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熬夜才能目睹船上深夜发生的事，可日出前的早起已耗尽了我们的精力。拉马丁提出午睡的建议，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在寄宿学校，我们不屑于这种下午的小睡，但现在，我们发现它们也许是有用的。然而问题来了。拉马丁被分配到的房舱，据他称，隔壁是对夫妇，在下午时分又是大笑又是呻吟还发出尖叫，而我的房舱隔壁住着一位练小提琴的女子，声音可以轻易地穿透金属墙壁，传入我房内。只有尖叫，我说，没有笑声。我甚至可以在无法忽略不计的牢骚声和琴弦的拉扯中听出她在与自己辩论。此外，这些没有舷窗的低层房舱的室温高得可怕。知道她也可能汗流浃背，或许只穿了最单薄的让自己觉得过得去的衣物时，我对那位小提琴手的怒意便有所释怀。我从未见过她，不晓得她长什么样，或努力想在那件乐器方面完善什么技巧。那不像是西德尼·贝彻先生“匀称饱满”的音符。她只是在重复那些音，无休止地来回，然后犹疑，又重新开始，带着肩上和手臂上密密的汗珠，单独度过那些下午，在我隔壁的房舱，如此专注。
我们三个也舍不得分开。不管怎样，卡西乌斯觉得我们需要有个永久的大本营，于是我们选了在随丹尼尔斯先生下到船舱内部之前所进的那间小涡轮机房。那儿，在幽微的光线与习习的凉风中，我们用几条毯子和若干借来的救生衣，在某些下午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窝。我们会小聊一会儿，然后在风扇隆隆的轰鸣中安然入睡，为漫长的夜晚做准备。
可我们晚间的探险一无所获。我们总也搞不清看见的是什么，以致我们对成人世界可能的尔虞我诈只是一知半解。有一次“守夜”时，我们躲在散步甲板的阴影下，胡乱挑了一个男子来跟踪，只为看看他去哪儿。我认出他是装扮成“海德拉巴的意念”的表演者，我们得知他的名字叫苏尼尔。颇令人意外的是，他把我们引向了艾米丽，她正倚在栏杆上，穿着一件白礼服，当他走近时，礼服仿佛在熠熠发光。“海德拉巴的意念”挡住了她的半个身子，她把他的手指团拢，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看不出他们有没有讲话。
我们后撤了几步，退到暗处，等候。我看见那男的移去她礼服的吊带，把脸埋向她肩膀。她的头向后仰，仰望星空，假如那儿有星星的话。
三个星期的海上航行，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波澜不惊。唯有现在，多年以后，当我的孩子怂恿我讲述这段旅程时，它才变成一番历险，透过他们的眼睛，甚至成了人生中某件意义非凡的事。一次成年礼。可事实是，我的人生并未添上华丽的一笔，反而失却了颜色。随着夜幕临近，我想念虫豸的齐鸣，想念庭院里鸟儿的鸣叫、壁虎的对话。拂晓时分，树丛里的雨，布拉士路上的湿柏油，街头燃烧的绳索，那总是一天里最早可闻到的气味之一。
在波拉勒斯加姆瓦的某些早晨，我常很早醒来，穿过黑乎乎的宽敞平房，一路走到纳拉扬的门口。那时还不到六点。我等着，直至他一边系紧纱笼，一边走出来。他会朝我点点头，不出几分钟，我们便会一声不吭地疾步走过濡湿的草地。他是个个头很高的大人，而我是个八九岁的男孩。我们都光着脚，朝庭院脚下的小木屋走去。进到里面，纳拉扬点燃一截蜡烛头，然后就着黄色的火焰蹲下身，拉动绳子，发电机猛然活了过来。
