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1998年中国最佳杂文》序言
1998年的中国杂文，在喧哗与骚动中平稳而坚实地迈进。虽无异峰突起，但群山竞秀，层峦叠嶂，显示出雄浑沉郁的理性之美。骁将纵马，愈发向时间的深处和历史的背后进发；新秀紧随，呈万箭齐发、不可阻挡之势。适逢岁末，当我们回首望去，却见老树新花，一片葱茏。杂文的脚步感受时代的脉搏，挺拔而坚实地前行。虽然不免遭遇挫折，出现短暂的迂回甚至停顿，但整体前行的姿态不曾改变，渐呈繁荣的格局日益明朗。如果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一年的杂文创作，不妨说，是在成熟与稳健之中显示了勃勃生机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其思想力度和美学追求，都显示出引人注目的鲜明特点。
一、简短的历史回顾—“鲁迅风”与“新基调”的论争，人民本位立场和社会良知形象的确立，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根本任务的认同。
杂文家的社会定位问题，向来是一个敏感而不辩不明的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虽然从未形成大的气候，但在杂文界内部，却被视为原则问题而争辩至今，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基调”的“官民一致原则”似乎已为人所忘却，杂文新人可能在杂文写作过程中不曾领教过这种“高明”的理论。但它在某些人的思想观念中，从未销声匿迹；在某些报刊负责人眼中，杂文依然是一个专批逆鳞，容易惹是生非的角色。这使得多数杂文作者在运笔时分不得不首先考虑报刊的所谓“风格”和“特点”。长期“左”的思想束缚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使不少作者和报刊编辑噤若寒蝉，唯恐动辄得咎。这使“新基调”貌似正确的理论有了十分有利的社会基础。“左”比右好，“左”比右对，这是很多同志特别是某些老同志的政治经验。诉诸杂文创作和杂文观念，就是要在“新基调”的指挥下奉行“官民一致原则”，只当“老头乐”，不做“手术刀”；更不能玩“军火”，搞什么“匕首”“投枪”。因为在“新基调”看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与官僚腐败分子的斗争，说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再采取对待敌人的方式去猛烈抨击，而要用批评教育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式去解决。这种貌似“宽厚”的理论，事实上以制度的优越，代替了人的品质的丑恶。以为只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魑魅魍魉就可以天然地演化为正人君子。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腐败分子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分子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敌人与此后的敌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所谓“官民一致原则”到底说的是哪个“官”、哪个“民”？如果是作为人民公仆的整个官员阶层，杂文家从未与之为敌；如果说是人民公仆中的少数腐败分子，杂文家从来不准备与之“一致”。不仅如此，还要与之不共戴天，斗争到底。这是杂文家之所以成为杂文家的本质特征之所在。抽象地议论“官民一致”，还要上升到“原则”的高度，不仅是对人民群众的亵渎，也是对正直官员的不尊重，因此颇有一辩的必要。
我之所以不惮词费作历史的回顾，是因为80年代中期以来“鲁迅风”与“新基调”的著名争论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1998年散见的杂文创作、杂文文论及个别杂文会议上的讲话中，还不时能够听到“新基调”的声音。虽然作为“百花”中的一“花”，“百家”中的一“家”，“新基调”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从整个杂文发展的大势来看，它违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背离杂文创作的基本精神和本质特征，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作1998年杂文回顾中重提一笔。朱健国围绕福建师范大学姚春树教授和袁勇麟博士的新著《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撰写的一系列质疑文章中，提出“体制外杂文”的观点，力图表明“边缘的姿态”、“民间的立场”，也可被视为80年代中期那场争论的逻辑延续。事实上，朱健国与姚先生、袁博士的基本观点并无原则分歧，只不过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度”的把握略有差异而已。我感兴趣的是，我国第一部20世纪杂文史问世以后，立即引来关于“杂文家立场”和“杂文史家选本立场”的有趣争论。这说明，杂文家的立场问题，立足的角度与姿态问题，从来都是为正直的学者和杂文家所关注的。纵观这一年的杂文创作，完全可以说是在突破与超越“新基调”的过程中前进，是在自觉确立杂文家的“人民本位”立场和“社会良知”化身，以及认同“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任务的过程中进步的。用这样的判断看1998年的杂文创作，起码可以从题材选择、美学追求和文体价值上分别概括出若干特点。
二、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入我眼——1998年杂文题材论
