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前篇的“形”，主要是从战略和战役的攻与守，阐明如何观察和努力促成一种必胜的形势，以发起对敌军的战略总进攻。这篇的“势”，则着重分析在对敌军实施战略进攻中，如何从战役上运用奇正结合的原则，创造一种可以出奇制胜的态势。
全篇内容大体分为四部分：
1.阐述在战役上用兵打仗必须注重四条：一是部队编制有序，管理严密，只需管理好为数不多的人（即各级将官）便能管理好为数众多的军队。二是旌旗鲜明，号令严肃，使得指挥大部队作战就像指挥小部队那样一呼百应，行动统一。三是善于运用奇正结合原则，即便正面受敌也能应付自如，不致失败。四是善于避实击虚，一旦发起对敌进攻，便如以石击卵，势不可当。
2.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命题，并加以阐述。指出，用兵打仗无非是正与奇两种态势，这两种态势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因机制宜，变化无穷的，而又以出奇制胜为上；强调出奇制胜的特点和优点是，抓住时机、行动快速，兵之所至如激水漂石、鸷鸟毁折。
3.进而分析造成正奇结合、出奇制胜态势的关键有二：一是我军训练有素，布阵周密。二是以伪装示形于敌。
4.结论：善于用兵的人重视依靠和建构一种必胜的态势而不苛求于下属，他们选择的将领也是善于“任势”的人，所以打起仗来就能像从高山上往下滚动圆石那样势不可遏，战无不胜！
【原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153]，分数是也[154]；斗众如斗寡[155]，形名是也[156]；三军之众[157]，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158]，奇正是也[159]；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160]，虚实是也[161]。
【译文】
孙子说：管理人数众多的军队，能够像管理人数很少的军队那样应付自如，这是由于军队的编制和组织合理；指挥大部队作战能够像指挥小部队作战那样得心应手，这是由于旌旗鲜明，号令严肃；能使整个部队受敌而不致溃败，这是由于善于运用奇正结合的战术；对敌军进攻能够像以石击卵那样一触即溃，这是由于以实击虚。
【原文】
凡战者，以正合[162]，以奇胜[163]。故善出奇者[164]，无穷如天地[165]，不竭如江河[166]。终而复始[167]，日月是也；死而复生[168]，四时是也。声不过五[169]，五声之变[170]，不可胜听也[171]；色不过五[172]，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173]，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174]，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175]。奇正相生[176]，如循环之无端[177]，孰能穷之？
【译文】
大凡用兵作战，都是以正兵迎敌，奇兵取胜。善于出奇兵的人，其战法的变化，如同天地运行一样，永不止息；也像江河水流一样，永不枯竭。终而复始，这是日月运行的规律；衰而复盛，这是四时更迭的法则。音调不过是宫、商、角、羽、徵五种，但用这五音编制的各种各样的音乐，却是听不尽的；基本的颜色不过红、黄、青、黑、白五种，但用这五色配合而成的各种各样的色彩，却是看不尽的；基本的滋味不过酸、辛、咸、甘、苦五种，但用这五味调和而成的各种各样的佳肴美味，却是尝不尽的；战争的态势不过是奇正两种，但这奇正运用的变化却是没有穷尽的。奇与正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就像循环那样无首无尾，谁又能穷尽它呢？
【原文】
激水之疾[178]，至于漂石者[179]，势也[180]；鸷鸟之疾[181]，至于毁折者[182]，节也[183]。是故善战者，其势险[184]，其节短[185]。势如彍弩[186]，节如发机[187]。
【译文】
