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夏天，唐龙、凌锋、汪东和梁昕怡刚上大学一年级。对于这些理科生来说，谈恋爱是件奢侈的事情。不是说他们没机会，而是有些人压根就没想过自己需要谈恋爱。凌锋就是其中一个极端分子，他是老师们眼中的明日之星，更是同学们的偶像，但正是因为他专注于学术，所以从来没想过上大学要找个对象。独来独往的他就像金庸小说里的武林高手，通常都是孤独的。当然，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学术研究就是他的“对象”。唐龙一开始也和凌锋差不多，只是没有他那么极端，虽然他也是个优秀的理科生，但骨子里却带有一种感性，即使不容易察觉。
唐龙和梁昕怡能成为情侣，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轰轰烈烈。从一开始就是平淡似水。不认识他们的人，还以为他们已经结婚多年了。但也正是他们之间天然的默契，使得他们一拍即合，而且梁昕怡也是理科生，性情温和不做作，是唐龙欣赏的类型。他们在一起的日常，外人看来是平凡无奇，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一起讨论问题，思维碰撞，从而更加确定对方是自己的灵魂伴侣。
升大二那年暑假，唐龙和梁昕怡都决定晚10天才回家，以避开高峰期为名，实际上两人都想多点时间在一起。虽说晚10天回家，但他们对这10天都没有什么想法和计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俩一起看了一部名为《钢铁侠》的美国电影，随后上网进一步了解后，知道还有其它英雄电影，然后就在10天时间内，一起看完《钢铁侠系列》、《美国队长系列》以及另外大部分的漫威电影，但不是全部，反而他们还看了DC的《蝙蝠侠系列》。然后他俩一起探讨关于“当一个人获得超能力”的主题讨论。但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哲学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科学层面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学术之外应该更多挖掘其他领域的交流和学习，况且，哲学思想才是一个人三观塑造的关键。
“唐龙，钢铁侠，美国队长，蝙蝠侠，你更喜欢哪个系列？”“我更喜欢蝙蝠侠，你应该也猜到的。钢铁侠和美国队长都是纯英雄主义色彩，各种炫酷新潮的技能特效，高富帅形象，肯定会票房大卖的类型，但是我更喜欢蝙蝠侠的深度。不可否认，蝙蝠侠也是高富帅，但是他的出现，到底是维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还是更加激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小丑的角色设计，真是一绝。一个人，无论你多强大，多牛逼，你都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拯救贫苦大众，或者消除社会阶级矛盾。蝙蝠侠无疑是正义的化身，但这个世界太复杂，人性太复杂，你说是不？”“完全认同。呵呵。尼采说的：与魔鬼搏斗者要小心自己在搏斗中也变成魔鬼。当阁下往深渊里看时，深渊也在注视着阁下。无疑是《黑暗骑士》最好的注解。”“还是你厉害啊，我说得这么枯燥，你一个引用既不失温度，又能准确把握他的精髓，不愧是我们系的才女啊！”“公子过奖！那我们再来个头脑风暴吧！我们看了这么多英雄电影，都知道他们有特殊能力加持，假如有一天，我们的科技也能让我们突破自己本身的能力极限，也成为像美国队长，蝙蝠侠之类的异能人士，又或者像钢铁侠一样的士兵装甲进化，会是怎样的世界呢？”“姐，你今晚是打算不睡觉了吧？好，我舍命陪君子……来杯咖啡可以不？”“可以啊！雀巢速溶。”
“我觉得吧，目前来说，我们最想提升的一种能力，应该是生命延长的能力。怎么去延长？其实现在已经看到一些端倪。我们已经开始使用可穿戴式传感器和计算机来监测自己的健康和活动状况。相关设备，比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臂环甚至是智能内衣，记录着血压和心跳等生物计量数据。这些数据被传送到精密的计算机程序中，建议穿戴者如何调整饮食和日常生活，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有些人用这些应用程序时并没想太多，但对某些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宗教。“量化自我”（Quanti?ed Self）的运动认为，所谓的自我，就是数学模型。但这些模型非常复杂，人类心智无法理解。所以，如果真想遵从德尔菲神殿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就别再浪费时间研究哲学、冥想或精神分析，反而该系统性地收集自己的生物计量数据，允许算法为你分析这些数据，告诉你你是谁、该做些什么。这波运动的箴言，就是“通过数据，认识自己”。”
