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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通退休在家闲着无聊，除了去海边钓鱼消遣人生以外，这位看大门的省委书记就常去一群老龄人自由聚堆的天井公园“艺术人生”那里听声，这些“老要张狂少要稳”的老朽们，没有了社会工作的约束，又都是在公园里闲聊，所以大家都无顾及的发表自己的“作品”，非常随便。他们讲的“艺术”生涯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争先恐后发言和娓娓道来的气氛看，这些老朽的讲演水平一点不逊色央视的《艺术人生》。讲的话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实话实说》，大家伙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故事多多，体会深刻，延着他们那天性的意思流随便泛滥。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粘鱼找粘鱼，嘎鱼找嘎鱼。来这里的都是有丰富阅历的老年人，退休前多是些头脸人物，小年轻的从来不来凑热闹。都是老翁老妪老家伙，别看当年如何“八千里路云和月”，现在可都是清一色的“难得糊涂”。他们现在记性都不好，像祥林嫂，今天讲完的故事过两天保证还生动地讲给大家伙听。讲的如此听的也如此，你讲八百遍大家也都当新事听。就像一群“撒尿和泥玩”的老小孩在一起“童言无忌”地瞎讲和瞎听，都理解，这就叫反璞归真。
都是些耳顺、古稀、耄耋老人，对当前的政治风云，国家命运这些关心天下大事的话题没有了；大家爱讲的都是自己童年和青壮年时的往事。哎，别看记性极不好，讲起自己童年和青壮年的往事那还是朗朗上口，决不含糊。
有两个过路的中年停下听了五分钟，然后互相笑笑说：“这些老小孩，要进棺材瓤子了还这么乐呵，难能可贵呀。”听这话音不知是褒是贬，反正听了心理不怎么得劲。
反璞归真，周而复始。这是人生一个圆满周期。也是大千世界一切有性、无性生灵万物的自然规律。你看，有性的生老病死，无性的成住坏空，就像宇宙星系运行，跑了一圈又回到原始起跑点。可见，“生死唯一不是二，反璞归真是必然”，此说也是一个客观真理。
念书的时候，物理课学了个物质不灭定律；化学课学了个构成万物的结构分子式和门捷列夫周期元素表。按此推理则大千物质世界就没有生死。物质不灭自然就不生。万物构成也同出一辙。佛教讲万物同根缘合同体，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正合乎此逻辑。这样，自然也就“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了，而是永久地周而复始地循环着，总是要反璞归真。
谷文通对反璞归真的加深理解还真是在听这些老哥老姐的“往事不堪回首”中得到启发和开悟的。他们能把心态归于自然，过上了离苦得乐的暮岁余生，还原于孩提状态的自然体现，实为我所学榜样。都说人参老值钱人老了一点都不值钱，此言大大谬矣。人老阅历丰富，对世间冷暖体味的非常深刻，说出的话也非常纯真和中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年人趟过来的人生历程，苦口婆心地对后人的忠告，那是大大的值钱。
谷文通与这些老哥老姐们比较，在年龄上还是个小弟弟，他与这些老哥老姐们处长了就会真实地觉得：人一生最美、最纯、最善、最真的时光就是童与叟这个小孩和老小孩阶段的时光。孩提时的童贞美，是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天然丽质；老小孩的桑榆美，是经历了人生的一大段丑恶的历程之后，回光反照的感悟，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和荒唐而又反璞归真到孩提，重新去表现这童贞的天然丽质美。不信，你就听听他们反璞归真以后，从无为而为的心态中淌出来的往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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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问讲他的下放生活
李翁，84岁，打成右派前是一位大省的省报主编，俄文翻译，据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是他翻译的，大家闲唠反右斗争引来了他的一段回忆。