湍急的流水冲击力之猛，足以漂走石头，那是由于水流迅猛的“势”造成的；鸷鸟从高空往下猛烈搏击，能捕杀鸟雀，那是由于抓住了时机。所以说，善于作战的人，他们造成的态势总是十分险峻，他们抓住的时机总是非常短促。他们造成的态势就像已经张开的弓弩一样，险恶异常。他们抓住的时机就像正要用手扳动机钮一样，瞬间即发。
【原文】
纷纷纭纭[188]，斗乱而不可乱也[189]；浑浑沌沌[190]，形圆而不可败也[191]。
【译文】
在旌旗纷飞、人马混杂的情况下指挥作战，要能使自己的部队保持一定的秩序，而不致混乱；在兵如潮涌、浑沌不清的状态下组织战斗，要能使自己的部队首尾相接，运动自如，而不会被打败。
【原文】
乱生于治[192]，怯生于勇[193]，弱生于强[194]。治乱，数也[195]；勇怯，势也[196]；强弱，形也[197]。故善动敌者[198]，形之，敌必从之[199]；予之，敌必取之[200]。以利动之[201]，以卒待之[202]。
【译文】
能够示敌以乱，是来源于自己的军队有严密的军事管理；能够示敌以怯，是来源于本军将士们有勇敢顽强的素质；能够示敌以弱，是来源于本军有强大的实力。治与乱，这是由军队的编制和组织决定的；勇与怯，这是由军队所处的态势决定的；强与弱，这是由军队的实力决定的。所以，善于“调动”敌军的人，只要以伪装示形于敌军，敌军便会跟着跑；只要伪装给予敌军以“利”，敌军便必然会来夺取。他们就是这样用“利”去引诱、“调动”敌军，并以重兵等待敌军并将其歼灭。
【原文】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203]，不责于人[204]，故能择人而任势[205]。任势者，其战人也[206]，如转木石[207]。木石之性，安则静[208]，危则动[209]，方则止[210]，圆则行[211]。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212]，势也。
【译文】
所以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重视造成一种必胜的态势，而不苛责下属。所以他们能够选择人才去利用和创造必胜的态势。能够利用和创造必胜态势的人，他们打起仗来，就像转动木石一样。木石的性质是放在平坦安稳的地方就静止不动，而一旦放在险峻陡峭的地方，就会往下冲滚，势不可当。方形的物体容易保持静止状态，圆形的物体容易运动起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所造成的态势，就像转动圆石，让它从千仞之高的山上滚落一样，这正是所谓的“势”啊！
【战例】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发生在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局势形成之前。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各地、州豪强官吏以镇压黄巾起义为名占据地盘，扩大、发展势力范围，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之间连年争战，互相兼并，全国上下出现了军阀混战局面。
当时的割据势力主要有：河北的袁绍、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在这些割据武装势力中，袁绍与曹操的势力较强。袁绍出身于世代官僚地主家庭，人称“袁氏四世三公”（三公：是指当时掌握最高军政大权的三个官——太尉、司徒、司空，袁氏四代都做这三个官，故称四世三公）。他是东汉末年官僚大地主的代表人物，在195年，袁绍经过几番征战，已经占有冀州、青州、并州、幽州，是一股地广兵多、势力较强的割据力量。
曹操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84年，他参与镇压了黄巾军起义，后升为西园新军的典军校尉。他曾经参与反对董卓之战，并投靠于袁绍。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斗中，曹操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与袁绍势力分离。至196年，曹操已占有了兖州、豫州地区，成为黄河以南的一支较强的割据势力。