“你这个延伸不错，那我也尝试在你这一点上再做一个延伸吧。我们要想延长寿命，无非就是要规避疾病，这方面，我们需要更深入了解我们的基因密码。”
“随着基因科技应用到日常生活，每个人和自己的DNA发展出日益密切的关系，过去真实的内在自我声音，也可能溃散成基因群的众声喧哗。现在再遇到两难或困难的抉择，我可能不会再问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是咨询我体内的基因有何决定。”
“2013年，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她为何决定进行双乳乳腺切除术。多年来，由于母亲和外祖母双双在相对年轻时因癌症过世，她一直活在乳腺癌的阴影下。而她自己做了基因测试，证实带有致癌变异基因BRCA1。根据最近的统计调查，带有此类变异基因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概率高达87%。虽然当时她并未患癌，但她决定干预这种可怕的疾病，于是进行了双乳乳腺切除手术。在文章中，朱莉解释道：我选择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是因为有很多女性并不知道自己可能活在癌症的阴影下。我希望她们也能够进行基因测试，如果发现自己罹患癌症的风险很高，也可采取有效预防措施。”
“像这种追求健康的愿望，很可能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突破保护个人隐私的阻碍，允许国家机构或跨国公司进入我们身体的最深处。举例来说，允许谷歌阅读我们的电子邮件、追踪我们的各种活动，就可能让谷歌在流行病暴发而传统卫生机构都还浑然不觉的时候，向我们发出警告。假设英国的一个叫玛丽的女士，某天一早醒来觉得不太舒服，她并不会直接跑去看医生，而是会先等上几小时甚至是一两天，希望喝几杯加了蜂蜜的热茶之后，身体就会舒服一些。如果病情一直没改善，她才会预约挂号，去诊所看病。医生将数据输入计算机后，理想的状况是NHS总部的某位工作人员会分析这个报告和其他数千名医生所通报的数据，得出流感正在蔓延的结论。但这一切得花上很长时间。但对谷歌来说，这就是几分钟的事。谷歌所做的，就是监测伦敦居民在电子邮件和谷歌搜索引擎中所输入的词，再与疾病症状数据库做交叉比对。假设一般来说，“头痛”“发烧”“恶心”和“打喷嚏”每天在伦敦居民的电子邮件和谷歌搜索中会出现大约10万次。如果今天谷歌算法发现这些词语的使用次数忽然上涨到30万，就知道这下出了问题，流感正在肆虐！我们不用再等到玛丽去看医生。第一天早上，她起床觉得不太舒服，就在上班前给同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头痛，但还是会去上班。”只要这几个字，谷歌就什么都知道了。然而，想让谷歌发挥这种神力，玛丽不仅得允许谷歌阅读自己发出的邮件，还得允许谷歌与卫生部门分享信息。如果连安吉丽娜·朱莉都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提高众人对乳腺癌的警觉，玛丽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类似的小小牺牲，以避免流行病暴发呢？”
“由于这一切都是基于统计数据，数据库的规模也就成为预测是否准确的关键。因此，最早建起庞大基因数据库的公司，就能为顾客提供最准确的预测，也就可能从此垄断市场。如果我们能打破所有阻碍，让谷歌及其竞争对手自由接触我们的各种生物计量装置、DNA扫描结果和医疗记录，就能得到全面的医疗健康服务，不仅能对抗流行病，还能对抗癌症、心脏病和阿尔茨海默病。一旦有了足够庞大的数据库和分析系统，能够监测你的每次呼吸、每个动作、挣脱的每个枷锁；这样的系统会仔细追踪你的账户、你的心跳、你的血糖值，它对你的认识，绝对远高于你自己。人类常常因为自我欺骗和自我幻想，陷在不良的关系、不适合的职业、不健康的习惯中无法自拔，但这一切都逃不过谷歌的法眼。我们现在是由叙事自我所操控，但谷歌不一样，它不会根据那些虚假的故事来做决定，也不会被认知捷径、峰终定律误导。谷歌会确确实实地记住我们走的每一步，记得我们握的每一双手。许多人会很乐意将大多数决策过程交给这样的系统，或者至少是在面临重要抉择时参考一下意见。谷歌将能够建议我们该看哪部电影、去哪里度假、上大学读什么专业、选哪个工作机会，甚至是该和谁约会及结婚。”
唐龙认真地聆听着，眼睛也一直注视着梁昕怡，一种欣赏的目光。“怎么了？我的脸有那么的好看吗？”梁昕怡话锋一转，唤醒了如痴如醉的唐龙。“我已经看了十五分钟，视线没离开过，你说好不好看？”唐龙也调侃道。“切，分明是走神了，怎样？还想继续开脑洞不？”“开就开，谁怕谁。昕怡，其实你问我要是我们有机会变成更强大的人会怎样。其实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历史，农业社会，我们最厉害的武器是各种长矛刀剑，一个人想杀掉一群人，其实是相对困难的，当然，除非他是国王皇帝之类的君主，那他是靠体制杀人，而不是我想表达的范畴内。但是如今的社会，我们普通老百姓想杀人，可以有好多方法，最常见的，我们开个车随便就能干掉十来个普通人。如果花点心思，可以用毒药杀死更多的人。