“我觉得我的右派生涯中最快乐、心情最舒畅时就是下放农村那段日子，社员从不把我当阶级敌人，生产队长也把我看成是他的一个社员，我们三个右派在他手下劳动，记得第一次上工，队长就把我们三个给搂一顿，他说：‘你们三听好喽，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你们别让革命群众撸了你们几下子（指批判）就一个个都成了出熊的屌似的蔫拉八鸡的。我可告诉你们，在我这不卖力气干活别说我不给你们工分，天天让你们饿肚子。’农村社员也都挺有意思，在农村说话张嘴就骂人，称呼也都叫外号，什么赖蛤蟆、油葫芦、撸杆子、倔驴子等等，我们三个右派落户没几天也都有了外号，但挺文明，叫大学问、二学问、三学问。农民淳朴很好相处，没用半天就亲如兄弟。有一天在地头休息，队长问我：‘大学问，我看你这个人象根好屌，怎么定成右派了呢？’我说是因为讲了一个故事被打成右派。‘什么右派故事给大伙讲讲，让我们看看你反动到什么程度’，没法，我只好给他们讲这段故事。”
我说：‘在古罗马时代，有八百多天主教徒飘洋过海去耶路撒冷朝圣，就像农村去庙拜佛那样的活动，结果船在大海里坏了，船在海里漂了两个多月没得到营救。船上早就没了吃喝，有些人饿死了，这时有人提议吃死人肉度日，但死人肉不够吃，为了生存，有人建议把一些奄奄一息的人杀了吃掉。这时朝圣者中有了三种意见：一、坚决反对，宁可饿死也不杀人吃肉，因当时教庭法规是杀人要被绞刑，这部分人只能饿死了；二、主张杀人吃肉；三、不表态，你杀了人，我跟着吃肉。就这样，当船被发现得救的时候，还有三百多人获救回到罗马。’
一到罗马教法庭，第三种人就把第二种人告上教庭，主张杀人吃肉的人都被绞刑，最终结果，剩下二百五十个不表态又吃人肉的人，他们是既没有罪过又能吃人肉活着的人。我把这个故事命名为《最该死的二百五却健康地活着》，结果我也被告了密，说我影射革命左派，也便成了右派。’
听到这，队长气氛地说：“‘这二百五真可恶，不担当又投机，真是秦桧的老二咕咚屌不是个好种，就这点屁事算个屌毛的右派，我批准了，在我这你就是个驴嘴吃柳条，驴屁眼子拉粪箕子的瞎编派。’”
“从那以后，队长和社员真就没拿我们三个右派当外人。有一次社员问我被打成右派冤不冤，我看他们问话是真心的，也就说了实话。我说：‘有的冤，有的不冤，五七年年景多好，吃一盘滩黄菜（炒鸡蛋）才五分钱，一角钱就能吃一顿好饭，这就比解放前强多了，可你还嫌党做的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改正就嚷着要推翻，我看这样的人定为右派不冤，他们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有些是被歪曲事实、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定成的右派，对党没有一点恶意，象我，讲个故事就打成了右派，我觉得有点冤。我们三个人都属这种类型，二学问因为画张画，三学问是在大学讲演时说错了一句话。打右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有些扩大化了，尤其在运动后期有任务指标，随便给人戴上右派帽子，所以冤的人还真挺多。’”
“在农村那些年，社员都很穷，秋收季节，出身好的社员都偷地，看地的也都睁只眼闭只眼，最穷的当数我们这些被管制的坏人。当时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叫做‘队长富，会计肥，贫下中农都是贼，最穷地富反坏右，饿死不敢偷地雷。’我们村没有地富反坏，只有三个右派，队长知道我们不敢偷公社的地，度荒年时常叫保管员送点‘糜烂’粮种吃。队长有时也发牢骚说：‘操，这年头不偷谁能活？指望那点逼工分粮，早他妈的饿死了。那仨个右派，没死罪咱就得让他们有口气。’多亏这位队长，要不早就饿死了。咱们都是过来人，挨饿那段历史我不说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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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候妪，83岁，亲历抚顺平顶山大屠杀，她讲着讲着便声泪俱下。她对平顶山事件有特别评价，听来耐人寻味。
“我是从抚顺平顶山事件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亲历了事件始末，别人怎么看日本人我不管，我是最恨日本人了，现在我一看开发区上空飘扬着的一杆杆膏药旗，我就要骂几声老天爷，怎么又把日本鬼子请回来了，请谁也不能请日本小鬼子来中国开工厂，因为小鬼子最不是个东西，我对日本人有血海深仇。”
