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由伦敦移到了纽约，股票市场对于美国社会、美国现代经济或者全球现代经济的影响巨大。这个话题有很多人谈过，至于为什么美国是全球所有经济中创新活力最强、科技发明创造、新的创业精神最强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由美国文化所决定的。因为美国人喜欢冒险，也喜欢创业，喜欢去发财致富。其实要我看，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强的创新文化、创新精神、创业精神，这些都是后生的东西，并不是美国人血液里面就比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能够创新，更能够创业。
为什么美国的创新精神这么强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股票市场、股权交易市场在美国优先于所有其他的国家，股票市场在美国最先发展起来，经过了充分的发展过程，所以，美国创新精神强跟这个关系非常紧密。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我们看来，资本市场的第一个功能实际上是对未来作定价。除了对未来作定价之外，资本市场也可以让你把未来的收入预期以具体的方式得以变现。
具体来讲，比如大家都知道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不到30岁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了上亿美元富翁。而他今天的资产是600亿美元，为什么？我女儿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盖茨的个人财富可以达到五六百多亿美元，他一个人一年也就是365天，一天也就是24小时，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财富呢？
其实盖茨500多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是跟我们传统的中国，和任何传统社会所理解的财富完全不一样的。主要不一样的表现是，盖茨的500多亿美元更多反映的是未来微软的收入预期，今天提前作了一个定价。他也可以提前通过出售股权，把这500多亿美元的定价变现。换句话说，正因为有了股票交易市场，有了这样一个对未来定价的机构，才使得我们知道微软未来的价值这么多，划分到盖茨的股份层面上，让盖茨今天值500多亿美元。换句话说，盖茨的500多亿美元的财富更多的是股市对未来微软的收入定价的结果。这就会出现盖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拥有上亿美元的富翁。
再说说今天的中国，拿李彦宏当例子，37岁的他通过百度上市，成为一个拥有10多亿美元的富翁。江南春也是在33岁的时候，就成了拥有上亿美元的富翁。到了今天，中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亿万美元的富翁就更多了。所有这些年轻的亿万美元富翁的故事，实际上不只是在今天的美国有，在过去100多年的美国一直都有，已经有过千千万万个像盖茨这样的富翁，甚至于已经出现了十几岁的中学生也可以成为亿万美元的富翁的例子。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故事，完全是因为资本市场的作用。而不断出现年轻富翁的故事，在过去150年左右的美国社会，已经刺激了、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中年人，让他们看到，通过创办自己的公司，可以把自己的创业理念、创新的理念变为公司，变成现实。然后让他们的公司上市，用股权市场给他们公司的未来作一个定价以后，才使得一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创业家发现他已经有几十亿美元，或者几百亿美元这么多的财富。长此以往，使得整个美国文化里面就包含了通过创业、通过创新可以很早实现财富的文化基因。
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会看到汇源公司的老总朱新礼在2009年说，把企业做儿子养，像猪一样卖。在我看来，朱新礼先生这句名言，实际上是最贴切地反映了因为华尔街、因为美国非常发达的股权交易市场，给现代的年轻人、中年人提供的个人创业、个人财富故事的这样一种手段和由此带来的新的商业模式。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之所以是世界所有国家里面最有创新活力、最能够创新创业的国家，完全是因为股权交易市场在美国社会相对于所有其他的国家最先发达起来。由此提供的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去创业的这样一个架构，对未来收入作定价的一个机器，是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活跃的创新国家的最核心的基础。
华尔街公司强大的融资能力
华尔街公司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不管是美国政府要发国债，还是IBM要发行股票，他们都能提供资金。之所以华尔街这些公司，可以一夜之间，或者几天里面，随意地、轻松地就可以把几十亿美元融资的需要实现了。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华尔街公司有非常庞大的客户网络。
按照以往的传统观念，我们可能会想一个公司，它值多少钱？它有多少资产？以前我们总是喜欢以这个公司拥有多少地，拥有多少楼房，拥有多少机器设备，用这些有形资产来判断一个公司值多少钱，但是实际上对现代经济，特别是对华尔街这些公司来说，它们的最大财富、最大资产、最大价值，不在于它们拥有多少楼房，甚至于多数的华尔街公司，它们办公的这些办公楼，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租来的。所以按照有形资产去评估这些华尔街公司的话，它们基本上除了那些电脑、桌子、椅子以外，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有形资产。