这是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变成超人之前，一定需要有足够的制衡，足够的安全性论证，才有可能实现，就好比现在的大国之间的核武器互相制衡。这反而让世界保持和平发展。但去到个人能力突破上，肯定有先后顺序，未能变强大的人，是否会让先变强大的人得逞，这是个问题。而那些先变强大的人，他们本身也不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都是心怀鬼胎，或者他们变强大也有强大等级之分使得他们本身也有矛盾存在。这从社会稳定角度看就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科技发展的确没办法阻挡超能人计划的研发开展，这也许不会因为国家意志而改变，反而是全球各大科技公司巨头需要全面考虑的问题。比如，一个小小的研发团队，率先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并且在这方面的法律是一片空白，研究出来的博士可能会首先应用到自己身上，使得自己变得像绿巨人一样，那他往后的人生就会有很多可能性。最大可能就是被全人类视为敌人，叛徒。因为没有人愿意和这么个超能人和平共处，毕竟这个超能人一个不高兴就可以把自己轻松干掉。但另一方面，这种科技一旦诞生，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各种矛盾就会突然出现，成为全球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动荡不安将引发不可想象的后果。”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的担忧不无道理。我一边听你说，一边自己代入绿巨人的角色。也深深地体会到异于常人不一定是好事。金庸先生笔下的绝世高手，都是独孤求败的，但起码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换来，成就感和满足感会填补孤独的心。但如果未来世界有人被动地，从身体结构上演变成异于常人的状态，那是不可想象的痛苦和无奈，即使他们有强大的力量。我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无法脱离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我们可以接受富人和聪明人，但很难接受突然出现的“绿巨人”。人类下一步突破界限的进化，注定是曲折和难以预测的。特别是以我们目前的视角看待进化。单单是一部分富人先花钱延长寿命就足以引起社会关注了，“人人生而平等”的信仰将被无情击碎。一直以来，大部分穷人或者底层阶级的平民百姓，能够接受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都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无论贫富，大家的生命长短都因为大家有相同的生理结构而没有多大差异，另一方面，富人也有富人的烦恼，穷人也有穷人奋斗得来的小幸福。当生物科技发展到花足够多的钱就能换来足够长的生命，从生理结构上形成鲜明的阶级分化，那么，这一矛盾就足够各国政府头痛的了。富人将继续扩大因生命和健康的优势带来的财富差距，两个极端的分化将更严重。而且穷人会更加觉得努力和奋斗越来越没有意义，社会稳定将面临巨大挑战。而且，从目前世界各国政府职能看，他们近几十年的施政效果是越来越小，无论是经济刺激效果还是社会稳定，幸福感等方面。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新的政府形态会出现。这也许是缓解生物科技发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是啊，有时候，我们要回顾历史的长河，从我们的认知革命去思考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比一味地追求科技进步更重要。毕竟科技发展的本质如果不是服务全人类，提升整体的幸福感水平的话，科技发展又有何意义？一万年前的采集者虽然没有智能手机和汽车，但他们拥有各种生存技能，广阔天地间随意探索。而今天的我们，只是庞大机器用的一个齿轮，有着单一的技能换取报酬来维持生活，却很多时候感受到身不由己或者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我们难得的假期，花钱去另一个地方旅游，这种奢侈，却是一万年前采集者的日常生活。我们根本不能确定一万年后的自己过得比一万年前的采集者更幸福。”
“要是把历史和思想信仰结合来看的话，会更有意思。”梁昕怡强大的文化底蕴和逻辑思维再一次把今晚的话题推向第二个分支，并开出让唐龙欣赏的美丽的花。
大约1.2万年前，农业革命拉开序幕，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来扩大并强化人际网络。有了农业，就有可能养活拥挤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市民，或是纪律严明的军队里成千上万名士兵。然而，这种人际网络也遇到了新的障碍。在维护这种集体神话、组织大规模合作的过程中，早期农民只能依赖人脑的数据处理能力，但人脑的能力实在有限。