发现题材的眼光是否锐利独到，选择题材的功夫是否与众不同，驾驭题材的能力是否从容不迫，从来都是杂文家境界高下、气象大小、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1998年杂文最令人兴奋、最叫入欣慰的，莫过于题材的广阔宏富和选材的不拘一格。从历史反思到国际展望；从现实扫描到深层挖掘；从抨击腐败到体制反省；从人性呼唤到自由渴望，真正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皆入我眼。而且所谈突破“杂三股”、不屑于“小评论”，在“俗套”与“熟套”之外，有新追求、新发现、新创造。
(一)“思痛情结”引发沉重的历史反思。
1998年杂文的第一特征，莫过于“思痛情结”引发的历史反思。伴随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李锐的《直言》和《反左文选》，牛汉、邓九平编《思忆文丛》以及《解放文选》的出版，特别是五六月间老作家韦君宜《思痛录》的问世，近年文坛初露端倪的“思痛情结”，引发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一方面，杂文家们以空前的勇气和自信揭示历史真相；另一方面，这种“揭示”不再沉湎于“思痛”和对往日创伤的顾影自怜。而将其引入对历史、良知、公正、党派、正义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使杂文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在“思痛”和“反思”之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思想毛坯”和“审美元素”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在此期间，著名学者、老杂文家何满子先生围绕1955年胡风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驳斥舒芜先生的一系列文章最值得关注，也最具有代表性。众所周知，50年代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乃至此后的整个反右运动，是当代中国社会一段最为黑暗的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残害史。从那时起，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关注民族苦难的拳拳之心就开始被亵渎与玷污。“阳谋”之下的“引蛇出洞”，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丑恶的政治阴谋先河。1997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杂志发表舒芜先生长达8万字的《回归“五四”后序》一文，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重做评估。有感于舒芜先生当年的表现和今天对历史的“解读”，何先生满怀悲愤，迎接“挑战”，在20天时间里奋笔写下15篇檄文。用何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既是为曾是受害者的我们”，也是为了“道德和历史”；既是写给“不曾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和后人”，也是为了“患历史健忘症的人”。15篇杂文在很短时间内发表于京、津、沪、穗、港等地报刊，立即引来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激赏于这场论辩反思历史、警示现实的深刻意义。也有人不无忧虑地说：“这种文章，有一篇就够了，何必接二连三，到处开炮呢？这就难免使人感到带着较多的个人恩怨在里面。”对此，何先生反唇相讥道：不是私怨，是公怨!牧惠先生也发表《多乎哉？不多也!》的文章，对某些人的“健忘”作了入木三分的批驳。何先生指出，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有人是不得已而被“诱奸”，也有人虽然不是主动卖身，但起码是半推半就的“和奸”。个人在历史中是一株脆弱的芦苇，但应是一株会思想、有品格、有气节的芦苇。我们不能苛责个人在历史中的卑微与渺小，但也决不能把个人品质的卑劣完全归咎于历史的重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有人苟且偷生，也有人视死如归。而对那些卖身求荣的人，正直的杂文家完全有理由“一个也不宽恕”。
(二)反腐败向制度和体制层面推进。
反腐败是杂文永不衰竭的主题，正如写爱情是小说的永恒主题一样。此中的逻辑很简单：对于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传统的中国而言，封建主义以及与之孪生的官僚主义，是阻碍社会历史前进的主要障碍。要彻底突破封建主义在今日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恶劣影响，必须发扬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精神，与一切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进行长期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什么是今日社会封建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窃以为，非官僚腐败莫属。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在“人民公仆”的幌子下，极个别腐败分子事实上早已沦为不齿于人民的敌人。1998年惩治的一大批腐败分子，无可辩驳地印证了这个判断的不谬。