于是，我的一天便在这家伙突突的震动与沉闷的巨响中拉开序幕，它散发出石油和烟雾的清香。发电机的习性与嗜好，在一九四四年左右，只有纳拉扬通晓。他渐渐让它平静下来，然后我们走到露天里，在最后一抹夜色下，我会看见舅舅房子的各个角落陆续亮起灯。我们俩穿过一扇门，走到云路上。已有几家店开门营业了，每家店只点着一盏孤灯。在奇纳达撒记，我们买了鸡蛋小圆饼[24]，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中央吃起来，脚边是装在杯子里的茶。牛车从旁驶过，嘎吱嘎吱，驾车的人包括连牛都昏昏欲睡。我总是在纳拉扬唤醒了发电机后与他同赴这拂晓时的一餐。和他一起在云路上吃早饭是不可错过的，尽管那意味着我得在一两个小时后，和家人一起再吃一顿更正式的早餐。但能与纳拉扬一同走在消散的夜色中，向醒着的商人打招呼，看他弯下身用烟摊旁的麻绳点燃他的小烟卷儿，堪称壮举。
纳拉扬和厨子古那帕拉是我儿时忠实的伙伴，我和他们混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比和家人还长，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观看纳拉扬从刈草机上拆下刀片把它们磨快，或摊开手掌爱惜地给他的自行车链条上油。每逢我们在加勒时，纳拉扬、古那帕拉和我会翻下堤垒，游出海，那样他们可以在暗礁上钓鱼当晚餐。夜深时，我会被人发现在保姆的床脚处呼呼大睡，不得不由舅舅把我抱回房。古那帕拉虽然可能尖酸刻薄、脾气暴躁，但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会注视他用长茧的手指从沸煮的锅里挑出任何有问题的食物，丢到十英尺外的花坛里——一根鸡骨或一块熟过头的西红柿，当即会被徘徊在附近、熟悉他这一习惯的稻狗[25]叼去。古那帕拉和谁都吵过架——店主、彩票销售员、追根究底的警察——但他能感知到一个我们其余人看不见的世界。他一边做菜，一边吹着城市里鲜少听到的各种鸟啼声的调子，那是他孩提时耳熟能详的。没有别人会那么格外留意传入或可能传入我们耳中的声音。一天下午，他把我从熟睡中唤醒，牵起我的手，要我躺在车道上的一坨牛粪旁，它在那儿已有好几个小时。他一把将我拉倒在它旁边，让我倾听屎里面的昆虫，它们正在享用这顿盛宴，从粪便的一端钻到另一端。闲暇时，他教我给流行的“拜拉[26]”套上别的尽是下流话的歌词，并让我发誓保证不告诉别人，因为它们影射的是名门贵族。
在我人生尚未定型的那个阶段，纳拉扬和古那帕拉是我必不可少的、亲切挚爱的向导，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使我对我本应所属的世界产生怀疑。他们为我打开了进入另一世界的门。当我十一岁离开那个国家时，最伤心的是失去他们。时隔千载，我在伦敦一家书店偶遇印度作家R.K.纳拉扬的小说。我把每本都买了下来，幻想它们是出自我那位永远难忘的朋友纳拉扬之手。我在文字背后看见他的脸，想象他高大的身躯坐在卧室小窗边的一张陋桌旁，在被我阿姨喊去干这干那前，正写完有关马古狄镇[27]的一章。“当我出发去河边沐浴时，街上很黑，只有公共路灯闪烁着（倘若它们的油还没用完的话），零星地照亮我们的街道……一路上遇见的人我都认得清清楚楚。开始挨家挨户走访的送奶工，身前驱赶着一头白色的小奶牛，尊敬地与我打招呼，问道：‘几点了，大师？’——一个我任其消亡而未回答的问题，因为我没戴手表……乡镇所盖着地毯的守夜人喊道：‘是你吗？’——唯一值得回答的问题。‘是，是我。’我总这么说，然后经过继续往前。”
我知道在我们清晨沿云路的散步中，我的朋友有察觉到如是的细节。我认识那个赶牛车的人，认识那个摆烟摊的有气喘的人。