农民深信诸神的故事。他们为自己最敬爱的神兴建神庙、举办庆典、甘心奉献，双手奉上土地、什一税或是各种祭品。在发端于约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化中，城市开始形成，而此时的神庙不仅是信仰中心，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枢纽。苏美尔诸神的功能，类似于现代的品牌和公司。今天，公司是个虚构的法律实体，它能够拥有财产、借贷、雇用员工、开设经济企业。在乌鲁克（Uruk）、拉格什（Lagash）和舒鲁帕克（Shurupak）等古城，神也是个法律实体，能拥有田地和奴隶、发放和接受贷款、支付薪资以及建造水坝和开筑运河。
神不会死，也没有后代争夺遗产，于是就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的苏美尔人发现自己成了神的员工，拿着神的贷款，种着神的土地，也向神纳税。就像现在有人是谷歌公司的员工，有人是微软公司的员工；在古代的乌鲁克，可能某个人是水神恩基的雇员，而他的邻居则在伊南娜（Inanna）女神的手下。恩基和伊南娜的神庙刻画了乌鲁克的地平线，神的标志也出现在建筑物、商品和衣服上。对苏美尔人而言，恩基和伊南娜再真实不过了，就像我们眼中的谷歌和微软一样真实。与先前石器时代的鬼魂和神灵相比，苏美尔的神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实体。
不用说，各种业务当然不会由神亲自动手，它们只是人类的想象，也只会出现在想象之中。所有日常业务都交给神庙的祭司（正如谷歌和微软也需要有血有肉的人来管理其业务）。然而，随着神名下的财产和权力越来越多，祭司开始无力应付。虽然祭司可能代表了神威浩荡的天空之神、无所不知的大地女神，但自己毕竟还是血肉之躯，他们很难记住，究竟哪些是伊南娜女神的庄园、果园和田地？伊南娜的哪些员工已经领了薪资？伊南娜的哪些佃户还没支付佃租？这位女神对债务人又收了多高的利率？正是这一主要原因，使得无论是在苏美尔还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即使农业革命已经发生数千年，人类的合作网络还是迟迟无法大幅扩张。可见，没有幅员辽阔的王国，没有遍及四海的贸易网络，也就没有全球信仰的宗教。
障碍终于在大约5000年前被打破：苏美尔人发明了文字与货币。这两者就像双胞胎——同时同地由同一父母产出——让人突破了人类大脑的数据处理限制。文字和货币让人类开始能够向数十万人收税，从而组织起复杂的官僚体系，建造出幅员辽阔的王国。在苏美尔，这些王国都是由同为人类的神职领袖来领导，以神的名义来治理。在邻近的尼罗河谷则更进一步，将神职领袖直接与神结合，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神——法老。
在古埃及人的概念里，法老不只是神的代理人，更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神。整个埃及都属于这位神，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缴纳他定下的税款。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就像苏美尔神庙的情形，神并不会亲自管理他的商业帝国。虽然有些法老铁腕统治，有些法老歌舞升平，但不论哪种情况，实际的行政管理事务还是交给手下几千名能读会写的行政官员来处理。正如其他人类一样，法老有着生物的身躯，也就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感。但这个“生物的法老”根本无足轻重，真正统治尼罗河谷的，是那个想象中的法老，他存在于数百万古埃及人口口相传的故事之中。
法老自己安坐于首都孟菲斯，在宫殿里吃着葡萄、与妻妾调情，而他手下的官员则在整个王国四处奔波，从地中海沿岸至努比亚沙漠。这些官员计算出每个村庄必须上缴的税款，记录在长长的莎草纸滚动条上，再送到孟菲斯。如果孟菲斯下达了一项书面命令，要求为军队招募士兵或为工程征集工人，官员就会努力补齐所需人数。他们会计算王室的粮仓里有多少小麦，清理运河和水库需要多长工期，又该把多少猪鸭送往孟菲斯，好让法老及其后宫嫔妃大快朵颐。就算这位肉身之神身亡，把整个身体做了防腐处理，用极尽奢华的丧葬仪式一路送到孟菲斯市郊的王室墓地，整个官僚体系依旧正常运作。官员还是继续写着滚动条、收着税、下达着命令，继续推进这部法老机器的齿轮顺利运转。
