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天 受辱与成年
隔天清晨，我所有的面部肌肉都已整装待发上早餐桌。我知道她会本能地望向我，因为她也不会望向其他人。她确实望过来了。但我没能笑出来。我瞬间明白自己失焦了，假笑快速弹回到了我的另一张脸上。这是一场我没料想到的意外。
当然，护士纳塔利娅目睹了这一切，十分好奇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在电视时间开始的时候，纳塔利娅带上自己的笑容来回应我的冷漠，第一次没经过我的同意，把我径直推到波利娜的轮椅旁边，留下我淹没于暴风雨中。我们俩从未像现在这样挨得那么近，手肘碰在一起，肌肤相亲。
读者，请理解我：这是我第一次不是跟护士耍嘴皮子的交流，更别提对象还是波利娜。我毫无准备，“尿尿杆”跳起来博眼球，跟随我愈来愈快的心跳节奏抽搐，短裤被绷得紧紧的。
或许，你很难想象一个独臂残疾人现在还有任何一丝自我意识。但请相信，这就是我载入史册的惊心动魄二十二秒。我下意识地尽可能用挥舞的独臂来掩盖那块隆起，但只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我尽可能巧妙地将Hui掩藏在本是双腿的残肢中，并夹紧它们以便藏好Hui。我煎熬等待了一会儿，等余波平息。我整个人变得通红，被汗水浸透。但这并没阻止波利娜开始说话：“纳塔利娅跟我说了。”
我沉默地坐着，流的汗更多了。
“伊万，你还好吗？”
“我喜欢你的头发，波利娜。”
“这是顶假发，伊万。”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耀眼到模糊。我无从忆起这段蒙着污迹的对话，只知道这是我和波利娜生命中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电视时间我们基本都在聊天，熄灯之后集合起来搞些恶作剧，开些玩笑或是做任何让我们觉得不那么孤寂的事情。我们开始从天气聊到彼此无法忍受的事，然后又扯到假如我们有机会，会倾向于何种缴租方式。护士纳塔利娅当然对我们酝酿升温的感情感到兴奋，并尽全力培育它。她突袭各家亲戚的住处，搜刮各种古老的俄罗斯游戏。然后，等熄灯了，她便会悄悄把我俩推到主室去，让我们在无监护状态下玩耍。还转过身用好似喝了伏特加的双眼眯着看我们俩，这些夜晚完美得太不真实。读者，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空，波利娜并未死去，而我，也不是一个残疾人。我们蜕去躯壳，在别处相逢。
第20天 帮忙照顾马克斯
那天过后的晚上，我想到，既然波利娜即将迈入死亡，我就该好好想想在她被移送进红色房间之前，我们能在一起做些什么。起先，因为相信我们能在一起三个月，那个事项单列得相当长，包括像是捉迷藏，调查中美洲产区的咖啡（基本产自危地马拉），看西伯利亚极光，玩著名的美国游戏“真心话大冒险”（常常是调情的前奏），用吉他和钢琴做一首曲子，去法国玩（一定要去埃菲尔铁塔），给护士纳塔利娅煮芝士菠菜吃，跟海豚一块儿游泳，拜访纳博科夫的墓地，在瀑布下亲热，骑一头大象，在水床上做爱，堆一个比我俩都高的雪人，发明一种我们都没见过的颜色，在马尔代夫冲浪，去中非爬山，喂长颈鹿，找个伶牙俐齿的算命先生给我俩看手相，参加一场货真价实的嘉年华怪胎秀，在沙滩上睡一晚（不搭帐篷），去唐人街或是中国延边（或任何亚洲的镇子）唱卡拉OK，在电梯里做爱，滑雪，去旧金山乘缆车，生好几个孩子，用受孕的地点给他们取名（像是马达加斯加、米德尔塞克斯或马尔科姆），在屋顶做爱（最好来点小雨或是小雪之类的），去墨西哥的巴哈角吃龙虾，穿着神父和修女的衣服驱车开往沙滩亲热。
终于列完了，我落下笔杆，看了看钟。现在是凌晨4:00。我把头放下去，做了一个小时的白日梦，直到无缝衔接进入睡眠。在护士纳塔利娅急切敲响房门之前，我的生命一片漆黑。
“伊万，起来了吗？”
“现在起来了。”
“我能进来吗？”
“行吧。”
她踏进房门，反手关上了门，然后慢慢走到我的床边，坐在了我本该是腿的地方。她的脑袋和嘴巴看起来像是挤满了要说的事情。
“你恋爱了吗？”
“有时，你问的问题都是错的。”
她笑了，我勉强回了一个敷衍的微笑。
“那就继续问我吧。”她说。
“问什么？”
“既然你不喜欢我的提问，那换你问我。”
“你跟她说了之后发生了什么？”
“她跟个婴儿似的啜泣。”
“我能为她做什么吗？”
“你永远都能为她做什么。”
之后，我们也没什么好说了。她站起来整理了一下护士服便离开了，我去尿了尿，滑着钻进衣服。两分钟后，我吃了些摆在面前的刺鼻的卷心菜，桌子那头没有波利娜的身影。我扒完了早餐，开始搜寻护士纳塔利娅，发现她正在扫厕所。
“她在哪儿？”
“他们给她加强了化疗，盼着奇迹出现。”她边擦水槽上的头发边说。这意味着波利娜病情加剧到无法进食。也表明，护士纳塔利娅不相信会出现这种奇迹。另外，在这所疗养院待了十七年之久，我仍旧不知道“他们”指的是谁，几乎从来不会有医生来这儿。
我想撤退，躲回房间，自慰到入睡，然后去吃晚餐，但又想到她的神出鬼没能让我有时间计划一场约会。我抽出那张清单，上头早已沾上了凡士林和卷心菜汁，又从头通读了一遍接下来三个月的计划。鉴于如今波利娜肠胃急剧恶化，我决定抛弃这张精心制作的列表，开始从小事着手。我推着轮椅来到主室，十三个长着嘴巴昏昏欲睡的病人正在看电视，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缠在一起，做着某种我喜欢称之为“黄昏时分的女同性恋”的瑜伽招式。我将轮椅停在书架边，寻找我最喜欢的书《霍顿孵蛋》，作者是西奥多·盖泽尔。它又旧又破，遭受了将近五十七年无知残疾人的虐待。但我还是把它塞到屁股底下，跟其他所有郁郁寡欢的人一起度过了电视时间。
整个早上我都在等，然后回到了餐厅吃午饭，盼望着她那时醒来之后会有点饿。她并不饿。然后，我就回到主室度过午餐后的电视时间。波利娜还是没来。又到了晚餐，那本《霍顿孵蛋》仍旧压在我的屁股底下。吃完了我又回到主室度过晚餐后的电视时间，煎熬着看完了一集五十五分钟的《四个坦克兵与狗》之后，波利娜终于露面，她看起来就像世界上最精致的僵尸。我的嘴巴已经准备好开口，她一定是注意到了，因为她抢先一步说道：“我很好。”
我的嘴唇又聚在一起想回她的话，可她又重复道：“是的，伊万，我会好的。”
我疑惑地坐了一阵，有些挫败，开口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就要问你好不好？或许我要问你关于流沙陷阱，还有假如很慢才陷入进去，那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为什么我现在讲这些的时候你又不制止我说话了呢？”
“父母死后，别人问我‘你还好吗’的次数比我这辈子被过的问题还要多得多。看到那些嘴脸我就知道他们会问这个问题。”
我没什么共鸣，因为人们很少问我“你还好吗”。
“你见过马克斯吗？”我问她。
“我就见过你。还很少碰见。”
她说话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她的脸变得愈加瘦削，肤色变得愈加苍白，又变回了秃头。我将这些解读为我们亲密关系的退步，或许也是进步，因为这也是一种随意安适的信号，或许它们什么意义也没有。然后，我转头朝向电视机，因为觉得自己盯着她太久了，但又不是完全确定接下来说什么。黑白电视机上正在放《兔子，等着瞧！》。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我问。
“还行。”她回答。
她的话简短、草率、散漫，我想到她现在正和肚子里的东西搏斗。我不太为她担心，因为里面也没装很多东西。
“我想给你看点东西。”我说。
“晚些吧，我想。”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做这件事，无论是余下的《兔子，等着瞧！》，还是护士叶连娜清空这些残疾人，将他们送回各自房间，准备熄灯就寝，我都没跟波利娜再说一个字。直到护士叶连娜招呼我们回去睡觉，我才开口。我叫波利娜跟着我，往电梯（我已提前启动）方向推去。随后，我按了三楼的电梯键，黄色房间在这层。波利娜慢吞吞的，所以我不停地按着那个两个箭头相反的按钮，整个人鼓得跟艾草鸡似的，这能算作我为别人做的最爷们的事了。
“我们去哪儿？”
“这是惊喜。”
除了说话声，电梯爬升得很安静。电梯门开了，我按着电梯键，让波利娜先走，然后我再跟上。我领着她推过了那条漫长、黑暗且柱灯都黯淡下来的走廊，进入了那间黄色房间。房间里除了一些小小的闪光之外，一片漆黑，让我忆起那些潜藏在非洲稀树草原里的夜行小生物。
波利娜说：“我从来没来过这里。”那股最虚弱的兴奋劲让我相信她还算是活着。然后，她自己开了灯，像来过无数次似的。没说什么，我径直推向马克斯的小床，波利娜则在后头跟着。我越过了矮矮的防护栏，捏了捏他的脚趾，向他发射是我来了的信号。他的眼睛僵直、慌张又可爱地看向我。我回头望着波利娜的双眼（过去我从没这么做过），发觉它们盛满了泪水。
“他怎么了？”她问我。
我说：“应该是得了先天性关节挛缩症。”
当然了，最后说成了“先田性关肢软缩症”，我不擅长英语，也从没扯出过医学术语。
“你怎么知道的？”波利娜问我。
“我问过照顾他的护士卡佳，但是她也不知道。然后，我问了护士纳塔利娅，她也不知道，但她给我带了他的文件，上面只写了‘先天性畸形’，但这只意味着他出生的时候身体出了什么错，而且她说自己已经说过不知道了。所以，她给了我一本护士学院的书，让我自己去找。”
“他能说话吗？”
“不能。”
波利娜把手伸进摇篮，碰了碰马克斯的脸蛋，用手顺着他镰刀形的轮廓摸下去，摸完了之后又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部分去托起他攥紧的小小手指。
“有时，我会读书给他听。”我说。
我从屁股底下抽出了那本书。
一只孵蛋的懒鸟梅子叹了口气：“我又疲惫又无聊……”
在波利娜面前朗读，我觉得不大自在，因为这么读放大了我无力的嗓音。这个局面激发我边朗读边查找比对内容。
“我坐得腿都痉挛了，一天天地就这么枯坐着。”
“工作！我恨死它了！我更想玩……”
我望见波利娜只是低声哼着一串“唔喔”声，哄马克斯入眠，我联想不到任何歌，但可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谱就的某个旋律，这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肯定她应该几乎听不到我读：
“我要假期，飞去歇息。”
“只要我能找到替我坐在鸟窝上的人！”
她哼唱着，轻拍着这个惊慌失措的孩子，如同初次踏进这家医院时，我眼中的那个小天使。
“然后那头大象霍顿经过了她的树。”
“你好！懒鸟叫道，尽全力笑着。”
“你无事可做，而我正好需要休息一下。”
“你想上来坐在我的鸟窝上孵蛋吗？”
我理解波利娜的执着，有这么几秒钟，我们心意相通。对她来说，这是一刻她本不拥有的未来片段。即便只有一会儿，一个触碰的机会就是她活着的全部目标。
“我孵你的蛋？为什么，这完全不合理……”
“你的蛋太小了，女士，而我如此巨大！”
那个恋母情结般的语调，从一个即将失去做母亲权利的人的口中说出。
正当这个想法朝我袭来之时，我看见一串闪亮的小河顺着波利娜瓷白的脸颊滴落，流经之处短暂地留下美丽的记号。
她转过头对我说：“我想读给他听。”
我把书递给她，波利娜开始用她慈母般的语调一字一顿朗读着。她很快进入了苏斯式节奏，就像生来就为了干这件事似的，立即为书中当下的情况愤愤不平。
我坐在后面，默默看着她融入书页之间，忘记了我还在房间里，这倒不会让我困扰。
那晚，我俩一同在马克斯身边睡着了，直到他心脏检测器的哔哔声吵醒了我。我狠不下心叫醒她，所以我静悄悄推着轮椅回到了自己房间，让她继续睡在马克斯旁边。
第19天 游戏之夜
隔天，我伴随着“见鬼！”的状态醒了过来，耳畔传来护士纳塔利娅叩击门的金属声。“还有十分钟就到早餐时间了，伊万。”她说，金属材料中透出的嗓音让她听上去像是切换到了机器人模式。
“好吧，好吧。”我回应道。
“一礼拜三次了，伊万？”
“好吧，好吧。”我重复道。
“我能进来吗？有些东西要给你。”她问我。
护士纳塔利娅说要进屋给我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形成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垂涎于任何她即将给予我的东西。这些东西通常是书，但我有种感觉，基于目前的形势，或许是些更好的东西。
“好，请进。”
护士纳塔利娅带着一个白色塑料大包进了房间，然后把它扔到我床上。
“我有的都在这儿了，伊万。我很多年没用过它们了。”
打开包后，我开始一盒一盒往外拿，每一盒都是一个版本的游戏，大部分我都没听说过，名字都很奇怪，像是“安德伍德”“帽仙”“比手画脚”“胜利日”“十五子棋”和“大胡杜”。
“看这个，”她说。“这是大富翁。我去纽约的时候买的。这要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就被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26]以窝藏‘资本主义污迹’的罪名扣押了。”她说道。
“也就是说，我在这家枯燥无味的医院腐烂了十八年，期间你就一直秘密收藏着这些游戏？”
“可是以前你要去跟谁玩呀，伊万？”
“你就可以算一个了。”
“别夸大其词了。你埋在书里还来不及，哪里有空跟老太婆玩游戏。十年前，你就不跟我下棋了。”
“还不是因为你下棋太刁钻了。”
“我也这么想。”
“我能收着它们吗？”
“长期租借。”
“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也不能玩这些？”我问。
护士纳塔利娅冷笑一声，不屑地摆了摆手。
我开始根据盒身周围的简介给这些盒子分类，几乎忘记了护士纳塔利娅还在房间里，直到她响亮地告知还剩五分钟就到早餐时间了，我问她：
“她在那儿吗？”
“不在，以后也不会在。至少不会是在早上——服用每日凌晨6:00的‘药剂’。”
“今天我不吃早餐了。”我说。
我在床边发现了一张涂得五颜六色的餐巾纸和一支快用完的笔。我用潦草的笔记随意写了几个字，遂推着轮椅到了波利娜房门口，悄悄把纸巾从门缝下面塞了进去。
全天，我都耐心等候着，尤其警觉于医院里每个房间每个时钟的每一个嘀嗒声（这家医院虽然资金和技术有限，但时钟倒是格外充足）。午餐时，我就扒了几口饭；晚餐又多扒了几口。我在主室度过了不同时段的电视时间，好奇大厅怎么跟一个飘忽不定的鬼魂似的，还去了几趟公厕，每扇门都掩着，没能看到波利娜的身影。基于以上事实，我基本上猜到她很有可能在自己房间的卫生间里，液体从上面下面齐齐流出。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护士纳塔利娅负责在晚餐时间分发食物。正当她要从那个酷似水桶的盛食器中舀出一个个难以辨认的小块肉丁时，我制止了她。
“你今天见到她了吗？”我问。
“我听到她对着一个马桶哭。”她回我，说完继续分配滚烫的肉丁。
她说的话刺激了我脑袋里的声音，它叫嚣着让我做好事与愿违的心理准备。这些年来，我对这种自我防御系统再熟悉不过了。它说着像是这样的话：伊万，你啊，还不如就在房间里自慰，女孩都冷漠地心安理得，毫无歉疚，况且她很快就要死了。
正在这个声音又说完一个让我保持冷漠的愈发无法抗拒的理由之时，我回到了房间，从床下抽出了三本书：古斯塔夫·斯坦的《基础病理学》（俄罗斯译本由基尔拉加德·波洛夫翻译）、马克·罗曼的《癌症的分子生物学》（俄罗斯译本由谢尔盖·伊利科夫翻译）、罗伯特·布鲁克的《遗传学：分析与原理》（乌克兰译本由弗拉基米尔·梅德耶夫翻译）。这些书是护士纳塔利娅读护校时没卖掉的书，在一个自我诊断成为必要生存方式的地方，它们在我的私人图书馆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一席。
我决定将今夜余下的时光用来研读为何化疗会引发病人阵阵呕吐和喷出爆炸性大便。据罗曼所言（第342页），癌细胞再生速度堪比澳大利亚兔子的繁殖速度，而那杯化疗鸡尾酒中的成分则能快速杀死再生细胞。不幸的是，人体的肠胃细胞也在其绞杀名单中，算作间接伤害。
晚上8:50，我放下书，坐进轮椅，收好棋子和“比手画脚”的游戏，理好一副牌（我妈说，变化是生活的调味品），然后推轮椅去了主室。里面空空荡荡，既没有护士也没有残疾人，但一盏油灯和约莫十二根蜡烛照亮了它，显然，蜡烛是护士纳塔利娅点的，她不是出于好心才做这件事，只是把这当成了个可爱的玩笑，想让我的残肢都觉得难为情。惊慌中，由于肺活量不足，所以吹得有些艰难，但我还是吹熄了每根蜡烛。推到那盏油灯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战略决策：将它留在那里，因为另一种选择（医院的照明灯）让我略感反胃，那感觉就像饱餐一顿吃得酣畅淋漓却撑胀了肚子，还会看见那个红色房间。然后，我扭动着离开了轮椅，从包里抓出了第一个盒子，正巧就是棋子，随后开始往棋盘上摆放那些塑料圆片，但转念又决定不摆了，因为我妈现身，告诉我波利娜在呕吐了大半天之后或许并不想做激烈思考。我便把所有的塑料圆片扔回包里，抽出“比手画脚”，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不知道怎么玩，这刺激我高速浏览那些说明书，直到老妈再次出现，对我说：“倒数五十五秒，伊万。你在五十五秒内学不会这个游戏。还是玩牌比较保险。”我即刻在包里疯狂搜刮，掏出那副牌然后把它们分成两堆。
最后一张牌归堆之后，我只有两种想法。第一种想法是沐浴在这盏油灯的微弱光线中，假如我独自一人拿着扑克牌而身旁没有波利娜，那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将会多么黑暗啊？第二种想法是一个迟缓将死的白血病患者怎么还能打牌，更别提她还虚弱、疲惫、暴躁并持续处在顽强抗吐的状态中呢？这些想法的交叉火力让我放弃了玩牌的计划。我很快搅乱了那两堆牌，准备把它们放好。正在这时，波利娜推着轮椅，宣称（有点儿开心）：“自打来这儿我就没玩过牌了。”
我下意识地假装理牌，而不是准备收起来。
“杜拉克？”她问我。
“是的。”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放水？”
“是不知道。”
“你知道放水让一个将死女孩赢是要有恶报的吗？”
“我不会的。”
说完最后一句，我发完了最后一张，此夜此时，我第一次抬头看着波利娜。即使在护士纳塔利娅的微弱油灯下，我还是看见了波利娜的瘀青悄悄爬上手臂，蔓延至脸庞。
“别盯了，拿起你的牌。”
我照做了。
“攻击。”她说。
胡思乱想着将来的局面（比如，波利娜病得越来越重，重到晚上露面几分钟都做不到，重到咀嚼不动卷心菜，重到……），手中打出了第一张牌。
然后，划破沉默的一声：“该你了，伊万。”
“早上起床很困难吗？”我问她。
“这就是你最强的牌？”她问道，我基本肯定这是反问，因为她扔下了自己的牌，也一并摧毁了我俩的牌堆。
“就是如此：我们不谈这个。”
在油灯和影子之间，我点点头。
“我正在对付这段时间。”她说。
波利娜缓缓站直了身体，从轮椅上出来，开始捡牌，它们散落在主室的每个角落，躺在冰冷的油地毡上。我在地板上蠕虫似的尽可能地够牌，把收集到的牌交还给她。然后，她坐回了我对面开始理牌，我俩静默不语，因为我能感觉到她残留的怒气。这怒气很完整，直接转嫁于游戏上。波利娜首先打破沉默。
“今天我想到了你。”
我霎时间就淹没在一个狂喜的巨浪中，直到她继续说：“从理智上，我理解了你如此怪异的原因。我要是困在这个地狱之洞一年，也会变得奇怪，更别提你在这里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但你是我见过怪咖等级最高的人了，当然我之前也是见过怪咖的。他们大多是莫斯科的妓女和乞丐。”
