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艘船之前，我的人生里有过什么？游河时的一叶独木舟？亭可马里港口的一次下水典礼？我们视野里有的不外乎渔船。我恐怕根本想象不出这座即将横渡重洋的城堡的宏伟之姿。我有过的最长旅行是坐小汽车去努沃勒埃利耶和霍顿平原，或乘火车去贾夫纳，我们于早晨七点上车，到下午晚些时分下车，路上带着鸡蛋三明治、一些芝麻甜球[2]、纸牌和小开本的《男生杂志》[3]冒险故事卷。
可现在，经安排我要坐船去英国，而且是一个人做这趟远行。没人提及这或许是次非比寻常的经历，也没有说它可能惊心动魄或危险重重，因此，我对它的来临既无喜悦也无恐惧。没有人事先提醒我那艘船将有七层，可容纳六百多人，包括一位船长、九个厨子、多名机械师和一位兽医，此外，它还包含一间小牢房和几个经氯化消毒的泳池，这些竟将与我们一起漂过两大洋。出发日期被我阿姨随手记在日历上，她通知了学校，我将于学期末动身。谈起我要在海上航行二十一天的事实时，没人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此，我惊讶于我的亲戚还费心陪我去港口。我以为我会自己搭巴士，然后在博瑞拉交会站转车。
只有过一次试图让我了解行程情况的机会。原来一位名叫弗拉维娅·普林斯的女士，将与我搭同一班船，她的丈夫认识我舅舅，一天下午，她被请来喝茶，和我见面。她坐的是头等舱，但她答应会照看我。我小心地与她握了握手，因为那手上戴满了戒指和手镯，接着她转过身继续先前被我打断的谈话。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几个叔叔聊天和默数他们吃了多少块小三明治。
最后一日，我找到一本学校的空白练习簿、一支铅笔、一把卷笔刀、一张映描的世界地图，将它们放进小行李箱。我走到屋外，向发电机道别，并挖出以前被我拆开、因装不回去而掩埋在草坪下的收音机零件。我向纳拉扬道别，向古那帕拉道别。
当我坐进汽车后，有人向我说明，在渡过了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后，我将于某个早晨抵达英国的一个小码头，母亲会在那儿接我。我关心的，不是这趟旅程的魔力或规模，而是母亲如何能得知我抵达异国的确切时间这一细节。
但愿她会在那儿。
我听见门底下塞进一张字条，上面指定我一律到七十六号桌用餐。另一张铺位没有被人睡过。我穿好衣服出去。我不习惯爬楼梯，战战兢兢地走过每一阶。
在餐厅，七十六号桌上有九个人，其中有两个是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孩。
“看来我们坐的是猫桌，”被称作拉丝凯蒂小姐的那名女子说，“我们是最没地位的。”
我们的位置明显与船长的餐桌相去甚远，它在餐厅另一端。我们桌上有两个男孩，一个叫拉马丁，一个叫卡西乌斯。前者温和文静，另一个面带轻蔑的表情，我们互不理睬，可我却认出了卡西乌斯。我们上过同一所学校，尽管他比我年长一岁，但我知道很多他的事。他声名狼藉，甚至被开除过一个学期。我相信势必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开口说话。但我们这张桌子的好处是似乎有几个有趣的成年人。我们有一位植物学家，一位在北部康提开店的裁缝。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有一位喜称已“走了下坡路”的钢琴家。