“我家从爷爷辈就住在平顶山，日本人来了之后，在那建设了军需物资仓库基地，抚顺的抗日军队经常去偷袭，还鼓动我们老百姓去抢粮库、衣被库，搞得小鬼子很不高兴。决定要来一次大屠杀，因为抗日义勇军都穿着和我们老百姓一样的打扮，小鬼子以为这些事都是我们村里人干的，所以就以开会发东西为名强令村民集中到沟外进行大屠杀。操他妈的小鬼子真狠，四处机枪扫射，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全死在里面。（说到这里她痛哭）全村人都被杀了，象我这样带伤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人啊，也得认命。我家本来是应该逃过这一劫的，有个十七八岁的小日本鬼子兵叫三多一郎。我爸爸出民工给鬼子干活的时候，三多一朗得了阑尾炎，疼得很厉害，我爸爸会针灸，几针下去不疼了，后来在我家又针灸半个月病好了，所以三多一郎挺感激我们。大屠杀前五天他来到我家告诉我爸爸说：‘候桑，你的快快搬家的有。这里会大灾难的有，不搬家死啦死啦的有。’说完他就走了。当时爸爸和妈妈主张搬家，爷爷却坚决不同意，非要老守家园。爸爸是孝子也就没搬家，结果全家葬身鬼子枪下。”
“枪响以后，爸爸和妈妈快速把我压倒在身底下，扫射过后，鬼子用刺刀刺每个人的小腿检查有没有活气的，我因为被压在死人下面人又小，就逃过了鬼子的刺刀。没被打死的，鬼子刺刀一挑你就会疼得动弹，鬼子就在你的后心猛刺几刀，操他妈的小日本鬼子狠透了。检查完了鬼子都走了，下一步是把尸体摞成堆用汽油焚烧。枪杀的鬼子走了以后，负责焚尸的鬼子还没来，就在这夹空，我就听有人在喊：‘老乡们，没死的赶快往外跑哇，鬼子回去取汽油去啦，赶快跑哇。’我抬头一看，果然有人往外爬，我便不顾一切地飞快地跑出去。我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跑到望花那地方要饭，被一个老矿工收留，认了干爹娘。后来干爹死于矿难，我和干娘相依为命，解放后我参加工作报答干娘，一直到养老送终。”
“现在，我们国家搞什么中日友好，我是做不到。我天天教育我的子孙，一定要念念不忘民族仇恨，不忘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滔天暴行。其实，从古到今，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她妈的是个坏种。小鬼子投降以后，抚顺南北台的日本人被中国老百姓打死的也不在少数。被逼下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姑娘比比皆是。所以说战争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好运，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老百姓，都是战犯的牺牲品。老百姓要是明白这个理，就要抵制一切战争。别看我现在已经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婆子，日本鬼子要是再发动战争来了中国我也要上战场打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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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谭老汉奸眼里的日本人
谭翁，86岁，从小受着奴化教育，一生在铁路工作，铁道部离休干部。他从来不把日本人看得很坏很坏，有时还给些好评价。大家称呼他为“老铁杆汉奸”，他一来就有人调侃着说：“老铁杆汉奸，再给大伙讲讲你的亡国奴的生活往事，于是，他就又给大伙讲一遍。”
“满洲国时的东三省，日本人不搞三光政策，他扶植溥仪的傀儡政府，对中国人搞奴化教育。日本大批移民到东三省，在东三省修铁路、开矿山、建工厂、办学校，就是要把东三省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好掠夺大量资源。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得到快速发展，跻身于世界前列。用武士道思想教化的日本人组织性纪律性都非常严格，不像中国当时的‘二亩的，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种懒散的生活习性。我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大书，但日本人有个规定，满洲国立学校的前十名学生，不但学杂费、吃住费、课本费全免，而且还发奖学金。也就是说家里一文钱不拿就念书。我当时是学校里前三名学生，所以一直免费念到东北大学，在大学，同学里有日本人，老师里也有日本人，我们彼此相处的都很好。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日本老师和我们对对联，他出个上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泥沙翻滚。’我系有个经常逛窑子的同学对了一个荤下联：‘老师压师娘，师娘压温床，温床压大地，地动山摇。’日本老师听了不但没生气还哈哈大笑，竖着拇指夸这位花花公子喊窑西窑西。”