说这些的时候，她的视线没离开过手上的牌。
“我不确定自己有任何与之争锋的奇怪之处。”我说。
“恩，你很古怪。极其古怪。不遵守任何社交规则。这让你又古怪又白痴。”她回我。
波利娜很幸运，我享受这场辱骂。
“你在我面前当混蛋，因为你快死了。”我说。
“操你哦，伊万。”她朝我骂道。
“真的吗？”我问她。
“不可能。”她说。
“再者说，你对我混蛋，因为此时此地你也找不到比我更安全的对象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这还挺可爱的。混蛋起来吧。”
“你是不是肚子里装点东西就感觉自己很伟岸啊？”
“证实自己的猜测会让我觉得自己更伟岸。”
“你错了。”
“我早已跟错误生活在一块儿了。”
“和什么生活在一块儿？”
“和一个对任何人混蛋，但却对我微笑的人生活在一块儿。继续啊。小菜一碟。”
“好。你除了是个社交白痴，看上去还令人作呕。更糟糕的是，你永远活在同情之中，永远都不可能收获一段真实的关系。”
“你更惨，都没人可怜你。”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知道我打破了所有的规则，随即想把它收回。这个游戏不该这么玩的。我就不应该回击，我应该照单全收她的话，直到剩下信任为止。
波利娜冷淡漠然，悄悄放下她的牌，推着轮椅离开了。
“对不起。”我说。
当然没关系。
第18天 无所事事的一天
第十八天，我吃了早餐，看了三集《兔子，等着瞧！》（实际上没记住什么），自慰了两次（可能三次），叠好了三双袜子，看了八十八页的《悲惨世界》，两个小时装昏迷，另外两个小时睡觉，读了十七页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幻想自己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帮护士纳塔利娅折衣服（提及了那些蜡烛），尝试屏住呼吸超过三分钟，练习从一本1933年的魔术书中读到的纸牌戏法，然后幻想假如梵高尚在人世，《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会如何为他诊断。这天，我连波利娜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据护士纳塔利娅称，她忙着进行第一次输血，做更多化疗。
第17天 星星和楼梯井
第十七天，清晨6:58，我起床，检查了自己的身体零件，然后蛇形穿过冰凉的油地毡去清空“尿袋”。扭动着去卫生间的途中，我才发现四张纸条散落在门边。读过每一张后，我重新将它们以最合理的顺序排列。第一张写了，你醒了吗？第二张说，原谅我？第三张，我还在……第四张，明天，逃走，四楼，楼梯井。
每天都过得雷同，所以，从那时到明天的细节就真没必要分享了。大约晚上10:01，我推开那扇尚且完好的双开铁门挤了进去，前往四楼（这家医院最高的楼层）的楼梯井，发现波利娜坐在最高的阶梯上，没坐轮椅，在日记本上乱写着什么。她身后有架红色钢梯，通向一扇红色的门，打开就到了屋顶。出口处正挂着一条长长的白色床单。
“我不坐轮椅了，你别问我。”她边说边跳了起来，把日记本塞到了运动裤的屁股口袋里。“你知道这很刺激的吧？”她问我。
“知道。”我回答。
我真的知道。假如要我提出最大的疑惑，我会说我耗费了将近五百个小时坐在这扇门下面沉思，这个工程设计需要我只用一只手臂，不用脚爬上梯子，然后钻过那个洞。
“你最近上来过吗？”她问我。
“你最近看见过我吗？”我回她。
“是的，我真的见过你。这不，我给你做了一个装置。”
“一个装置？”
“是的，一个装置。”
“我只看见了一条床单。”
“一条床单和一个滑轮。”她说。
我这才看出，实际上，这是一条床单加一个轮椅车轮，她把车轮改造成了类似滑轮的装置（这也解释了轮椅失踪的原因）。
“你只需要抓住。”她说。
“用什么抓住？”我问。
“用你的手。”
我俩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我的两根手指。
“这不是问题。”她说，然后拿出了一卷医用纱布。
“你从哪儿找到这个的？”
“从克里斯蒂娜小姐的桌子下面。”
灵感和狂热的激情：《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狂躁状态的标准。
狂躁状态：《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躁郁症的标准。
而后，母亲出现在波利娜的身后，说：别去评判。死亡诱发出了我们最狂躁的状态。
“你要把我绑在这条床单上？”我向她再次确认。
“我要把你绑起来，你要用所有的手指抓牢。”
“不！”我说。
“来这儿。”她说。我照做了，把轮椅推到了平地上，扭动着去够挂在楼顶的床单。
“把床单拉到胸口。”她说，将白色床单用力推向我的T恤衫，我照做了，然后，她开始把我的身体裹进床单里，大约转了二三十圈。直到在某个时刻我对她说：“我觉得已经够了。”她又额外加转了两圈。
“抓紧了。”她说。我照做了，最后，没等她发号施令，残肢就离开了地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她一把又一把地拉下床单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太轻松了，让我觉得自己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但又转念一想，波利娜前几天还当着我的面吐了一身，也就不再执念了。我试了几招在调节压力书上读到的放松技巧，头往后仰，透过屋顶的洞看着夜空一点点离自己越来越近。这还是我头一回看见夜空，老实说，我被那些星星吓到了，它们真的就跟歌里唱的那样一闪一闪的。
想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了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与那扇门眼对眼，而且上面也没有床单了。
“现在，伊万，我能撑住你，”波利娜说，“但是你要把屁股放到天花板上。”
“但我只有一只——”
“你又在讲一堆废话啦。我已经做了足够多化疗来杀死体内的拉斯普京[27]，你最好还是一鼓作气向上拉一把，否则我就把你当个死婴一样摔在地上。”
我的理想预测是四分钟。这四分钟内，我的残肢翻在天台门外，竭力找到一个让其余部分也翻进去的支点。而另一边的波利娜，则在下面流着汗颤抖地拽住床单，辱骂我。有好几次，我已经决定放弃了。但当我妈现身，跟我讲述了孕妇抬起卡住小孩的汽车的故事之后，激发了我唤醒体内“孕妇”的动力，我笃信每个人体内都有“孕妇”。
大概上天台十三秒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在天台了。听到了波利娜的声音，我终于被拉回了现实。
“上面怎么样啊？”
我没回答，而是决定默默将这片夜空珍藏，同时也一层层剥开胸前围起的十三圈床单。
“伊万，说点儿什么啊。”
我听见她的脚一格一格蹬上了梯子。
“我挺好的。”
“那就好。”她一边说着一边从门口探出了光头。她花了一会儿时间和我一块儿沉醉在这片夜空，然后继续说：
“我在利沃夫长大，那儿的夜晚有太多的灯光，根本看不见星星。感谢诞生在伯利恒的耶稣给予破莫济里这片星空。”
看着这片星空，我一时语塞，没回答她。
“天哪！小伊万，你从没见过夜空吧，是吗？”
“不，我见过。”
“那也只是透过窗户看的。”
“正是如此。”
“没人带你来这儿吗？”
“没有。”
“护士纳塔利娅也没有？”
“她想带我来这儿。问过一次吧。其实不止一次。”
“然后呢？”
“我拒绝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伊万，你当然知道了！”
我的确知道。我俩都清楚我一清二楚。
“你害怕了。”她说。
“害怕什么？”
“害怕一切。”
“害怕什么东西都没意义，更别说害怕一切了。”
“但这并不代表你就不害怕了。”
我没回答，因为不知道回什么。
波利娜打破了这片不安的沉默：“好吧，我很荣幸采摘你这朵纯洁的小蓓蕾。”
我立马扑哧一声笑了，波利娜也被我带笑。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我俩静静坐着，没跟对方说一句话。一片祥和中，波利娜又开口了。
“我妈和我爸截然不同。我妈拒绝相信看不见的任何东西，而我爸老是在做梦。天空让我想到了他。他沉迷星相。他用星星向每一个遇见的人解释他们的怪事和癖好。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因为车臣不太安全，他们家去塔林度过了一个夏天。一天晚上，他去散步，途中遇到一个卖秋葵和黄瓜的吉卜赛人。她跟他打了个赌。她说：‘如果我预测成功你接下来三天内将会发生的三件事，你能在第四天回到这儿吗？’他同意了。”
“那三件事是什么？”
“她说，第一天，天上会下狼蛛雨，但没那么糟糕，他不用担心，因为被狼蛛咬一口并不危险，况且天气自有灵魂，懂得把握分寸。她说，第二天，几乎整个早上他都会听到耳边有低沉的嗡嗡声，无须害怕，因为它是来修缮他的无意识状态。到了第三天，在他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神秘而完全不同的地方后，一切才会恢复正常，茫茫然不知所往，也没人向他解释怎么到这地方来的，但仍旧不必惊慌，因为他是被转移到了另一个时空。”
“每一个都成真了吗？”
“没有，一个也没有。”
“那你干吗跟我讲这个故事啊？”
“因为我还漏掉了最精彩的部分。”
“什么是最精彩的部分？”
“第四天，他打算回去痛斥那个吉卜赛人，但当他到达的时候，那个吉卜赛人笑得简直都快岔气了，喘息间尖叫道：‘天呀，俄罗斯小男孩！’我父亲说，她花了好久才平静下来，久到他都没了耐心想离开了，但是她又用伏特加把他诱了回来。”
“然后？”
“然后他留下来了。他们每天说话。”
“我不相信星相。”
“我也不信。但我信星星。星相是观念。星星却只是星星。”
我不确定她的意思，但我不想做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白痴，所以我点点头，继续抬头看着这片夜空。
“我出生在4月5日。”她说。
“白羊座。”
“关于白羊座，你知道什么？”
“你是认真的？”
“恩。”
“什么都不知道。”
“白羊座想当整个宇宙的中心。别的白羊座可能会说，因为我只是一个孩子。或许这是对的吧。但这不是我心中完美的白羊座。至少在生病前，我很吵闹但热爱生活。但现在，热爱生活太难了。”
她看着我的眼光又回到了星星上。
“你什么时候出生的，伊万？”她问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时候出生的？”
“不知道。”
波利娜沉默了几秒，我记得她眼神沉静又温柔，像是要照顾我一般，插句话，这可很不“白羊座”。然后，她用最高亢、学究式、鼻音很重的嗓音说道：
“伊万，你能跟我多聊聊你的身世吗？”语气简直太像我们现在的驻院心理医生布拉蒂尼科夫医生了。波利娜误打误撞用这些话按下了我脑袋里的掌管释放微笑的按钮，这按钮一直在里面，从没被激发过。刚开始是无辜地不停打嗝。后来便从下巴流出了一条浓稠的口水小溪，在大腿上滴了一摊，这让我笑得更凶了，惹得波利娜都开始笑，一来一回我们的笑声越来越高，我都快控制不住了，把屋顶上的冰冷水泥地都滚了个遍。我不能呼吸。我急需呼吸，眼泪从脸上滑落，央求着波利娜停下来，又忽然意识到我也正在嘲笑着所有的荒谬，所有的孤独，和在一个笨拙又不可控的躯体中对整个宇宙的抱怨。终于，波利娜被吓到了。
“伊万！”她一边大叫，一边轻轻抱住我小小的抽搐着的身体。“这没那么好笑。”
我想回她几个字，但忙着呼吸实在没空。
“伊万，什么？你想说什么？快他妈冷静下来。”她边说边不停拍打着我的脸颊。她的表情看上去陷在了恐慌和没再次掉进我已卡于其中的那个微笑陷阱中。然而，她还有理智把我的头抬离水泥地，为我拭去泪水。
末了，我终于开口，“我从没这么笑过。”
“一次也没有？”
“我在镜子前试过，但现实生活中从没这么笑过。”
“从不？”
“它需要被释放。”
抬头看着她，脑袋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此时此刻，如若我们被困于电视屏幕之内，那我们应该会亲吻吧，并非巧合的是，这时候她轻柔地把我的头放回了水泥地上，挪离了几英寸。
“好险你没摔破头，”她说，“我又病又累，没精力清理血迹。”
我回答她：“我能回答你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洗耳恭听。”
“我写下来了。我可以读给你听。或者你自己读。”
“什么？”
“从我不存在的出生之日到三天前的任何事情。”
“你为我写的？”
“这感觉是我偷了你日记本之后应该做的事。如果你明天中毒了，我可以陪你。”
“它很压抑吗？”
“我的故事？”
“是的。”
“当然了。”
“我不确定自己在中毒的时候能不能承受这种压抑。”
“实际上，它是个童话故事，我就是小男孩版的灰姑娘。”
“你要有脚才能当灰姑娘，伊万。”
一针见血，波利娜。
“你太刻薄了，这是你欠我的。”
“不，我没有。”
这些是她最后的话语。我接受了她的缄默，她也接受了我的。我们就这么盯着银河，直到尿意迫使我回去。
此时此刻，凌晨，时钟显示2:58。
我已经埋头写作五十一个小时。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五天。
今年是2005年。
我睡了几分钟。
原本会睡得更久，要不是伏特加已在我的血液中蒸发。
我晃了晃扁酒瓶，听见里面还有几滴酒在晃荡。
我将剩余的酒一饮而尽，决定再要一些。
我知道位置：叶连娜的藏酒地点。
从洗衣房的滑道下面，
我捕获了一整瓶，再来几口豪饮。
第16天 伊万·伊萨恩科的自传
点击，检查，重复。
我体内的闹钟开始叫嚣。我检查了自己丢失的双腿。我从床上滚下来。我匍匐着前往卫生间。我忽略地板的冰凉。我排完尿。我又扭曲着折返。我爬上自己的床。我摊开一条内裤和一件T恤衫，蠕虫一般钻进里头。我像泰山一样降落在轮椅上。我推着轮椅去了餐厅。我坐到了老位置上。我检查了波利娜空空如也的座位。我任刺鼻的卷心菜汁从下巴滴落。我吃了三口就不再吃了，正在这时，护士叶连娜迈着半醉半醒的步伐朝我走来，对我说：“那个生病的女孩想找纳塔利娅，但她不在。她给了我这个。”
然后，她扔下了一张纸条，一半都浸透在了卷心菜汁里。
“生病的女孩有名字。”我说。
对此，叶连娜没搭腔。
我又说：“她叫波利娜。”
对此，叶连娜兀自默不作声，气得我边压着嗓子轻声骂了句婊子，边开始读纸条上的内容。上头写着，高度中毒。你在哪里？
我把纸条塞进了裤子，轮椅上的轮子开始自驾行，带我回房。我从床垫角下面撬出了回忆日记，然后把它塞在了屁股底下。然后，我的轮子又开始转动，转去了橙色房间，那里，是病人接受化疗的地方。
不出我所料，自从去年进来的所有白血病患儿、淋巴癌患儿和脑癌患儿去世后，波利娜便成了那间房子唯一的化疗病人。她坐在挂着毒性化学用剂的轮椅上，在日记本上涂涂写写，晨间的暖黄阳光从不同的方向洒在她身上，又反弹回了四周橙色的墙壁上，混合她皮肤的桃红和瘀青的紫色，共同刻画出了近来身形的新鲜线条。她看起来如同一幅表现主义画作，由像是疯魔的蒙克、马尔克或是基尔希纳所作。
我打算保持安静，慢慢推过去，等她注意到我，好让自己尽可能久地享受这坦率的目光。其实很容易，因为那间房子就是一个由老旧、废弃、过时甚至无关的医疗器械构成的复杂迷宫，轻轻松松就能帮我迂回前进的轮椅打掩护。正当我像个轮椅忍者推着轮椅的时候，突然想到，虽然波利娜没有头发又骨瘦如柴，但她还是让这间房子变得能够让人忍受。迷失于这些想法之中，我撞到了某部灰色的机器或是其他东西，波利娜惊觉着转过头，条件反射地尖叫：“下流胚！”这我同意。随后，我继续蜿蜒穿过那些器械，最终推到了她身边。她面朝窗户，今天的太阳格外崭新。
“你看起来还可以啊。”我说。
“我感觉不太好。”
“什么感觉？”
“就像一只被扑鼠器捉住，但还没死的老鼠。”
她笑了，像是知道自己又在夸大其词似的，遂低头盯着那本我刚从屁股底下抽出的笔记。
“就是它吗？”她问。
“是的。”
“我们一起来读吧。”
“我认为它太压抑了。”
“我很无聊。”她说。
“你一定很无聊。”我说。
“让我读它。”
我把书递给她。
“全都是你写的？”她问我。
“是的。”
“用了三天？”
“用了一整晚。”
她沉默了几秒钟，只是翻着笔记，我敢肯定，上头的笔迹看起来就像一个癫痫病患儿不停抽搐时完成的杰作。
“我早就想把它给你，但后来你成了‘三月生’。”我说。
“这是第一本。”
“什么？”
“没人给我写过书。”
“显然。”
“我开始了。”
她又把本子递了回来，我翻开第一页。那些字句开始从我的嘴里散落，它们徐徐而至，不慌不忙又太过夸夸其谈，超出了我松弛的面部肌肉能承受的范围。我念给她听那次不知名的制门器反锁事件以及这意味着我哪儿都不能去的原因。我念给她听，尽管没见过父母，但每当我意欲自杀或是将要铸成大错之时，我奇妙仙子般的幻影母亲便会早一步跳入我的生活。我念给她听，当我向每一名护士（包括纳塔利娅）问及身世的时候，她们是怎样扭扭捏捏、紧张不安。我念给她听，一个上唇长着茸茸毛痣的女人掴了我一巴掌，并用她五彩斑斓的语言将我唤醒于这个世界。我念给她听，我的生命在似睡非睡、半梦半醒中变得亦真亦假。我念给她听，自己戴了五十张面孔却看似只有一张。我念给她听关于自我防御机制的整本百科全书，从拒绝到分裂再到转移（更别提还有压抑、文饰和退行）。我读完了所有逃跑计划和它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我读完了自己不在伊万这个躯壳中的那些隐秘生活。我给她念了伊万主义的原则。我还念了自己对于生命从宽阔壮丽到被压缩成一个小破盒子有多气愤。我念给她听，那些和自己大同小异的人将我重重围住，并且永远都不会理解我脑袋里冒出的想法。我念给她听，自己对因果报应的怀疑。我念给她听那十四名无用的心理医生。我念给她听，尽管世事无意义，但我们脑袋中跳动的小脑子需要从这无意义之中攫取些许意义。我念给她听关于她的内容，还有她来这儿之后，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意义（特别是我俩初次见面的时候），但这一切意义在她成为一名“三月生”时便黯然失色。有时，我卡陷于字句之中。有时，我在句间停歇，精密构思着适应我们逐渐亲密关系的辞藻。有时，我停下来吞咽一场喉咙里的风暴——某种罕见的气喘。整场告解，我哪怕一秒都不敢看她的脸，怕自己在裤子上拉屎。念完最后一句，我终于抬头，据橙色房间墙上挂着的钟显示，从开始到结束，共八十七分钟。我终于稳稳地望向她，发现尽管憔悴，但她的脸颊通红、湿润又浮肿。
“我想杀了你，要是你竟然想过……”她说得很慢，几近低喃，被某种不期而至的同情心噎住了。
“我不会的。”
“但你说——”
“我没睾丸。”
她正好在能碰到我手的距离，然后真的这么做了。她慢慢地用手指在我手附近画小圈圈。大约持续了十七秒后，她开口道：“就我的看法，你有十分活跃的睾丸。”
“并不是。”
“我偷听到那些护士在谈论你的床单。”
“你撒谎。”
“那我怎么会知道你换床单的频率是其他病患的两倍呢？”
正当这些连珠妙语逐渐上升至约会的最有趣的阶段时，她的脸突然一僵，好像某件内部器官爆炸或是接收到了来自上帝的一则预言，倒计时五秒钟后就是狂喜，但她还没有向上帝点头似的。
“你该走了。”她说。
“但是——”
“你应该走了。”
我推出了橙色房间。
第十六天，我没见过波利娜。
第15天 波利娜的魔法校车
（离实验室公布结果还有三天）