这一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陈希同的审判。围绕这一世纪审判，杂文家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杂文佳作。据不完全统计，其数量大体在40篇左右。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作品并未简单停留在声讨、揭露的层次，而是将批判的笔触直指制度和体制层面，由对腐败现象的分析，而深入到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思考。同类文章中写得最为精彩、最为深刻的，是四川杂文家黄一龙先生的作品。他在文章中不仅入木三分地揭露了陈希同腐败的制度原因，而且以极其从容潇洒的笔调冷嘲热讽，提出《虎丘山庄姓什么》的深刻诘问。文中写道，每当改革开放处于前进与后退的关键时刻，不是总有人不无忧虑地出来问一声“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吗？为什么当人民的利益受到尊重与保护的时候，国家的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的时候，他们那么关心社会的“姓氏”？而当腐败分子疯狂侵吞人民财产和社会财富的时候，他们却表现得那么平静、那么无动于衷，从不问一声“虎丘山庄到底姓什么”？据说陈希同、王宝森鬼混于虎丘山庄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然而是谁给了他们从事如此“革命工作”的资格和权利呢？鄢烈山在其名文《“一人化”领导》中的论述，不妨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鄢文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残余根深蒂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一遇合适土壤，社会的政治权力就有可能被滥用、发生异化，使“一元化领导”沦为“一人化领导”。陈希同之流，事实上已差不多把人民“当家做主”的北京市当成自己的家天下了。这是腐败滋生的根本原因。杂文家的见解，再次印证了那句名言所揭示的道理：权力使人堕落，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使人不受监督和制约地堕落。如果我们不能从陈案中发现一些与现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那么所谓“反腐败的胜利”，其实不过是抓了一个稍大一点儿的坏蛋而已。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南京杂文家吴非先生在《雨花台下》一文中所提出的“叛变的代价”问题。文中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敌人的严刑拷打往往不能使共产党人屈服。而今，某些居高位的共产党人却那么容易拜倒在金钱美女之下，这究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难道真的比枪林弹雨还难以超越吗？
(三)对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呼唤；对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的执著追求。
改革开放虽然已走过20年光辉的历程，但在某些人的字典中，“人”、“个人”、“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独立品格”、“自由精神”，依然是一些刺耳的说法，是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相背离的离经叛道之词，必欲消灭而后快。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压抑人、蔑视人、甚至草菅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时代毕竟不可阻挡地前进了。“个人”不再是一个扭扭捏捏的小姑娘，她可以挺直腰杆，显露和展示自己的青春风采了。这一年，围绕“我们”这一概念，以及“贤臣”、“小人”、“吃饭”、“吃屎”，引发一起十分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的争论与唱和。
说来话长，早在l984年，何满子先生就写了《“我们”质疑》一文，指出在不少文章、特别是论辩性的文章里，常常有人雄赳赳地说道“我们觉得”、“我们认为”之类的句子，但作者署名分明是一个人。这“我们”除了作者之外，究竟是谁们呢？在文章作者说“我们”认为什么对、“我们”觉得什么错的时候，人们很难知道站在他背后、同意他的观点的究竟是哪些人，是一个、两个还是一大群？作者是真能代表他们的意见，还是自封为代表？在没有弄清作者所说的“我们”是谁们，以及是否真有一些谁们之前，读者只能怀疑这“们”是虚张声势。此后，施蛰存先生于1990年写了《匹夫无责论》和《匹夫有责论》。1997年，邵燕祥先生写了《“我们”辨》，将思考的层次又向上推进一步。文中指出，遥想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戳着20世纪下半叶的脊梁骨说：“你们的土壤上滋育出一个文革，你们的土壤上又滋育出一片腐败，你们是怎么搞的？”他们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们笼统叫做“你们”了，“我们”将怎么回答？而在1998年第三期《随笔》杂志上何满子先生发表的《踵邵燕祥辨“我们”》一文，终于将那些假“我们”的名义，冒充“我们”以强奸民意的丑恶嘴脸彻底揭露出来。从而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中，让我们第一次比较清醒地思考“我们”是谁？谁才能真正代表“我们”？“我们”要干什么？“我们”究竟能够干什么？“我们”神圣的权利如何不会旁落为某些政客和骗子的工具？“我们”的尊严与价值如何才能不为某些别有用心的“我”所利用和玷污？只有当“我们”不再轻易地将自己——也就是将“我”随便托付给“我们”时，中国人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才算真正开始觉醒；只有当“我”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而有尊严的人时，“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纯洁而有力量的集体。这一有关“我们”的思考和唱和，还有王大海、张抗抗等同志有力的文字加盟，在此是要特别提一笔的。