“你要顺了日本人的禀性，关系还是很好处的。他们生活上特别喜欢干净讲卫生，所以你接近日本人就要干净点不要脏兮兮的，你要是一身酸溜溜的臭气他特别反感。日本人在组织上特别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就是一条驴，听话干活他就夸你提你重用你；你要蹽脚子踢人他非得杀了你吃驴肉。日本人治安治理最毒，各村各户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日本人年年搞一次让老百姓选出公认的流氓地赖众怒分子，然后把他们抓走喂狼狗。所以社会治安特别好。后来，东北抗联在东北各地活动频繁，把日本人整懵了，治安也就乱了套了。”
“日本人很讲礼貌，奖罚分明。现在偷吃铁路的现象司空见惯，日本人管铁路的时候没有一个铁路员工敢偷铁路，你还要不要脑袋。吕正操说中国铁路管理最好时期就是日本统治东三省时期，这是真话。日本人还不搞贿赂，我弟弟从农村来要找工作，我和课长一说就妥了。后来我送去十个鹅蛋，课长还特意叫老婆准备一顿丰盛的日本饭菜招待我。他们也是感情丰富动物，日本投降以后，这些移民回国时也是和我们洒泪告别。现在让我说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真地说不出来，我一个穷中国农村的孩子，能不花钱念书、工作还能提升个大票，薪金还挺多。我只是干好工作，从不参与政治和战事还给我如此待遇，这在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是办不到的。”
“那时的民族矛盾主要侵略和被侵略的矛盾，当时的满洲国是亲日的，我记得满洲国有一张报纸有一张讽刺漫画，中间一口大油锅，油锅两边站着蒋介石和毛泽东往油锅里扔老百姓，比赛看谁扔得多，从漫画看当时的满洲国是对国共两党都是抱有敌意的。世间的事都不好说好和坏，我记得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事情没有好与坏，旨在你如何去看待。’当时中国有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四大立场，哪个对？哪个错？老百姓是看不明白的，要叫我说，难得糊涂吧。战争史就是人吃人狗咬狗，是政治家的教科书，老百姓不要研究它，战争给老百姓只会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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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的艺术人生
郭翁，83岁，水利工程局的老职工。他扛过枪，跨过江，有许多带有艺术色彩的经历。听后让人啼笑皆非。
我这一生没从事过艺术工作，但我的人生确确实实地是一部长篇的《艺术人生》，假如有一天能真实地再现在银幕上，一定会让观众笑掉大牙，泪流满面。今天，我给你们放映几个镜头，看看我的一生。那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我的一个战友对我说，人生就是苦难历程，这话十分正确。下面我就开始放映：
镜头一，卖兵。
我老家在山东文登，娘生我那年爹就去世了，娘守着我艰难度日，穷得经常揭不开锅。我十七岁那年国民党兵从我家乡过，一路用钱买兵，凡参军的发给十块大洋。我就去卖兵，等穿上军装发完大洋，我就把十块大洋往娘的手里一放就跟部队走了，走出百八十里我就把枪一扔又逃了回来，等再过来买兵的我又去卖，那一年我卖了三次，给娘挣了三十块大洋。第二年俺娘也去世了，我就真的卖了兵，在傅作义的部队里当兵。
镜头二，抗美援朝。