造血干细胞居住在骨骼里，能转化成髓样干细胞或是淋巴干细胞。若是转化成前者，前者继而又会转化成骨髓芽细胞。骨髓芽细胞要么变成给大脑输送氧气的红细胞，要么变成保护我们被纸划伤不至于流血至死的血小板。若是转化为后者，后者继而又会转化为抵抗感染（还有任何本不该存在于血液中的东西）的白细胞。上了年纪的白细胞死后，干细胞会产生新的淋巴干细胞，将新的白细胞源源不断送至其位。我是看伊恩·坦诺克和理查德·希尔在1987年由麦格劳-希尔出版的《肿瘤学基础科学》知道这些的。
第十五天，我想方设法让护士纳塔利娅找到了这本书。倒不是非这本书不可，任何类似的都可以。她说在米哈伊尔的私人图书馆找到了它，而且他肯定不会想看这本书，因为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工作的二十三年里，纳塔利娅没见他碰过一本书。吃完早餐，我推轮椅去橙色房间，发现波利娜一阵咳嗽一阵气喘，护士纳塔利娅则在一旁接住她的呕吐物——波洛克式的黏液和血液。在某一刻，护士纳塔利娅注意到了我的目光，惹得波利娜也转过头来发现了我，纳塔利娅朝我说道：“现在不行，伊万。走开。”
波利娜生产的是坏掉的白细胞。她的白细胞像吸血鬼似的永垂不朽。它们挤满了她的血液，踩踏了所有好的血细胞，让它们慢慢消亡。波利娜需要不生产坏白细胞的新造血干细胞。这样，波利娜便会安然无恙。
与世间大多数事情相同，这并不简单。首先，波利娜必须要用化疗杀死体内每一个白细胞，因为这些有毒的化学用剂分不清白细胞的好赖。她差不多就成了一顿吃到饱的自助餐。其次，波利娜的新白细胞只能来自另一个人，而每个人都有抗原。抗原告知白细胞哪些细胞属于身体，哪些不是。换句话说，它们通报给白细胞哪些是好家伙，哪些是坏家伙。如果白血病患儿移植的骨髓跟他原来的骨髓不匹配，那些原来的老白细胞便会把这些新来的细胞当作坏家伙。不消几天，所有的白细胞自相残杀，她又变回了一顿随你吃的自助餐。波利娜需要那些跟她抗原相同的造血干细胞。这绝非易事。因为我们住在世界血液病首都白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镇，在这儿，骨髓移植比拜访牙医都要稀松平常。第十五天，我在护士纳塔利娅给窗沿消毒的时候靠近了她。
“现在名单有多长了？”我问她。
护士停下了手中的活，不再去擦很难够到的顶部窗沿，放下了抹布。这预示着我即将要听到些不愿听到的东西。
“三十三个月。”她说。
“但她只有三个月了，就这还是在走运的情况下。”我马上补一句。
“名单最上面的病人只能活三天了。要不就是政府部长的子女。”她说。
据坦诺克和希尔称，抗原的一半来自母亲，另一半来自父亲。因此，有25%的概率能在兄弟姐妹里找到匹配的骨髓。根据波利娜的日记，她是独生子女。只剩下白俄罗斯的捐助机构，规模又小，还装着大部分都不匹配的骨髓，这些骨髓早已烙上了自身五彩斑斓的基因指纹。从非兄弟姐妹的人中找出匹配骨髓的概率大概是3%。
“我要做什么测试？”我问她。
“不要，伊万。”
“为什么不？”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那只是假设。”
“我需要你的血液。做一些检测细胞的测试。”
“这简单。试试我的吧。”
“你不是那种赌博型的人。”
“今天我是。”
“除非是某个圣克里斯多福[28]式的奇迹。”
“这会对我造成影响吗？”
“像是什么影响？”
“不好的。”
“应该不会。”
“那就试试我的骨髓。”
护士纳塔利娅盯着我的脸，呼出了肺里的所有空气，而后又循环了一次。她盘算了一下就知道，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劝我退出的余地。盘算完后，她投降了，推着我去了二楼的某间供应室，拔出了一根针，几乎都没细看就麻利地戳进我的血管，因为我的皮肤就跟桃色塑料似的。然后，她往我嘴巴里塞了一个棉球，粗鲁地刮过双颊内部，随后把所有东西放进了一个塑料袋，再装进一个棕色信封里。
“实验室需要三天，”她说，“或是三个礼拜。看情况而定。”
“看什么情况？”
“看异想天开的情况。”
“她等不了那么久了。”
“我不能改变物理法则或是等待实验室出结果的时间，伊万。”
她跪下来，我们的脸面对面，贴得很近。
“我知道你现在的状态。”
“我怎么样？”
“你现在是理性的非理性。”
“那是什么意思？”
“意味着即使现实没希望，你也会觉得有希望。”
我选择忽略此言论。
“你离开的时候她怎么样？”
“咳嗽。很严重。还发着四十度的高烧。”
“肺炎？”
“是的。或许吧。”
这是根据我对白血病“三月生”第七条诊断标准得出的。她自身的白细胞溃不成军，一个小小的粉刺都消灭不了，更别提A型流感病毒了。看看上头我写的你就能明白吧。
“她没有接种疫苗吗？”
“这是十一月，伊万。没有疫苗。”
这是真话。他们通常是在十月的第一周发放疫苗——赶在冬季前。
“什么都别跟她说。”我说。
“说什么？”她问我。
“说测试我的骨髓。”
“你不想让她知道？”
“为什么？”
“某些理由。”
我知道，不用言语她便能读出我脑袋里的那些理由，只需一抹微笑，两个拥抱，然后再把我推回主室度过夜间电视时光即可。我讨厌这样，因为这让我觉得无助，但这让她自感有用，所以我便任她去了。等到她把我放下，肥硕的小小剪影消失之后，我立马就推车去往饮水机处，真实目的则是经过橙色房间的时候瞧瞧里头怎么样了。波利娜在她的轮椅上睡着了，上面吊着一瓶走向消亡的盐水。一条明亮的口水小河从嘴唇流至锁骨，她形如凿刀，如同希腊罗马式的雕塑。随后，我把饮水机抛之脑后，推着轮椅回到主室，心不在焉地看完了一集《兔子，等着瞧！》。
第14天 詹尼斯·乔普林日
（离实验室公布结果还有两天）
隔天清晨，大部分莫济里医院的重病患儿和我都被波利娜房间传出的咳嗽声吵醒，那声音响彻整家医院，简直要把她胸廓内的器官都咳出来。
我早早穿好衣服，从储藏室偷了些右美沙芬外加一些从餐厅私自打包的蜂蜜，推着轮椅去往波利娜的房间，悄悄地把它们从门缝塞了进去。有一会儿，那阵咳嗽停止了。波利娜门缝下面透出的阴影跳跃了一下。
“先吃药，再喝蜂蜜。”我小声说。
“谢谢，”她也小声回复，“请问有水吗？”
“我没法从门下面传给你水呀。用你的口水。”
“我没口水了。”
我听着她的吞咽声，接着是咳嗽声，随后是费力地拆开蜂蜜包的声音。
“你都没问我给你吃的是什么。”我又轻声说。
“那不重要，”她轻声回复，“反正不会让我更糟糕。”
“好吧，那我走了。”我说。
“等等。别走。”
“好。”
“今天我们聊聊天。”
“好。”
“但现在不行。等会儿。我感觉不太好。”
“我接种过疫苗，所以可以。”
“好。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我掉转轮椅。
“伊万，等等！”
“干吗？”
“你能帮我个忙吗？”
“能啊。”
“前台下面柜子的第二层抽屉里有一张唱片。你能去拿来从门下面塞进来吗？”
“但你没有电唱机啊。”
“不，我有。”
“你真有？”
“真有。”
“纳塔利娅的？”
“是的。”
“行吧。”
“我等你，伊万。”
“好。”
“谢谢你。”
“恩。”
我推车去往前台，来到了从上次那场风波过后就不应再来造访的这片区域，尽职尽责打开了柜子的第二层抽屉，发现一张老旧的10英寸唱片混在差不多两百条床单的医疗记录和账单里。我将它放在腿上，推回波利娜的房间，然后从门下边塞了进去。
我听见她的耳语：“没有你，我还能干吗？”
我明白这是一个反问句，所以简单回答道：“你会自己去拿。”
波利娜回以一阵爆笑。
推回房间后，一束独一无二的晨光努力从主室栅栏窗钻了进来，我突然想起，今天是十一月八号，意味着迎来了十一月的第二个礼拜，意味着护士纳塔利娅不再值夜班，意味着唯一在我体内慢慢注入反社会恐惧的护士柳德米拉将值夜班，也意味着我们在熄灯后一起出去便会被抓包，我们冒着被隔离或更加巨大的风险。一个死人和另一个将死之人还要担心这个，着实可笑，尽管这份担心有理有据。早餐时间过去，我发现护士娜塔莉利亚正在给用过的针筒消毒，遂将困境告知于她。
“现在能做什么？”我问她。
“什么都不能。”
“什么都不能？”
“什么都不能。”
“你不能跟她说你同意我们这样吗？”
“你还愿意让我当你的护士吗？”
又是一个反问，我保持沉默。
“我做不到，”她说，“你我都心知肚明，米哈伊尔对他制定的规则有着病态般的恪守。我打破它们，因为我可以。但是要柳德米拉也这样，我应该就在另一家医院了。我们都知道这点。”
“但你比她多工作了十年。”
“但她跟那个狗屁米哈伊尔有一腿。”
护士纳塔利娅第一次口头承认了这一事实。还有，护士纳塔利娅很少使用这种有趣的语言。
“别被捉住就好。”她说完便结束了这场对话。
我将自己前往波利娜房间的时间定在午夜11:30，那个时候，米哈伊尔家人都已熟睡，正是他悄悄溜出来回到办公室跟护士柳德米拉厮混的绝佳时机。通常，推着轮椅去波利娜房间需要花上九十秒。今晚，我花了六分钟零八秒，这得赖我采取了忍者隐身术，让这趟旅程变得神不知鬼不觉。我也偶有疏忽，短暂的兴奋让我加速推进，造成了一阵耳朵能捕捉到的嘶嘶声，但这疏忽过后，老妈出现并对我说：“有柳德米拉刺耳的哭叫声盖着，他们应该是听不见的，但你还是小心为妙，伊万。”我点点头，减速直至听不见的程度，然后稳步前进到了波利娜的房门口。
我正要敲门，但没等指节有机会碰到木头，门就开了，一个没戴假发的波利娜显露出来。
“快进来。你迟到了。我都快睡着了。”
“那是因为柳德米拉值夜班。”
“那又如何？”
“她讨厌我。可能也讨厌你。她讨厌每个人，除了被她操的米哈伊尔，她现在极有可能正在操他。”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你也知道？”
“他们现在都懒得遮掩。”
“没错。”
“我要去放音乐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波利娜的床上摊着一堆唱片，她正仔细筛选着。
“如果我们不想被隔离，那播放音乐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最不应该做的事了。”
“我会小声放，”她说。“就像你说的，她正在操米哈伊尔。”
老妈又在这时出现了，说：“我同意这场约会需要营造合适的氛围，但在这个情况下，你得发出理性的声音。”
“很低很低。”我说。
我第一次没有听妈妈的话。
终于，波利娜选好了唱片，小心翼翼放进唱盘，再放下指针。有人开始歌唱，但我分不清是男还是女。
“是弗洛伊德·平克乐队吗？”我这么问，是因为当时脑袋里唯一想到的歌手就是他们。
波利娜听见了，猛地从床上滑落下来，大口喘气，像是癫痫大发作，又像饱满的咯咯笑。直到她开口，我还是判断不了到底是哪个。
“伊万，你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问？”
“无数理由。”
“比如？”
“首先，那叫平克·弗洛伊德乐队。”
她刻意强调了顺序，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其次，”她说，“在放的是詹尼斯·乔普林的歌，跟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差得简直不是一星半点儿。再次，我感觉你是一个由狼群喂养大的小男孩，要我承担教授基础音乐知识的责任。”
我猜波利娜预感我会笑，但我没有，我觉得她意识到了，事实上，我真的就是在狼群中长大的，或许这已经成了一件精神创伤事件。
“詹尼斯·乔普林噎死在她的呕吐物里。”她说道，意欲转换话题。
“纳塔利娅把这些唱片都给你了？”
“是的。我爱唱片就跟你爱书一样。”
“但除了克里斯蒂娜小姐抽屉里的那张。纳塔利娅没给你那张吗？”
“没有，那张是你替我去拿的。”
“那你怎么知道它放在那儿？”
“你早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了。”
“因为你是一个小偷？”
“我更喜欢‘黑帮老大’这个称呼。”
“我以为你不干了。”
“自从我妈在圣弗朗西斯雕像前鞭笞自己之后，我真的不干了，因为她觉得这是她的错。”
“是她的错吗？”
“弗洛伊德兴许会说是我父亲。但你使过那些顺手牵羊的小花招之后，应该也明白了吧。”
“为何故态复萌？”
“我不大确定这能不能算是故态复萌。等我死了，他们来清理房间的时候就会发现我的藏匿点，每一件物品便都会物归原主。”
波利娜沉思了一阵，又继续说道：
“但还是挺好玩的。”
弗洛伊德把这称为文饰作用，我必须承认这很有说服力。
“你的藏匿点现在装了些什么？”我问她。
“就那些唱片，确切地说，还得算上你偷的那张。还有这个，我在米哈伊尔的顶层抽屉里发现的。”
她扔给我一个避孕套，立马就被我扔到房间某个角落了。
“还有那本《死魂灵》。”
“你可以留着它。”
波利娜从床垫下面拿出了《死魂灵》，给了我。
“谢谢。”我说。
“这是我偷窃的另一个技能。”
“什么？”
“我知道这家医院的每个抽屉、角落、缝隙、架子、碗柜、寄物柜和储物室都放了什么。”
“比如？”
“公共储物室里面藏着一株小小的大麻植物。我觉得护士叶连娜是个储物室植物学家。千真万确。米哈伊尔的桌子里有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艳照和乳头夹，就在右边从上往下数第三层抽屉里。在三块不同的毯子下面至少藏着三把钥匙，尽管我不确定它们能解开哪把锁（若是有的话），假如感觉好转，我想找出所有的锁试试看。”
“兴许挺好玩。”
“洗衣房的运送脏衣的滑道里面藏着一瓶伏特加，食品储藏室放卷心菜罐头的那面墙后面还藏了两瓶。主室里的那幅廉价梵高画后面藏了约莫六张没中奖的彩票，大玩具箱下面藏着一张家庭相框照，上头是我原以为是孤儿的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
“她们有家？”
“有过家庭。要我继续吗？”
“当然。”
“亚历克斯最下面的抽屉里有将近五十根巧克力棒，想必是护士纳塔利娅放在那儿的，巧克力之于亚历克斯，如同书本之于你，唱片之于我。丹尼斯的枕套里面有一堆婴儿时期和妈妈一起拍的老照片，应该是护士纳塔利娅放进去的，因为母亲之于丹尼斯，如同巧克力之于亚历克斯和书本之于你。你最上面的抽屉里有大概二十颗签名棒球。但我还想不出它们的来源。你从哪儿拿到的？”
“你什么时候到我房间的？”
“你在床上的时候。”
“睡觉？”
“还能干吗？”
“我可能会醒。”
“但你没有。”
得知波利娜在我睡觉的时候来过我房间，我的骨盆处也跟着兴奋起来，尽管事实上我应该觉得被侵入。
“我觉得音乐太响了。”我说。
波利娜点了一下还是两下唱盘，用调高音量回应我。
“你要把这里毁掉了。”
Take it,take another little piece of ……[29]
“恩雅，就是那个心脏有洞的女孩儿，她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张她妈妈写的字条，上面写着，待她回家之时，她就长成莫济里小姑娘了。弗拉德有个玩具车，上面有他外曾祖父名字的首字母。纳塔利娅护士服的侧边口袋永远放着她亡夫的一颗袖扣。我会知道，是因为我还能掏口袋。但我把它还回去了。”
“再不调小詹尼斯·乔普林，你完全有可能孤独死去。”
“你又在大惊小怪了。”
她的苍白面容在我不停挥动的独臂阴影下晃来晃去、若隐若现。舞动的光芒和其他东西照下来，她的下巴、颧骨和太阳穴紧贴着皮肤，我第一次意识到波利娜应该已经掉到三十公斤临界值以下了，这也是白血病患儿“三月生”的第117条诊断标准。
“我们再聊聊米哈伊尔。”她说。
“只要你调小音量。”
“你不知道，他丰乳肥臀的破鞋名单可是深不见底。”
她停下来，像是在等我做出反应，我见势便抑制不住好奇心似的咬住她的诱饵，另一边慢慢向电唱机推去。
“他的照片都旧成深褐色的了。”她说。
“深褐色？”
“70年代留下来的橙色照片。”
“我并不是很惊讶。”
我离电唱机很近了，能够到它并调小音量，但波利娜从房间的一头跳过来打掉了我的手，于我而言简直跟割掉睾丸一样。
“放松一下你紧绷的小脸蛋，伊万，”她说，“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敢肯定柳德米拉现在在那张假皮沙发上骑着米哈伊尔。要不就是办公桌上？这种花边消息真是够恶心的，我还翻遍了他的抽屉。”
“那你就不应该翻遍他的抽屉。”
“你说柳德米拉现在在他耳边说着什么下流话呢？”
波利娜的夸夸其谈让我极不舒服，可我还是回答了。
“我不知道。”
“小米，小米，米，米。唔唔唔唔唔。你觉得他有没有偶尔把她的名字错叫成他老婆的？或者更加糟糕，把她和淫荡历史中的某个护士混淆？”
我开始讨厌波利娜了，她问的显然是反问句，我只好保持沉默。而且很明显，濒死的波利娜正在取悦自己。这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爱这首曲子吗？有本事给我找出字字句句都跟她一样唱得跟哭泣一样的人。”波利娜说。
“这音乐很棒。”
“十四个护士，共五十三张照片。我总共就找到这么多。我绝不会变得这么淫荡。即使在一无所失的现在也不会。”
在波利娜说“淫荡”这个词的时候，同时发生了其他两件事（我不确定哪件先发生）。第一件事是，我突然想起，二十三分钟前，也就是离开自己房间之后，我就一直无意识地紧攥着残肢。第二件事是，金属门把手咯咯作响并很快地转开了，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剪影出现在门口，碰巧就是那个本该在操负责人的人。时间艰难地流过六秒或是七秒，期间我们都没说话。显然，护士柳德米拉现在脑袋里装了三个想法，它们正相互争抢着跑上播放轨道。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见的，类似于：回你的房间，伊万，一旦我和负责人一夜春宵的美好记忆稍稍褪色，你等着早上接受惩罚吧。第二个则相对不太明显，类似于：伊万，像你这种迷迷瞪瞪的次品熄灯后在一个撩人的将死女孩房内做什么？第三个指向波利娜，是这么说的：够疯狂的呀，亲爱的？我承认，第二和第三都是我编出来的。最后，还是这段疯狂旅程赋予了波利娜控制局势的力量，她先开口说道：
“护士柳德米拉，你左边的长筒袜穿反了。”
听罢此言，柳德米拉的脑袋显然搜索不出任何恶毒的反驳，一言不发抓住我的轮椅把手，在与各式家具和门框的磕磕绊绊中推离了波利娜的房间。
读者，我带着一个有尊严残疾人的骑士精神同她展开了搏斗。当她粗暴地试图穿过那条把我和波利娜的房间隔开的油地毡路时，我用手掌抓过左轮圈，还用它拍了刹车盘。或许，我还发表了报复性言论，像是别用你淫荡的基因污染我唯一的轮椅，你知道自己是要进地狱的，是吧？柳德米拉的回应仍是哑口无言（除了她那张早已发表了一通恶意言论的脸）。手掌最上头在轮子的撞击和手掌的摩擦中蹭掉了一层皮，我终于不再负隅抵抗。差不多就在这时，波利娜的瘦削身影出现在我俩面前，然后坐在了通往男生部的门框上。她苍白又无发的头反射着走廊中的微弱灯光，让她看起来像是一头气势汹汹却美丽动人的怪物。
“走开。”柳德米拉说。
“再有一个月，我就入土了，”她说，“你真的要通过刁难一个残疾人来伤害我吗？”
柳德米拉松开了我的轮椅把手，走向波利娜，反手扇了她一个巴掌，她骨瘦嶙峋的身体在门框上瘫成了一副皮包骨。护士柳德米拉拖着这副皮包骨的肢体，我趁机不断地用轮椅撞击她的小腿，一边骂着本已停火的脏话。柳德米拉又轻轻松松重新掌控了局势，强行把我推去了男生部，我回头盯着波利娜，看着她小小麻木的脸上正散开的那片紫色淤血。
我们抵达房门后，护士柳德米拉给了我最后一次“大方”的推撞，我还想着，在鲜血淋淋的手的代价下，再做一次抵抗。轮椅停了，而我没有，之后，我就这么倾倒在了油毡地上。在爬出房门前，她重重地摔了门，从外面上了锁（这是每一个护士都拥有的特权但几乎没人用过）。从那刻起，我只能听见她护士鞋走出大厅那渐行渐远的咔嗒啪嗒声，我的声带制造出了像是这样的语句：
到底刚才发生了什么？
婊子。
全搞砸了。