如果苏美尔的诸神让我们想起现代公司的品牌，那么像法老这种“活神”就像是现代的个人品牌，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猫王）、麦当娜（Madonna）或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法老一样，猫王有着生物的躯体，也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感，猫王得吃、得喝，也得睡。但猫王绝不只是一个生物体而已，他也像法老一样，是一个故事、一个神话和一个品牌，因此，品牌的价值要远高于生物体的价值。在猫王的一生中，这个品牌通过卖唱片、门票、海报和版权赚了数百万美元。但在所有的必要工作里，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猫王这个生物体，绝大多数都是由经纪人、律师、制作人和秘书组成的团队完成。因此，就算生物的猫王已然去世，这个品牌仍然可以运转。即使到今天，歌迷还是可以购买猫王的海报和专辑，广播电台还要支付播放版税，每年也还是有超过50万的歌迷如朝圣般涌向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猫王家宅——雅园（Graceland）。
在文字出现之前，故事受限于人类大脑的能力，不能讲得太复杂，否则就没人能记得。但文字出现之后，忽然人类可以开始创造长篇复杂的故事，不再单靠人类大脑，而能记在黏土板或莎草纸上。古埃及人不记得法老所有的土地和税收数据，猫王也从未完整读过所有以他之名签署的合约；没人真正对欧盟的所有法律和规章了如指掌，银行家或中情局探员也不清楚全球每一美元的流向。但这些细节都写在某个地方，把所有相关文件集结起来，就构成了法老、猫王、欧盟和美元的身份和力量。正因为如此，文字让人能够以算法的方式组织整个社会。
算法，是一系列有条理的步骤，能用来计算、解决问题和做出决定。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人类通过大脑完成所有计算，做出所有决定；而有了文字之后，人类就能组成网络，每个人完成庞大算法里的一个小步骤，而最后的重要决定由整个算法做出。这正是官僚体系的本质。
以现代医院为例。一到医院，挂号处就会给你一份标准表格，询问一套预先设计好的问题。你的答案将会转交给护士，由护士依据医院规定判断该做哪些初步检查，比如，她可能要量你的血压和心率，另外做个抽血检查。值班医生评估初步检查结果，遵照严格的规定，确认你该前往哪个科室就诊。到了专科诊室，就会进行更全面的检查，例如X射线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厚厚的医疗指示手册详细规定了检查流程。接着，专科医生根据权威的统计数据库分析结果，决定该用哪种药物或进行哪些进一步的检查。
有了这种算法架构，谁是挂号人员、护士或值班医生无关大局，他们的人格类型、政治倾向或当时的心情也无关紧要，只要他们遵守所有规定流程，把你的病治好的概率就会很高。根据这种理想算法，你的命运实际上操纵在“系统”的手里，而不是碰巧在这个或那个岗位上的有血有肉的人。
医院的情形同样也能套用到军队、监狱、学校、公司和古代王国。当然，古埃及的科技远远不及现代医院复杂，但整个算法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古埃及，大多数决定同样不由某个智者来决定，而是用记在莎草纸、黏土板上的文字连接起由所有官员组成的网络。以法老这位“活神”之名，这个网络便重组了人类社会、重塑了自然世界。
从公元前1878年到公元前1814年，埃及由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 III）及其子阿门内姆哈特三世（Amenemhat III）统治，挖了一条巨大的运河，将尼罗河连接到法尤姆谷地（Fayum Valley）的沼泽。他们运用复杂的水坝、水库及运河支渠系统，将尼罗河的部分河水引至法尤姆，建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蓄水量足足有500亿立方米。?相较之下，作为美国最大的人工水库——胡佛大坝拦截形成的米德湖（Lake Mead），最大蓄水量也只有350亿立方米。
法尤姆工程计划赋予法老权力，让法老得以约束尼罗河，从而避免破坏性的大洪水，并在干旱时提供宝贵的水源。此外，法尤姆谷地本来是一片鳄鱼肆虐、沙漠围绕的沼泽，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埃及的粮仓。在这个新的人工湖岸边建起了一座新城，埃及人称之为“Shedet”，希腊人则称其为“Crocodilopolis”，也就是“鳄鱼之城”。全城最重要的建筑物就是鳄鱼神索贝克（Sobek）的神庙，索贝克的地位等同于法老（当代雕像有时也会看到有鳄鱼头的法老）。神庙里有一只名为佩苏卓斯（Petsuchos）的圣鳄，被认为是索贝克的神灵转世。就像活神法老一样，这位活神佩苏卓斯也由满怀关爱的祭司悉心照料，为这只幸运的爬行动物提供美食和玩具，让它穿上金色披风、戴上镶嵌着宝石的王冠。毕竟，佩苏卓斯正是这些祭司依附的品牌、一切权威和生计的依靠。一旦佩苏卓斯过世，立刻就会有一只新的鳄鱼被选出填补空缺，而过世的鳄鱼则被进行仔细的防腐处理，并制成木乃伊。
在辛努塞尔特三世和阿门内姆哈特三世的时代，人们既没有推土机，也没有炸药，甚至连铁器、役马或轮子都尚未出现（轮子一直要到公元前1500年才在埃及普及）。当时的尖端科技是青铜器，但价格昂贵、极为罕见，大多数建筑工具仍然是石器或木器，完全由人力操作。许多人认为，古埃及的各种伟大建筑（所有那些水坝、水库以及金字塔）一定是来自外层空间的外星人所建，否则一个连轮子和铁器都没有的文化，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奇迹？