围绕“贤臣”、“小人”、“吃饭”、“吃屎”的辨析，事实上将视点定位于人治、法治层面。先是黄一龙先生写了《领袖们的千古难题》一文，指出，说要“亲贤臣”、“远小人”犹如说“要吃饭、不要吃屎”一样不言而喻。然而事实上，古往今来，“要吃屎、不要吃饭”的大有人在。继而邵燕祥写了《“吃屎”吃出甜头来》，对何以“亲小人”、“远贤臣”作了深刻的历史分析。而何满子在《也发点“亲小人”的历史感慨》中，干脆指出：要求亲贤臣，依然是人治制度下的祈求，是明君清官的习惯意识作祟，属于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论辩与唱和，把80年代以来围绕《且不可巴望“好皇帝”》的思考继承和发展下来，终于推向新的高度。
(四)关于下个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把中国的事情放在国际的背景上分析与展望，是1998年杂文最堪欣慰之处。抛开一事一议的狭小视角，以宏观的眼光和胆识观照世界，这是杂文家眼界与胸襟的突出表现。在这方面，老杂文家同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严秀先生在《拒绝恐怖》一文中，由沙皇尼古拉二世之死，说到三四十年代的苏联；由今日俄罗斯的状况，说到我们的“文革”；再由今日之亚洲，说到整个世界，视野宏阔，高屋建瓴，让人叹为观止。在分析了各种名义的“恐怖”之后，严秀先生深沉地指出：“恐怖，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白色的、褐色的(法西斯德国的)或红色的，只要是不合情理的，没有必要的大规模的恐怖政策，都是应该予以坚决拒绝的。”又指出：“一场‘文革’，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彻底的、近乎要毁灭一切的特大恐怖。它不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是逆之者固然要亡，即使顺之者也往往难免于毁灭的命运。”严秀老的论述，读来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近年来，围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的文化与文明走向的论争中，有一种令我们中国人十分受用的论调：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对此，严秀先生在《千万不得胡吹》一文中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观点的深层含义，毫不领情地指出，21世纪只能是世界人民的世纪，而不可能是某一国的世纪，中国不戴领导潮流的大帽子，也决不成为别国政府指责中国是一个最具扩张主义野心国家的口实。这种深刻的清醒，与那种廉价陶醉于“中国强大”的倾向，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谈到国际问题，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冯英子先生多年来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坚决斗争。众所周知，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那么一些人，极力否认侵略战争的事实，从80年代的“教科书事件”，到此后的一系列纷争，仅日本政府官员，就不下十余人公开否认侵略战争的事实，给20世纪的世界和平进程蒙上一层阴影。冯英子先生几十年来致力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以极大的义愤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抗日檄文。其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冯老在这些文章中，不拘泥于个人的悲痛与苦难，而将痛苦的诉说上升为对历史的追问与反思，将日本政府对于战争的态度置于下个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高度来考察。这对我们正确认识今日之中国和世界，对于正确把握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应处的地位，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说到国际问题，也不能不提到牧惠的《怎样看萨达姆》，不能不提到围绕克林顿绯闻案的一系列杂文创作。前者由伊拉克妇女儿童的窘境，说到战争的责任到底应该归咎于谁的问题。指出，正是战争狂人萨达姆一手造成了伊拉克人民的苦难。他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而不是某些年轻人所错误认为的所谓“民族英雄”。后者围绕克氏绯闻案展开，但不拘泥于事件本身的辨析，而是将视点引入新闻自由与立法，引入政治体制与政治监督等深层问题进行考察，使问题的讨论有了他山之石的作用。刘思先生在《重提“帕帕拉兹”》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没有帕帕拉兹。”某些人就黛安娜事件的引申与发挥，实在是不着边际、不得要领的“为我所用”，是一种近乎别有用心的利用。