渐渐地，直到听不见咔嗒啪嗒声了，我才终于哭了。我哭到彻底麻木，哭到身体再挖掘不出任何的情感能量。哭完了以后，我擦了擦浮肿的脸颊，脸上留下了一层薄薄的血迹，全然忘却手掌上的皮是怎么被蹭掉的了。然后，我检查了一遍门把手，看看会不会出现什么奇迹般的转机，然而发觉自己还是被锁在房内。我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最后一丝力气被释放，让我想起人们喜极而泣的场景。双眼再也撑不开了，也不想撑开了，我把骨瘦嶙峋的背部慢慢从房门上滑落下来，在冰冷的油毡地上睡着了。
第13天 与负责人谈心
（离实验室公布结果还有一天）
醒来的时候，我耳边传来嘶嘶声，但这声音太突然，又不像是耳语。我也本能地轻声回复道：
“波利娜？”
但没有回复。
所以，我彻底搜寻了房间，意识到那声音最有可能是两张拍立得在我睡着时滑下来发出的。两张照片上的人都是护士柳德米拉，有些许不同，但都全身赤裸，摆着妓女一样的造型。另外，这两张照片本来都放在负责人办公室桌子上。我的本能反应就是在心里嘲笑护士柳德米拉凌乱又浓密的私处毛发。我的第二反应便是复制影印本。
谢谢，波利娜。
床边桌子上放的古旧的数字时钟显示，此时此刻是凌晨5:39，离早餐时间还有好一会儿，而且更重要的是，远远早于克里斯蒂娜小姐抵达前台的时间。无政府时段。（在意识到自己以人类这个角色立世以后，我开始把凌晨5:00到6:00称为无政府时段，这是医院时刻安排表的特殊漏洞，在这段时间，没有护士值班。）因此，5:39意味着，在其他护士当班之前，还有二十一分钟的时间影印这些恶心照片的副本。
随后，我又想到，现在自己如同一只困兽一样被关在房间里。按照惯例，我第一反应就是再次检查门把手，看看会不会出现什么奇迹般的转机。这次，真的有转机，因为咔嗒，旋转，嘎吱……
多谢，波利娜。
一想到护士柳德米拉可能会靠近自己的Hui，我很快把原本藏在大腿根儿的照片转移到了腿部的残肢下面。随后，我便推着轮椅来到克里斯蒂娜小姐办公桌的那台旧式复印机前。我没复印过照片，但在这天到来之前，我花了很多时间观察这台机器，好在有需求的时候知道怎么影印。事实上，这台机器只有一个按钮——是绿色的——所以我把照片铺在玻璃板上，然后压下去。不出所料，一束光线在照片上来回游走，不消一秒，一张粗糙且有些难以辨认的图片从另一头掉了出来。我相信，要是拿来敲诈勒索，这张照片足以认出是护士柳德米拉，能称得上一张合格的备份照。我又按了一次绿按钮。又按了一次。之后又按了两回。
我拿出一张复印照，悄悄从波利娜的门下面塞了进去。“不好意思，没时间聊天了。”我说。然后启程去下一个目的地：公共储藏室。在那儿，我往一瓶漂白剂下面藏了一张，之后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来那瓶漂白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没打开过了。我把第三张复印照藏在亚历克斯的房间，费了好大力气才绕过了他进入梦乡的巨大头颅并找到了他床垫里的洞，亚历克斯用的就是我之前的床垫。最后一张，我把它卷起来塞在内裤里，还是离Hui远远的，然后推回房间，等着负责人躲不掉的传唤。
我盼着一场扼杀在摇篮中的对话，按照心理战的规则，它会发生在早上7:30左右，那时早餐时间正好过半。可我不耐烦地静待了四个多小时，最后还是护士纳塔利娅在10:38的时候敲响了房门。我已抹平了T恤衫上所有的褶皱，在轮椅上整装待发。
没等我请她进来，护士纳塔利娅就猛地开了房门，像是这房间本就是她的一样侵占了我的房间。
“你怎么知道昨晚发生了一些事？”
“首先，负责人想找你谈谈，而他从来都不想跟你说话。其次，你脸上和下面都是血迹。”
护士纳塔利娅一边指责，一边舔了舔拇指要擦我脸上的血迹，但最后还是没揩干净。
“我自己能擦干净。”我说。
实际上，我倒是想留着血迹，好让米哈伊尔看清这个跟他交换体液的虐待狂婊子。
“显然你不行，伊万，到处都是血迹。别逃避这个问题了。昨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米哈伊尔要见你？”
“跟你没关系。”
“发生在你身上，就跟我有关系。”
“我会处理好的。”
我想推出去，但手掌一碰到轮子表皮便缩了回去，护士纳塔利娅能捕捉到一切，所以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一种全新的惊愕像火烧过云杉一样在她脸上蔓延。
“她伤害你了？任何时间都能出乱子，这时候可不行。”
“我说了，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你能一起处理好波利娜脸上的瘀血？”
“能。”
“怎么弄的？”
“你应该问她。”
“我问了。”
“她怎么跟你说的？”
“她梦游摔伤了脸。”
很有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化疗带来的副作用。
高明，波利娜。
“悲惨。”我说。
“如果是柳德米拉干的，你就有充足的理由告诉我。”
通过判定护士纳塔利娅声音里的那股炙热，我知道普通的言语已不能让她安然退却。在类似情境中，我们用心电感应交流起来更顺手。所以，用言语取而代之的，是我看着她的脸，用自己的表情传达着，我不是在闹脾气或是故意刁难；我只是想保护你。在她理解我意思之前，我花了将近半分钟做出了一系列无辜但专注的表情，向她传达出了这份信息。我知道她接收了这个信息，是因为她不再擦拭我脸上的血迹，而是说：
“米哈伊尔现在想跟你谈话。如果你介意我听到会面的谈话内容，今天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在红色房间给心脏监护器除尘。”
“我介意。”我说道，心里再清楚不过我俩都没指望我会透露出这次会面的细节。
我掉转轮椅，推车前往负责人办公室，咽下了包扎过的手掌吐出火舌以后的每一次本能反应，在不触发护士纳塔利娅母性雷达的前提下缓缓离开。
敲米哈伊尔门的时候，我的手有过片刻的颤抖，护士柳德米拉的裸体拍立得像是要把我的屁股蛋儿烧穿一个洞似的。然而，我很快被负责人正聊在兴头上的电话声音分了神。他匆匆挂断了电话。在他走到房门的这段路上，我妈出现了，提醒我即将和世界上最碌碌无为的男人谈话。
“进来吧。”他说。
在此情此景之下，我的轮椅前进到他办公桌对面的这一路简直是令人发指得漫长，比这家疗养院的所有路加起来还要长。到我终于抵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说：“我们还是在这儿谈话吧。”扬起手臂朝办公室的角落一指，那儿摆了一张棕色长条（假）皮沙发和一把同色系的躺椅。心理战。我还没天真到弄不明白他叫我离开轮椅，坐到那把不灵活的棕色躺椅是想占据有利形势，捏住我的软肋。
“请坐。”他指着那张躺椅说道。
“我已经坐着了。”我回应道。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舒舒服服坐着。”他说。
“我的轮椅很适合我。”我说。
“我想也是。”他说。
负责人停顿了一分钟，让他的话语有充沛的时间在我的骨头里安营扎寨。
“那么，伊万，你好吗？”他问道。
“我挺好。我们能切入正题吗？”我问他。
从午夜开始，我就忍不住在脑海里将这场谈话排练了无数次，但没有一次是这种走向。
“切入什么正题，伊万？”他问。
“就是那个。我准备好谈话了。”我说。
“我们就在谈。你最近有读什么好书吗？纳塔利娅说你喜欢看书。”
“每天。”
“每天都干吗？”
“我每天都读一本好书。”
“比如？”
“比如，《日瓦戈医生》。”
“啊，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我一点也不喜欢。还有什么？”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这本好多了。在你这个年纪我也喜欢看索尔仁尼琴的书。”
“你这么做想干吗？”我问他。
“我做什么了？”
“这些寒暄。”
“只是在聊天。”
“我们都清楚到这儿可不是进行这种交流的。”
“为什么不呢，伊万？”
“要是我们真要进行这种对话，很久之间就应该谈了。”
负责人皱了皱眉，好像在思考我说的话，然后赞同地点点头。
“你快乐吗，伊万？”他问我。
“我快乐吗？”
“是的，你快乐吗？”
“真是个蠢问题。”
“要有礼貌，伊万。”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当然不快乐了。”
我说完之后，才发觉自己是吼出来的。
“这是你第一次告诉别人你不快乐吗？这里的护士常常说起你看起来不太开心，但她们说你从没跟她们讲过。”
“难道还不明显吗？”
“也许吧。但不快乐的人通常会采取一些措施。至少是让其他人知道他们不快乐。”
“有什么区别吗？在这儿，谁会得到快乐？”我问他。
正说着，但自觉话语不知不觉被一把把小小的剃刀包围住，体内的东西正被闷烧着。
“当然有区别。如果这个地方让你不快乐，那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首先，我们可以改变这个地方。或者，其次，我们可以把你从这个地方转移出去。”
“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变。”
“那我们应该把你转移出去？”
我不确定这个问题是否是反问句，所以默不作声。
负责人继续说道：
“你提过要离开这个地方吗？”
经过了八月怀胎般漫长的停顿，我回答道：
“没有。”
“我明白了。可要是这个地方不能让你快乐，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听见我说的了。”
“或许等你有了答案，我们能再聊聊。”
“或许吧。”
“还想聊聊别的吗，伊万？”
“不想。”
“伊万，你内裤里的是什么？”
“我的Hui。”
“除了你的Hui。”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内裤里还有别的东西？”
“因为你一直盯着它。”
“我内裤里什么都没有。”
负责人停顿了一下，在他渐秃的脑袋里筛选着谈话内容。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好。”
“那边是门。”
我乖乖转过去，开始往门口推去，困惑自己为什么了，又羞耻于失去了勒索机会。
负责人又开口：
“伊万，还有一件事。”
我停下来，转向他。
“只要所有的事情都待在你的内裤里，我就放过你俩。”
即使在恍惚之间，我也明白自己别无他求。所以，我回道：
“好的。”
就在这时，负责人跨过整个房间给我传递了一丝奸笑。他的嘴唇只是简单地一扭，一切便天翻地覆地变了。好像我是第一次和这个男人碰面似的。好像在那副皮囊之下蛰伏着一只野兽，现在终于迈进了视野之中似的。读者，我不可能把这抹笑容的所有内容倾囊诉之于你。我只能说，它接近于我曾见过的堕落天使的咧嘴笑。它传达了很多东西：
它说：“或许你能管住那些细节，但我能掌控你的生命。”
它说：“比起你，我更关心蟑螂的种类。”
它说：“只要你待在这儿，我就是你私人国度的独裁者。”
它还说了些其他的事情，但你基本上心领神会了吧。
那时，我才意识到，老妈错了：那个负责人米哈伊尔是世界上最碌碌无为的恶魔。
我立刻把自己转移到了那抹微笑的辐射范围外。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快快推走，把护士柳德米拉的裸照丢到最近的卫生间垃圾桶里，我确实是这么做的。我的第二反应就是，既然我已经到了卫生间里，那不如就图个方便，把所有与这场会面相关的回忆全部吐在马桶里好了，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第12天 睡觉的一天
（离实验室公布结果还有零天）
跟负责人的谈话结束以后，我回到房间，脱掉衣服，自慰，睡觉，隔天清晨7:50才醒过来，差不多睡了二十一个小时。那时候能醒过来，还是因为护士纳塔利娅像只狂躁的大猩猩似的敲我房门。
“伊万，你还清醒吗？早餐时间还剩下十分钟。你已经错过了昨天的午餐和晚餐。我们说好的还算数不？”
自从在1999年那个冬天一礼拜连续停餐十二顿之后，我们就说好了，我绝不会二十四小时不进食。
“伊万！你在里面吗？为什么门锁了？”
“进来吧。”我说。
我能听到金属门外传来护士纳塔利娅用钥匙乱插进锁芯那阵丁零当啷的声音，接着便是爽快的转门把声。她走了进来，带着一碗卷心菜汁和一个牛角包。
“这次，我把它们带给你。但这是最后一次了。”她说。
“一个牛角包？”我说。
“我从市区带来的。”她说。
“你就跟我说吧。”我说。
“跟你说什么？”
“你一从市区给我带东西，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不匹配。”
“好吧。”
“还有一些事。”
“更糟糕的？”
“是的。”
“但愿我不会打断你。”
“我们给她做了测试。”
“然后呢？”
“她的身体对化疗没有反应。”
这是护士纳塔利娅的方式，告诉我波利娜十有八九会在找到匹配骨髓前死去，考虑到白血病患儿永远找不到匹配骨髓，这倒是不令人惊讶了。我合上眼眯了一会儿，脑袋里放着一场80年代风的逃跑计划幻灯秀，肉体也像是挣脱了房间的束缚。我回神的时候，护士纳塔利娅说：
“别去那儿，伊万。”
“太晚了，我在那儿了。”
我没理由伤害自己。什么都没改变。我蜷缩得跟九天前一模一样，就是比平时小的医疗包一半掉在波利娜卷心菜里的那天。可一切也都变了，因为再没有比问题无解更让人喜忧参半的事了。
“她知道吗？”我问。
“知道。两件事都知道。”
“两件？”
“她也知道你接受了测试。”
“别跟我说这是真的。”
护士纳塔利娅跪在我的床边，将脸正对着我。
“别。”我说。
“伊万，你问能不能做测试之前，她就问过你有没有可能了。”
这意味着，如果我体内的东西能救她，波利娜并不排斥它进入她的身体。
“我还是觉得你离开比较好。”
“好的，伊万。”
她把牛角包放在我床边的桌子上。
“还有一件事，”她走之前说道，“护士们收到了一张便笺，说柳德米拉下礼拜不会值夜班了。叶连娜会接替她。”
然后，她关上了门。
我咬了一口牛角包，又咬了几口便任其掉出嘴巴。因为负责人出现在我房间里，坐在角落，笃定地告诉我，我现在不快乐，这样的话，不应该让我离开吗？我想到，现在唯一能让他消失的方法就是拿自己的后脑勺敲背后的墙，我敲了好几次，直到斑斑血迹看得我作呕，便整个人崩塌下来蠕动着睡着了。
此时此刻，上午，时钟指向10:58。
我已经埋头写了五十九个小时。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五天。
今年是2005年。
几分钟前，护士纳塔利娅敲了房门。
我的小布尔加科夫怎么样啦？
我没回答她。
本来我已在开口回答的边缘。
但话语就是卡在我的喉咙口
或是低一些的地方。
或者我有些害羞。
我等会儿再回来。
她关上了门。
第11天和第10天 与纳博科夫一起哭泣
这次，我在红色数字火柴棍儿交叉至凌晨1:54的时候醒了过来。我会清醒地知道时间，是因为在看钟之前，我听见了一阵缓慢、轻柔、无序和含糊的敲门声，伴随着一声缓慢、轻柔、无序和含糊的耳语。
“你醒了吗？”
那种可怕和焦虑，那些存在危机和言之凿凿的精神疾病：它们都随着这声耳语蒸发掉了，对某种特殊药品（爱？痴迷？上瘾？束缚？）的敬意油然而生。对于那些在我个人小说里被揶揄的角色，和那些在电视中一闪而过的人，还有过去以爱之名做蠢事的偶像，我也怀着一份谦卑之心。
致所有的罗密欧和所有的朱丽叶——我赦免你们的罪。
“波利娜？”
“你去哪儿了？”
“睡着了。”
“我能进来吗？”她问道。
“能。”
波利娜走了进来，我突然想到，这是出事之后我第一次看见她。月光从我的铁皮窗户缝隙中渗了进来，成了这间房里唯一的光源。这束无情的光给她日渐凹陷、瘦削的脸庞加重了阴影。然而，她没戴假发，而是戴了一顶小红帽，尽管身体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我发现这顶帽子出奇地衬她。
“你跟米哈伊尔怎么了？”
这个问题来得猝不及防，我既没思考过，也没准备完美诚实的回答。但与此同时，向她撒谎几乎没戏。
“我必须要看看他冷酷、黑暗的灵魂。”我带着60%的微笑说，确保她知道我至少有60%是在开玩笑。
“说真的，他把你当成又大又肥的小丑威胁了吗？你有没有把那些照片摔到他办公桌上，戳破他自大的气球？”
“我没必要那么做。”
“什么？”
“他只是想聊聊。”
“聊什么？”
“真想知道？”
“真想知道。”
“没聊什么。”
“什么都没聊？”
“没聊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寒暄。”
波利娜盯着我的瞳孔思考着。然后，她开口了，“你告诉他柳德米拉打我了吗？”
“他知道。”
“他提了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他知道？”
“这不言而喻。再也不会发生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说了。”
“口头上？”
“不，我跟他一样——”
在说完前，我看到波利娜的手微微战栗，像一个药物诱发颤动的节拍器。震动从手掌扩散到了手臂，直至全身。在它抵达脸上之时，也就传递到了她的双眼，汹涌的水流被震颤着，以物理学都要质疑的流量落下她的脸庞。
“对不起。”她说，但那句“对不起”的后半句没了声响，所以她又说了一遍。然后她跌在地上，像条鱼似的起伏摇摆，颤动夹杂着声响，比如小有节奏的号叫，和鼻子妄图把流出的液体重新吸回身体里的断奏。
“没事的。”我宽慰她，尽管我知道并不是这样，这阵震颤会传染，我看到自己的手也开始颤动起来。
“那是我的错。”她说。
“是你的错，”我说，“但是谁在乎呢。”
“对不起。”她说。她双手抱着头，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对不起。太对不起了。太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太——对——对不——对不起。
她在我眼前打碎了自己。
“过来。”我说。
她没动。
“过来。”我像个男人一样强硬地说道。
她把膝盖叠在身后，爬到了我的床边。接着，我轻轻抱着她小小的头，用大拇指抹去了她脸上的眼泪，因为我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过这一幕，也因为这震颤已经扩散到了我的双眼。
“我好了。我哭完了。”她说。
“那可未必。”
“完全好了。”
以我的专业观点，当所有的屏障和防御机制都像盔甲上的鳞片一样掉落在地板上，那才算是完全好了，现在这场风暴正趋于疯狂，她只能挣扎着在啜泣的间隙呼吸。
我想告诉她，她没有步入死亡，但她并不是。
我想告诉她，我们都在步入死亡，但这只会讨人厌。
我想告诉她，会好起来的，但只会更糟。
所以，我只说了一句，“我懂。”然后在合适的间隔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一边以笨重的节奏摇晃着她的身体。而她只重复说着，我要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我要抛弃灵魂了。接着，这阵重复的轰炸变成了低声耳语，渐渐地，耳语和震颤也一并消逝在空中，波利娜小小的苍白的脸在我手臂上睡着了。
我等了一会儿，好让大脑跟上此时此刻，让此时此刻也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荒谬和不合时宜。对应的胺多酚剂量足够哄我进入一个镇定的麻醉状态，因为我没有那晚的记忆。直到大概凌晨4:32的时候，我半梦半醒之间发现波利娜整个人躺在我的床上，我残缺的躯体小心地依偎着她，独臂环抱着她的身体，毯子盖在我俩的身上，完全找不出到这幅场景的半点回忆。我撑起身体看她甜美、起伏的睡颜，正大光明，没有任何遮挡，她快速经历了库柏勒-罗丝哀伤模型中的所有阶段，在几乎被泪水窒息而亡之后，她从“否认”进入了“接受”。
