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的金融创新都是从美国，从华尔街开始的，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诞生，美国开始实现飞跃管理，当时诞生了美国独立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是金融市场上创新最活跃的，在那个时候，华尔街就开始创新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到后来实行现代金融法案，议员古莱姆提出了现代金融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它的大背景是电子化的兴起。信息化的兴起，当时金融还是毁灭式经营，这种情况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就非常活跃。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金融衍生品、期货交易，各种各样的债券都是非常活跃的，创新是层出不穷的。当时有一句话，华尔街，你有稳定的现金流，你就把它证券化，所以各种各样的证券产品眼花缭乱。一直延续到次贷危机，都是这些衍生品发展最活跃的时候，所以在人们眼里，华尔街就是孕育金融创新的摇篮。
华尔街也是一个资本逐利的竞技场，这场危机表面上看是债券危机、信贷危机、银行的危机、金融的危机最后导致经济的危机，但是从另一个层面，它是一种文明的危机，它涉及商业的伦理和道德。因为有人认为这场危机是美国过度宽松的金融监管制度，惯坏了华尔街这帮孩子。实际上在华尔街300年左右的历史中，这种事太多了，并不只是这次惯坏的，因为资本的本质就是贪婪，所以华尔街在某种意义上的代名词，就是逐利和贪婪。
从雷曼兄弟的“验尸报告”，就可以看到投行背后这种贪婪的本质。本来这些信贷机构，给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款就孕育着危机；而这些投资银行家，又把本来就是一个不良的次债，打包成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评级机构应该是神圣的，但是评级机构的人，某一些把灵魂卖给魔鬼当钱花，参与了投行衍生品的定价，因为他们有利益，评级机构都作出虚假的评级，那是欺骗天下；然后就是对冲基金推波助澜，上演了这次由次贷危机导致的世界金融危机。它的本质，应该是一场商业道德伦理的危机。包括格林斯潘也这么认为，华尔街行为的不端才导致了这场危机。我们必须看到，资本逐利的本性是贪婪的。
另外，从华尔街也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对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华尔街是撬动美国经济的杠杆。从它的历史看，美国最早发行债券，给南北战争筹集资金，然后美国以铁路开始的这种重工业化的过程，这也是华尔街的资本市场之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华尔街的支持也使美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一直到今天，美国从一个殖民地成长为一个金融帝国，资本市场对于美国今天的实力，美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要从华尔街的发展历史上看到，金融的资本市场以至于新金融、现代金融对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作用。
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秦晓
从华尔街发现金融的力量
他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他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
他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和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
他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
他是日本丰田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金融业的异化和金融市场中的虚拟经济
金融业从实体经济的服务出发，走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形态。比如说外汇交易和外汇买卖，以前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是两万亿，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亿，但对应实体经济的货物交易实际上只占不到2%。
虽然金融已经形成独立形态，但金融的产生和实体经济是相关的。实际上把经济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形态上，经济就像长了翅膀，效率和整体规模都会得到扩展，会达到没有经济时不可想象的地步。但是也可以看到，它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形态游离出来。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这里指的是商品市场，而价格是一个信号。但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它存在很多缺陷。这需要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整个社会都归理性，配比资源的方式也是理性的；假设市场经济的信息是很重要的，经济学家们会研究这些信息是否完备、是否对称。但实际在金融市场和实体市场分离时，这种假设是很难成立的，比如说经济复苏时，实体经济还没有真正复苏，股市却起来了，这些事情会使信号发生错乱，错乱就会误导人们配置资源的行为，比如投资行为或消费行为。近期这次金融风暴的产生，从微观层面来讲，就是过度杠杆化引起的，当然过度杠杆化不仅表现在银行，也表现在家庭，甚至是个人的企业。