傅作义起义以后，我就是解放兵了。百万雄师过江南打了几仗，蒋介石也跑台湾去了，当兵的基本就没事干了。我们正准备集体转业的时候，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坐焖罐火车开拔。在车上谁也不知道去那里，等一下火车一看，这是哪呀，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看不见，能看见的全是大裤裆。这时我们排长才告诉我们到了朝鲜。战争真残酷哇，美联军（也称联合国军）装备那是真好，我们比不了，我们唯一能比的就是比玩命。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玩丢的命是美联军的六七十倍。上甘岭战役最惨，几乎全军覆没。我那些山东老乡都扔在朝鲜战场上了。那战争场面，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镜头三，转业。
回国后残废的都进了荣军疗养院，好胳膊好腿的集体转业。王震部队去新疆；吕正操部队进铁路；我们傅作义部队整编成水利一师和水利二师。集体当上了风钻、钢筋、水泥、架子、皮带、采沙、铁运等苦力工人。我被分到铁路运输工务段，专门铺铁路和拆铁路。建一个大型水库，就要铺几十里铁道运输线，修大水库除了我们水利师就是劳改犯队伍，他们都是镇反、三五反、反右运动中的政治犯服刑分子，有的带脚镣子干着最重的活。这些政治犯活得挺惨的，经常有熬不过去自杀的。这事在水库工地已是司空见惯了。
镜头四，包办婚姻。
我们的老婆都是组织包办的，王震部队集体转业到新疆，王胡子就给毛主席打报告叫苦说：“我这在新疆的一万多湖南光杆子怎么办？赶紧给整来些湖南妹子吧。”毛主席批了，从湖南征了九千八百多名女兵分配给光棍兵，王胡子美其名说：“没有老婆拴不住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我为的是扎根一辈子农垦，来个南北大移民。”王胡子根上就是共军，毛主席批给这个待遇。我们傅作义的部下就惨了，配给的全是窑子娘们，“把她给你要不？”“要。”“那好，领走，回去好好过日子。”这就算完事，别说，我老婆跟我后还真守规矩，算个良家妇女。
镜头五，六零年。
六零年全国都挨饿，我是没饿着。这能填饱肚子可多亏我的老婆。我老婆在粮站工作，内部职工经常分些“落地粮”什么的。我儿子去买粮她也不往粮本上真记。就这样，别人家饿得全身浮肿，我家还有存粮藏在炕洞子里。我那河南战友哭着对我说他老家十几口人全饿死了，没几天，他就趴了火车道。六一年家家开荒种地，领导也管不了啦，把远近的山刨个全秃。真是饿怕了呀。
镜头六，三忠于、文攻武卫。
我当兵多年，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场，打了无数次恶仗大仗，枪林弹雨都没伤着我的皮，转业后历次运动也没刮着我，可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就惨喽。
一开始大家都跳忠字舞，你说，一个个都是半大老头子谁会跳那玩弄，我当时就说一句：“这跳的哪是忠字舞，纯粹是群魔乱舞。”遭喽，这把我斗的，死几回的心都有。中国老百姓最操蛋，谁心里都明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都自私的“明哲保身”，不敢仗义执言不说，还跟着喊口号整你，打倒斗臭你。有人运动挨整就只怪党中央，怪毛主席，那不对，要怪就怪中华民族老百姓的劣根性，中国人全是秦桧的寮子咕咚屌。运动发展到文攻武卫阶段更是糟糕，我们当过兵的必须参加武斗。造反派头头让你开枪你必须开枪，我死活不想干，就以枪走火为名把自己打伤，骨头都打断了。找理由在家养伤算逃过这“煮豆燃豆萁”似的互相残杀。我那些老战友，有的去开坦克的，有的放无坐力炮和八二迫击炮的，每次战斗都死伤不少，那两大造反派仇结的，最后都打红了眼了。八一兵团和红工联，见面就是一梭子子弹。不象正规军还有个缴枪不杀的政策，这革命造反派纯粹是土匪。
行了，我的艺术人生就放映到这吧，该回家吃饭了。我没文化不会写，要是那位作家把我的一生写下来，保证是一部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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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位党委书记的忏悔
关翁，75岁。反右倾、四清、文革运动中，他都是主抓运动的政工干部，退休时是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在位时很能讲演作报告，退休后却沉默寡言。他一来有人就逗他：“关书记退休后怎么脱胎换骨了呢？以前给我们作报告那真是口若悬河呀。”是的，反璞归真后他真地脱胎了，他认知了自己的丑恶一生。今天，他终于鼓起勇气，公开向世人忏悔。