那就是马萨帕先生。晚间，他与船上的管弦乐队一同演出，下午，他开设钢琴课。因此他的船票有折扣。第一次用餐完毕后，他讲起自己的人生故事，逗拉马丁、卡西乌斯和我开心。正是在马萨帕先生的陪伴下，他用他所知晓的令人费解又常带猥亵之意的歌词逗乐我们，才使我们三人开始接纳彼此。我们都很害羞木讷。我们中甚至没有谁向其他两人打过招呼，直至得到马萨帕的眷顾，他建议我们睁开双眼、竖起耳朵，说这趟航行将是一堂让人获益匪浅的课。于是，到第一天结束时，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可以一起唤起好奇心。
猫桌上另一位有意思的人是奈维尔先生，一位退了休的拆船工，他在东方待了一段时日，正欲返回英国。我们经常去找这位魁梧友善的男士，他对轮船的构造知之甚详。他拆解过许多知名的船只。不像马萨帕先生，奈维尔先生很谦虚，除非你知道怎么从他身上套话，否则他不会讲起那些往事。如果他在回答我们连珠炮似的问题时不是表现得那么谦虚，我们就不会信他，也不会那么着迷。
此外，他可以自由出入这艘船的任何地方，他正在为东方航运公司做安全调查。他把我们介绍给发动机房和锅炉房的同事，我们目睹了底下所进行的工作。比起头等舱，发动机房——位于地狱一层——搅动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噪声与热浪。经过两个小时跟随奈维尔先生走遍奥朗兹号的每个角落，我们认清了所有危险的和不那么危险的可能状况。他告诉我们，荡在半空中的救生艇只是看似危险而已，因此，卡西乌斯、拉马丁和我经常爬到那里面，占据一个暗中窥视乘客的有利位置。拉丝凯蒂小姐那番有关我们是“最没地位”、毫无社会声望的话，向我们灌输了一种准确无误的信念，即在诸如事务长、总管和船长这样的大人物面前我们是隐形的。
我出乎意料地发现，我的一位远房表姐艾米丽·德·萨拉姆在船上。遗憾的是，她没有被安排到猫桌。多年来我一直借由艾米丽了解成人对我的看法。我会向她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聆听她的感想。她对自己的喜恶坦言不讳，因为她比我年长，所以我把她的判断当作自己的做人准则。
由于我没有兄弟姐妹，在成长过程中，与我关系最近的亲人都是成年人。形形色色未婚的叔叔和滞销的阿姨们，因闲言碎语和身份地位而关系亲密。有位家境富裕的亲戚千方百计地保持距离。没有人喜欢他，但他们都敬重他，不停地提起他。家中的成员会仔细分析他每年出于责任而寄来的圣诞卡片，讨论照片中他那些渐渐长大的孩子的样貌，以及背景里他家房子的大小，那犹如一种无声的炫耀。我在这种家人间的评头论足中长大，因此，在我发觉自己脱离了他们的视线范围前，是他们决定了我胆小谨慎的个性。
但不管怎样还有艾米丽，我的“伙伴[4]”，有几年，她差不多就住在隔壁。我们的童年很相似，我们的父母不是各奔东西就是不足为靠。但她的家庭生活，我猜，比我的更糟——她父亲的生意从不稳定，他们一家人时时活在他火暴脾气的威胁下。他的妻子屈从于他的淫威。从艾米丽告诉我的只言片语中，我得知他喜欢惩罚人。连登门拜访的大人在他旁边也向来觉得惶惶不安。只有小孩子，当他们暂时到家里来参加生日聚会时，才喜欢他阴晴不定的举止和态度。他会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给我们讲些好笑的事，然后把我们推入游泳池。艾米丽在他跟前提心吊胆，即便当他抓住她的肩膀，慈爱地搂着她，让她陪他跳舞时亦然，她光着脚在他鞋上保持平衡。