后来，有一天，我在船上闻到燃烧大麻纤维的气味。我立定片刻，然后朝一段楼梯走去，那儿气味更强烈，我犹豫应该上还是下，然后走上楼梯。气味是从D层一条走廊传来的。我停在疑似味道最浓的地方，跪下，用鼻子嗅了嗅金属门下的缝隙。我轻轻叩门。
“什么事？”
我走了进去。
桌旁坐着一位面容和蔼的男子。房间有扇舷窗。它开着，从麻绳点燃一端升起的烟雾，像循着一条路径，越过男子肩膀，飘到舷窗外。“什么事？”他又问了一遍。
“我喜欢这味道。我想念它。”
他冲我笑了笑，用手指指床上一块我可以坐的地方。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卷一码长的麻绳。它和班巴拉辟提亚或贝塔市集上挂在烟摊外缓慢燃烧的麻绳是同一种，事实上，在那座城市的任何地方都一样，你在那儿就地点燃刚买的烟；抑或，你正在逃跑中，想制造点混乱，遂用绳索燃着的末端去点鞭炮的引信。
“我料到我也会想念它，”他说，“还有别的，芫荽子、香膏，这些东西我的行李箱里都有。我将一去不返。”他把目光转开了一会儿。那仿佛是他第一次对自己说出这句话。
“你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我说。
“迈克尔，如果你觉得孤单的话，随时可以来这儿。”
我颔首，然后悄悄走了出去，关上身后的门。
他叫冯塞卡先生，将去英国当老师。我每隔几天会去拜访他一次。他熟知各类书本中的段落，能凭记忆背诵出来，他整日坐在桌旁遐想，思考自己能针对这些段落讲些什么。我对世界文学简直一窍不通，但他招待我的是与众不同、生动有趣的故事，讲到一半时戛然而止，说将来有一天应该由我自己去发现之后的事。“你会喜欢它的，我觉得。说不定他会找到那头雄鹰。”或是，“他们会在即将遇到的某人的帮助下逃出迷宫……”经常，在夜间，当与拉马丁和卡西乌斯追踪成人世界之际，我会试图给冯塞卡先生未完的探险故事梗概添加血肉。
他亲切友善，恬淡温和，说话时，显得迟疑倦怠。即便那时我就认识到他的动作节奏极其罕见。他只在必要时才站起身，仿佛自己是只病猫。他不习惯抛头露面，尽管现在他将走到人前，去英国当一名文学和历史老师。
我几次努力想哄他到甲板上去，但他的舷窗和他透过窗户所能看到的事物，对他而言似乎足以代表大自然。有书、点燃的麻绳、一些装在瓶里的凯勒尼河的河水以及几幅家人的照片，他无须离开自己的时空胶囊。如果日子单调乏味，我会走进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他会在某一刻开始念书给我听。最深入我心的是那些不知名的故事和诗歌。婉转的韵脚让人觉得新鲜。我没想到他引用的竟然是某些精心写就的作品，在某个遥远的国度，在数世纪以前。他在科伦坡住了一辈子，他的举止和口音是那个岛屿的产物，可与此同时，他又这么博览群书。他会吟唱一首来自亚速尔群岛的歌谣，或背诵一段爱尔兰剧本里的台词。
我带卡西乌斯和拉马丁去见他。他对他们产生了好奇，让我给他讲述我们在船上的探险。他一样哄骗他们，尤其是拉马丁。冯塞卡先生似乎从他阅读的书本里汲取了一种自信或沉着的特质。他会凝眸眺望一处不可想象的远方（人几乎能看见岁月一天天从日历上飞落），引述写在石板或莎草纸上的诗句。我猜他记诵这些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的毛衣扣起来只为让自己暖和点一样。冯塞卡先生不会成为富有的人，在市区当老师，过的必将是清贫的生活。但他以平和的态度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种平和和笃定，我只在身旁有书做保护的人中间见过。
