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艾普镇的药房买牙膏和防晒油，两样简单健康的东西。回家后，我把它们从袋子里拿出来，发现售药小姐附赠了一样授人知识又令人困惑的礼物。这是一本印制精良的彩色小册子，封面上是一幅蜗牛坐在马桶上的图画。蜗牛情绪沮丧，触角低垂，眼神黯淡，好像在马桶上坐了很久都没有结果。在这幅悲哀的图画上方印着两个字：便秘。
我到底做了什么，竟得来这个？我看上去像个便秘患者吗？我不过是买牙膏和防晒油，难道在药剂专家的眼中就别有意味：消化不良的暗示？也许那位药房小姐颇有用意，只是我还不知道而已。于是我翻开手册，开始阅读。
手册上说：“便秘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每五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遭受腹胀和肠胃毛病之苦，作者还这么写道。可是在我这个粗疏的观察者看来，大街上的寻常路人，酒吧、咖啡馆甚至餐厅里的饕餮之徒，都没有不适的异样。难道竟有百分之二十的食客不顾腹胀的痛苦，每天都要在餐厅里结结实实吃上两顿？逆境之中尤显英雄本色啊！
我一向认为普罗旺斯是世上最健康的地方之一。空气洁净清新，气候干燥舒爽，果蔬新鲜丰富，橄榄油入菜佐餐，压力二字似乎不存在——哪里还能找得到这种适合居住的人间天堂呢？人人看起来都身强体壮，难道那红润的脸膛和痛快的胃口背后，竟然掩藏着肠道暗疾的隐痛？果真如此的话，他们还隐藏了哪些事情？我决定密切观察一番，看看普罗旺斯人都在抱怨什么、医治什么。渐渐地，我还真发现了一种地方病，而且在我看来已经蔓延至全国。那就是抑郁症。
法国人从不觉得身体不适，只会担忧健康危机，最普遍的就是“肝脏危机”。茴香酒的折磨，五道菜大餐的重负，一杯杯白兰地和葡萄酒的侵害，而各类场合，小到车展开幕大到村公所年会，都会有美酒助兴——肝脏不能忍受的时候，自然会罢工！其实，解除“肝脏危机”的方法简单易行，不过是放下酒杯、多喝矿泉水罢了。此外还有一种更宽心的方法，那就是到药房走一遭，咨询一下柜台后面富有同情心的白衣小姐，如此便更加确定是得病了，可以免于承认纵情酒肉。
多数药房的外科手术托架和吸脂手术工具箱之间都放着几把椅子，我以前还有些疑惑，现在算是知道了原因。这是为了让病人等待的时候可以更舒服一些，而他前面的某位先生则轻轻揉着肿胀的喉咙、娇弱的肾脏、纠结的肠道，反正是让他不舒服的部位，一边耳语着细细诉说症状怎样、为何落得这般痛苦的境地。饱经耐性磨练和业务训练的药剂师，仔细聆听一番，问上几个问题，然后提出几个可行的解决办法，不外乎药包、药罐和注射针剂这一套。又是一阵讨论。最后，治疗方法确定，那位先生把至关重要的诊断书小心翼翼地折好，这可是从社会保险索回医药费的凭据。如此这般，每个人要折腾上十五或二十分钟，候诊的人则依次向前挪动座位。
来药房问病的人大多身体健康，只是小病呻吟。真正大病缠身或疑似重症患者，主要依赖当地的急救专家网络，这样的医疗服务甚至覆盖到了我们所处的偏远乡下。许多来自大都市的游客对此无比惊羡，因为这种病中的舒服待遇只有大富翁才享受得起。所有城镇，还有许多村落，都配有全天二十四小时待命的救护车。专业护士登门探问，医生登门看诊，据我所知这种服务在伦敦几乎已经绝迹。
去年夏初，我们就和法国的医疗系统有过一次简单却深刻的接触。“实验标本”是一个叫本森的美国小伙子，生平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我到阿维尼翁火车站接他的时候，他嗓音嘶哑，不停咳嗽，手帕一直捂在嘴上。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指指自己的喉咙，喘息着发声。
“莫诺。”
莫诺？我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倒是知道美国人喜欢故弄玄虚，小题大做，比如淤血称为血肿，头痛要叫偏头痛，还有鼻后滴流什么的。因此，我漫不经心地安慰他几句，说这里空气新鲜，他很快就会没事，然后搀扶他上了车。回家的路上，我才弄明白“莫诺”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的昵称，一种病毒感染，会引发咽喉肿痛。“像扎进了碎玻璃。”本森蜷缩在墨镜和手帕后面，呻吟着，“得打电话给我哥哥，他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是个医生。”