曹操与袁绍两大割据集团，到199年夏，大致形成了沿黄河下游南北对立的局面。袁绍在击败了河北的公孙瓒后，就已将整个河北地区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为了进一步称霸中原，袁绍准备南下与曹操决战。当时，袁绍拥军十万，具有较强的实力；曹操不仅兵力不如袁绍众多，且南面有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策与他为敌，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曹操认为袁绍兵多但内部不团结，而且袁绍多疑，骄傲轻敌，常常贻误有利战机，决定以自己所能集中的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200年，袁、曹两军在官渡作战。在这场战斗中，曹操善于捕捉战机，能够根据战场势态的发展灵活地变换战术，以正兵抵挡袁军的进攻，以奇兵袭击袁军的屯粮库，烧毁了袁军的全部粮草，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最后击败了袁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199年，袁绍谋划南下进攻曹操的统治中心许昌。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田丰以为袁军与公孙瓒作战三年，军队已相当疲劳，应先“务农逸民”，休养生息，以增强经济与军事力量。他们主张暂时不急于攻打曹操。但是，袁绍的另外两个谋士审配、郭图则力主马上出兵攻曹。袁绍采纳了审配、郭图的意见，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陈兵黄河北岸，准备伺机渡河，同曹操决战。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曹操手下的一些部将为袁绍表面的优势所吓倒，认为袁军强不可敌。但曹操很了解袁绍，对将士们说，袁绍野心虽大，但缺少智谋，表面上气势汹汹，而实际上谋略不足；他疑心重且忌人之能，兵虽多但组织指挥不利而且将帅骄傲、政令不一，因此，战胜他是有把握的。曹操的谋士荀彧也分析了袁绍军队的情况，认为袁军内部不团结，将帅、谋士之间矛盾重重，并非坚不可摧。曹操与荀彧的分析，增强了曹军战胜袁军的信心。曹操经过对敌我双方兵势情况的分析，决定采取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
他将主力调到黄河南岸的官渡（官渡是夺取许昌的必经之地），以阻挡袁军的正面进攻，同时派卫凯镇抚关中地区，以魏种守河内，防止袁绍从西路进犯；又派臧霸等率兵从徐州入青州，从东方钳制袁绍军队；派于禁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协助扼守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绍军渡河和长驱南下。
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正当曹操布置对袁绍的作战计划的时候，刘备起兵，占领了曹操征服吕布后占驻的徐州及下邳等地，并派关羽驻守。东海及附近郡县亦多归附刘备。刘军增至数万人，并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进攻曹操。曹操为了避免两面作战，打算首先击破刘备。200年正月，曹操亲率精兵东击刘备，将刘备击败。当刘、曹作战时，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袁绍袭击曹军的后方。袁绍犹豫不决，没有采纳田丰的建议。因此，曹操顺利地击败了刘备，使刘备只身逃往河北投靠了袁绍，然后曹操及时返回官渡继续抵御袁绍的进攻。