她父亲多数时候在外地工作，或只是消失不见。没有一张能让艾米丽仰赖的可靠地图，所以我猜她是凭空创造了自己。她有一颗自由的灵魂，一种令我心仪的野性，纵使她不惜冒险投入种种奇特刺激的活动。最后，幸运的是，艾米丽的祖母出钱送她去了印度南方的一所寄宿学校，让她得以远离她的父亲。我想念她。在她暑假回来时，我见到她的机会不多，因为她在锡兰电话公司觅得了一份临时的暑期工。每天早晨，公司的小轿车来接她。下班后，老板维泽巴呼先生会送她回来。维泽巴呼先生，她向我透露，被公认有三颗睾丸。
真正让我们两个走到一起、比任何人都亲密的是艾米丽的唱片集，各种各样的人生和欲念被谱成有节奏的韵文，浓缩在两三分钟的歌里。采矿英雄、住在当铺楼上身患肺痨的女孩、淘金的人、著名的板球运动员，甚至是他们没有更多香蕉的事实。她认为我有点儿不切实际，她教我跳舞，教我在她摆动高举的手臂时揽住她的腰，教我跳起跃过沙发，用我们的重量让它倾斜向后翻倒。尔后，她会突然远走，去上学，再次回到遥远的印度，杳无音讯，唯有几封给她母亲的信，信里她恳求通过比利时领事馆多寄些蛋糕去。她父亲坚持高声把信念出来，自豪地，让所有邻居都听见。
待艾米丽登上奥朗兹号时，我其实已有两年没见过她。现在，认出她之际，令我震惊的是，她更加出众了，面孔越发瘦削，让人感受到一种我以前不曾察觉的优雅气质。如今她十七岁，学校的教育，在我看来，破除了她身上的部分野性，但当她开口说话时，仍带有一点我喜欢的慢吞吞的腔调。当我在散步甲板从她身旁跑过时，她抓住我的肩膀、让我陪她聊天的情景，为我在船上的两位新朋友中间建立了几分威望。但大多数时候，她明确表示，不希望被人到处跟着。对于这趟旅程，她有自己的安排……这是她抵达英国、完成最后两年学业前仅剩的几周自由的时光。
安静的拉马丁、活跃的卡西乌斯和我之间的友谊发展迅速，但我们对彼此依然有很大保留。至少我是这样。我攥在右手里的东西从来不泄露给左手。我已被训练出这种谨慎的个性。在我们所上的寄宿学校里，对惩罚的恐惧造就了撒谎的本领，我学会了隐藏细小而切中要害的真相。事实证明，惩罚，永远无法把我们中的一些人培养或挫伤成彻底的正人君子。我们表面上频频挨打，因为惨不忍睹的成绩单或种种劣行（佯装得了腮腺炎在隔离病房休养三天，为给高年级学生配制墨水，把墨丸化在水里，永久地污染了学校的一个浴缸）。我们眼中最凶狠的刽子手是低年级部的校长，巴纳布斯神父，他依旧纠缠着我的回忆，带着他精选的武器，一根破裂的竹棍。他从不言语或理论。他只是虎视眈眈地在我们中间踱步。
然而，在奥朗兹号上，有机会逃离一切陈规。在这个看似梦幻般的世界里，我脱胎换骨。这里有拆船工和裁缝，有在晚宴上戴着硕大的动物头套蹒跚挪步的成年乘客，有一些翩翩起舞、裙摆飞扬的女士。同时，船上的管弦乐队，包括马萨帕先生，全都穿着清一色的紫红套装在音乐台上演奏。
深夜，当受到特别邀请的头等舱乘客离开船长的餐桌后，当跳舞跳得只剩下成双成对的伴侣，摘除面具，搂在一起几乎一动不动时，当服务员收走丢弃的玻璃杯和烟灰缸，正拄着四英尺宽的扫帚准备清扫纷飞的彩色纸片之际，他们把犯人带了出来。
那通常是午夜以前。甲板因一轮无云的明月而熠熠生辉。他和守卫一同出现，一人与他锁在一起，一人拿着警棍走在他身后。我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我们认定只可能是谋杀。任何更为复杂的概念，诸如冲动犯罪或政治变节，在当时并不存在于我们脑中。他看上去孔武有力、沉默寡言，而且他光着脚。
