晔春叹口气，说：“她给我的信已经明确提出来了，算了吧，强扭的瓜不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