我们回家后，发现电话坏了。碰巧周末长假刚刚开始，三天之后才会有人前来修理。若是平时，这简直求之不得，可是眼下，我们得和布鲁克林的医生通话。本森告诉我们，有一种最新研制出来的特效抗生素，可以治疗所有已知类型的“莫诺”。我驱车赶到波美特镇，从公用电话亭拨打到布鲁克林医院，然后等着对方到处找本森的哥哥，一边给电话机喂着一枚枚五法郎硬币。我记下本森哥哥告诉我的特效药名字，随即打电话给一名当地医生，请他来家里一趟。
不出一小时，医生就赶过来了，诊察戴着墨镜待在幽暗房间里休息的病人。
“嗯，先生……”医生刚刚开口，本森就打断了他。
“是莫诺。”他指着自己的喉咙说。
“什么？”
“莫诺，先生，就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
“哦，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有可能，有可能。”
医生看了看本森红肿的咽喉，拿出一根棉签，看样子是要取样做病毒测试。现在能不能请这位先生拉下裤子呢？本森慢吞吞地将CK牌子的牛仔裤褪下一半，扭头疑惑地看着医生，后者拿出了一支注射器。
“告诉他我对大多数抗生素都过敏。他应该打电话给我在布鲁克林的哥哥。”
“你们说什么？”
我向医生解释了一下问题所在。他的药箱里会不会正好有那种特效药呢？没有。我们彼此对望，本森的光屁股等在旁边，他一剧烈咳嗽屁股就抽搐一番。医生说必须给本森注射以减轻炎症，又强调这种针剂极少产生副作用。我翻译给本森听。
“那……好吧。”本森俯身下去。医生像斗牛士听见了号角一般，扬臂将针头扎进肌肉。“好了！”
本森静候着眩晕的过敏反应。医生告诉我会派个护士过来每天给他注射两次，等到星期六检验报告一出来，就视结果开处方。他还祝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本森则捂着手帕哼哼回应。在我看来，美好的夜晚是不太可能了。
护士来了又去，检验报告也出来了，医生如约在周六傍晚来访。年轻人说得没错，确实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不过法国医药一样治得了它。医生就像文思泉涌的诗人，下笔如有神助，处方一张张开出来，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不分轻重把所有的药都派上了用场。最后，他递过来一叠写满天书的纸，道了一声周末愉快。当然这也不太可能。
周末长假的星期天，法国乡下的药房大多不开门营业，方圆几英里内只在卡维隆郊区有一家“通宵药房”。我赶到的时候才上午八点半，那儿已经有另一位老兄等着，手上拿着同样一叠厚厚的处方。我们一起看了看玻璃门上的告示：十点开始营业。
他长叹一口气，上下打量着我。
“是急诊吗？”
不是。给朋友来买药。
他点点头。他患有严重的肩周炎，双脚感染真菌。离药房开门还有一个半小时，他可不想站在太阳下苦等，于是在大门边的人行道上坐下来，开始研读手中那叠处方的“第一章”。我决定先去吃早餐。
“记得十点以前早些回来，今天肯定要排长队。”他说。
他怎么知道的？难道星期天上午去药房是法国人惯常的餐前乐趣？我向他道了谢，随即将他的提醒抛到脑后，在一家咖啡馆浏览着一份旧的《普罗旺斯日报》消磨时间。
我赶在快到十点的时候回到药房，场面令人震惊，似乎全卡维隆的居民都聚集在这里。那么多的人都手握厚厚一叠处方，站在那里交流病情，那劲头就像是垂钓者在夸耀自己钓到大鱼得了奖。“喉炎”先生吹嘘咽喉如何肿痛，“静脉曲张”女士细数患病史，瘸了腿的和受了伤的愉快地聊着天，一边不忘看时间，往紧锁的药房大门前凑凑。终于，众人咕哝着“总算到点了”“她来了”，与此同时一位姑娘从药房后面走出来，打开店门，然后聪明地闪到一边，让人流蜂拥而入。我再一次体会到，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排队风范在法国是行不通的。
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在混乱之中逮到一个空当，把处方交给药剂师。她拿出一个塑料购物袋，往里面装一堆堆的药盒和药瓶，每处理完一张处方就盖上一个章，然后自己留一份，还给我一份。购物袋快要撑破的时候，还剩一张处方。药剂师一闪不见了，五分钟后空手而回，说存货卖没了，我得换家药房试试。不过，这没什么大碍，重要的药都已经有了。这么一大袋子药，在我看来足以让一个军团起死回生。
本森依照处方，又是含服，又是漱口，又是吞服。第二天早上，他已经从死亡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有所好转，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梅纳村的药房去找没买到的药。