卡西乌斯发现了犯人深夜放风的这项安排，于是，我们三人经常在那个点去那儿。他有可能，我们私下认为，跃过栏杆，拖着那个和他锁在一起的守卫，跳进漆黑的大海。我们想象他奔跑着，就这样跳向自己的死亡。我们有这种想法，在我看来，是因为年少气盛，一想到锁链、想到被束缚，就如同窒息一般。在我们那个年纪，这是不堪设想的。去用餐时我们勉强穿上凉鞋，每晚，我们一边在餐厅的餐桌旁吃饭，一边想象那名犯人光着脚在牢房，正吃着金属托盘里的残羹冷炙。
为了去拜访弗拉维娅·普林斯，在走进铺着地毯的头等舱休息厅之前，我已收到提醒，要穿着得体。虽然她答应在旅途中照看我，但老实讲，我们只见过几次。此刻，我受邀和她一块儿喝下午茶，她在便笺上建议我穿一件干净整洁的衬衫，而且穿鞋时要穿袜子。我于下午四点准时来到上面的阳台吧。
她目视我的样子，仿佛我位于望远镜的另一端，浑然不觉我能识别出她脸上的反应。她坐在一张小桌旁。接着，她单方面努力地企图打破沉默，而我紧张地嗯嗯呃呃，于事无补。我喜不喜欢这趟旅程？我交到朋友了吗？
我交了两个朋友，我说。一个男孩叫卡西乌斯，另一个叫拉马丁。
“拉马丁……是那个穆斯林男孩吗，来自打板球的那家人？”
我说，我不知道，但我会问问他。我的这位拉马丁似乎毫无体育方面的才能。他酷爱甜食和炼乳。想到这儿，我趁普林斯太太试图召唤侍应生之际，往口袋里藏了几块饼干。
“我在你父亲很年轻时见过他……”她说，随后话音逐渐减弱。我点头，可她没有再讲任何有关他的事。
“阿姨……”我开口道，此时我对该怎么称呼她有了把握，“你知道那名犯人的事吗？”
原来她想摆脱闲聊的渴望与我一样强烈，她展开了一段比她预期稍长的对话。“再喝点茶。”她喃喃地说。我照做了，虽然我并不喜欢那味道。她听说过那名犯人，她吐露，尽管这本该是个秘密：“他处在非常严密的看守下。你无须担心。船上还有一名级别很高的英国军官。”
我迫不及待地凑上前。“我见过他，”我扬扬得意地说，“深夜出来放风，在严密的看守下。”
“真的……”她故意拉长调子，被我如此快速轻易打出的王牌所镇住。
“他们说他干了件很可怕的事。”我说。
“是的。据说他杀了一名法官。”
这可比一张王牌厉害多了。我张着嘴坐在那儿。
“一名英国法官。我也许不该再讲下去了。”她补充道。
我的舅舅，我母亲的哥哥，我在科伦坡的监护人，就是一名法官，不过他是锡兰人，不是英国人。岛上不可能允许英国法官主持庭审，所以他肯定是名访客，或可能是被请来做咨询或顾问的……这些，有的是弗拉维娅·普林斯告诉我的，有的是后来我在拉马丁的帮助下拼凑起来的，拉马丁有一副冷静、条理清晰的头脑。
犯人杀了法官，以阻止他协助审判，大概如此。那一刻，我想要与我在科伦坡的舅舅说话。事实上，我在担心他自己的生命也许有危险。据说他杀了一名法官！这句话在我脑中鼓噪。
我的舅舅身材魁梧，待人和蔼。自从几年前我母亲离开去了英国后，我一直与他和他太太住在波拉勒斯加姆瓦。我们从来没有过长时间或甚至短暂的亲密交谈，他总是忙于履行公职。他是个慈爱的人，和他在一起，我感到踏实。当他回家，给自己斟上一杯杜松子酒时，他会让我在他杯里洒上少许苦味液。我只给他惹过一次麻烦。他曾负责审理一起轰动的谋杀案，一名板球选手卷入其中，我向我的朋友宣称，被告席上的疑犯是清白的，在被问起我是怎么知道时，我说是我舅舅这么讲的。我的话，与其说是谎言，不如说是为支持我对那位板球英雄的信念。我的舅舅在听到这件事时，只是随口笑了笑，但明确告诫我，下不为例。