但真相与这种说法大不相同。埃及人之所以能辟出法尤姆湖、建起金字塔，原因不是外星人的帮助，而是杰出的组织技能。依靠几千位识字的官员，法老招募了数万名劳工，也获得了足以供应这些劳工多年劳动的食物。如果能有几万名劳工合作数十年，就算只是用石器，也足以辟出人工湖、建起金字塔。
当然，法老自己几乎连手指都不用动。他不用自己收税、不用自己画蓝图，当然也不用自己拿铲子。但那些埃及人相信，唯有向活神法老和他的守护神索贝克祈祷，才能让尼罗河谷免于毁灭性的洪水和干旱灾害。他们并没有错。虽然法老和索贝克都只是想象的实体，也无法提高或降低尼罗河的水位，但如果有几百万人都相信法老和索贝克，于是合作修建水坝、挖掘运河，洪水和干旱的概率就能大幅度降低。如果与苏美尔的诸神相比（更不用说是石器时代的神灵），古埃及的神已经是真正力量强大的实体，它们能够建造城市、招募军队，还控制了数百万人、耕牛和鳄鱼的生命。
这里所说的想象的实体能够建造或控制事物，乍听可能很奇怪，但我们现在却很习惯说美国建造了第一颗核弹、中国建造了三峡大坝，或者谷歌正在建造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所以，为什么不能说是法老建造了一座水库、索贝克挖掘了一条运河呢？
就这样，文字催生了强大的虚构实体，这些实体组织了数百万人，也重塑了河流、沼泽和鳄鱼的现实。同时，文字也让人类习惯了通过抽象符号的调节来体验现实，于是更容易相信这样的虚构实体确实存在。
狩猎采集者整天爬树、找蘑菇、追野猪、抓兔子，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树木、蘑菇、野猪和兔子；农民整天在田里劳作，耕地、收割、磨玉米、照顾家畜，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赤脚踩着土地的感觉、牛拉着犁散发出的味道，以及刚出炉的热腾腾面包的口感。相较之下，古埃及的抄书吏将大把的时间花在阅读、书写和计算上。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面对莎草纸上的墨迹，以此来决定谁拥有哪块地、每头牛该值多少钱、哪个农民每年该缴多少税金。用莎草纸和铁笔，抄书吏就能左右整个村落的命运。
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多数人并不识字，但那些重要的管理者通过书面文字这一媒介日益看到了现实。对于识字的精英分子来说（不管是在古埃及还是20世纪的欧洲），一张纸上写的任何事情都至少与树木、耕牛和人类一样真实。
从政府的角度看来更是如此。没有统治者能够抵挡得住文字改变现实的诱惑，而如果因此导致灾难，补救的办法似乎也就是写出更多的备忘录，发布更多的准则、告示和命令。
我们可能觉得书面文字只是用来温和地描述现实，但它却逐渐变得威力无穷，因为它能够重塑现实。如果官方报告与客观现实有所冲突，最后让步的往往是现实。只要和税务机关、教育体系或其他烦冗的官僚机构打过交道，你就知道几乎没人在意真相，表格上写的反而才更重要。
书面文字的力量，随着各种神圣经文的出现而达到巅峰。古代文明的祭司和抄书吏，习惯将各种文件看作现实的指南。起初，这些文本会告诉他们关于税收、田地和粮仓的现实，但等到官僚系统得到了权力，文本也就得到了权威。祭司不仅记录着诸神的财产，也记录着诸神的行为、戒条和秘密。而就此写出的经文，号称描述了完整的现实，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学习者习惯于从《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中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
理论上，如果某本宗教经典扭曲现实，教徒迟早都会发现，而让这本经典权威扫地。林肯就说过，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骗过所有人。只不过，那是林肯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人类合作网络的力量就是依赖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太过扭曲现实，力量就会被削弱，让你敌不过那些能看清现实的对手；但想要有效壮大组织力量，仍然得依靠那些虚构的神话。如果坚持一切都要百分之百的现实、绝不加入任何虚构，追随者肯定也不会太多。
如果用时光机把现代科学家送回古埃及，就算他用进化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戳破了古埃及祭司的一切虚构，还是无法在当时拥有权力。当然，如果这位科学家可以运用知识制造出枪炮，就能在面对法老和鳄鱼神索贝克时大占优势。但为此，他必须开采铁矿、建造鼓风炉、制造火药，也就是需要许多辛勤劳动的农民。你真的觉得，和农民大谈E=mc2（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就能让他们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吗？