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有位村里的老先生坐在凳子上，等着药剂师往他的购物袋里装满“灵丹妙药”。药剂师给我们配药的时候，他出于好奇仍坐在那里，想看看外国人到底得了什么怪病。等到我们的药配好放在柜台上时，他马上倾身过来，想从袋子里看个究竟。
药剂师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锡纸包装的东西给本森看，大小与消食片差不多，只是形状不同。
“一天两次。”她说。
本森摇头，手摸向喉咙。
“这玩意儿太大了，我可吞不下去。”
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未料药剂师尚未来得及反应，那边的老先生却爆出一阵大笑，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险些摔下凳子来，一边还用疙疙瘩瘩的手背擦着眼泪。
药剂师见状也忍俊不禁，拿着锡纸包裹的药片委婉地朝上比画一下。“这是栓剂。”
本森一脸茫然。老先生仍在大笑，他跳下凳子，从药剂师手上拿过锡纸药包。
“看着哈，”他对本森说，“这药得这么来用。”
他从柜台前走开，腾出点空间，然后弯下腰，将栓剂高高举过头顶，猛地朝后挥出一道弧线，用力地塞向外撅的后臀。他仰头看着本森：“明白了吗？”
“塞进屁股里？”本森又摇头，“嘿！老天，这招太恶心了吧。”说着马上戴上墨镜，后退几步，“我们那儿不用这个。”
我们试着向他解释，使用栓剂可以让药物迅速进入血管，非常有效，但他拒不相信。我们又开玩笑说这不会划破喉咙，也没有逗乐他。后来我常常想，不知道他回到布鲁克林后，会对他那医生哥哥怎么说。
不久以后，我在树林里遇到马索，跟他说起这堂“栓剂使用课”。马索说这事儿是很滑稽，但远远比不上另一个戏剧性事件：有个男人去医院割盲肠，醒来后却发现自己的左腿被锯掉了。真的！
我说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但马索坚持说是真的。
“我要是得病了，”他说，“宁可去看兽医。兽医还能让你放心，我可不相信医生。”
幸好就像他的大多数见解那样，马索对法国医疗体系的看法不足为凭。普罗旺斯也许的确有医生喜欢给人截肢，但我们从不曾遇见过。事实上，除了这次突发的“单核细胞增多症”经历之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遭遇了不公的官僚主义。
那时我们正忙于文件大战，到了最要紧的阶段，为的是取得在法国的居留许可，也就是官方颁发的在法外国人口居留证。我们跑了市政厅、警察局、税务局，然后再回到市政厅。每到一处均被告知还得另填一份表格，当然，这份表格得跑去另一个地方才能拿到。最后，我们确信所需的证书、证明、声明、照片和重要数据都已备妥，就再次跑到市政厅，心想这算是最后的胜利之行了。
档案被仔细地核查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们没有犯罪前科，不会抢夺法国人的饭碗，也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这下终于算是合法居住了。
市政厅的办事人员十分友善，微笑着又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原来，我们还必须做个体检，以证明身心健康。博尼约村的费内伦医生应该会乐意效劳，我们便直奔过去。
费内伦医生亲切爽快，给我们拍了X光片，教我们填了一份印制精美的简短问卷：有没有神经病？没有。有没有癫痫症？没有。吸毒吗？酗酒吗？容易昏倒吗？我还以为会问到我们的排便情况，以防法国的便秘人口有所增加，不过移民局似乎不太关心这个。我们在表格上签了字，费内伦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拉开抽屉，又拿出两份表格。
他满脸歉意。“当然，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耸耸肩，解释说我们还得跑一趟卡维隆去验血，然后他才能给我们健康证明。
验血是要验什么特别的毛病吗？
“哦，是……”他表情更加愧疚，“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