我回到D层甲板与我的朋友重聚，十分钟后，我向卡西乌斯和拉马丁讲起犯人的罪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在利都泳池旁讲，我在乒乓桌周围讲。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拉丝凯蒂小姐，听闻了我的故事激起的波澜，在角落截住我，让我对弗拉维娅·普林斯口中所说的犯人的罪行起了疑。“他也许干了那样的事，也许没干，”她说，“永远别相信那些可能仅是谣言的话。”如此一来，她让我觉得弗拉维娅·普林斯夸大了他的罪行，因我实际见过那名犯人而提高段位，从而选择了一项让我能与自身联系起来的罪行——杀害法官。如果我母亲的哥哥是药剂师，那就会是药剂师。
那晚，我在学校的练习簿上写下第一条记录。德莱拉吧里出了点乱子，一名乘客玩牌时动手打了他妻子。打红心牌游戏时玩笑开过了头。先企图掐脖子，接着她的耳朵被一把叉子刺穿。当事务长用一条餐巾按住伤口，领着那位太太沿狭窄的走廊向医务室走去时，我想办法跟在他后面，那位丈夫则怒气冲冲地奔向他的房舱。
那天夜里，不顾因此而实行的宵禁，拉马丁、卡西乌斯和我还是溜出了房舱，走过晃悠悠、光线昏暗的楼梯，等待犯人的出现。临近午夜时分，我们三人把从一张藤椅上折下来的枝条当作香烟，点燃并抽了起来。由于有哮喘，拉马丁对此不感兴趣，但卡西乌斯兴致勃勃地认为我们应努力在旅程结束前把整张椅子都抽完。过了一个小时，情势变得明显，犯人夜晚的放风被取消了。四周一片漆黑，但我们知道怎么在中间穿行。我们悄悄滑入游泳池，重新点燃我们的藤条，仰面漂浮在水上。我们望着星斗，静如死尸。我们感觉自己正在海里游泳，而不是在大洋中间一个被墙围起来的泳池里。
服务员告诉过我说我有一位室友，但迄今为止无人来睡过另一张床。后来，到第三晚，当我们依然在印度洋上时，房舱的灯陡然发出刺目的光线，一名自称姓哈斯迪的男子走了进来，腋下夹着一张折叠式牌桌。他叫醒我，把我拎到上铺。“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打牌，”他说，“你只管睡觉。”我等待看来的是谁。不到半个小时，四个男人安静专注地玩起了桥牌。桌子周围地方很小，勉强够他们坐下。因为我的缘故，他们一直压低嗓门，不久，我在他们轻微的下注声中睡着了。
翌日早晨，我发现又只剩我一人。牌桌折了起来，靠在墙上。哈斯迪睡过觉吗？他是纯粹的乘客还是船员？后来证明，他原来是奥朗兹号狗舍的负责人，那想必不是件辛苦的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或在甲板的一小片区域懒洋洋地驯狗。因此，下班后他还有精力可使。于是，午夜过后不久，他的朋友与他凑到一块儿，其中一位英凡尼欧先生是他在狗舍的助手。另外两人是船上的无线电报务员。他们每晚玩几个小时，然后悄然离开。
我难得与哈斯迪先生单独相处。当他在午夜时分出现时，想必觉得我应该休息，所以鲜少挑起话头，没过几分钟其他人就到了。他在东方旅行期间，于某个时期养成了穿纱笼[5]的习惯，大多数时候，即便在朋友过来时，他也只是在腰上系一块。他会拿出四个小酒杯和一点亚力酒。酒瓶和杯子会放在地上，桌上除了扑克牌什么都没有。我从不算太高的上铺往下望，看见明手[6]摊在桌上的一手牌。我观看发牌的过程，聆听洗牌和下注的声音。不叫……一张黑桃……不叫……两张梅花……不叫……双无将……不叫……三张方块……不叫……三张黑桃……不叫……四张方块……不叫……五张方块……加倍……再加倍……不叫……不叫……不叫……他们很少聊天。我记得他们惯常用姓氏称呼彼此——“托尔洛尔先生”“英凡尼欧先生”“哈斯迪先生”“巴伯斯多克先生”——宛如十九世纪海军学校的学员。
