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开学典礼后，校园里人心浮动，消息一日三变。今天传闻说“教育部命令三闾大学南迁”。明天消息称：“教育部勒令三闾大学停办”。诗雅相信我的判断：三闾大学位于平城是最安全的，最好哪里都不要去。我读过前世的抗日战争史，知道：桂林会失守，北海会沦陷，平城到抗战结束也没有失守。因为日本军队的兵力严重不足，它只能占领大城市，不肯向几百里大山深处的平城小镇用兵的。可是，本人的判断谁会相信呢？所以我只好保持沉默，后来校内谣言四起、有的教职员想辞职、有些大学生想辍学，我和诗雅商量：“把三闾大学迁到巴拉望岛，成为巴拉望共和国的第一所高等院校”。诗雅听了就笑起来，她说“高松年不会听你的”。我严肃地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巴拉望共和国没有高等教育可不行，怎么能成为工业强国啊？三闾大学也算人才济济，如果被政府解散了？那可就太可惜啦”。诗雅说“我看这事儿你办不成”。我说“只要你不从中说破？我肯定能把三闾大学骗到巴拉望去”。诗雅笑着打了我一拳，说：“这事儿我不帮你，但也不会去说破，我倒要看你怎么个骗法”？夫妻两人就这样约好了“君子协议”。
第二天，我去找了高松年校长，对高校长声称：“我由于做西药生意，有一支很庞大的汽车运输队，可以一下子把三闾大学搬迁到南方”。高松年听了也觉得是个好办法。他在心里想：自己熬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做到大学校长，如果三闾大学停办？最吃亏的就是自己。高松年担心地对我说“部里没有给我来搬迁通知啊”？我听了就马上吓唬高松年，说：“如果等部里的通知？校长之位可就很难说了啊，如果部里来了通知：令三闾大学立刻停办，那可怎么办啊？那时还有三闾大学吗？那时还有高松年校长吗？还不如马上把学校搬迁到安全的南方，来个生米做成熟饭，教育部也就没有理由让三闾大学停办啦”。高松年听了说“言之有理，知我者，欣实也”。接着高松年问我说：“欣实啊，你看哪天搬迁合适啊”？我说“要给师生留下三天的准备时间”。高松年叹了口气，说“学校的校舍是搬迁不走了，学校的图书馆藏书能搬走吗”？我拍着胸脯说“一本都不会少”。我在心里暗想：巴拉望岛的教育十分落后，土著居民大多是文盲，移民去的华裔，大部分都是难民，哪有多高的文化啊？岛上缺少各类书籍，这么些的图书馆藏书，就算高松年想扔掉，本人还舍不得呢！高松年校长听了说“好，我马上宣布”。我说“慢着，高校长一定要说这是奉命搬迁”。高松年说“这我可做不到，将来教育部要是追查下来的话？知道我说过这种谎话，那还了得呀”？我连忙提醒高松年校长说：“你不会让别人替你说这种话吗”？高松年就大笑起来，他问我说：“哪个教授敢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啊？谁敢替我说这是教育部的搬迁命令啊”？我拍着胸脯说“本副训导长可以替你说这话”。高松年在心里想：人家曹欣实神通广大，与军方高官混得特别熟，就算是冒充了教育部的“圣旨”，将来也是没有事儿的。高松年就说“那高某就拜托欣实啦”。
在会议上，高松年说“当前的局势很严峻，部里对三闾大学特别重视，希望我们积极想办法南迁，可是，我高某人是循规蹈矩的校长，在没有接到部里的正式搬迁通知前，是不会下令搬迁的。下面哪位还有高见？请当场发表”。高松年说完，特意向我示意了一下。我当然明白：高松年不想担责任，他想让我把这件事儿扛起来。这正好中了我的下怀。我不再迟疑，为了我要创建的“巴拉望共和国”，为了巴拉望国能成为工业强国，本副训导长就是骗，也要把三闾大学的全体师生骗到巴拉望岛。本人大步走上了讲台，高声地说：“各位同仁，目前局势已经很严峻，教育部已经明确发出通知：希望各所大学积极南迁，这个意思已经很明白：有条件南迁的大学，国家可以继续办下去，部里也会继续提供办学的经费。没有条件南迁的大学，就比如：敌后的南昌大学，国家不能继续给经费了，因为南昌已经成了日占区，只能下令停办了。我在教育部里有些路子，是部里的高官对我透露的内部消息：哪所大学有条件搬迁？国家就继续给经费办下去。哪所大学完不成搬迁任务？那就只好勒令停办。本人知道：我们都是大学教授，也要养家糊口，也要孝敬老人，如果三闾大学真的停办了？我们教授怎么生活下去啊？所以，本人坚决主张积极南迁，不能坐以待毙。本人也算有些神通吧，有些路子，我已经联系好一支庞大的汽车运输队，还有一支保护搬迁的军队，在三日后的周一那天，全体师生带着自己的行李上汽车就可以了，学校图书馆的一本书也不会丢下，各系的所有教科书和教参书以及其它资料，都由军队负责搬上汽车，随着全体师生一起搬迁，教职员们脚不沾地、食宿无忧地到达新校园”。各系教职员听了很意外，有人问“来多少汽车”？我说60辆汽车，不是让各位站着，而是让各位坐着，每辆车只坐20位师生，全校不足千人，只需用去50辆汽车，剩下的十辆汽车能把图书馆和各系的全部藏书拉走。大家听后报以一片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