就像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欧洲的各个帝国以及现代的学校系统，这些真正有力的人类组织，并不一定都把现实呈现得清清楚楚。这些组织大部分的力量，都在于能够将虚构的信仰建立在一个让人顺从的现实之上。例如，货币的整个概念正是如此。政府制作出本身并无价值的一些纸张，宣布它们是有价值的，接着就开始用它们来计算一切的价值。政府有权强迫公民只能用这些纸张纳税，于是公民别无选择，至少得拥有几张。这样，这些钞票就变得真的有价值了，政府官员的身价也跟着得到肯定，而政府既然控制着钞票的发行，权力也就水涨船高。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钞票只是根本没有价值的纸”，而且认真地只把钞票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各种宗教经典也是同样的运作模式。各种宗教组织声称，自己的经典里有着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同时也对法院、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要人们照着经典行事。这时，如果有个聪明人读到经文，再看看周围的世界，会发现好像确实符合事实。“经文说，你必须向神缴纳什一税，而你看，大家真的也都缴了；经文说，女不如男，不能担任法官，甚至不能出庭做证，而你看，现在确实没有女法官，法庭也确实不愿意接受女性的证词；经文说，只要好好研读神的话语，就能在生活中得到成功，而你看，现在所有的好工作，确实都是由那些熟读经文的人担任。”
这样一来，聪明人自然就会去研读宗教经典。也正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经典的权威，甚至会成为法官。如果他当上了法官，一定不会允许妇女上法庭做证；如果要选继任法官，显然他也会选个熟读经典的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本书只是一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这本书当成一叠纸，这个“异端分子”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就算各种宗教经典从根本上扭曲了大众对于现实本质的理解，却还是能大权在握数千年。例如，《圣经》对历史的看法在根本上就有问题，却仍然成功传遍世界，数百万人深信不疑。《圣经》宣扬的是一神论的历史理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某个唯一、全能的神来掌管，而且他非常关心我和我的行为。如果发生了什么好事，一定是他在奖励我的善行；而如果发生了任何灾难，也必然是在惩罚我的罪恶。
因此，古代犹太人相信，不论是遭受大旱，还是因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犹太王国而流离失所，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受到神的惩罚。至于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打败古巴比伦人，允许犹太流亡者回家重建耶路撒冷，当然是因为慈爱的上帝听到了他们悔恨的祷告。《圣经》并不会承认，大旱有可能是因为菲律宾火山爆发而引起，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入侵是为了古巴比伦的商业利益，居鲁士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因素而支持犹太人。因此，《圣经》显然对全球生态、古巴比伦经济或波斯政治体系都没有什么兴趣。
在《圣经》时代，有些文化对历史的看法明显更为准确。在泛灵论和多神论宗教的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各方权力竞逐的角斗场，而不只是有单一的神，因此泛灵论和多神论者很容易相信，有很多事情与我和我最爱的神都无关，既不是为了惩罚我的罪恶，也不是为了奖励我的善行。不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历史学家，还是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已经发展出非常精致的历史理论，与今日的现代观点极为类似。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和革命，是由于无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人可能没有犯下任何过错，却仍然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所以，这些让希罗多德对波斯政治深感兴趣，而司马迁也极为重视蛮夷文化和宗教。?