200年正月，袁绍发布声讨曹操的檄文。二月，袁绍大军开进黎阳，把这里作为指挥部，企图渡河寻求曹军主力决战。袁绍首先派大将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保障主力渡河。颜良率军渡过黄河，直扑白马与刘延交战。刘延在白马坚守城池，士兵伤亡严重。这时，曹操的谋士荀彧向曹操献计说：我军兵少，集结在官渡的主力也只有三四万人，要对付袁绍众多的兵力，正面交锋恐怕不易得手，应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他提议曹操引兵先到延津，佯装要渡河攻击袁绍后方，这样袁绍必然分兵向西；然后我军再派轻装部队迅速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一定可以击败颜良。曹操采用了荀彧这一声东击西之计，袁绍果然分兵增援延津。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掉头率领轻骑，派张辽、关羽为前锋，急趋白马。曹军在距白马十余里时，颜良才发现他们。关羽迅速迫近颜良军，乘其措手不及，斩颜良于万军之中。袁军大乱，纷纷溃散。
袁绍围攻白马失败，并丧失了一员大将，十分恼怒。曹操解了白马之围之后，便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曹操。这时沮授又谏阻袁绍说：军事上的胜负变化应仔细观察。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驻黄河北岸，分兵进攻官渡，若能攻下，大军再过河也不为晚；如果贸然南下，万一失败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袁绍骄傲自负，根本不听他的劝告。沮授见袁绍如此固执，便推说有病向袁绍要求辞职。袁绍不准，还把他统领的军队交给了郭图指挥。于是，袁绍领军进至延津以南，派大将文丑与刘备率兵追击曹军。曹操命令士卒解鞍放马，又故意将辎重丢弃道旁，引诱袁军。待袁军逼近争抢辎重时，曹操才命令上马，突然发起攻击，打败了袁军，杀了文丑，顺利地退回官渡。白马、延津两次战斗是官渡大战的前哨战。袁军虽初战失利，但兵力仍占优势。七月，袁绍进军阳武，准备南下进攻许昌。这时沮授又劝袁绍说：我方士兵虽多，但不及曹军勇猛。曹操的粮食、物资不如我们多，速战对曹军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我们应用旷日持久的办法消耗曹军的实力，但是袁绍仍然不听。袁军于八月逼近官渡，双方在官渡相对峙。
曹军在官渡设防，想寻找时机打击袁军。九月间，曹操向袁绍军发起了一次进攻，但未能取胜。此后，曹操便深沟高垒，固守阵地。袁绍见曹军坚壁不出，便命令士兵在曹军营外堆起土山，砌起高楼，用箭射击曹军。曹营士兵来往行走都得用盾牌遮蔽身体或匍匐前进。曹操发明了一种抛发石块的车子，发射石块将袁军的壁楼击毁。袁军又挖掘地道以攻曹军，曹操则命令士兵在营内挖掘长沟来截断袁军地道。这样双方之间你来我挡地相持了大约三个月。在相持的过程中，曹操产生了动摇，他觉得自己兵少，粮食也不足，士卒极为疲劳；后方也因袁绍派刘备攻击汝南、颍川之间而不太稳定，这样长期与袁绍周旋相当危险，因此曹操便想退还许昌。他写信给留守许昌的荀彧，征求他的意见。荀彧回信建议曹操坚持下去，他指出：曹军目前处境困难，同样袁军的力量也几乎用尽，这个时候正是战势即将发生转折的时刻，也是用奇之时，不能失去即将出现的战机，这时谁先退却谁便会陷入被动。曹操听取了他的意见，一方面决心坚持，加强防守，命负责供给粮秣的官员想法解决粮草补给问题；另一方面则积极寻求和捕捉战机，想给袁军以有力的打击。
曹操决定以截烧袁军粮食的办法争取主动。他先派人把袁绍将领韩猛督运的数千辆粮车截获烧掉了。不久，袁绍又把一万多车粮食集中在乌巢，派淳于琼等率军守护。沮授鉴于前次粮草被烧，便建议袁绍另派一支部队驻扎在淳于琼的外侧，两军互为犄角，防止曹军抄袭。
袁绍觉得此举多余，没有采纳。