我掀开了毯子，检查双腿。
我想过叫醒她。我想过告诉她，她应该在有人发现我们在一起之前离开这个地方。但我决定让我俩好好睡觉。经过几分钟的尝试，我意识到双眼没法闭上了，所以，我只是抱着她，让她睡觉，并渐渐习惯了她的呼吸节奏。
在某个时刻，太阳从地平线迸裂而出，波利娜翻了个身，远离了阳光——也就是面对我——她发现我俩鼻尖对鼻尖躺在床上的时候，身体直直地跳起六英寸高。
我在大脑中搜索在这个特殊场景下的合适言语，但冒出的所有东西都是淡淡的自嘲，或是性暗示，或是辩护，或是尴尬。所以，相反地，我等她的大脑搜集过去八小时的记忆，让她自己回忆起为何会出现在床上，跟一只马戏团怪物搅在一块儿。从她眼中，我能捕捉到回忆的电影胶卷在一幕幕放映，直到她接受了所有剧情才停止，然后，她说了一声，“嗨。”
作为回应，我也说了，“嗨。”
她说：“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家医院的时候，你像只小虫子似的盯着我看，还不肯说话吗？”
我回应道：“去你的。”
她抽出头下的枕头，想塞住我的嘴巴。
她闭上眼睛，貌似就要倒头睡去，我将此看作她安适的迹象，但想到波利娜几天以后就要死了，就实在是搞不懂自己为何仍旧不自觉地习惯搜寻她好转的迹象。
波利娜仍旧闭着双眼，但切断了我的思绪。
“我受够了。”她说。
我猜测她指的是自己的生命，但还是觉得需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
“受够了什么？”我问道。
“受够了那些毒性化学用剂。”
于我而言，这很合理。三个月零七天，一天十个小时，一个锃亮的秃顶，整天呕吐和腹泻，却扭转不了骨髓细胞日渐枯竭的进程。从功利主义的角度，退出这场求生游戏比让她在生命最后的些许时日中无比痛苦地死去更有意义。体内有种东西催促我扮演恶魔拥护者的角色，或是至少装装傻。
“你确定吗？”我问。
“他们跟我说，化疗根本就没用。”她说。
“谁告诉你的？”
“某个城里医生进来告诉我，我病得很重，快死了，他学生也这么说。”
她指的是那个城里的肿瘤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卡里耶夫医生。
“卡里耶夫医生？”
“是的。他告诉我，到了这步田地，化疗只会让我死得更快。”
波利娜咳了几声，太阳穴延伸至脖子的血管从玻璃纸般的皮肤中鼓胀起来，这些血管穿梭编织着红色斑点，如同一品红般在她的脸庞绽放。（谈到其他白血病患儿时，卡里耶夫医生将这些斑点称为瘀斑。）我还注意到她皮肤散发出的一股味道，不能算甜也不能叫酸；不是很淡但也并不刺鼻。
“那我同意你。”
我觉得自己应该笃定地说出这句话，所以我这么做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什么？”
我又一次让她提醒我即将来临的死期。
“就是说，我们整天都能看见对方，我也不用在你出现的时候冒着拉屎的风险了。我们可以开始划掉你清单上的愿望了。”
“我的清单？”
“就是在他们埋葬我之前，你列的所有想做的事情的清单。”
我一定看上去很惊讶，因为她又说道：“别这么惊讶。显然我就是在你睡着的时候看到的。”
对此，我回应道：“那你在学怎么穿着神父和修女的衣服亲热吗？还是你在学怎么在屋顶做爱？”
她礼貌地笑了，我又添上一句：“我觉得屋顶更好，是个靠谱选择。”
我们还是面对面，像两块椒盐卷饼一样蜷在床上，波利娜笑了，呼出了一阵雾气，降落在我脸上，闻上去像是温热果酱般香甜。然后，她紧闭双唇，眼珠子跟着想象转来转去。
“我们应该读一读写得最好的书。”她说。
“一只脚都入土了，你还想消耗时间在研读俄罗斯经典文学上？”我问她。
“我们最好是可以去我梦寐以求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她回我。
一针见血，波利娜。
“你选。”
“我最后一本书必须是纳博科夫的。”她说。
“《斩首之邀》？”
“太压抑了。”
“《黑暗中的笑声》？”
“《洛丽塔》。”
“《洛丽塔》就不压抑了吗？”
“《洛丽塔》是性感的。而且黑暗。但不压抑。”
“可以接受《洛丽塔》。”
“当然了。它就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我提议我们一口气读完它。不读到最后一页不睡觉。”
“你把这一切都当作一场游戏吗？”她说。
“一切。”
“伊万？”
“恩？”
“你翻开一本书的时候，怎么知道这是你最后一本书？”
“你可以撒谎否认。”
“这个时候撒不了谎。死亡就像吐真剂。”
我蠕动着下床，钻进了房间内的伪密室，那里放着两本还是三本不同版本的《洛丽塔》。我知道这点，是因为这是我1998年至1999年最喜欢的书，我还曾两次对纳塔利娅撒谎说自己弄丢了，只是想着在某个世界末日般的大日子来临之时，藏好其他版本。我在一场迷你雪崩中搜寻着，它们在地板上散开，找到一本，又找到一本，《洛丽塔》们；我把后面那本抛给了波利娜。她从每个角度端详这本书，亲抚过它的六面。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她问。
“早餐之后，否则纳塔利娅会起疑。”
“你爱她。”她声明道。
“你又可以闭眼了。我保证我们会准时醒来。”
她用一双无比湛蓝的双眼又盯了我好几秒，然后让它们合上了，然而，到早餐时间前，它们仍是掩着。
我们像往常一样抿着卷心菜汁。吃到一半，护士纳塔利娅拿着一块剪贴板和一支笔走近了波利娜，在她耳朵边上嘀咕了好些东西，与此同时，波利娜潦草地写下了她的名字。在这个过程中，纳塔利娅的眼睛忍不住朝我瞟了好几次，也给我提供了好几次吸引她注意的机会，她向我走来，也在我耳边嘀咕了一些事情。
“你为什么要窃窃私语？”我问，“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
我说道：“一，二……”
“不，等时钟指向八点，”她说。现在是7:59，所以……
有道理，波利娜。
等到红色火柴棍儿立正，我俩都进入了一种被恍惚淹没的状态，里面只有从平行世界（我们中间隔了一个圣灵）变幻而来的两副躯体，进入垂直（她的双腿缠着我的残躯），进入反向平行（她的双脚在我脸上）。
唯一的打扰是护士纳塔利娅会敲两下门，开门后放下两块巴克拉瓦，或是两个波兰水饺，或是两个巴司蒂亚馅派，还有一些在标准菜单中找不到的菜肴。她只对我们说过一次话：“你们确定不去主室跟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待在一起吗？”
翻译过来就是：“对你们的失踪，我只能找出这个理由了。”
我俩的脑袋同时从书本转向彼此，然后转向她，直截了当地摇了摇，拒绝了。
“我明白了。”她说，随后便离开了。
其余插话则来源于我俩的嘴巴像表演口技一样迸出那些我们最钟爱的台词。
波利娜（33分切入）：人生只是某部未完的晦涩著作下那一系列的注脚而已……
伊万的回复：剩下斑斑锈迹和一场幻梦。
伊万（339分切入）：我需要你，读者，想象我们，如不这样，我们就不是真实存在。
波利娜的回复：想象陷进一个故事里？
波利娜（608分切入）：他伤了我的心。你只是打破了我的生活。
伊万的回复：不要生那场雨的气；它都不知道怎么会落下来。
之后，我们又插了很多句嘴，大概是到第十八个小时的时候，波利娜先开始的。她自然而然地停止了阅读，把书放在了胸口。那胸口平直紧绷，足够充当一个稳定平台。她的双眼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像是能望穿看到另一边的云朵似的。潜在诊断：失神发作，伊万式昏迷，或是炙热的白日梦。
“波利娜？”
“发生什么了吗？”
我怀疑这是个伪装的反问句，所以回道：“我想是吧。”
“感觉不真实。”
“什么？”
“它。”
“那本书。”
“这本书，所有书，我的思绪，我所有的梦，那些关于我父母的梦。像是不该结束似的。”
“它并未结束，所以并不真实。”
它对我而言，太明显了。对她也是，因为她的双眼回神后转向了我，可身体还是僵直着。
“在你死之前，别自己给自己下死亡证明。如果你真要这么做，也要好样地死去。”我说。
“什么是好样地死去？”
“死去的，只是你应该成为的那个人。”
“啊，那就是好样的。”
“是的。”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她的说话声渐渐微弱，每一次反复都愈发难以捉摸，眼睛跟着某根隐形支柱的末端晃动，直到重力使其停摆，终于合上了。波利娜睡着了，我是第一个读完《洛丽塔》的人。
第9天 亲兄弟
我同时在波利娜热烈的尖叫声和她像甩毛巾一样摇晃我身体的感觉中清醒了过来。
“你搞砸了。”她说。
“什么？”
“你不应该让我睡着的。”
“这不属于我们谈判的条例。”
“我对你有更多的期待。还有，我要回自己房间了。三天没换衣服，脸颊也咸咸的。”
波利娜身上散发着一股婴儿般的甜腻味道，但仍夹着些许死亡之息。我搜刮出我俩在文学马拉松的沿途碎屑中剩下的两颗奶糖，对她说：“带上它们。”我知道，在这个阶段，光是想到食物就能让她的胃翻江倒海，而且，没有比糖更能消解这种恶心反应的东西了。她谢过我之后就离开了。但我必须兑现在早餐桌前现身的承诺，履行之前跟护士纳塔利娅立下的协议内容。
我抵达时，大部分病友都已在老位子上就座，我一如往常不声不响地也坐在了自己的老位子上。但不知怎么回事，每一个人，整个集体，这个场景和所有布局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更粉嫩了，或是更纯真了（也许粉色就是纯真的颜色），或是不那么苦闷了，或是有片刻没那么糟糕了。我向内部管理打探了早餐日程是否真有些许改变（可能性包括一种新牌子的灯泡，铁皮窗外修剪过的树，或是某种针对行动不便病患的卫生新方案）。在抿着尚且凑合的卷心菜汁那几秒，我才意识到以上这些，感觉自己是和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中的患儿们和平共处，而不仅仅是忍气吞声。
喝饱了卷心菜汁，我推着轮椅漫无目的地绕着疗养院瞎晃，途中数了数看起来不同的东西。数够了之后，我准备回到卧室读几页书，但在护士纳塔利娅手捧着一堆亚麻布，没敲门就冲进房间之前，我才看了一个名词和两个副词。
“怎么了？”我问她。
“我要换掉你的床单。”她说。
“不，你不用换掉我的床单。今天不是礼拜二，也不是这个月的第三个礼拜。”
护士纳塔利娅放下那堆亚麻布，把她肥硕的屁股放到了床边。
“我们有个忙想让你帮。”她说。
“我可打不了包票。”
“我相信你愿意帮这个忙。”
“好吧。”
“她需要输血。或许能让她多活几天。”
“你是在寻求许可吗？”
“我们在找人帮忙。”
“找人帮忙输血？”
“用你的血。”
“你要我给她血？”
“她是AB阴性血，血库里已经没了。”
从罗纳德·里根开始，我就常常听闻这种事件。再者，AB阴性血是世上最稀有的血型。然而，我是混合了所有人类血型的O型阴性血。我之所以知道自己的血型，是因为莫济里城（在米哈伊尔·克鲁克的吉兆下）十一年来每个月都建议我去献血，而我都明确回绝。因为，没有一个抽象的人类个体生命比要我直面鲜血的病态恐惧更加重要的了。
“好的。”我说。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她说。
与此同时，护士纳塔利娅跃入那堆亚麻布里。里面藏了一个空的小包、一支针筒和一根几英寸长的止血带。她丢掉了那堆亚麻布，在我还有任何机会——改变主意，或是产生任何阻碍进程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前——立即将针头插进了我的血管。
聪明，纳塔利娅。
渲染氛围的血液总是要比流淌在塑料管子里的血液更糟。这给了我足够的空间近乎带着欣赏的眼光观察了血液从透明管道盘旋着向上涌出，而后积聚在塑料包里的这一段路，过程中，我的残肢颤抖着，额头油光发亮。
“还有十秒钟，伊万，”她说，“总共就剩下这么点时间了。”
这是真的，但心火烧起来的时候，时间只停留在观念中，一秒也不止是一秒。
“八……七……六……”她说道，而与此同时，整段自慰过程从我的脑海一闪而过。
“不会出什么问题吗？”我问道，只是想确定一下。
“你的血液？”
“是的。”
“总不会比她的还糟，”她带着恶魔般的微笑回答道，“三……二……一……搞定了。你这个热心肠。”
“她不会知道吧？”
“她主动问了才会知道。白俄罗斯法律规定。”
“在红色房间？”
“还能在哪儿？但我肯定你不想观看。”
她携着血包关上了门，我转向时钟，等待整点，然后再等了一会儿，推着轮椅去了红色房间的角落。我学着尽量不引人注目。护士纳塔利娅、护士卡佳和一名见过多面但从不知道姓名的城里医生全都围在波利娜周围。我眼睁睁看着卡佳老是找不到波利娜的血管，把波利娜的前臂变相当成了一个针垫。在她终于找到了血管后，我看到波利娜退缩了，而且呻吟了一声，几股令人揪心的热血（这也不应该发生）迸了出来。
“不要担心。这反正也不是什么好血，孩子。”卡佳说。
血液迸发第四次，护士便想方设法将波利娜手臂处的管子接到悬挂在可移动输液架上那个饱满又发紫的输血袋上。几秒钟之后，我看着输血袋中的平面开始下降，我的血液跟波利娜的血液融在了一起。
我慢悠悠推着轮椅到了主室，在一个小盒子里找到一颗棒球，然后开始往墙上来回抛接，周围世界也渐渐消失了。然后，想到今天是昏迷日，我就丢掉了球，陷入了昏迷。遗憾的是，这场昏迷十分短暂，因为七分钟过后，我睁开了双眼，发现是护士纳塔利娅把我摇醒了。
“她睡着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必须在红色房间监视她。我要需要确保她没有对那袋鲜血起反应。”她说。
“那你干吗告诉我？”
“我觉得你想知道。”
“我想知道，又不想知道。”
“你想知道。”
“如果她起反应了呢？”
“我们会镇压她的免疫系统。”
“它已经很虚弱了。”
“我知道。”
“她会死的。”
“是的，”她说，“她会的。要不就今天，或是明天，又或是下个礼拜。或者一百年后。”
她转过身去，准备离开，走之前对我说：“我会利用碎片时间帮她的。”
我重回那片昏迷之地，但意识到自己的标准假性昏迷已在坏事发生之时被鬼魂和僵尸缠住了。这让我突觉自己应该让昏迷合情合理地发生。所以，我推着轮椅进入了红色房间，吻了波利娜汗津津的额头，从放吗啡的抽屉里抽出一支吗啡，在她身旁晃了晃注射器，然后把针头扎进了自己的血管里。
第8天 有机的仙境（和其他对话）
第八天，我在床上醒了过来，波利娜正用手指梳理着我汗津津额头前蓬松的乱发。她双眼泛黄，脸上皮肤也开始破裂。我还能感受到她通过我们双脸之间的微粒放射出的炙热。可纵使经历了这所有的衰变，她的虹膜仍是令人心碎的蓝。
“别再像上次那样离开。”她说。
“我去哪里了？”
“显然进入了一支吗啡注射器里。”
“我真这么干了？”
“他们说你本来应该会死。这是他们用来镇静丹尼斯的剂量，是合适你剂量的三倍。”
“我只是想打发时间。”
“你差点让我死掉了。”
这时，门开了，疯狂的护士纳塔利娅显露出来。她径直走向我的脸，用手指翻开眼皮，拿了一个小电筒照了照视网膜，然后让眼皮弹回到闭合的状态，拍了拍我的脸，然后走出了房间。
“你感觉如何？”我问。
“好多了。多亏你了。”
“他们跟你说的？”
“我也是偷听到的。”
“什么时候？”
“在我睡着的时候。或是醒来。或是半睡半醒之间。我觉得我们是亲兄弟。”
然后，波利娜揪了一撮我的头发，问道：“这样痛吗？”
对此，我回应道：“搞什么鬼？你干吗揪我头发？”
“因为你需要清醒。你刚刚注射了吗啡。”
“我醒了。而且现在提前秃顶了。”
“我们去外面吧。”
“做什么？”
“就坐着。聊天。听点东西。”
“真的吗？”
“这些墙让我恶心。”
“我们不能去外面。”
“真的吗，你问过了？”
“在我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问过了。”
“我们问问纳塔利娅。”
波利娜小心地站了起来（白血病让平衡感变成了一件令人垂涎的商品），然后走出了房间，忽略了来自我方的两三声抗议。我蠕虫般穿好了衣服，在前往轮椅的途中，她跟护士纳塔利娅一起回来了。
“问她。”她说。
“不。”我说。
“问我什么？”纳塔利娅问道。
“伊万，再过几天，我就躺在泥土里了，快带点种问她。”
“波利娜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去外面。”我问道。
“恩，伊万，你当然可以，可你不会的。”她说道。然后，她转向波利娜，然后说：“他会认字前，我就一直试着带他去外面。”
没等我抗议，波利娜就横冲直撞，替我完成坐进轮椅的后半段路程，我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大厅的中间。叶连娜、柳德米拉和克里斯蒂娜（“嗨，波利娜；嗨，伊万”）都目瞪口呆，张着不同大小的嘴巴，见证了我来这所疗养院第二次跨过那扇棕色双开大门门槛的时刻。
通往院子的，是一条小小的水泥匝道，院子里种满了品种不同、颜色各异的花，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喷水池，从十二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就停止使用了。天空是白俄灰，缀着几朵厚重又飘然的云。
“想待多久待多久，或者别回来了。”纳塔利娅说完便离开了。她的身影消失在一扇扇门后，我什么都没说。波利娜也是。一切就像计划好了似的，雨滴开始投掷在头上和皮肤上，我们就这么静默无言地坐着，至少我的样子很狼狈：肌肉和筋腱妄图团结一心挡住雨滴。波利娜伸出她光滑的粉色舌头（比起衰败身体的其余部分，她的舌头看起来十分健康）想接住那酸雨。
“那会让你死的。”我说。
她只是回看了我一眼，像是在说，别再当个老顽固了。随着雨滴的频率渐猛，我们的衣服几近湿透。
“在你病得更重之前，我们回去吧。”我说。
她盛满了一嘴巴，在喉咙里咕噜咕噜漱完口之后，古罗马喷泉似的将其吐了出来。
嘴巴吐光之后，她问：“这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我问。
“为什么你在哆嗦？”
“我没有。”
波利娜不再往嘴巴盛水，看了我几秒。然后，她抹去了光头上积聚的雨滴。
“没关系。我已经知道了。”
“什么？”
波利娜继续玩弄着天上落下的水滴。
“看看你。你在发抖，伊万。”她说。
“冷。”
“那是你皮肤里心脏跳动的声音。”
“我挺好的。”
“想知道我的理论吗？”
“当然。”
“你在里面，一切都是舒心的破败。到了外面，一切都活过来了。但你在破败事物周围的感觉更好。”
现在，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颤抖。但我的头卡住了，意思就是，我的双眼被一串雨滴从一片草叶上滑落的场景吸引住了。
“你为什么还在这儿，伊万？”
“你是指我活着，还是指待在这家医院？”
“这家医院。实际上，都有……”
没等我回答，她展现了始料未及的善意。她站了起来，双手捧起我颤抖的脸颊，然后吻了我的双唇。像是出于好心，她没有很快抽离，而是将她的脸贴近我的，用她欲罢不能的蓝色双眸看着我，直到我不再看她。然后，她脆弱、瘦小的身体有气无力地推着我穿过草坪，来到一棵大到渗不进雨的橡树下。下午余下的时光，我们就这样坐着不说话，看云卷云舒。
黄昏前，我们回到了医院，等到太阳完全西沉的时候，波利娜的高烧已经发到了四十度。护士纳塔利娅忙前忙后，拍打着自己的双臂，搜集着扑热息痛，公开谴责自己让我们淋雨。
“今晚，她要冰浴，伊万。”她说。