“退休这些年，我的心态很不好。我做了一辈子政工工作，干了许多蠢事、坏事。良心觉得被嗜咬，也经常自责。细想我这一辈子干了什么，竞整人了。我现在患脑血栓，右半身半导体，整天是‘左手六，右手七，面带微笑下脚踢’的丑态，这是苍天对我的惩罚，这个形象是我一生的写照。‘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就是‘面带微笑下脚踢’的我。我恨我血栓这只手，他写了一辈子整人材料，现在血栓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好，报应。
五八年，我在大学念书，宿舍三个人，那两人一个姓刘一个姓张，我仨关系处得特别好，全班同学都称我们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我们之间从来话不隔腹，讲心里话时谁也不戒备谁，总是一吐为快。一次，刘备对三面红旗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十五年赶英超美、钢产量要1070万吨的大跃进口号不现实；他还说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现行国情；他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方针认为是空谈，根据中国人的当前以封建意思为主要思潮的基本素质根本实现不了社会主义，实现也是假大空。这事不知怎地被院党委知道了，把我和张飞找到院党委去核实，张飞一口咬定没有的事，我当时是团委书记，向院党委写了证实材料。结果刘备和张飞全送到校办实习工厂劳动改造，两年后又都被勒令退学遣送回家，刘备因自尊心受到伤害，无颜面见家乡父老，在遣送途中卧轨自杀。张飞也忧郁成疾，不久也离开了人世。这都是我关羽把他们俩害死的，我愧对关羽美名，我真混蛋。
六四年四清，我带工作组到一个公社，为搞出成绩，发动群众给公社干部洗澡下楼，写材料无限上纲，农村干部说话都粗野，错话特别多，我硬往阶级斗争上靠，我知道他们是冤大头，但为我个人出成绩也就昧着良心了。好歹没折腾死人我心里还好些，但不可就此原谅自己。四清结束我就提升为县党委书记了。
文革运动期间，三派大联合以后，我被县革命委员会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主抓政工，掌握专政大权。为四人帮干了不少事。抓了不少所谓的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逼死了许多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丧尽良心。现在我是退休老干部，其实在道德法庭上，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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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真实地亲历讲述吸引了很多人，在公园里遛弯的人几乎都会在这里坐一会听一会，有很多人还跟着感动，跟着惋惜，跟着痛恨。有一些小愤青像在听着天方夜谭的故事，不相信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还会有这般离奇古怪的真人真事，他们不时地提出不明白的问题，比如什么叫忠字舞？什么叫三面红旗？什么叫上甘岭战役？等等一些问题问得这些老人更有兴趣，对这些关心他们的后生特别的喜爱，孩子们问一个问题，老人们总是细致地讲给他们，一直到孩子们听明白了为止。老小孩，老人与小孩，玩起来还真有共同之处。
谷文通听到这里心里想，这是一代人的命运啊，他们身上的亲历故事，有很多地方在自己身上也能找到一些影子，只不过自己比他们幸运一些，没有摊上那么多的磨难罢了。谷文通回到家里难以入眠，回想自己当省委书记那些年还对得起一方父老，文革期间也没有干过太多的过激之事，心境还算平和。
夜已深了，该睡觉了，上了年纪要学会休息。谷文通决定上床睡觉。本来也想写些回忆录，记录下自己有趣的童贞故事，但他发现童年幸福的感受大体是一样的，而不幸的遭遇却是各有各的不同。一个没有经历过不幸的人想凭想象去体验那是体验不出来的。但谷文通还是想把听到的这类不幸的往事为重点记录下来，让后人懵懂地了解这段历史，哪怕能胡乱的评说一阵，也比一点印象也没有要好些。
于是，谷文通又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把听到看到的《艺术人生》用文字敲进了电脑，把这些老小孩的讲诉记录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