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我们民族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其实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东西。
晚清时期，因为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强大工业产能的降维打击，使得我们国家传统的工商业模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甚至演变成了文化自信的问题。
当然，经历了二百年不遗余力的文化迫害，想让“奴才”重新拥有独立的文化自信，那也是白日做梦。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时隔五百多年再一次响彻神州大地，也是时代的召唤。
只可惜，内忧外患实在太多，先辈们终究没能实现口号中的目标。从而导致了文化危机的彻底爆发。
整个民族从内到外，几乎全都被格式化了一遍，才重新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机会。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就此断绝，从而走上了另类的发展道路。
只不过，在这片养育我们成长的土地上，外来的文化终究抵不过传承的力量，本土化改造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大潮从此在神州大地上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一座座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拔地而起，一个个超大规模的城市陆续出现。
就这样，百年时间一晃而过，随着外来文化本土化改造的越加彻底，让我们惊险的迈过了一个又一个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的危机。
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恢复了庞大的财富制造能力。
细细数来，这就是我们民族通过工业能力的建设，所达到的效果。人口规模从四万万五千同胞倍增至十四亿的规模，让整个民族的规模扩大了三倍还多。
这就是工业时代的我们，所创造的辉煌。而且还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养活如此多的人口，此间成就足以令古人欣慰。同时还拥有了保护所有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武力。
现如今，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恐怕以上，这才是我们民族这些年大力发展工业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当然，这个伟大成就的背后并不都是灿烂和光明，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庞大。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或者说是走入科技发展的瓶颈期，信息产业异军突起，为我们开创了另外一个视野。
能够让我们从更多途径获得精神享乐的东西。
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观点，工业时代满足了我们人类对物质的需求，信息时代，则满足了我们人类对精神的需求。
简洁而又方便的文化产品，占用了我们最多的业余时间。
原本，因为需要进行工业化，整个民族都进行了格式化，从而导致的精神文化传承断绝的空白还没填补，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两三代人的思维方式完全迥异于传统文化传统，导致对我们数千年来所孕育的文化的理解错位，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什么是传统文化。
闹出的笑话，更是一个接着一个，付出的代价更是一个比一个大。
整个社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相互对立，乃至相互仇视的理念。也完全体会不到什么是文化自信了。
口号虽然喊得响亮，可是从小到大的教育模式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改变，所教授给年轻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并不是我们民族对待问题的方式。
整体性被完全割裂，看待和解决问题更多的是从方法的角度，而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
对我们数千年历史的解读，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许许多多历史问题，被扭曲解读，让我们懵懵懂懂，像是一个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感觉及不踏实。
聪明人背井离乡远赴西洋者比比皆是，故土难离的精神内含，衣锦还乡的从容淡定，都已经不知所谓了。
中庸之道，被人抛弃，义利之辩，更是充满了二元对立的色彩。
这些理念方面的冲突，在我们绝大多数人还在饿肚子的时段里是不会爆发的，但是肚子总会被填饱，所谓“仓禀足而知礼仪”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曾经的礼仪为何，大家都有共识，可如今为何，大家却难以描述。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统之争，极为残酷。古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百家归儒，百家归道，这才有了千年共识。
可如今，道之何在？却没有几个人知道。
“道”和“术”之间的争论，从来就不是小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大力弘扬术的作用，他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内，让我们解决生存危机。
只不过，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我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却成了难题。
因为，“术”好学，“道”难寻。
在科学技术普遍陷入发展瓶颈的时代，没有了道的驾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建康发展。
其实这个道理，古人比我们更加关心。
想想也是，为何我们古代的士大夫们喜欢论道，难道是因为他们缺钱吗？肯定不是。
在王朝繁荣时期，其实普通百姓们的获得感并不比现在的百姓差，甚至要更多一些。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坐而论道呢？我想这恐怕就和思想文化有关系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需求。
用各种娱乐方式填补精神世界，并不是现在人所特有的东西，这些方面，我们并不比古人来的高明。
甚至在有些理念和思想层面上，我们还是落后的。
当然，谈上面这些并不是要让我们知道古人如何如何，而是要引出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在信息时代我们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才能重新将格式化过的民族，接续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序列之上。
恐怕思维方式的扭转，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毕竟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制度，乃至内容解释，完全和我们的文化传承背道而驰。
幸运的是，我们的民族并没有在工业时代挣扎过多的岁月，只不过被西方思维方式禁锢了两代人而已，新世纪出生的年轻人，重新拥有了强大的自信。
这是我们恢复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一些人拥有“以天下为己任”心态的学者最需要传播中华文化的学生。
信息时代，让教育模式发生了转变，文化理念的传播，再也不会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讲台上。
信息时代，我们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其实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
通过信息时代迅捷的知识传播手段，尽可能多的影响一些年轻人，让他们重新沐浴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成长，长出我们民族需要的硕果。这就是一些新时代的仁人志士应该做的东西。
文明的消亡从来都是伴随着极其残酷的事件发生的，如果不能抱住自己的文化，那么距离民族消亡也就为时不远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点都没错，这个并不因为我们能够填饱肚子，不受外敌入侵，就不危险，反而是更加的危险了。
中华民族代表的含义是如此的厚重，绝对不是简单的解释就能够解释清楚的。
放眼全球，已经有多少个文明已经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中华文明历经坎坷延绵不绝，并不是说不会消失。
经过格式化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消亡的边缘，如果不能够将我们的文化重新架构起来，那么距离消亡也就不远了。
这也是信息时代，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
用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来制造和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各种文化产品，这才是保证我们民族延续的不二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