袁绍的另一谋士许攸献策说：“曹操兵少，集中力量与我军相持，许昌一定空虚，我们可以派一支轻骑日夜兼程袭击许昌，这样可以一举拔取；即使许昌拿不下来，也会造成曹操首尾不相顾，来回奔命的局面，进而可以打败他。”袁绍却傲慢地说：“不必，我一定要在此擒住曹操。”他拒绝这一出奇制胜的建议，继续与曹操相持。恰巧在此时，许攸的家属在邺城犯了法，被留守邺城的审配关押起来了。许攸一怒之下，星夜离开袁营，投奔了曹操。曹操热情地迎接他。许攸见曹操重视自己，就向他介绍袁军的情况并献计说：“袁绍的辎重粮草有一万多车在故氏、乌巢，屯军防备不严，如果以精兵袭击，出其不意烧掉他的粮草，不出三天，袁绍必败。”这时，粮食是关系到双方胜败的关键，曹操当时只有一个月的军粮，许攸的建议，正符合曹操寻找战机出奇制胜的想法，毫不迟疑地立即实行。他留曹洪、荀攸等守大营，自己亲率步骑五千前往攻打乌巢。
曹军一行一律改穿袁军的服装，用袁军的旗号，夜间从偏僻小道向乌巢进发。途中，他们遇到袁军的盘问，曹军诡称是袁绍为巩固后路调派的援军，骗过了袁军的盘问。到达后，他们立即放火烧粮。袁军大乱，淳于琼等仓促应战。黎明时，淳于琼见曹军人少，就冲出营垒迎战曹军。曹操挥军冲杀，淳于琼又退回营垒坚守。袁绍得知这一情况后，又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他不派重兵增援淳于琼，反而认为这是攻下官渡的好机会。他命令高览、张郃等大将领兵去攻打曹军大营。张郃指出这样做很危险，曹操领精兵攻打乌巢，如果乌巢有失，事情就不好办了。张郃主张先救乌巢，但袁绍手下的谋士郭图迎合袁绍的意图，坚决主张攻打曹营，并认为攻打曹营，曹操必定引兵回救，这样，乌巢之围就会自解。于是袁绍只派少量军队救援乌巢，而以主力攻打曹营，一时攻打不下。
曹操得知袁军进攻自己大本营的消息后，并没有马上回救，而是奋力击溃淳于琼的军队，决心将袁绍在乌巢积存的粮食全部烧掉。这时，袁绍增援的骑兵迫近乌巢，曹操左右的人请求他分兵去阻挡。曹操没有分兵，说：“等敌人到了背后再报告！”这样，曹军士卒都与敌军殊死决战，最后大破淳于琼军，杀了淳于琼并将全部粮草烧毁。
乌巢粮草被烧光的消息传到袁军前线，袁军军心动摇。原来反对张郃用重兵救援乌巢主张的郭图等害怕袁绍追究自己的责任，就在袁绍面前说张郃为袁军失败而高兴。张郃被恶意中伤，既气愤又害怕，便与高览一起焚毁了攻战器具，投降了曹操。这使得袁军军心更加惶惑，军队不战自乱。这时，曹操趁机率军全面发起攻击，迅速消灭了袁兵7万多人，袁绍仓皇退回了河北。官渡之战以曹胜袁败而告结束。
官渡之战中，曹操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首先在于他在谋略上高于袁绍。在袁绍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来进攻他时，他能够客观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制定出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在具体实施时，也能够抓住要害。这一点可以从曹操选择官渡作为主要战场上看得出来。曹操一开始就把主力布置在官渡，而不是沿黄河处处设防，这是因为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因此，官渡是袁绍夺取许昌的必争之地。守住了官渡，就能扼其咽喉，使袁不得进，为反攻歼敌创造了条件。其次，曹操的胜利还在于他精通兵法，并能够灵活运用。在白马、延津前哨战中，曹操以佯攻示形于敌，调动袁军并分散了他们的兵力；在白马初战告捷领兵撤退时，能以利诱敌，以逸待敌，最后击败了袁军，顺利地退回官渡。在决战中，曹操善于听取部下的正确意见与建议，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有灵活地变换战术，正奇并用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的道理。因此他积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战略态势，在得知袁军将全部粮草聚集在乌巢又疏于防守的信息后，立即领兵前去攻打，一举烧毁了袁军的全部粮草，为主力部队战胜敌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官渡之战是孙子兵法所说的用兵作战“以正合，以奇胜”的极好印证。
