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很多时候挺像孩子的，特别是在家里的时候，如果哄得好，你的日子就好过了，当然不是说你要像家长一样左手拿糖果右手拿棍子，一棍子抽过去又给他一糖果就好了，惹急了他不暴扁你一顿才怪呢，而是，你在他心里不小心抽了他一棍子，你得在嘴里或行动上给他一糖果哄哄。
看到张福荣不开心，我知道这确实是我的错，他理都不理我把钱拿出去大半夜才回来时，我跟个童养媳似的温顺地帮他端了一碗莲子汤上来，又故意可怜兮兮地看着他，看他好像脸色稍松了一点，我一本正经地说：我要是你啊，我肯定休了刘媛媛，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他不作声，低头喝莲子汤，我又低声低气地腻在他旁边说：对不起嘛，我错了嘛，要不你罚我吧。
“知道错了？是想罚你。”他恶声恶气地说。
“好吧你罚吧，”我装出一副更可怜的样子，“你去跪衣板好了。”
什么？你错了我跪搓衣板？
“当然，如果小的有错，肯定是大哥教导无方，你是家里的老大，你不跪我跪吗？”我装作疑惑地说，但随即显得更可怜地说，“不过既然你是家里的老大，你要小的我跪我也不得不跪。”
他看我这样赖皮，终于转过脸色来了，说道：丫头，以后做事小心点。
他叫我丫头我就知道他开始不生我的气了，一般情况下如果他生气不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刘媛媛，就是重声重气地叫“媛——媛”，他一不生气我就得寸进尺：老公，我想吃三文鱼。
他装作生气恶狠狠地看我一眼，然后才忍不住笑出声来说：明天我下班了回来接你一起去日本料理店吃。
我抱住他啃了一口，叫道：耶，老公万岁！
然而，第二天我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和张福荣一起去吃日本料理，还是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突然接到邓家庆的一个电话，说他已经到了菩堤市，公司帮他订在菩堤大酒店的房间，好久没见我，很想见我一下。
放下电话我非常矛盾，虽然我对张福荣不是那种要生要死的爱情，但是我们还是互相吸引而且有比较深的感情的，尽管我用的假身份和他结婚，事实上我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他的妻子，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会想到自己做一些什么事会影响到他做什么事会对他不好，但是邓家庆对我的诱惑更大，如果跟了他，五百万应该是有希望的，可是？到底是现在的快乐重要？还是那个诺言重要？我有些难以取舍。
如果可以，我非常希望，我完全的没有从前，甚至，哪怕我没有用假身份证和张福荣结婚，我都不会如此难过和充满愧疚感，张福荣是一个好男人，他实在要有一个单纯而美丽的女孩子来陪他一生，而我是什么？一个超级骗子，除了肉体是真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哦，不，不！连肉体都不是真的，因为那可耻的处女膜！但是邓家庆不一样，他经历非常多的事情，最起码在他面前我的身份是真实的，而且他也无所谓我想在他身上得到什么或即将得到什么，我挣扎了一个下午，终于还是打电话给张福荣，骗他说我有一个供书商要和我谈点事情，然后打的到了菩堤大酒店。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就算你的理想你的梦想达到又怎么样呢？百年之后谁不是尘土一抔？多年之后谁不是被人忘记个一干二净？这个世界创造丰功伟业和出类拔萃的天才毕竟是少之又有，如此说来，你多活个三五十年，或是这一辈子多赚个几百万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只是，人生还是要给自己一点动力和希望吧，总还是要做一个守信的人吧？就算所有人都灰头土脸地活着，就算所有人都没有目标的往前走，总还得要证明一下自己吧，就算那些证明是徒劳的或是没有意义的。
我其实是个挺矛盾的人，有时候情绪来了真是不可一世神气的不得了，好像全世界的花儿是为我开的，满天的星星是为我闪烁的，整个城市就是为了我的存在而设计的，甚至觉得这全世界的男女老少都是老天捏来做我的道具成为我的背景和烘托的；可是情绪不对时，我又自卑得没法形容，想到自己都这把年纪了，什么都没个着落，东漂西荡地，整天顶着假身份证到处招摇撞骗，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以前在深圳上班时有个同事老打击我这种神经质的人，说：你要是觉得自己不得了时就想想比尔·盖茨，要不就想想奥黛丽国·赫本，或者是想想居里夫人；如果你觉得你活得想撞墙时，就想想非洲难民，或者是挥汗如雨的民工，甚至可以想想随处可见的残疾人。
我现在情绪很不对路，我得想想非洲难民，我打定注意想像非洲难民的时候，小不点从右边的方向撞进我眼帘了，她挽着一个男人从菩堤大酒店门口过路，当然也看到我正准备进入酒店的脚步，我想装作不认识她，但还是笑了一下，她也笑了一下，看起来老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