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对当前中国作家要怎样写中国的现实故事大家都广述己见，我很赞成这桩话题的讨论，而且也有想表达我的意见。我认为写中国的现实故事一定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生活中去书写，这才是中国文学创作之本。大家都认同了我的这个观念，可更热烈的话题出来了，因为每个中国作家心里都特别清楚，写出来的文学作品都是有一套层层限制的条目和层层审批的关隘才能与读者见面的，多年来被主审者枪毙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根据当前的形势来讲，写什么样的故事算得是中国故事？或者说写什么样的中国故事是可以进入中国文学的故事？这个话题一开可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上了年纪的老作家心里揣着隐痛发言总是不太敞亮，年轻作家又是天马行空地侃大山，真是认识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当下的中国作家是否能够写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实的中国故事这还真是每一个中国作家都必须认真审视和医治的心理疾病。
我是一位半路出家的老年小和尚，退休以后才从事长篇小说创作。我的创作素材都是来自原原本本现实社会生活中，在创作中我不断地审视，不断地反省自己怎样来写这些中国的现实故事？真实与虚构各有几分成色？能不能给广大读者一个无愧于良心的交代？或者说能不能肩负中国作家的担当。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自己一直在真实客观地尽力而为。至于做得如何，那只能问责编和读者了。责编和读者才是最好的文学评论者。所以我不敢轻易谈论自己的作品。
2008年，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驴年马月》，这部小说完全是如实写着我身边人的故事。是这些人亲历的故事感动了我的心弦加之众多人的鼓动成就了这部长篇。这部书与读者见面以后反响很强烈，都感叹小说写得真实、感人、醒悟和启迪。这部小说还意外地获得了市委市政府的“首届曹雪芹文学艺术奖”，这部小说反馈的信息鼓舞了我文学创作的勇气和信心，也明确了我创作中国现实故事的路子。现实生活是那么的丰富多彩，任作家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去搞文学虚构，但不管怎样虚构也逃不出现实如来的手心。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就是用作家的心灵去尊重和打造现实。现实为作家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奇崛甚至令人惊悚的写作素材。在经过作家心灵虚构出一部维美作品。作家在作品里写的现实永远是过去的现实，作品永远都赶不上社会“进步”的脚步。我的《霾都》小说里发生的贪官污吏、杀人报复、市侩的各种骗术，百姓的浮躁无聊都是已经过去了的现实故事。一件件一桩桩故事会让你穷尽想象，也会让你感到重现了你过去的经历或者看到了身边人过去的故事。你会从故事里发出感叹，点头称是。你会觉得匪夷所思的案件、诡异的官场博弈、赤裸的财富掠夺、你会桩桩惊心，件件动魄惊愕这些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现实。
谈到虚构成分，小说里是必须有的。说白了，小说都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比如人名地名和故事的拼凑移栽都必须虚构，好小说都是借助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物原型及一些细节来开展，于虚构中展现出现实生活的真实风貌，透视出民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虚构得好方能写出一个思想与艺术皆优的中国故事。嘴里喊出的中国故事与从内心里生长出来的中国故事是截然不同的，不同就在于写作者在虚构中含着真诚，在创作中想着担当。
我这部《霾都》这个孩子的出生也巧了，正好赶上了国家颁布第二胎准生政策，也正好赶上了习近平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一周年后的全文发表，习主席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指出了方向，对作家艺术家们提出了中肯的要求，而且对那些偏离精神需求的作品进行了温和地批评。这些重情重义的讲话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对我这样的写实主义的作家也是一种莫大的鞭策。
怎样打造自己的文学作品，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路子，我的路子就是在现实生活里找素材，真实再现作品里的人物形象。真实是我创作的立脚点，即便虚构一些虚无缥缈的情节也是按着一些现实的意识流去流动的。我一直认为只有真实的人情事物活动的作品才会有永恒的生命力，才会给读者在作品里得到感悟得到体会。如果你的作品穿越了现实，全靠自己的意念去胡编乱造，这样就违背了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作家是有担当的，是有教化灵魂的情操的。当然作家的意识形态也未必都是健康的，这就像诸子百家的学生，师门不同学生世界观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很多同仁批评我作品里缺少完美的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看不到雷锋、焦裕禄这样的楷模样板人物，就连我的好友中国石油作协副主席朱东惠都说我《霾都》里阴霾描述的多，阳光明照的少。总给人一种“洪洞县里没好人”的感觉似的。东惠老弟说得一语中的。因为我不善于搞意念塑造，只落脚在真实描述。近三十多年里，在真实生活中，我是找不到鲜明的楷模般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生活的海洋就像是江河百川汇聚的泪水，掬一口是苦咸的，再掬一口还是苦咸的，在苦咸的泪水里如果硬要找点恬淡来也只能挤点海参肚子里的水了，我又不愿意去这样做，太假，留给读者看的书还是务实为好。让读者在书里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能找到自己的生活习性以及对自己有借鉴的人物形象。
有人会说，我本人也不是什么高端领导，也从来没有在省市政府机关里谋过事，也没有在这样环境里体验过生活，你怎么对一些省市领导心理动态描述的如此真切，是怎么杜撰出来的呢？说到这我要告诉读者一段往事。