他们把神志不清的波利娜推进了白色房间，除了一个污迹斑斑的浴盆之外，那里什么都没有。我尾随其后，因为这种混乱时刻很容易就能掩人耳目。我看着她们脱下她的衣服，每次用一颗棉球，直到她的身体呈现紫白相间的状态，看上去像在哈萨克监狱里挨过饿、受过虐待似的。癌症已经变成了一台时光机器，吞噬了她身上的曲线，直到退回青春期前的状态。卡佳和纳塔利娅把她抬了起来，她半清醒的脑袋像个摆钟似的悬挂在胸前。柳德米拉开始放冰水进去，然后往冰水里倒了一桶冰块。身体碰到水的时候，波利娜尖叫了，手臂捶打着空气，大声骂着各种各样的脏话。直到她停止尖叫，只是在水里抽搐，双眼木然地盯着天花板上出现的某种幻象之时，护士们才尽量小心地放下了她的身体。
波利娜被送至她睡觉的红色房间，我则回到了实验室，交出了另一品脱的鲜血。护士纳塔利娅从我的胳臂中抽出针头，把我的血放进冷冻箱。然后，我推轮椅回了红色房间，抹去波利娜头上因为发烧渗出的汗珠，决意做她最后一阵心跳的见证者。
第7天 陷入爱情
第七天，我醒来发现自己把波利娜床边的金属栏杆当枕头，她的手指跟我的交缠在一起。鉴于没有信心自行发起这种程度的亲密接触，我猜测，我们的手指是在睡着的时候不知何故找到了彼此。
几秒钟之后，被伏特加味包围的护士叶连娜进来，给正在睡觉的波利娜舌头下面塞了一只温度计。波利娜轻轻地翻动，微微呓语，但仍没醒。随后，护士叶连娜抽出了她嘴巴里的温度计，甩到了她眼前。
“几度？”我问。
“三十九。”
“那她好一点了。”
“有点儿。”
然后，护士叶连娜离开了，几秒过后，我跟上了她。
“接下来是什么？”我问道。
“另一次输血。”
“然后呢？”
“然后什么都没了。”
我推着轮椅回到了红色房间，把手指摆回了醒来时的布局，等待发生些什么。我等待她换口呼吸，或是翻身，或是皱起眉头，或是眼珠子在眼皮底下颤动，只要告诉我她在做梦就好。等待中的某刻，我一定也睡着了，因为意识中有片刻窒息之感，那时波利娜在捏我的鼻子。我上气不接下气，她则带着一抹孩子气但注定垂死的微笑。
“这不好笑。”
“那我为什么在笑？”
我注意到了我们紧扣的手指，很快重新把它们排列到不那么亲密的布局。
“我做了个怪梦。”她说。
“发烧发到四十度就会这样。”
“你不想听听吗？”
“我想。”
“每个人都在那儿。我说的每个人，意思是每一个人。整个世界。整整七十亿人，现在肯定更多了。所有人都在一片大大的空旷土地上，上头除了长得高高的草，一无所有。”
“你怎么知道是每一个人？”
“我就是知道。你懂在梦里‘你就是知道’的情况吗？”
“有时。”
“你在那儿，我的父母和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我附近。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则在外围。”
“我在那儿？”
“是的。”
“我看起来怎么样？”
“像你。”
“还有呢？”
“我妈妈在哭。其余的每个人——整个世界——都转向我。甚至树都是。诡异的部分就是他们都没有面孔。而且一切都静默无声。除了史波尼克[30]世界末日来临似的叫嚣着。”
“或许那就是。”
“或许吧。”
我迷迷糊糊地试着感受她前额的温度，因为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不合理的温度是怎么样的，只是想表现得像个称职的看护。
“还在那儿，哈？”她问道。
“不像昨天。”
“伊万，你可以把手拿回去了。”
“在你头上那只？”
“在我手上那只。”
我遵从她的命令。
“那是什么？”她问。
“什么是什么？”
“这？”
她举起我们紧扣的十指，几秒后就让它们掉落回了床上。
“这没什么。”
“很奇怪。”
“你总不想孤寂而死。”
“没什么别的？”
“任何‘别的’都是你大脑赋予的意义——”
“我知道，大脑也需要意义……你简直不可理喻，伊万。”
“但我是对的。”
“可能吧。”
“如果我们不在这家医院，而是在一间餐馆相遇，美丽的你一定会被我恶心到，然后为我扼腕叹息。”
“你不会让我后悔的，伊万，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的话。”
“我没问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在另外两副躯壳里，在其他的任何地方，在其他的任何时间，我仍旧感觉我俩的初识就像宇宙大爆炸几秒之后两粒相互碰撞的夸克。”
“你要我在你说完这个之后，正经起来？”
“相当严肃。”
“我觉得你要输点血了。我得去告诉她们你醒了。”
我推轮椅出了红色房间，通知那帮护士说波利娜已经准备好输血了。然后返回了自己房间，拿起一本书，也不管书名是什么就开始读，希望眼睛能累到让我睡着。五十页之后，我依旧清醒着。所以我跳过了吗啡，径直去了叶连娜其中一个秘密藏匿点，然后呷烈酒呷到被呛着为止。在不省人事前，我差不多算是回了自己的房间。
几个小时后，我在床上醒来，胸口一片数量可观的呕吐物。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的吗？第二反应就是，当然是了。我的第三反应是，今天是护士纳塔利娅值夜班的第一天，即我现在能安顿好这个局面并直面地狱硫火，或者说，我能打点好今晚同时做个健全的人，处理好自己的呕吐物。我决定接受呕吐的事实，过会儿再清理。同时，我用自来水和一件换洗衣服缓解了危机，然后把脏东西藏在床下那个阴曹地府的偏远地带。
接下来，我推着轮椅经过红色房间，确认波利娜输血的现况。看见她深度昏迷，身上插着所有必要的管子，我一点也不惊讶。我能为自己做点什么？我幻想着。坦白讲，我想消失。不只脑袋里所有想法消失，也不想在这家医院留下一览无余的躯体。我想像胡迪尼或是霍法那样消失。
记得第八天我们在院子里的时候，丹尼斯窗边的树枝像罗夏墨迹测验里的卡片，让我想起那通往屋顶的一路坎坷，在某个特殊时刻，那个屋顶貌似是消失的绝佳之地。况且，餐厅传来的叮当声和咔嗒声预示着，三分钟之内，丹尼斯会在主室中摇晃着看一集什么东西。预示着一些护士们会安排好残疾患儿的电视时间，其他的则在厨房收拾。预示着星星排成了一条直线。所以，我抛弃了房内的轮椅，蛇形穿过了两扇门来到丹尼斯的房间，破门而入（其实，我转动了门把手），又匍匐到他窗边，打开它，从黑色铁皮条中挤了出去，想将自己巧妙挪动到那根残缺的树枝上。死亡垒至两层，花了十二分钟学会用三个点（我的独臂和两截残肢）的接触爬上一根树枝。死亡垒至三层，我抵达了屋顶阳台，才意识到树枝比我原来测算（目光短浅）离房子的距离远，决意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我会把握好机会，动用所有的劲头（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把自己的身体挪下树枝，在那个无情的水泥地屋顶上留下痕迹（只有一点），残肢和手肘处要至少分布三处血淋淋的擦伤。
下定决心之后，我再也不想动了，所以，我只是躺在那里，看着天空的蓝不知不觉一点点消失到只剩黑色和星星内部的氢气云团。期间，我像波利娜一样，感知到了空无一物的真实。我感知到，过去的几个月能够像粉笔痕迹一样被抹去，只留下原文的模糊残渣，当然，这些残渣是想象拿来填补空间的骨头，把那个空间塞满有血有肉、纹理可见的细节。我不会质疑突然消失的事实，血肉吃掉了骨头，那些骨头将会被深埋在层层淤泥中，新的文明将在那片淤泥之上筑起，新生人类会填充城市，并在城中建筑生活，新恋情会萌发，之前心心念念的旧恋情会被遗忘，然后……
显然我喝醉了。
我向你道歉，读者。
大约看了一个小时的天空蓝、三十分钟的日落和两个小时的黑暗后，我的思绪被她的声音打断。
“没有床单和强力胶带，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波利娜说着，光头剪影探出了屋顶的洞。
“我利用了那里的匝道漏洞。你怎么知道我会到这上面来？”
“我是不知道，但检查过你的房间、主室、所有楼梯井、颜色房间、卫生间和沙发后部之后，这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你感觉如何？”
“宛若注入了新鲜血液。”
“像一只现代吸血鬼。”
“这个我也想到过。”
波利娜挪近了一些，所以我开始颤抖。
“你冷吗？”她问。
“不会。”
波利娜靠向我的脖子，张开嘴巴，吐出雾气，热空气喷在了我的皮肤上。我颤抖得愈发严重了。
“伊万？”她唤道。
“是的。”我说。
“把你的短裤脱下来。”
“那不会减轻我的颤抖。”
“我叫你把短裤脱下来。”
波利娜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Hui完全充血了。
“我做不到。”
“你当然可以。”
“不，我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的Hui已经硬了。”
“我想看看它。”
“我不想让你看它。”
“你想让我碰它吗？”
“不。”
我的意思是“好的”。所幸，在我佯装抵抗之时，波利娜还是扯下了我的内裤。我抽搐的Hui指向大又亮的满月。我清楚地记得月亮的大小和外观，还有她的脸——一种性感和病态的不稳定混合体。
“我能碰它吗？”她问道，但这个问题是反问句，因为没等我有机会回答，她就将手掌和手指包裹住了它。
“它很棒。”
“并不是。”
“我喜欢。”
波利娜开始在我Hui上来回滑动手掌。然后，她停下来深舔了很久手掌，随后又把手掌包裹回了它，慢慢地上下滑动，再稍稍转动。我的头脑清晰且静默，除了微弱的自我意识和那个断断续续的认知：有个人在碰我的Hui，那个人不是我。
“我现在要做点什么了，好吗？”
“什么？”
“我会展示给你。”
波利娜张开她的嘴巴然后“吃下”我整个Hui，然后用她的嘴唇和舌头吮吸着它。我并没退缩，但说了，“不，不要这样。”
波利娜把嘴巴抽出到能讲话，“怎么样？”然后开始舔整个Hui。
“让我先舔你。”
“不，伊万。”然后她继续吮吸我。
“为什么不？”
“因为我病了。”
“我也是。”
“不，你不是。享受此时。”
“如果我这样，你会享受吗？”
“我会的。”
“那就让我来。”
“不，这是给你的。”
波利娜决定抛却语言，只用嘴巴和湿手掌虔诚地攻击我的Hui。她暂停过片刻，跟我形容我尝起来如何。
伴着手的每一次摆动，她的技巧逐渐精进，仿佛知道我的Hui要射到她嘴巴里一样。那时候，脑海里冒出一个丑陋的想法，它起初微小而且一声不吭，后来便不期而至：她之前做过这个吗？
可一股迄今为止的无名情绪（感觉就像不安全感、嫉妒、焦虑的乱炖）从我的胸膛传到了我的Hui，强劲到让我担心整个器官都会掉进她的嘴巴里，可一如既往，生殖生物学战胜了“战斗或逃跑”反应，随着我的Hui愈益坚硬、危险，冲抵着她的舌，即将喷发，思绪也溶解在了她的口水中。
她停了一分钟，说：“请，来吧？”
没等我在这事上做出选择，我便将它倾泻而出，肯定塞满了她的嘴巴，但我完全丧失了意识，因为没空理会脆弱和亲密产生的高潮是怎样将一切付之一炬：不可撤销，一场大地震，惊声尖叫，如果这个人离开，我会死。没人告诉我那会发生，波利娜已经离开了，也变得不大方便了。
波利娜优雅地咽了下去，带着魅惑的笑盯着我，我大腿残肢被她的笑引得震颤，嘴巴也惊讶地张开。她温柔地把我的躯体放到了水泥地上，现在的温度比我记得的更低了，然后她把头枕在我的胸口休息，听到了我心脏传来曲折微弱的心跳。
“你还好吗？”她问。
“挺好的。”
“你喜欢这样吗？”
“喜欢。”
“为什么你这么安静？”
“你应该回室内了。我们都清楚你在这儿待太久会发生什么。”
“再给我五分钟。”
“三分钟。”
“行吧。三分钟。”
“纳塔利娅今晚值班。我能跟你待在一起了。”
“好啊。”
“摸我的头。”
“好。”
“摩挲它？”
“好。”
“谢谢你。”
过了五分钟而不是三分钟，我俩从那根残缺的树枝下落到丹尼斯的窗户。屋内，丹尼斯正睡着，波利娜调整了他的毯子，盖住了所有原先没盖住的地方。然后她起身离开，我则蛇形爬回房间的床上，思忖着波利娜说的话进入了梦乡。
第6天 那叠小小的绿色文件夹
我并不觉得我们曾偏离过形态。显然，一场壮烈高潮，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副作用便是冬眠。我只知道，我抬起头发现自己精准地躺在床上昨晚散架的位置，波利娜的手臂从后面环绕着我，晨光正开始填补房间。如若死亡不是烟雾似的悬挂于空中，这将成为唤醒我的最佳方式。
波利娜察觉到了我的移动。
“嗨，伊万。”
她咳了几声，然后老鼠似的龇牙咧嘴。
“你感觉如何？”我问她。
“像哈尔瓦和戈吉纳基[31]。”
“有天赋的骗子。”
“我昨晚做了个怪梦。”
“又做了一个？”
“是的。”
“这个梦里发生了什么？”
“我梦到我在吮吸你的Hui。”
“真是场噩梦。”
“我知道。”
波利娜看着我的眼睛，但最后亲了我的鼻子，一抹微笑随之而来，但紧接着，她脸上的逗趣褶皱渐渐变得深沉、严峻。随着这些新生皱纹的产生，房间里的空气不知怎的也冻结住了。对社交暗示和人际关系不大敏感的我都已完全意识到某件坏事正要发生。
“那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某件坏事要发生。”
“它酝酿了很长时间了。多一天也不打紧。”
正在这时，我发觉自己对任何拿不准的事都处理不好。所以，我说道：
“我处理不好任何拿不准的事。”
“就不能等另一天吗？”
“不行。”
“那我要给你看点东西。”
“好。”
“但它不在这儿。”
“好。”
“我会回来的。”
“好。”
她关上了门，小精灵似的拖着脚离开了，我则在刀锋一般的床上翘首期盼。在接踵而至的恐惧中，我开始数数，直到数到六十七，门把手才被转开，波利娜带着三册军绿色文件夹归来。我对这些文件夹很眼熟，因为它们就是每一位治疗重病患儿莫济里医院的病患在进疗养院第一天拿到的东西。她坐在了我脸对面的冷油毡地上。
“你跟我一样，伊万。一个好奇的混球，是吧？”
“我想是吧。”
“这家医院里的病人，还有谁的档案你没读过？”
“没有，我全读过。”
“你当然全读过。马克斯、亚历克斯、丹尼斯和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甚至是在我们之前，那些送进来然后去世的病患。应该是在你来这儿之前。它们太有趣了，我们很无聊，对吧？”
“对。”
“你是在哪里找到每份档案的？”
“在克里斯蒂娜小姐办公桌后面的储物柜里。”
我讲的那些话，就像例行公事一样直直冲向最终要点似的。
“每个人档案里的每个空是谁填的？”
“克里斯小姐。”
“好的。”
“我们能直接跳过那些我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吗？”
“你知道你我的不同之处吗？”
“你是个小毛贼？还有，你有头发的时候很迷人。”
“是的，但我比你绝对更像个病人。”
“可能吧。”
“你永远也打不开米哈伊尔办公室的保险柜。”
“它上锁了。”
“是的，但你也想不到在他不操柳德米拉的夜晚，坐在它面前试每一个组合，你想到了吗？”
“我想过。”
“但你永远不会这么做。”
“可能不会。”
“我会。”
“你也这么做了。”
“我这么做了。”
“然后你发现了这些。”
“是的。”
“然后？”
“看看这笔迹。”
波利娜随机抽出最面上文件夹的一页，然后交给我。
“看着不眼熟吗？”她问道。
“不。”
“那么，这就跟这家医院的每份档案笔迹不同咯？”
“不同。”
在她那堆文件夹的底部，波利娜抽出了另外一张纸。
“这是米哈伊尔写给市政府财政部官员请求给医院下拨更多资金，但他永远不会拨，因为我偷了这封信。”
波利娜把它给了我。这笔迹显然和我拿着的绿色档案笔迹相同，可以肯定的是，米哈伊尔·克鲁克是出于一种迄今为止尚不明朗的原因填写的这些档案，我确信，这也是她即将要分享的内容。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所以这些是谁的档案？”
“最老的是一个名叫‘阿尔比娜’的病患。她跟我一样得了白血病。八岁生日都没撑到。她在你出生前去世了。”
“好吧，下一个？”
“下一个是迪米特里。”
“我记得迪米特里。”
“你记得他有什么毛病吗？”
“他没什么毛病。”
“基本正确。他跟你一样患了结缔组织疾病。但他得的是掌腱膜挛缩症，根据他的档案，不凑近看别人根本发现不了那些他手掌上的小凹陷。”
“所以？”
“所以，他为什么到这儿来？”
“也许这就是他离开的原因。”
“也许。但他是在十五岁的时候离开的。很难用一些诡异肌腱来解释一段长达十五年的监禁。”
“最后一份是？”
“最后一份是你的，伊万。”
“不可能。我已经有一份档案了。”
“你有两份。”
波利娜递给我这份档案。我翻开封面，然后略略过了一遍。
“这就是同一份档案。这些只是复印件。”
“是一样的。除了米哈伊尔的笔记和另外一件事。”
“什么？”
“这一份上登记着你的出生日期。上面写你于1987年6月10日出生。免得你好奇，你是双子座的。”
黑色小点开始填充我的双眼，还有我房间理所当然的直角开始弯曲、膨胀。
“还有另一个不同。”她说。
“我明白了。”我说。
读者，特此告知，在伊万档案1里，“不详”这个词被写在我父母的划线后面。在伊万档案2，那些名字很明显曾经写在上面，现在用粗记号笔涂黑过。
“你在想什么？”波利娜问道。
我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了，幻想着对这份新情报的每一种可能的解释，才注意到我失控的摇晃把捧着的纸揉成了团。我看不见“父亲”那栏墨水下的姓名，但对这些经米哈伊尔落笔，被记号笔涂过而后又被锁起来的档案，只有一种解释。恶魔不会保护一个灵魂，除非这个灵魂就是他自己。我希望自己像其他人一样当个白痴。我之所以这样希望，是因为即使我从相反方向转头，往耳朵里塞泥巴或是挖掉我的双眼，在那个表象之下，推测仍会一往无前。我得出结论，使其停止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认波利娜已经找到的那个答案：我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小孩。我是一颗由世界上最平庸的男人和一位大胸护士结合而成的混蛋受精卵。在很多方面，我都是没人要的那个，世间的一场事故，坏消息，一个错别字，而之所以我整个人生都与世界隔离，是因为我耻辱地被编上了混蛋的DNA。
尽管季风在脑袋肆虐，接着席卷至胸膛，我依然保持镇定，抬头看她。波利娜的脸上正涌下泪水，像是我把刚刚每一缕的思绪都大声说了出来似的。也许我真的这么做了。
“也许这并不坏，伊万。你可能有一个家。你有兄弟。或者一个妈妈。”
“纳塔利娅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呢？”
“他可以把我俩的都涂掉。为什么他不把我俩的都涂掉？”
“我还没想通。”
“或者更厉害，永远不让我逃脱他的手掌心。”
“我不知道。从智力上来说，他不太聪明。”
在她说完那句话之前，一个巨型想法出现我的脑海，巨大且闪亮，速度之快叫人难以压制或是回击，一句愚蠢到家了的标语被精美地印在一条锃亮的横幅之上，一群嬉笑着的迷你恶魔们将其拉了起来。
“你拿到这些多久了？”我问她。
“有两个月了吧。”
“在我俩开始讲话前？”
“是的。”
“请你告诉我，我脑袋里的东西是错的。”
“什么？”
“这就是跟我讲话的原因。”
“不，伊万。”她哭得更凶了。
“你就是的。我只是一个你很感兴趣的谜团。”
“不。”
“你很无聊。”
“不。”
“承认吧。”
“刚开始是这样。但后来，你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永远都是一个人。”
“你也会跟我做一样的事。”
“当然了，对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
“我真的很抱歉。”
“离开。”
“别这样。”
“滚。”
“我要死了，伊万。任何一分钟。我不想孤独地死去。”
霎时间，所有的计量器都被冰封。
某种微小的声音告诉我，我可能是错的，但这无关紧要。限定了数量的日子一天天瘦削下去，只要事关波利娜，我就丢失了真实和虚假的准绳。而且，我认为一部分的自己想要同白血病合力将她推向最终结局。
“再见。”我说道。
第5天 转化症
“发生了什么？”
我没吭气。
“伊万，她所剩不多的生命正在吞噬着她。”