在后来的旅途中，我会与我的朋友一起撞见哈斯迪先生，那时他表现得大不一样。走出我们的房舱，他是个固执己见、滔滔不绝的话匣子。他告诉我们他在商船队里的起起落落，他与一名骑术高超的前妻的冒险经历，以及他对猎犬所持的坚定不移的钟爱，超过其他任何品种的狗。然而午夜，在我们房舱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哈斯迪先生轻声细语。牌打到第三晚后，他体贴地把房舱明亮的黄灯换成了柔和的蓝灯。于是，在我进入朦胧的梦乡之际，有人倒着酒，赢着牌，手里交换着钱，蓝色的灯光使这些男人看起来犹如置身在水族箱中。打完牌，他们四人去甲板上抽烟，半个小时后，哈斯迪先生悄悄返回房间，读一会儿书，然后关掉床头的灯。
对一个和朋友有约的男孩而言，睡觉是牢笼。我们难耐夜晚的时光，在朝霞环绕轮船之前就起床。我们迫不及待地继续探索这片天地。躺在床上的我会听见拉马丁轻轻的敲门声，用的是暗号。一个毫无意义的暗号，说真的——这个点还可能会是谁呢？轻叩两下，一个长长的停顿，再叩一下。假如我不爬下来开门的话，我会听见他夸张的咳嗽声。而假如我仍没有回应的话，会听见他小声喊“八哥”，那已成了我的外号。
我们在楼梯旁与卡西乌斯会合，旋即光着脚到头等舱的甲板上游逛。早晨六点的头等舱是座无人看守的宫殿，我们到那儿时，连第一缕曙光都尚未出现在地平线上，甲板上还闪着必不可少的夜明灯，要待破晓时才自动熄灭。我们脱去衬衫，像针尖似的扎入头等舱漆成金色的游泳池，几乎不溅起一丝水花。当我们在初现的微明的晨光中泅泳时，必须默不作声。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一个小时不被人发现，那么便有机会扫荡日光甲板上摆出的早餐，往盘子里堆满食物，逃匿时带走银碗装的炼乳，所配的调羹立在黏稠的炼乳中央。接着，我们会爬进某艘挂起的救生艇，犹如在帐篷里似的，大快朵颐地吃下我们的不义之食。一日早晨，卡西乌斯掏出一根他在休息室找到的金叶牌香烟，教我们如何正确地抽烟。
拉马丁委婉地拒绝了，他有哮喘，这一点我们和猫桌上其他的用餐者都早已清楚。（几年后当我在伦敦见到他时，症状仍很明显。那时我们十三四岁，在因忙于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而失去联系后重聚。即便那时，当我见到他与父母及妹妹玛苏梅住在一起时，每逢有街坊邻居咳嗽或感冒，他都会时常受到传染。我们将在英国开启第二段友谊，但那时的我们已有所不同，不再自由自在地不受尘世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那段时间我与他妹妹的关系更近，玛茜[7]总是跟着我们在伦敦南部四处游逛——去赫恩山的自行车赛车道，去布里克斯顿的瑞兹电影院，再去好乐购[8]，我们在那儿飞奔过食品与服饰之间的过道，莫名其妙地发疯。有些下午，在他们父母位于米尔希尔的房子里，玛茜与我坐在小沙发上，一边假装看电视上转播的没完没了的高尔夫球赛，一边在毛毯底下把自己的手徐徐向对方的伸去，并覆在上面。一天清晨，她走进楼上拉马丁与我所睡的房间，坐在我旁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别出声。拉马丁在相隔几英尺的他自己的床上熟睡。我开始起身，但她一掌把我按了回去，然后解开睡衣扣子，让我得以看见她新发育的乳房，因窗外树木的掩映而近乎泛现浅浅的绿意。在接下来的时光中，我一方面察觉到拉马丁的咳嗽声，他睡觉时因清嗓而发出的吭哧吭哧；另一方面，半裸的玛茜在我面前，惶恐，无惧，带着一个十三岁的人摆出这种姿势时含有的任何内心活动。）