从官渡之战袁绍失败的原因上，也能从反面印证《孙子兵法·势篇》中要点的合理性与正确性。袁绍的失败，败在他不知择人而任势，不懂战术的变换。他只知正面作战，不懂正奇并用；同时又骄傲自负，不能听取下属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常常坐失良机，最后将原有的兵力优势丧失殆尽。官渡之战中的这些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可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
耿弇平定胶东
光武帝刘秀推翻王莽“新”政权后，派建威大将军耿弇（yǎn）平定胶东张步的割据势力。耿弇率兵在西安驻扎下来。
当时，守护西安的是张步的弟弟张蓝，有精兵两万，防守临淄的军队则有一万余人。西安城小，临淄城大。耿弇的部将荀梁建议耿弇先攻取西安，他的理由是，攻取临淄，张蓝必定前去增援；如攻打西安，临淄守军则不敢轻举妄动。耿弇说：“张蓝是否增援，取决于我们如何调动他。西安城小，但异常坚固，且有重兵防守，我军攻城，必然要付出极大的伤亡，即使攻破西安，张蓝逃走，也是对我军的威胁。临淄虽大，但兵力弱，我军攻下临淄，西安就是孤城一座，何愁不破！”
耿弇统一了诸将的意见，积极筹备攻取临淄，同时又放出风声，五天后攻取西安。张蓝闻报后，调兵遣将，日夜加强西安的防护。到了第四天，耿弇率领大军于五更时分突然出现在临淄城下，仅用半天时间就攻下临淄。张蓝见状，担心孤城难守，竟率军逃出西安投奔张步，将一座坚固的城池白白让给耿弇。
张步眼见自己连连失利，倾尽所有，亲率二十万大军欲与耿弇决一死战。耿弇兵微将寡，自知不可与张步硬拼，只可智取，便将主力隐蔽在临淄城后，又命刘歆、陈牧二将隐兵于临淄城下，然后亲自出马引诱张步出击。张步欺耿弇兵少，恨不得一口把耿弇吞掉。耿弇且战且退，张步则步步紧追，看看追到临淄城下，刘歆、陈牧二将奋勇杀上前与张步纠缠在一起，隐蔽在城后的耿弇主力大军则突然向张步的侧翼发起猛攻，张步慌忙回师，损失惨重。
张步遭到重创，士气衰落，遂决定撤回老巢剧县。不料，耿弇探知张步的行动，预先设下埋伏，待张步退至埋伏圈时，伏兵骤然杀出。张步的士卒已成惊弓之鸟，闻风丧胆，耿弇乘胜追击，直取剧县，又追击张步至平寿，逼迫张步投降，胶东从此平定。
断其后路 威逼全胜
1642年，李自成率数十万大军转战河南并包围了河南的开封。崇祯皇帝急调左良玉、丁启睿、杨文岳等大将统率四十万兵马去解开封之围。李自成闻讯后，抢先占领开封的重要门户——朱仙镇，截断沙河上游水道以断绝明军水源，又在西南要道上挖掘了深、宽各丈余的壕沟，环绕百余里，以截断明军逃往襄阳的道路。
左良玉、丁启睿和杨文岳率大军在朱仙镇汇合后，联营二十余里，但三路人马各有打算，谁也不愿意首先出击。左、丁、杨派使者与开封明军取得联系，希望开封明军开城出战，夹击李自成，但开封明军唯恐李自成乘机攻入，不敢开城。明军与李自成对峙了数日之后，断水缺粮，左良玉率先下令南撤，丁启睿和杨文岳跟着也下令撤离朱仙镇。
左良玉的十万余兵马是明军中的精锐，撤退的路线恰是直奔襄阳。李自成的部将纷纷要求出击，李自成道：“左良玉有勇有谋，如果追击，必然死战，不如放其一条生路，以示我军怯弱，待他人困马乏，又无防备之时，再攻不迟。”于是，李自成任左良玉的步兵从容退走，不加追击；与左良玉的骑兵交战后，也是打不多时即自动退却。
左良玉果然中计，错误地认为农民军不敢追击官军，便放心大胆地命令队伍向襄阳疾进。快到襄阳时，左良玉的大军行至李自成事先挖好的沟壕处。经过八十余里的奔波，明军已经人困马乏，又遇到大沟深壕，人马拥挤，顿时乱作一团。紧跟在左良玉身后的李自成见时机已到，指挥大军，突然从后面杀向前去。明军官兵全无斗志，一个个争先越壕逃命，人马互相践踏，你拥我挤，尸体几乎将丈余深的壕沟填平。左良玉侥幸越过壕沟，但早已埋伏在前方的农民军又截杀过来。左良玉的十万精锐部队全被歼灭，左良玉只带领几名亲信杀开一条血路逃入襄阳。
李自成全歼左良玉的明军后，又追击丁启睿和杨文岳的明军。丁、杨仓皇逃窜，连崇祯皇帝赐给的金印和尚方宝剑都丢失在亡命的路上。李自成的农民军声威大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