现代学者多半会同意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历史观，而不同意《圣经》。正因为如此，所有现代国家都会投入大量精力，收集关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分析全球生态、政治和经济趋势。
然而，虽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比《圣经》作者更了解现实，但这两种世界观一发生冲突，《圣经》就将对手一举击倒，最后，希腊人采用了犹太人的历史观，而不是犹太人接受了希腊人的历史观。从修昔底德的时代又过了1000年，希腊人反而越来越相信，如果有蛮族入侵，肯定是神在惩罚自己的罪行。不管《圣经》的世界观错得多么离谱，都能为大规模人类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础。
就算到了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手也是放在《圣经》上。同样，在包括英美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国家，证人上法庭做证，也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说出事实、完整的事实，也唯有事实。然而，发这个誓的时候，他们所凭依的书里竟充满虚构、神话和错误，岂不讽刺？
虚构故事能让人类更容易合作，但代价在于，这些虚构故事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合作的目标。因此，我们可能拥有非常复杂的合作制度，却只是为了服务于虚构的目标和利益。这样一来，虽然整个制度看起来运转良好，但出发点可能只是这个制度的标准。
人类有许多物质、社会和心理上的需求。我们实在很难判断，比起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古埃及的农民是否真的得到了更多的爱或是更好的社会关系，但在营养、健康和儿童死亡率方面似乎情况更糟了。有一份大约出自公元前1850年前的文件，时值阿门内姆哈特三世在位（就是那位辟出法尤姆湖的法老），文件提到有一位叫作杜瓦–卡蒂（Dua-Khety）的有钱人，要儿子佩皮（Pepy）去上学，好让他以后当个抄书吏。在路上，杜瓦–卡蒂生动地描述了农民、劳工、军人和工匠的生活多么悲惨，以此鼓励佩皮应把所有心力投入学习，才能逃离大多数人不快乐的命运。
根据杜瓦–卡蒂的说法，自己没有田地的农民，生活就会充满艰辛和苦难，只能破布遮身，又得整天劳动，直到手上起满水泡。接着，法老的官吏还要把他拉去服劳役。而他如此辛苦工作，得到的却只是一身疾病。就算真的能活着回家，身心也已被严重摧残。即使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命也不见得有多好。每天从河边用水桶把水挑回田里，沉重的负担压弯肩膀，脖子上溃烂肿胀。早上打理水韭田，下午打理椰枣树，晚上还要照料香菜田。最后，他因身体不支而一命呜呼。?虽然这段文字可能有意夸大，但与实情也相去不远。法老时代的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王国，但对于底层的农民来说，强大的国力只代表着他们要缴税、要服劳役，并不代表能得到医疗或社会保障服务。
此等缺憾并非埃及独有。无论是中国历代、***帝国还是欧洲各个王国，虽然都是成就斐然，但就算到了公元1850年，一般人的生活比起远古狩猎采集者仍然不见得更好，而且实际上可能更糟。1850年，不管是中国的农民还是曼彻斯特工厂里的劳工，工时都比狩猎采集者更长，工作对身体的负担更重，对心理的压力也更大；他们的饮食比远古更不均衡，卫生条件更为落后，而传染病则更为常见。
因此，想评估人类合作网络究竟是好是坏，一切都取决于用什么标准和观点。
人类合作网络评价自我时，常常用的就是自己发明的标准，屡获好评也就毫不意外。特别是以虚构实体之名（例如神、国家和公司）而建立的人类网络，自然也就是从虚构实体的角度来判断是否成功。这样一来，宗教的成功就在于信众彻底遵循神的旨意，国家的成功就在于提升国家的利益，企业的成功就在于钱财滚滚而来。
因此，评价任何人类网络的历史时，建议可以经常暂停一下，改从真实实体的视角来看待事物。怎么知道某个实体是否真实？答案很简单，只要问问自己“它是否会感觉痛苦”就行了。放火烧了宙斯的神庙，宙斯并不会感觉痛苦；欧元贬值，欧元不会感觉痛苦；银行破产，银行不会感觉痛苦；国家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国家也不会真正感觉痛苦。这些实体，都只是比喻。然而，如果是士兵在战争中受伤，他确实会感觉痛苦；饥饿的农民没有食物可吃，会感觉痛苦；母牛被迫与新生小牛分离，会感觉痛苦。这些实体，则属于真实。
虚构故事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有时还有其必要性。如果没有货币、国家或公司等人人接受的故事，复杂的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要先让大家都相信了同样的虚构规则，我们才可能一起踢一场足球；再让大家都相信一些类似的虚构故事，才能让市场或法庭真正发挥作用。然而，这些故事只是工具，不该成为目标和标准。一旦我们忘了这些只是虚构的，就会开始与现实渐行渐远。于是，可能只是为了“给公司赚很多钱”或是“保护国家利益”，就让我们掀起无边战火。公司、货币和国家，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是人类发明了这些概念，好让它们为人类服务；为什么最后反而是人类为这些概念服务，甚至牺牲性命呢？
21世纪，我们有可能会创造出比以往更强大的虚构概念以及更极权的信仰。在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算法的协助下，这些信仰不但会控制我们每分每秒的存在，甚至将塑造我们的身体、大脑和心灵，创造出完整的虚拟世界。
“看来，我们的梁教授的学识比起凌教授，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呵呵，那当然！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们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多么的微不足道。”“不，起码你在我心中还是很有份量的。”“嘿，你是说我重吗？”“当然不是，你误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