格林斯潘为了刺激美国经济，结果造成资本价格的扭曲，很多不该投资的也投资，这也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微观层面和监管层面的问题是对一些证券化产品风险的识别、评级不够。这也可以追溯到大的背景，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以后，中国制度发生了大变革，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大空间，使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特别频繁和活跃，进而创造了更多财富，这时就出现了一个进展的程度和实际状况是不是失衡的问题。比如美国的过度消费，过度消费就需要便宜的商品，中国提供了便宜的商品；过度消费需要资金，通过杠杆调节来提供资金，所以这存在一个结构的问题。但回过头来，虽然金融业现今从实体经济服务变成一个独立的形态，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保尔森当财长时，他让雷曼破产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他在两三个月以前就吹风，说雷曼有问题，他希望所有银行和雷曼的客户都会慢慢和它切断关系，这样当宣布破产的时候，会像一个定向爆破一样，周围都没有事，不伤及无辜。可结果却并不是这样，这就说明像保尔森这样的人，或是美国金融界这样的人，都不知道金融是什么，它到底会走向哪儿。一个精心设计的定向爆破造成了一个地震式的灾难，有很多东西并不是现在就能说得清。
假设你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当发行货币的时候，奥地利派人去询问你是凭借什么决定的货币投放量，因为他可以根据联邦储备银行的利息来决定利率，决定利率就决定了投放量。而你怎么决定投放量呢？你的合法性在哪儿？货币是全球流动的，可是每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由一个主权国自己决定，一个主权国自己决定货币政策会导致全球有何变化？这种变化没有全球治理，也没有全球的统一货币政策，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21世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你要不理它，这个危机就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经济学人的方法论
一个人能否称得上人才有很多标准，能力、知识、见解以及判断力，当然和他的经历、教育也是有关的。但是在识别一个人是专业人员还是非专业人员时，却有一个很标准的判断，那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过经济学的人有一套严谨的方法论，我的假设条件是什么，我的相关变量是什么，我可以根据这些作出相关的模型。在市场中做金融很多时候要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的建立必须是可以加变量的，形式可以不一样，但框架是需要一样的，因为框架是不能不相同的，就像中医和西医对话一样的，框架的不同导致彼此根本听不懂对方的意思。有好多电视台和报纸上讲怎么做股票，阴线、阳线等，你看不懂那些东西，是因为你没有深入到这个领域。当然每个人对这个判断会有差异，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变量更重要，有些人认为那个变量更重要，这不要紧，是正常的。有一个人讲过，科学和艺术的差别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科学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不同的结论，艺术是用不同的方法得到同样的结论，艺术最终都是一个终极关怀，都是生死爱恨、人性，但是所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而科学刚好相反，科学用的方法一样，得出的结论却是不一样的。
《华尔街》的价值
我觉得这还是很大胆的尝试，我也很赞同这种表现形式，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学术文章讲清楚的，需要用大众方式传播这种文化、理念。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或者是从长远来看，都有一些终极问题是很难讲清楚的，可能就是在一种两难中来探讨这个问题。要想把人类终极问题讲清楚，一定是一个谎言，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人就是在各种矛盾中平衡各种矛盾，所以，我们讲金融的时候，有它的必然性、它的产生。我的看法就是把经济活动提高一个等级，抬到更高的形态上去做，而且没有退路。虽然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经济上的运作矛盾，我们应该是有能力逐步应对这些问题，并且改变这些问题的。当然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短期地改变，是不是有一个好的药方来改变，其实也没那么简单，但是我认为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去慢慢地认识它，改变它。中国还是一个金融业相对不发达的国家，中国面对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金融业现在不发达，自由度不高，产品不够丰富，服务还跟不上，这就需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自由化，进一步让金融业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加深。另外一个是经验，西方发达国家走过来的道路给我们提出一些警示，金融业本身是有巨大风险的，我们历史上也发生过不良资产大量出现的问题。
中国经济是比较容易过热的，可能有一些早熟的现象，资本市场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泡沫的产生也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所以要使中国人看到这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金融业，使它更加开放，为它提供更多的服务，有更丰富的产品，渗透率更强；另一方面，要注意到它本身的风险，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监管，大众也需要对它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传递这样两个信息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