我们把连同餐点一块儿偷来的瓷盘、刀子和调羹留在救生艇里，悄悄返回下面的经济舱。在后来的安全演习中，当救生艇配备了水手、在海面上方摆荡时，终有船员会发现我们留下的许多顿早餐的痕迹，以致船长一度在船上搜索起偷渡客。
当我们穿过隔离带、从头等舱返回经济舱时还不到八点。我们假装随着船身的晃动而步履蹒跚。到目前为止，我渐渐开始爱上我们这艘轮船左摇右摆的慢华尔兹舞步。除了弗拉维娅·普林斯和艾米丽外，我孑然一身的事实，本身即是一场历险。我没有家庭的负担。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拉马丁、卡西乌斯和我已立下一条规定。每天我们必须至少干一件被禁止的事。这一天才刚开始，我们面前有的是时间去执行这项任务。
我的父母在放弃他们的婚姻时，并没有真正承认过，或解释过，但也没有隐瞒。如果要说的话，这件事被当作一个闪失，而非一场车祸。因此，父母的离异让我蒙受了多少苦，我不确定。我也记不起它的重量。男孩早晨一跨出家门，便将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在属于自己世界的进化版图里。可那是一段危机四伏的青春。
在芒特拉维尼亚的圣托马斯公学当年幼的寄宿生时，我喜爱游泳。我喜爱与水有关的一切。学校操场上有条混凝土浇筑的沟渠，雨季时洪水顺着渠道奔流而下。这成了一处供部分寄宿男生游乐的场所。我们跳进去，被湍急的水流裹挟前行，翻着筋斗，左右甩荡。五十码开外有条灰绳，我们抓着它把自己拉出来。再过二十码，载着奔腾水流的沟渠变成一个涵洞，消失于地底下，在黑暗中继续延伸。它通往何处，我们从不知晓。
一遍又一遍冲下水道的我们估计多达四人，一次一个，我们的头几乎探不出水面。这是一场紧张刺激的游戏，抓住绳子，爬出来，顶着暴雨跑回去再来一次。有一回，当我接近绳子时，头没在水里，没有及时起来抓住它。我的手举在空中，就这样向最终埋在地下的涵洞加速滑去。一位占星家曾预言，我注定的死劫，在芒特拉维尼亚的那个下午，三月雨季中的某一时分。我九岁，现在，将开始一段进入地下黑暗世界的看不见的旅程。一只手抓住了我仍高举的臂膀，我被一位学长拉了出来。他随口责备了我们四个几句，然后在雨中匆匆离去，没有关心我们是否有听他的话。他是谁？我本该道声谢谢的。但我躺在草坪上气喘吁吁，浑身尽湿。
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我不记得外在的特征，所以对自己没有印象。倘若我必须想象一幅我童年时的照片，那大概是个穿着短裤和棉汗衫的赤脚男孩，与三两个村里的朋友一起，沿着那堵把波拉勒斯加姆瓦的房屋及花园和云路上的车流分隔开的霉迹斑斑的墙奔跑。抑或是我一个人，在等他们，目光从房子转向尘土飞扬的街道。
谁体会得到野孩子有多么快乐自在？我一出门，家庭的束缚就烟消云散。不过我们自己私下肯定一直努力想理解和拼凑成人的世界，想知道那儿在发生什么，为什么。而一登上奥朗兹号的踏板，我们第一次不可避免地和成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