我察觉到伴随这样一幅画像而来的悲怅与讽刺。那些泛黄的企鹅版的奥威尔和吉辛的作品，以及镶有紫色边框的卢克莱修的译本，全被他带在身边。他想必相信，对一个住在英国的亚洲人来说，那将是一种谦卑却愉快的生活，在那儿，有些东西，譬如他的拉丁语法，说不定会成为一柄超群出众的宝剑。
我好奇他过得怎么样。每隔几年，每当忆起时，我都会在图书馆查找任何与冯塞卡有关的资料。我现在知道拉马丁在初到英国的几年中曾与他保持过联系。但以前我不知道。不过我的确意识到，像冯塞卡先生这样的人，如同纯洁无瑕的骑士，在一个相对危险的时期来到我们面前。如今在我们自己所走的相同的路上，每一步无疑都有相同的教训，而非诗歌，要残酷地铭记于心，正如在刘易舍姆发现饭菜好吃便宜的印度餐馆，用相近的动作拆开和封上寄往锡兰，如今叫斯里兰卡的蓝色航空信封，因字母V的发音和我们急促的语速受到相同的冷落、侮辱和难堪，而最关键的是融入的难度，然后可能在某间千篇一律、类似小木屋般的公寓里谦恭地接受和释怀。
我想象冯塞卡先生在英国学校教课的场景，穿着扣好的毛衣，让自己免受英国天气的浸淫，我好奇他在那儿待了多久，是不是真的“永远”留了下来。抑或到最后他会不会撑不下去——即便对他而言那是“文化中心”——而搭乘兰卡航空只需三分之二天时间的航班返乡，重新开始，在诸如奴戈沽达的地方教书。伦敦回来的。所有那些他凭记忆带回的欧洲经典语段和诗句，是否抵得上一卷麻绳或一瓶河水？他有没有将它们改写或翻译，坚持在一座乡村学校，在阳光下的黑板上教授它们，附近是林中鸟儿粗嘎的叫声？是否对奴戈沽达的情况有所了解？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船上的大部分地方均了如指掌——从自涡轮机螺旋桨引出的通风管道所经过的路线，到我如何能溜入鱼肉加工房（从一个手推车的出口爬进去），因为我喜欢看宰鱼师傅工作的情形。有一回，我与卡西乌斯站在舞厅假天花板上方狭窄的支杆上保持平衡，以俯看下面跳舞的人。那是午夜。根据我们的时刻表，六个小时后，死的家禽会从“冷冻间”被送往厨房。
我们发现军械房的门有根门闩坏了，趁屋里没人时，我们溜到其中，抚弄那些手枪和手铐。我们还知道，每艘救生艇有一个罗盘、一张帆、一条橡胶筏，外加已被我们吃掉的巧克力。丹尼尔斯先生终于告诉我们有毒的植物在花园被围起来的哪些地方。他指给我们看“有提神作用”的卡瓦胡椒。他说，太平洋岛屿上的长老在讨论至关紧要的和平条约前总会服用它。还有箭毒，在一道黄色的强光下独自生长，几乎无声无息，当被刺入血管时，他告诉我们，它会让受袭者陷入长时间、失去记忆的昏迷状态。
我们也发现了更多非正式的时间表，从黎明前那个澳大利亚人开始滑冰，到很晚我们在救生艇旁等待犯人的出现。我们仔细打量他，看得出他每个手腕上都套着铁镣。一根约莫十八英寸长的链条把它们连在一起，让他的手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还有一枚挂锁。
我们默默地注视他。他与我们三人之间没有任何交流。除了有一晚，他突然停下脚步，朝黑暗中我们的方向瞪视。他看不见我们。但仿佛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他捕捉到我们的气息。警卫没有注意到我们，唯独他注意到了。他大吼一声，转身离去。我们相隔的距离必定有十五码，而且他戴着手铐，可他还是吓住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