我没吭气。
“如果你乐意杀死她，我不介意。这取决于你。”
这是第五天的第一场对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称不上一段对话，因为只有护士卡佳参与其中。
大约十二小时前，在她准备上夜班前的一会儿，我跟护士纳塔利娅有过一场几乎相同的对话。那段对话像是这样：
“发生了什么？”
我没吭气。
“伊万，她所剩不多的生命正在吞噬着她。”
我没吭气。
“这快让她死掉了，而你接下来的人生将会生活在一个洞里，因为你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护士纳塔利娅的回答更尖锐。她说道，对话的推进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愈加复杂。
原因1：我动不了我的身体。尽管，我试过了。我向嘴巴下达指令，又向手下达，还向脖子下达，但神经就是没有反应。弗洛伊德应该会辩驳，对于这种现象，还有很多合理解释。每个人都是有意识和无意识思想的集合，都为了给生命体注入某些活力。通常都会产生关于意义、热情和目标的想法；为何你被宇宙选中这种想法，还有，在这场宇宙之舞中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在波利娜递给我那份绿色文件夹的时候，她便无意间偷走了我的每一个想法。在一段壮美的芭蕾中，她引爆了我轮椅推过的土地，这片土地，由我的挚爱、对纳塔利娅的信任和对我荒唐出世的那个貌似合理的故事筑成。
原因2：我脑海里又游走着新的问题。太多问题。难以处理的问题。比如：
1.谁知道我是米哈伊尔的混球小孩？米哈伊尔的风流韵事是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最兜不住的秘密。这意味着我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
2.这能解释自我长大到能装昏迷之后，这家机构的每一位健康护理专业人员都对我充满潜意识的敌意吗？
3.这能解释护士纳塔利娅潜意识里的同情吗？我的纳塔利娅，我唯一信任的造物，她向四岁、十岁乃至每一岁的我都撒谎了吗？
所以，不，卡佳。错不在我。我的身体动弹不得。甚至是很多天过去的现在，当我潦草写下这些篇章之时，能移动的只有自己的手腕，这是握住一支笔或是拧开一个小扁酒瓶的最低要求。可悲的是，甚至自慰之地都禁止我的涉足。
平心而论，波利娜想修补好她破碎的部分，把这个秘密带进死亡，但她意识到，顽固在死亡疆界并无容身之地。我回想起，时钟的手掌们转过一整圈的今天，我的门扉有过不少的敲门声。至少有一些是属于波利娜的，因为那些是她的专属敲门语言。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懊悔的节奏与韵律自成一派。
其他的敲门声属于那些破门而入，提起我的眼皮又让它们弹回去的护士，每个人都指责我是个顽固的混蛋，除了护士纳塔利娅，她机智地用白俄罗斯南部才能买得到的那种最下流的色情图诱惑我，可发现我仍是不为所动。时钟上的那只大手正吃力地拽着小手，她们给我进行了一揽子测试，肘正中静脉的针管，监测心跳的听诊器，膝跳反射的小锥子，刺眼睛的手电筒，戳耳朵的尖东西，可每件东西都起不了作用。护士叶连娜进门就又用另一种语言冲我大喊，但这次我能从她的双唇中读出，应该是这么说的，这都是你脑袋里的东西，对此，我回应道，这贯穿了我的生命，但我肯定，实际上说出的是这样，叭啊啊啊——叭——叭啊啊——哔——叭啊啊。这依旧是令人震惊的进步，因为这是我在十八小时内对外界的唯一反应，但她们还没请那个大人物，负责人，也就是米哈伊尔本人，给出一份合理的诊断分析，并提供他的观测评估：还沉浸于困惑中的时候，他便察觉有一个看似昏迷实则根本就没有的男孩用小小的尖牙咬着他的脸，抓他的双眼，往他嘴里吐口水，朝他的双颊抡巴掌，扯他（残存至今的）头发，用只要是俄罗斯母语的字句尖叫着骂出脏话，惹得他只能下令往我的胳臂上注射一杯鸡尾酒量的镇静剂，余下部分如同黑乌贼的墨水一般。
那是第五天，我最后悔的一天。我那时没法知道只剩下四天了。或者说，尚能忍受的日子只有那几天了。
此时此刻，下午，时钟指向5:45。
我已经埋头写作六十六小时了。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五天。
今年是2005年。
我能感知到这一切的
结局。
第4天 再见，黄砖路
隔天，我在中午醒来，从前的那个我已经去世。
至少在情感上，我崭新如同一张白纸。
我对那天的第一想法就是，我已经浪费了一天，尽管说实话，自己是否有机会浪费时间还是个问题。
第二想法就是去食品储藏室，偷一些除卷心菜汁以外的食物（无酵母脆饼和一罐挖了90%放了三年的花生酱）。第三个想法就是去找波利娜。我先去了她房间，空空如也，遂去了红色房间，里面只有波利娜的妈妈还有一帮挣扎着维持正确“扑通、扑通、扑通”心跳节奏的心洞患儿，然后我去了主室、楼梯井和卫生间，所有地方都是空的。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她要么漫游到了某片森林，跟那里的树栖小动物们相伴长眠于此，要么她就是在屋顶上。所以我推回楼梯井，跳下轮椅，一边翻滚着爬上楼梯去往医院的最高点，一边朝通向屋顶的红色金属门大嚷。
“你光头看起来像个男的！”我大喊。
没有回答。
“如果你计划死在那里，至少让我帮你涂满花生酱，这样秃鹫就能过滤掉你肉体的苦味了。”
没有回答。
最后放大招：“维塔斯是同性恋！”
现在我可以正式宣告她不在屋顶了。所以，我回到主室，看到亚历克斯的头发正被护士柳德米拉梳着，我熟练地忽略掉了她，随后搜寻着一个可行性人选，比如护士卡佳，她正全情投入在那个按照大小和颜色整理特百惠保鲜盒的超自然任务中。
“她在哪里？”我问。
“你现在想见她了？”
“在哪里？”
“她房间。她看起来就像火被熄灭了一般。我猜她还有两天。”
“她不在房间里。我确认过了。”
“那她就漂游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吧。”
“这个女孩任何一秒都可能会死，而你不知道她在哪里？”
“一个将死女孩会去多远，伊万？”
我断定这个问题不值得回答，所以我继续向前推。我推过了埋在马桶里，没察觉到我的护士叶连娜；我推过了埋在手机里，没察觉到我的克里斯蒂娜小姐；然后，我推过了那扇棕黄色双开大门，推下了通往小径的匝道，推过自身的恐惧，感觉体内像有一只完全成形的苍蝇正全力冲破蛆壳。
我叫喊她的名字。我来回张望。没收到回答，我确定她离开了。就是这样。我再也见不到她了。今天就是第一天。
沉浸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我看见，在那棵我们两天前坐在外面淋雨的树旁边，一片小草叶正发着微光。这当然值得让我推过草坪奔向它，但就我目前状态来讲，我应该需要超能力——但是，嘿，为爱疯狂，对吧？——和精准的眼动追踪才能办到。黑色。它是黑色的。而且反光。黑色，还反光。寸步往前之时，我在思索什么东西是黑色且反光的。黑曜石。黑玛瑙。抛光熔岩。它们中的哪一件会立即出现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附近呢？大概一件都不会。我绝望了，几乎是在一片虚无中探求希望。但这种绝望，就跟要求一支失败的足球队在比赛最后绝杀一样，所以我随它去了。事实证明这也是件正确的事，因为我最后发现那个黑色反光的东西是一块黑胶唱片碎片，而只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一块唱片碎片会躺在医院院子里的草叶之间。另外，不用太眯着眼就能看到，在我和医院周围那片森林之间，有一块小小的马蹄铁，那里有另一块黑色反光的薄皮，显然是唱片的另一块碎片，往前几米开外的地方出现了另一块，我突然记起，这是波利娜独家收藏的《糖果屋》。
又找到几块凹凸不平的碎片之后，我明白自己被引到森林里头，更精准地说，是进入了一条基本不开放，勉强称之为小径的路上，它尚未经过人类的帮助，修成应有的模样。到了第七块黑胶锯齿碎片，裤子上已经积满了一汪黑色的小水坑，伴随着130的心率，我颤抖着抵达了小道的终点。再说了，口哨从来就不是我和波利娜通常召唤彼此的方式，所以我不再尝试吹口哨，而只是大声喊她名字，但没听见任何声音传回来。
森林的地面是一幅由泥土、折断的嫩枝和湿软树叶集锦而成的油画，而且根本不方便轮椅推行。虽然如此，我仍推车前行，试探着残疾人运动距离的新疆界，怒气冲冲地寻求更多反光碎片。前方正对着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丝微光，费劲地朝那边推过去一看，果真是另一块碎片。然而，这一块上面写了几个字——“再见，黄砖路[32]”——我将其看作一个暗号。再往前好几米的地方出现了另一处反光，用了一首歌的时间找到它（3分11秒）。之后找到的下一块是纯黑的。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各个方向都推至十米开外，一无所获。
所以，我开始在脑中编织新的故事情节来贴合现实。在一个沮丧又孤寂的夜晚，波利娜离开房间，走到室外，用掰碎老唱片来释放压制了六个月的怒火，那条黄砖路只是一个无情的巧合。没有旋律，没有理由。只有愤怒。我开始相信前方不会再有小径，也不会再出现面包屑，她又离开了。直到低头看见躺在大腿上的那十三块碎片，才想到，或许我应该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回去。可能谜题里还藏有提示。所以，我开始将裤子上的碎片组装成一张黑胶唱片。拼装它们的时候，我感觉世上只有这件事是要紧的，就像每个人会寻到伴侣一样，我感受到了一丝信心。
但是，最后，这只是一张盘踞着蜘蛛腿似的凹凸不平的线条，马赛克状的唱片，没有秘密信息或是游戏的进一步指示。
什么也没有。
除了那阵嘲笑声。
“你会的，难道你不会吗，伊万？”
这声音当然来自波利娜，她正坐在一片脏污的阴影下，扬扬得意地展示着她的病号服和满是灰尘的光头。她正用嫩枝编一间小木屋模型，拿松脆的树叶盖屋顶板。
“我观察你十五分钟了。”她说。
固执在死亡之地无容身之处。
“这不是一场游戏？”
“不。这是一场暴怒的牺牲品。”
“这是我的第二条原则。”
“精明。”
“你怎么知道我能找到你？”
“我没觉得你想找我。”
“我也没想到。”
波利娜的眼波温柔地放回到她的迷你小木屋。
“你计划死在这儿？”我问她。
“大概吧。我总是想象自己会死在阿纳帕某个悬崖下的一棵树上。眺望着死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消失。把我的尸体喂给一群胡兀鹫啃食。这些好像都近在眼前。”
“浪漫。”
“你想听故事吗？”
“想。”
“关于我爸的。”
“钢琴助理教授，于1992年至2004年间受聘于利沃夫大学。”
“是的。”
我看得到，波利娜的眼睛因为添加了几撮忧郁而亮晶晶的。
“不要浪费时间讲那些你不愿意讲的故事。”
“不，我想讲这个故事。”
“你可以继续了。”
“他教我怎么弹钢琴。他是我的英雄。他是完美的。”
“普通的小女孩。”
“那天利沃夫发大水，学校提前把我们送回了家。我到家的时候，他正在我们家的钢琴上操着他的一名学生。就是他给我上课的那架钢琴。她十八岁。我十二岁。她尖叫着抓起钱包和裤子。我爸尖叫着藏起他的Hui。”
“你做了什么？”
“我站在那里，瑟瑟发抖。我无法直视他的双眼。我记得一小片墙纸从墙上脱落下来，所以我盯着它看。他想触碰我，但我大喊大叫。他给我任何我想要的东西。他告诉我，他爱我超过了这世间的任何事物。一切都是标配的狗屎。尽管，在十二岁的时候，你没感觉那么虚伪。他说，只要能拨乱反正，他什么事都可以去做。我说，告诉妈妈。他说，除了这个。这会毁了这个家。他问我爱这个家吗。我回答‘是的’。所以，我让他贿赂我。接下来两年中的任何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几乎开始原谅他了。”
“几乎？”
“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两年后。她十六岁，乳房才刚开始发育。那天也是我十五岁生日的前一天。道歉又滚过一遍。他如何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错误。所以，我装作万事大吉的样子。我会接收礼物。但我留着那条蓝裤子。等我妈回家时候，那些话语直从我嘴里蹦出来。她不信我。我被戏称为讲故事的好手。直到我给她看了那条蓝裤子。所幸，我俩都没有蓝裤子。”
“她怎么做的？”
“她离开了。将近三小时。足够让我爸把我嘴巴里的一颗牙敲出来了。但是，最糟糕的部分是我妈在那天死了。不是她的躯体——她仍有心跳和一切——但自从那天以后，她就像一块浮木。那天之后的每一日，我都在自责把她杀死了。”
“你做了正确的事。”
“我不求宽恕。这不是一次忏悔。在得癌症的时候，我就被赦免了。死亡是大自然的涤罪。你也应该试试。”
“那你干吗告诉我？”
“因为人人都将落入地狱，伊万。或许除了你。”
“你都不信地狱。”
“这无关紧要。”
“为什么我就特别了？”
“因为你被隔绝了。你是业力因果的异类。这就是为何我冒着万般阻碍都要告诉你。你是自由的。”
“我感觉不到自由。”
“这并不能改变事实。这个圈套中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当米哈伊尔把你的档案锁起来，并伪造了一份标明你父母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人，或是根本就没人的新档案之时，你就被他隔离了。你从历史中被切割出来。你不需要在别人的罪孽之下生活。这是我永远也体会不到的。但你，你是一个空缺。从昨天开始，你便能书写自己的生活了。”
“如果我是自由的，你也是自由的。他的罪孽不是你的。”
“在整件事情中，我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我参与其中。就这一点来讲，还不是至关重要的。我只清楚地记得，在他们死后，我望向我爸，然后看着我妈。那罪孽就在他们的双眼。之后在我的双眼。它们渗进了我。我知道我们会永远羁绊下去。”
波利娜停下来，摆弄着她小木屋的几根嫩枝，然后把顶上那些叶子摘掉看木屋的内部。
然后她说：“你不被任何人或事物牵绊。”
对此，我说：“我和你牵绊在一起。”
听完这句话，波利娜抬起头，露出百分之十二的微笑，让我不禁问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作为一个光头，你真是美得不可方物。”
波利娜扔掉了拨弄许久的嫩枝，然后爬向我，大概她能做的只有如此。而后，她捧着我的脸，亲了我一口。但这次跟上次相比大不相同。虚伪在那种亲吻中无法生存。我不确定那时她是否被某种尊贵和无私的善意攫住，或，是否跟我一样，被自己并非是个丑陋生物的幻想缠住，但我都不在乎。我感知到了那股叫人上瘾的自命不凡。我倾身向前，甚至更猛烈地回吻了她的湿唇。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体内被更多的原始电流占据，并模仿我能想象到的热吻的模样和感受去袭击她的双唇。一股冲动萌生直至脱离，要看清她的双眸，要试着根据面部表情评估她的反应。在屈服之前，我细想了正吻着的对象，屈从于那必将到来的崩塌，并吮吸着她的上唇。有好几秒，我享受那唇带来的美妙滋味，随后，那味道开始变酸。我尝到了熟悉的金属苦味，极有可能预示着波利娜正往我嘴里渗血。抽离出来之时，我看到她眼角渗出两条血痕。我不假思索用自己的白T恤把它们揩去。波利娜惊恐地往下看，看到了血迹后，声嘶力竭地哭了。
“我们回去吧。”我说。
她试图站起来，却又跌进那片秋日豚草中。
“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明白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她说。
“这不可能。”
我试过把波利娜拽到我的大腿上，她也试过。胡乱摆弄了几分钟后，我们证明了两个对半分的人加起来等于一个完整的人。终于，她的身体跌进了我的怀里，她的手指紧抓着我的带血T恤，我开始一点点往前挪。我不知道我的独臂能把两个人推向多远，或是波利娜体内正在消亡的东西是否让她永远都回不来，所以我大声呼救。尽管我以前从未向她们寻求过帮助，我还是大声呼叫卡佳和柳德米拉还有叶连娜的名字，因为波利娜教会了我，固执在死亡之地没有容身之处。我大声呼叫她们，直到声带沙哑直至失声，尖叫也飘散在空中。可我仍想大喊。在她开始抽搐时，我们推出了森林五米。在她嘴里的血变成一条积聚在我裤子上的红色的涓细冥河时，我们推出了森林十二米。在我看见医院外长着的近乎发紫的灌木丛时，我们推出了森林十八米。在护士卡佳和护士叶连娜撑起她的一只或是两只胳臂，然后半吊着把她架进医院时，我们推出了森林二十一米。
“你想死吗？”我听见卡佳问她。
他们把我留在那片土地上，让我像个独臂能人似的穿过六英寸高的草丛。天空像一块实心花岗岩，一如白俄罗斯十一月的其他日子。雨滴开始飘落在脸上，即便使出了原始人似的蛮力，我还是以全然不相匹配的速度寸步前行着，而此时，我的挚爱则从她大多数孔里渗出坏血。
三分钟后，我回到了幽灵小镇似的医院里面。所有的残疾人都被送回了各自房间，所有的护士都在红色房间，围在波利娜的血腥牙龈前。我把轮椅向门口推近了些，观察她们完成一项特殊的工作。护士叶连娜擦去她牙齿和眼睛渗出的血。护士卡佳拍她的脸颊。护士柳德米拉给她接上塑料管。我的工作就是前所未有地关注一个人的死亡进程。但没等完成，我开始朝着那帮护士大喊，再抽一点我的血。
“这没用，伊万。”第一个护士说道。
“她只会把血流出来。”另一个护士补充道。
“我们在三天内取了你两品脱血了。”最后一位护士说道。
“这样会杀了你的。”第一个护士又说。
或许，这些都是真话。自从她们第二次取完鲜血后，我就感到一种伏特加似的静脉注射正滴入我的血管。但我讨厌无能为力的感觉。
“现在算起她还能活多久？”我问。
“大概几个小时。”另一位护士说道。
“现在给我滚蛋。”最后那个护士说。
当然，我不会。我退了几英寸，好让她们看不见我。然后我陷入了昏迷。但我依旧聆听着一切。所有专业术语在房间内弹来弹去，正跟我脑海里的记忆交织在一起。接着，红色房间里的那场骚动停止了，除了每个心跳的哔哔声，万籁俱寂。护士们鱼贯而出，经过我昏迷的躯体。当他们全部离开后，我推回了红色房间，握起她安详的手掌。她的眼球又在眼皮底下颤动，我感到一阵心碎，因为她再没可能做美梦了。所以，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微微希望这压力能通过神经导管传输到她能接收的地方，让她知道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接着，我突然想到，这无关紧要，因为死亡本就是生命中最孤独的大事。假如波利娜被一个村子的人围着，每个村民负责照料一种需求，每个人都提醒着她的重要性，但她仍会孤身赴死。因为，当它终于抵达时，你需要自己迈进那片黑暗。
恍惚之间，几个小时过去，护士纳塔利娅现身，今晚她值夜班。
“再抽点血。”我说，中止了她欲将我揽进怀抱的企图。
她翻了翻白眼。
“劳驾？”我说。
她交叉双臂。
“我恳求你。”
“这可能要你命。”
“不会的。”
“你不了解。”
“我感觉自己很强壮。”
“这没有任何区别。她正在消逝，伊万。”
“这能让她多活一天。”
“你总想要多一天。”
“是的，但今天，我还做不到告别。”
显然，这触发了正确的机关，因为她忽然间在某个抽屉深处翻找出一根针管和一个包。
“把你的手臂给我。”她说。
我照做，针头滑入，她抽了更多鲜血，我的大脑立即停止运作，视线也开始模糊。护士纳塔利娅给我好几个大耳光。