为什么那些华尔街的公司会值几十亿或者几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主要这些华尔街公司，不管是银行、投资银行还是基金管理公司，它们最大的、最核心的资产是他们的客户资源。我跟着摩根大通那些经理去了意大利、伦敦、瑞士，跟着他们到中国香港、新加坡、巴西，还有美国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亲眼看到像摩根大通最大的资源就是它们遍及在全球的理财客户经理。这些客户经理把每个地方的有钱人和他们的子女自然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年龄多大，在哪里上学，什么时候可能上大学，什么时候可能结婚，甚至这些人家什么时候要到哪里去度假，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通过长期接触，这些理财经理、客户经理在全球各个地方，代表摩根大通，把他们的客户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和他们的需要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给他们提供理财建议，做财务顾问，甚至帮助那些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有钱人的家族、家庭解决他们生活需要和家庭矛盾等。通过遍布全球的客户经理，把摩根大通的信用跟这些客户、个人和家庭的关系，不断地培植，建立了非常稳定的关系。
可以想象一下，摩根大通的经理，每天都去通过培植这种客户的关系，使得摩根大通不断获得信用。一旦摩根大通要发行100亿美元的债券时，他们就可以比较轻松地通过跟这些长期培植的客户建立的信用关系，让这些有钱的家族和个人相信摩根大通的经理给他们推荐的这些股票、债券，进而购买。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所有的现代华尔街金融公司，它们最核心的资产不是它们有多少楼房，有多少机器，有多少台电脑、椅子、桌子，或者是机器设备，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它们掌握的客户资源，具体来讲是它们跟这些千千万万个布满全球的客户建立的信任关系，这些信任关系、信任资源是华尔街公司最核心的资源。也正因为是这些客户资源，使得华尔街公司可以比较轻松地就融到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这么多的资金。
美国的金融市场
美国金融市场的开端，主要是从1790年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开始。1790年年底到现在的200多年中，金融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其监管机构基本上分为5个不同的角色。
第一是投资者层面，就是市场本身，投资者和现代的投资分析师等。这些都是市场的监督群体，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新闻媒体，他们虽然没有权力，但是对上市公司各方面的证券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监督作用。第三是评级公司、审计公司这些是比较专业化、职业化的监督群体。第四是政府的监管部门，像美国或者中国的证监会。第五就是立法机构，像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美国的参众两院、国会。
这五个层面发挥的作用都不一样。简单地说，在中国之前只强调监管部门——证监会，主要是对资本市场在阳光交易、信息披露、信息透明方面的作用，但是退一步来讲，证监会的工作可以做得很好。比如中国、美国要求上市公司每个季度都要披露一次财务状况，向市场、证监会提交一次财务报表，有什么重大事件的时候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外界公布。但是话又说回来，财务报表每个公司都可以做，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可以做。每次发生重大事件重大交易的时候可以很快地在一小时之内作信息披露。
但是仅仅有监管部门、证监会要求的信息披露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谁都可以作信息披露，但是披露的信息到底是有用的、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仅靠证监会作这种调查是不可能的。不仅在中国，在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证监部门人员非常有限，他们也不一定有这个精力真正地去对每一个公司披露的信息作详细调查，去看有没有漏洞，有没有虚假欺诈的信息。而这些工作，在美国往往会由新闻媒体来解决。
因为新闻媒体的商业模式决定了他们不会去找太多的好消息，因为新闻媒体如果能从上市公司提供的信息里面找到那些虚假的，甚至是完全虚造的内容的话，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他们的销售量或收视率都会大大增加，提高他们的知名度。所以新闻媒体有这个职业需要会激励他们去找这些黑洞，找这些瑕疵，这样可以使新闻媒体本身受益。而这种激励远远比证券监管部门的打假要好很多，跟市场参与者、投资者的利益更接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然事件或者其他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每个重大的虚假事件都是由新闻媒体最先发现并报道出来。因此阳光交易需要的监管机构不仅需要证监会这样的监督权力，也需要市场参与者有足够高敏感度，法院等立法机构有足够多的参与，但是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体更广泛地放开手脚，对上市公司证券市场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监督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