1979年以后我从电影制片厂调到辽化工作，辽化的企业领导有些都是在省市任过职务的，我们在一起经常畅谈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苦与乐的体味，无形中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可歌可泣的素材。另外，1997年末我提前退休以后就在兴城空军疗养院院内买了一套住宅，我住的地方周边有很多个省部级疗养院，如高干疗养院、八一疗养院、铁道部、交通部、林业部、石化部、教育部疗养院等等，我在这里住了六七年，经常与疗养的高级干部在一起打球、下棋、钓鱼，熟了就免不了在一起闲聊，这些省军级领导与我相处达到了随便吐露心扉的程度。在这里有很多我闻所未闻的政界故事让我耳熟能详。作家的头脑一天琢磨的抓的就是素材，回到家里我就把这些听来的现实生活故事敲进电脑，久而久之，一部反映官场生涯的长篇《霾都》就顺理成章地孕育出来了。
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习近平主席的座谈会讲话激励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但在与众多作家的交往中，他们当今都流露出对创作失去了兴趣，都苦于书市纸贱没有收益而罢笔。记得作家蒋峰在《我为什么还要写作》一文里说出这等笑话：
“……2012年春天我在南京，有天下午去一家书店，……找到两本书准备结账，一本是梁实秋的集子，这是我在写作文的年纪就喜欢的作家；另一本是我朋友的旧作，以前见到他都是假装看过这本书，读一读让自己别那么心虚。诡异的事情在结账时发生了，我拿到门口问老板多少钱。他一脸茫然，皱眉看着我。我知道这种小书店价钱不定，有些是全价，大部分会打折，具体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甚至要靠考虑那年代的物价，这是个复杂的换算。他把两本书放到公平秤上，告诉我一斤二两，算我七块。我没明白，问他怎么算的。好像我在怀疑他的业界良心，他让我再看秤，指着上面的数字大声说：‘六块一斤，十元两斤。’
这是让每个写作者都会心碎的一句话。我去过很多城市，很多书店，我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问出菜市场一样的口令——这书怎么卖的，多少钱一斤？而事实上，菜市场也很难找着比十元两斤更便宜的东西。猪肉十五一斤，牛羊三十一斤，香蕉苹果也不止这个价。真的，每个字要写多重才能生存？我十四岁立志当作家，十八岁开始写作，小时候以为作家可以有很多种活法，像歌德那样高光，像卡夫卡那样阴暗，像拜伦那样多情，像福楼拜那样孤独，像格林那样居无定所，像厄普代克那样足不出户。他们都写过好书，都曾激励我前行，可我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样滴着血，放在秤上论斤卖。……”
读到这里我有些要流泪，是啊！我在以前经常光顾的一个个书店，现在不也是改了门面不卖书了吗？当代人谁还看书呀？一部手机就能阅尽天下文章，谁还跑书店干个屁呀？像蒋峰这样著名作家也都著文感叹可见当代文学作品之悲哀。
“……对文学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时代，每年人均读书不到五本，其中还算上中小学生的二十本教材；图书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向下递减；近十年的研讨会都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或是还有多久会死；那些剩下的作家，仿佛邪教成员一般稀少而古怪。这种种的一切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质疑，最初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死胡同？十五年前王小波就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他说他要做那个反熵的人，他认为他有文学才能，他要做这件事。他提醒过我们做这件事有多苦，只是他没说有那么苦，而且十五年后会更苦。我零四年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正好十年，陆续出版几本长篇。或好或坏，但我一直在努力。有过一些吹捧之辞，说我如何坚持，如何有实力有潜力，早晚成大器。这些恳请不要再讲，听起来说起来都像是酒醉之后的失败之音。说多了没意思，我肯定往前走。也有人劝做些富贵事，反问我，继续写作有意义吗，难道写得过博尔赫斯吗？说这话的是前辈，我担心是好意，所以没翻脸离席。我想回答他，首先，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写得过博尔赫斯，他站得再高也没挡着我的路；再说，就算写不过，就算一万个写作者才能顶出一个博尔赫斯，我起码可以为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白骨贡献一个单位，不要那么怀疑地看着我，我没粉饰自己，总要有人做白骨。这十年所有审判文学的研讨会我都没参加，我不相信文学会死，我不相信我的梦想是一个死胡同。没有理由，我必须信，因为只有相信这些，我才有力气干好这件事。也许这些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是文学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要是文学哪天真的守不住了，那我就做一个文学守陵人，告诉来往的后人，文学曾经葬这里。”
蒋峰可以与我是忘年交了，做一个文学的守陵人，我们就做一个当代的曹雪芹吧，尽管得不到一文稿酬也要洒向人间这“一把辛酸泪”，让当代世人“都言作者痴，不解其中味”吧。我也是抱定了不念报酬为文学守陵。
痴情一片总会感动一些痴人，我要由衷地感谢几位痴人朋友，在《霾都》成书过程中，我的好友朱东惠是功不可没，他对我的手稿认真品读提出很多中肯的看法。他是中国作协里与贾平凹、雷达、邓刚等齐名的资深作家，他的大河风流系列长篇巨著《裂岸》《彼岸》《此岸》《是岸》入围过茅盾文学奖；打进了单田芳的评书联播；走向了电视连续剧荧屏。东惠主席欣然为我的《霾都》作序无疑是给我的《霾都》增添了许多灵光；还有我的省作协理事郑德忱挚友，他对我的手稿也是呕心沥血的关顾和指导使其作品更加完善；再就是我的几位六二八电影制片厂的战友高明泉、张玉琴、于希培这些我过去的领导，他们一直不忘我们40年前的旧情，为我出书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让我这位穷酸的布衣文人感激涕零。看来，我的孩子《霾都》虽然经过多年的难产和几次阵痛，但一生下来就遭到喜欢，它还是很幸运的。
我相信，我的孩子《霾都》会给我带来好运的；会给文学最糟糕的时期带来生机的；会与全国读者见面以后让读者喜欢得爱不释手的。
——了凡写于圣诞节。
（再版用稿杀青于2015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