保持神志清醒，伊万。
保持神志清醒。
我没有。
半夜三点多，我醒了过来。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前额和鼻子上那一大片瘀血，又疼又胀，我的手指还是歪歪扭扭的。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仍旧在轮椅里面，仍旧在红色房间。波利娜睡着了，或者处于完全昏迷，或者别的什么状态。我不知道有没有进行最后的输血。我只知道现在导管越过了她的耳朵，插进了鼻子，帮助她呼吸。我还注意到自己盯着一样东西太久，就会产生脑袋接到了直升机桨叶似的感觉。所以，我把自己的脑袋放在她脑袋边上，让这阵眩晕停止。我记得感觉到了一些她重新生长的绒发呵痒着我的脸颊，可明明我的脸贴着的是她的光头。紧接着，直升机桨叶停止了转动，一切恢复如初。
然后，我在凌晨5:00护士纳塔利娅的推挤中醒来。
“伊万，你能听见我吗？”
“可惜能。”我说。
“现在，我得离开了。吃下这片图拉面包。它会有帮助。”
“帮助什么？”
“帮你的头脑保持清醒。”
“你抽了我的血？”
“你求我的。”
“你给她输了吗？”
“恩。”
“她今天会醒吗？”
“我不知道。”
“别走。”
“我也要睡觉，亲爱的。”
“你可以在这儿睡。”
“哪儿？”
“我房里。”
“绝不。我知道那儿发生过什么。”
“我今晚还能见到你吗？”
“当然了。”
纳塔利娅回家了，我咬了一口图拉面包，脑袋暂时不晕了。我趁机去看望波利娜，她正被铁皮窗漏进来的夏日晨光照耀着。至今，她的大部分皮肤都呈紫黑色，与我初次见她踏进这家医院时，身上纯洁似陶瓷的皮肤大相径庭。不是紫黑色的皮肤，也偶尔被涂上几道血痕。她的骨头似一双双要挣脱出脸庞和肩膀的小手，她的膝盖似一幅幅描绘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的画卷。她的嘴巴虚弱地长着，牙齿因为牙龈渐渐渗出的鲜血而变橙色，捎带一提，她眼睛里躺着的半月也是如此。她的呼吸又短又浅，听起来像是她的肺被生日气球替换了。我还可以继续，但我确信，读者，你永远也脑补不出这幅画面。我用有限的手指勾勒出她的一些瘀血，把头靠在她的头边上，然后重回梦乡。
第二天，我醒过来是因为波利娜，她又想在我睡觉的时候杀死我。我深吸一口气保住小命，她则开始笑得跟个疯子似的。
“你真的很有问题。”我说。
“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要问你，要不要去我房间，看看我床底下。”她说。
“什么？”
“推着你的轮椅到我房间里然后看我床底下。”
“为什么？”
“伊万，我可是在将死的时候，等你同意帮我这个小忙的。”
“好吧。”
我掉转轮椅，穿过抵达波利娜房间必经的三个大厅和两个转角。打开门，我就感觉一阵霉味激活了鼻孔。我尽可能快地从轮椅上跳下来，翻滚着进到她床下，在那儿，我找到一个老式行李箱。我翻出来，笨拙地把它从床下拖出来。随后，我松开了两边的搭扣，打开了它。首先吸引住我眼球的是一摞卢布，点了点有将近一万。其次，我注意到一份莫济里都市圈的大型折叠地图，上面有用红墨水圈过的几个关键地点，包括饭馆、传统医疗保健地和著名城市地标。其中，还有六小袋曲奇饼干，几片薄脆饼干，两瓶水，一把小刀，一柄伞，一个密码锁，一块手表，一个指南针，几本俄国大师的著作，有《洛丽塔》《大师与玛格丽特》《罪与罚》，还有波利娜的日记本。我把日记本放进我的内裤，打包放好行李箱的其余东西，把它推到床下，然后推回红色房间。
“谢谢你，还有，永别了。”我说。
“你个怪胎。”她耳语道，现在她说什么都似空气。
“我想确保我现在说好了，因为你昨天几乎都快死了，而我却没机会对你说。”
我们的双眼同时浸透了泪水，一切是美好的。
“你怪怪的。”她说。
“我知道。”
“或许是最怪的。”
“我知道。”
“你要用那个行李箱吗？”
“我不知道。”
“这不是个好回答。”
“我还说不准。”
“为了我好吗？”
“好吧。”
我就这么说了，但并不是那个意思。
“你觉得会疼吗？”她问我。
“什么？”
“死亡。”
“不会。你体内现在有很多吗啡。”
“你觉得会有西藏人口中的怪物吗？”
“我想那群怪物已经在你体内了。”
“我怎么杀死这些怪物？”
“我不觉得你要杀掉它们。”
“那怎么办呐？”
“我想你邀请它们前来，并让它们驻足。然后学会与它们共处。这样等你死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怪物了。”
“我太害怕了。”
之后就是该死的崩溃，波利娜开始抽泣，或许是因为她听取了我的建议，让她的怪物进驻。我尽可能地抹掉那些眼泪，但它们冒出的速度超过了一只手掌揩去眼泪的速度。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说。
“不要害怕那些可怕的事。”我说。
可她兀自重复着，我则继续替她抹橙色的眼泪。尽管一片混乱，我还是吻了她的双颊。我知道几滴血粘在唇上，进入了我的口腔，因为那尝起来跟锡一样。有些是坏血，有些是我自己的血。
“我要妈妈，”她说，“妈妈。”她像哭泣中的人有时会做的那样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慢慢地，字句放缓。我想，或许一切都结束了。或许，她已经死了。但心脏监视器的发声器还在叫。所以，我叫了她几声，但她没有回答。那是我最后一次听波利娜说话。不出所料，尽管我在她周围，波利娜还是会孤独地死去。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没有挪动半步，只是用手指拂过幻想中她的秀发，然后仔细聆听她呼吸检测器传来的安心的怦怦声。不知何故，她的脸看上去很安详。偶尔，她会轻声说些听不懂的话，我便会激动起来，幻想她有可能从混沌中回来。但我很快意识到，她在自己的脑海里，大概是在和怪物们谈判。
第2天 精神错乱
第二天，她被连上了一台令人作呕的机器，这台机器往她血液里滴漏吗啡，确保她处于绝对脱离的状态。一如往常，整个早晨我苍白的残破手掌都握着她小小陶瓷般的手掌，她是否死亡的疑虑也被传递来传递去。尽管现在挂着用来保持水分的盐水，她的双唇开始变得干燥，几乎在同一时刻，我看到加利福尼亚沙漠的裂缝和沟壑在眼前形成。
还在值夜班的护士纳塔利娅不知道从哪里冒进了这个清晨。
“你在这儿干吗？”我问她。
“我想给你这个。”她说。
它像根吸管。末端没有硬糖，而是一块湿棉花。
“你可以用这个让她口腔和嘴唇保持湿润。”
她示范用那根棒冰似的海绵擦拭波利娜开裂的双唇。我观察她小心翼翼地按压然后把水均匀地铺在波利娜的舌头和整个口腔。然后，她向我展示了如何用一杯水让海绵再次吸饱水分。
“我就在这儿，”她说，“从现在开始。”
“你没必要这么做。”我说。
“我想。”她说。
“你要睡在波利娜的房间吗？”
“只有那张床了。”
“别看下面。”
“为什么？”
“原因。”
“好吧，伊万。”
然后，她倾身向前，把我的脸转过来朝向她，接着用她慈爱的目光看着我，说：“这对你比对她来说更孤寂。我懂。”
她说完那句话之后，我意识到护士纳塔利娅曾经跟我处在同样的境况。
“从这儿开始，我能处理好它。”我说。
“你当然可以，”她说，“需要我的话，我就在洗盘子那里。”
第二天，除了偶有带着一块夹板的护士晃进来，从监测她重要器官的机器数据中做一些记录之外，只有我照料波利娜。我保持她的口腔湿润，我测试她的脉搏，还有体温，并把这些数据与那些机器显示的数据相比较，我温柔地调整了她的一只胳臂和一条腿的位置，让褥疮减至最少（但那并不重要）。我细心监控着静脉注射带里的盐水数量和血液中的吗啡含量，我告诉人们，如果量足够小，他们给我施的力就是我回给他们的力。我擦去她发着高烧的光头上冒出的汗珠，我调整好她枕头的位置，我给她哼唱熟悉的歌曲（跑调了，所以我不确定她能否听出来）。最重要的是，我在等她从脑袋里那个短暂假期归来的信号。
上午11:00，精神错乱降临，或许根本就不是精神错乱，而是一场她下一次转世的史诗级战斗，这些都是从《西藏度亡经》看来的。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些想法有悖于三条伊万原则，所以我粉碎了它们。
解密她的耳语、咕哝、呻吟和喉音有时并不算易事，但我尽全力自行用合理的细节填补那些空白。到了11:17，她显然成了悼念安东尼自杀的埃及艳后。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大约到12:31，她又变成了七岁的小姑娘，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坐在沿着西伯利亚铁路高速行驶的汽车里，问她爸爸为什么月亮不会掉在地球上。下午1:00，她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小老婆。2:40，她在她的狗狗史波尼克体内。
接着，3:17，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某个东西触发了我脑袋和残肢，使其产生了接连不断的生化反应。两个不太熟悉的人物出现在红色房间。她们都是女性。一个处在护士叶连娜的年纪，一个处在波利娜的年纪。由于无法接受短缺的情报信息，我陷入了恐慌。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访客寥寥。在某人将死之际，她们的到来更是稀奇，因为我们都悄悄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但忽略了它，就像一块牙菌斑，这也就是为何，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这两位访客不寻常的地方。还有，就我个人的观点，她们的品位很差。
“你好。”年长那位说道。
“你找谁？”我问她，“这是红色房间。病患在这里去世。我不觉得你打算来这儿。”
“那位护士说就是这间房。她指的就是这间。”年长那位又说道。那个小一点儿的则看上去迷茫又焦虑。
“行吧，你要找谁？”我问道。
“波利娜·普希金。她在这儿吗？”那个小一点儿的开口说道。
我想说“不在”。可是，我立即停止擦拭波利娜的口腔。
“你们是谁？”我说。
那两个人看向对方，像在悄悄商量谁来回答。
“我是玛丽·马尔科夫，这是我女儿卡捷琳娜。她和波利娜是学校里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那个小一点儿的强调，“她在这儿吗？”
“你怎么知道她在这儿？”我直接问那个小的，“她的父母都死了。”
“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封信。大概是一个月之前。”那个小的说道。
“里面写了什么？”我问她。
“里面写，她在这儿。还有，她生病了。请问你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
“她在这儿。”
“哪儿？”
“就在这儿。”
我指了指波利娜软弱的躯体，两个访客见状大惊失色。我才反应过来，波利娜的身体遭受了多么严重的创伤。按照我对波利娜转变的日常视角，她还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姑娘，包括脱发和渗血。没多久，那对可怜的倒霉蛋儿就经历了真正的尖锐对照。
“那不是波利娜。”那个小的摇摇头，说道。
“我保证这就是。”
“她的头发怎么了？”
“化疗。”
“眼睛呢？”
“她的血红细胞没法正常工作。”
那个小的开始号啕大哭。
“亲爱的，你知道她病了。我们聊过的。”那个大的说道。
“她会死吗？”那个小的问道。
“个把小时以后。”我说。
那个小的哭得更凶了，我想告诫他们，眼泪会导致白血病病人产生自发和致命的反应。我不想把波利娜的死亡分享给她们。
“她的牙龈怎么回事？”
“跟你说了，她血液的问题。”
在那个小的走到床的另一侧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波利娜听见我对她朋友这么不友好，她会怎么想。波利娜嘟哝着一些精神失常的话。
“她是想跟我说话吗？她知道我在这儿吗？”那个小的一边问，一边哽噎。
“不。我觉得她正和奥斯卡·王尔德打扑克。”
“什么？”
“没什么。”
“你为什么碰她？”
“我在照料她。”
“你为什么看上去那样？”
“跟你长成那副样子的原因一样——坏基因。”
“我不喜欢你。”
“我根本就不在乎喜不喜欢你。”
“别说了！”大的发话。
那个小的不再跟我说话，而是转向波利娜。她想温柔地触碰她的脸。显然，她认为朝波利娜的脸露出同情之意是正确的事，但我看出，实际上她对这张脸阵阵作呕。她让我回忆起一颗从各种角度都看起来像鸡蛋的鸡蛋，只不过里面没煮透，等到要吃的时候，让人失望透顶的感觉。
“妈，我们应该早点儿来的。她已经死了。”那个小的说着又开始了她有气无力的啜泣，然后把她的脑袋靠在波利娜的胸口。我注意到眼泪开始浸透波利娜的病号服，这让我想跳到床的另一边，然后给她肿胀、潮湿的大脸来上一拳。
“你可能不能这么做。她对瘀血很敏感。”我说。
“别装专家了，让她跟朋友好好告别。”那个大的说。
“我不能在这儿了，”小的说道，“我就是不能。”
那个小的抬起头，想再看几秒波利娜的脸。看上去像是在视网膜被摧毁前尽可能长时间盯太阳似的，然后，她转向侧边，脸抽了一下。
“我们走吧，妈妈。”那个小的说。
“可我们才来啊。”那个大的说。
“我说了我待不下去了。”小的回道。
“但我们开了——”大的正说着，就被那个小的从红色房间毫无悔意的离开给打断了。那个大的回过头来盯了波利娜好几秒，然后面向我。
“你爱她。”她说。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说。
“你当然不知道了。”
正要离开之时，她又补上一句：“你是个混蛋。但我为你感到遗憾。”
没等我回嘴，她便离开了。可我还是轻声回复了一句“谢谢你”。然后，我坐在那里陷入了困惑，不知道自己是在她们离开后更开心了，还是更难过了。
那个下午的大部分时光，我都在惊讶于引线的长度，因为很明显，此时的波利娜是一颗咔嗒咔嗒倒数着走向死亡的定时炸弹。只不过我身上的炸弹却不会像大多数的那样摧毁我的肉体，那是颗魔法炸弹。大多数传统炸弹倾向于认为，我的肉体已经受到严重毁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重大损伤。然而，波利娜的炸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摧毁了我的情绪体，可我还不是很确定那意味着什么。
琢磨了几十分钟后，我被一个声音推挤了出来。“可那根引线不是已经烧完了，那颗炸弹，不是也已经爆炸了吗？”它说。我环顾四周，意识到那个声音来自我妈，她出现在波利娜的病床对面，就站在几小时前波利娜朋友站的那个位置上。
“她已经死了，”她说，“放手吧。”
“她是。但也不是。”我说。
“你为什么会相信她还没死？”我妈问我。
“因为我能照顾好她，”我说，“而且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你抱有太多希望。”
“我已经对标签没感觉了，妈。虚无主义者说到底是什么？”
“现在这成了一个反问了？我再也不了解我家小男孩了。”
“我都不确定我现在了解不了解自己。”
“开启你的早晨吧，亲爱的。”
“我不能。”
“为什么不？”
“因为我不能。”
“因为你不想。一个小时，或今晚，或明天早晨，她就会让你心慌意乱。可你仍是反抗。可你还是拒绝接受木已成舟之事。你会说服自己相信他们活埋了一个女孩。所以，放手吧。”
“我也想做到。”
“这是唯一能做的明智之事了。”
“说明智是言过其实了。”
“这不是一个月之前了。”
“一针见血，老妈。”
“我最清楚了。”
“如果我不听，就会失去你，会吗？”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吧。”
“肯定多过可能？”
“是的。”
“你会去哪里？”
“可能会去法属波利尼西亚。或到你的海马体里。”
“为什么？”
“因为你再也没那么需要我了。”
“但我会的啊。”
“但根据你的大脑，你不会了。”
她停下来，思考一阵，然后得意地笑了。
“要做你必须做的事。”她说。
我遂闭上双眼，她离开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我妈聊天。
三个小时过去，我始终放不下波利娜，也无意那样做。恰恰相反的是，我继续润湿她的双唇和口腔。我都不记得上次给自己补水是什么时候了。等其他护士都离开后，护士纳塔利娅试图就此境况提供补给，她给我提供了好几种补水选项，包括软饮料、柠檬水、法奇那和几瓶在白俄罗斯莫济里相当稀有的不同品种的水。我忽略了绝大部分的饮料，继续照料她的重要器官和冒汗的前额。有好几次，受三角波控制的我感到脑袋突然一沉，陷入了睡眠。头七次发生之时，我发现自己骤然下坠。到了第八次，我叫醒护士纳塔利娅，让她把波利娜口腔里那根棒棒糖海绵拔出来，因为它阻塞了她的喉咙，造成一阵恐怖的喉音，顺便提一句，就像是人在窒息而死之前发出的声音。
“你去睡觉吧，”她说，“你不能这么帮她了。”
“不会了。”
“你肯定会的。我知道你顽固地听不进去话。”
她是对的。她还是聪明的。她很了解我，知道我的头会再次骤降。她在红色房间外监视我，等我的眼皮沉得跟颗中子星似的，等到它们当真如此时，她立刻从我手里抽出那块海绵，关上灯，任我的头谨慎地靠在波利娜脖子边。那儿就是隔天我醒来的地方。最后一天。
第1天 波利娜·普希金之死
一个礼拜二。
我想是癌症的气味把我唤醒了。早前的昏迷侦查揭示，这场争论有两派观点。一边认为癌症没有气味。他们说，死亡之息因个人、床单、纱布类型、清洁方式、特定医院使用的抗菌皂而异，还混杂着不同城市和文化韵味的特点。另一边则认为癌症自身有一股难忘的刺鼻气息，无法形容又别具特色。在波利娜去世的那个清晨，这场争论因为我而尘埃落定。她的气息不是医院带来的。这股气息不是一块肥皂，或是一张床单，或是任何基于化学的用剂能够生成的。它是有机的。它是活生生的。可它也死了。它将你拉进，又把你推开。它是甜腻的味道，又是腐臭的气息。
咳出了晚上残存在鼻子和肺里的甜酸癌症气味，我又开启了护理进程。我首先注意到自己的补水大业已经失败。她的双唇现在看起来像与构造裂缝接壤的红色峡谷的火星地貌。我感到罪恶，因为看到它们的时候我犯恶心了。
其次，我注意到她永远被揪住似的舌头。我还注意到她全是眼白没有虹膜的双眼，因为它们尽力挣扎着转到她脑袋后头。我注意到她的呼吸，那些漫长、喘息着的呼气，我想不通，她根本就没吸气，那是从哪里吐出的这么多气。随后，我怀疑她是不是在十六年的呼吸中悄悄在体内储存了氧气，只是现在，她的身体要把这些氧气还给宇宙了。可以肯定的是，神神叨叨的脑袋会相信她正在呼出她的灵魂，一口接一口。如若我没那么理性，估计也会抱有同样的想法。
我留意到她的皮肤，几乎完成了紫黑色的转换。
我留意到她的头皮，比起光滑，倒不如说裂缝更多。
我透过病号服留意到她的根根肋骨，如今被刻画得如同沙漠上的波浪。
我留意到她的双腿从病号服中戳出来，现在更像是两根扫帚柄。
我留意到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我留意到此时此刻是上午7:43。
正当我留意着所有的这些事情时，她小小的手掌渐渐冰凉，警告我它即将到来。她的皮肤遂降至临界的温度，她的躯干跃起，挺起前胸，又呼出了长长的、砂纸打磨似的一口气，曾经可爱的胸脯如今扁平且延展于肋骨笼的风光之上。然后，她毫无生气地坍塌回床上，她的胸膛再也没了起伏，心脏检测器也没了声响。我把脸贴近她开裂的嘴巴，但脸颊感受不到任何气息。
永别了，波利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