随着世纪末的临近，这一年的杂文中，国际题材似乎比以住任何一年都更多，我把这看作中国杂文的进步。一个逐渐走向开放与民主的国度，它的作家包括杂文家，应该具有更加宏阔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如此，则中国自己的事情才能看得更清楚。
(五)反对封建迷信，呼唤民主科学；记录人生世相，反省自身存在；叹士子悲歌，赞民族脊梁。
封建迷信是现代化的敌人，民主科学是杂文家的人生理想。忠实记录历史的瞬间，立此存照以警后人，描摹荒诞以记过往；借古人以抒怀，赞脊梁以言志，这是1998年杂文在题材选择上的又一鲜明特色。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少人感到了生存的艰难，在孤独无告之中，封建迷信、伪科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丸散膏丹、祖传秘制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荒诞离奇的人间闹剧。胡万林与柯云路的“精彩合作”，成为这一闹剧的“华彩乐段”。令人奇怪的并不是胡万林的骗术，而是作为作家的柯云路在闹剧中的个人选择。在杂文家看来，柯氏的选择绝不是无知的结果，而是利益驱动下的丧心病狂。鄢烈山在《柯云路是否涉嫌共同犯罪》一文中，已不再纠缠于对事件的道德评价，而直指法律层面，对于作家的悖德行为直接诉诸法律解决，这应该说是认识上的一个进步。同类题材杂文中，陈四益的《无名的恐惧》更是高人一筹，既写出了科学、宗教和政治的联系与区别，更写出了警惕科学演化为宗教的危险，在借题发挥和事件挖掘上，显示了深厚的功力。
而流沙河的《比三K党反动八倍》，赵丽宏的《偶像的崩溃》，张抗抗的《无法抚慰的岁月》等篇什，或在忠实记录历史瞬间的同时抒发个人感悟，或在自我反省中忏悔时代悲剧，也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功底和见识。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李国文先生的长篇杂文《金圣叹之死》。对金氏应当作何评价，姑且不论。我只把这篇文采斐然的杂文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子悲歌来读。其中的深长意味，是每一个经历过忧患与苦难的知识分子所不难体察的。与之相映成趣的，还有陈四益的《帽子臆说》、王春瑜的《说“隔膜”》和朱健国的《五十年第一士》。王春瑜“墨葬”一说的提出，更是有发人深省的作用。至于李国文的《偶感》，谢云的《惑》、《谁铸造灵魂》等，都不妨看作知识分子自我发现、自我反省的佳作。
三、为思想插上艺术的翅膀——1998杂文文体论
是否具有文体价值，是杂文区别于一般言论的重要标志；是否在写作中自觉突出杂文的审美意识、奉行杂文的文体标准、追求杂文文体的审美效果，是杂文家区别于一般报人的主要分水岭。按照瞿秋白的说法，杂文是艺术的政论，这是杂文界广泛认同的定义。我以为，政论是杂文的灵魂，艺术是杂文的必要条件。在“政论”与“艺术”之间，并不存在已往“政论”第一、“艺术”第二的区别。二者应该同处于一样重要的层次。不妨设想一下，一篇千八百字的短文，纵然有惊天动地的深刻，又能深到哪里去呢？杂文固然要表达思想，或曰独到的见解。然而这种貌似精辟的说法，在我看来是近乎废话的。杂文是表达思想的，所有其他的“文”难道不也是表达思想的？只是表达的方式、方法、手段不同而已。决定一种文体成为这种特定文体的根本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当然离不开内容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还是形式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形式很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种题材，杂文可以表现，散文也未必不能表现，论文可能表现得更充分、更有力。那么为什么我们把其中的某些篇什当成杂文，而将另外一些排斥在杂文之外呢？当我们做这种判断时，难道不是有意无意地把表现形式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吗？
如今流行的观点似乎在说，当今的杂文“杂而无文”、“杂而无味”。“文”从何来？“味”为何物？说清楚的不多。综观所见，无非是说杂文的形象性和文艺性较差。然而到底什么才是杂文区别于一般文学样式的“文艺性”呢？构成杂文“文艺性”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是不是所有杂文都非要形象一番、幽默一把、调侃一通，才是所谓的“文艺性”，不如此反而不是杂文的正道呢？杂文的“文艺性”中，是否应该包含理性之美的因素呢？
通常说来，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形象性、描述性的。如果不把这种观点推到极端的地步，应该说大体是不错的。我们说一面墙白，往往不对这“白”进行概念、判断、推理式的界定；而形容它是“雪白的墙”。如果不借助雪的白，不少人大概很难理解墙的白。这种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拒绝归纳和概括的文字，必须通过形象和比喻，才能理解相对深刻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追求杂文的形象性、文艺性，既是从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出发，也是从相对低下的思维水准出发的，是对某种口味不得已的迁就。哲学不屑于用琐细具体的形象说话，但它依然是哲学。优秀的哲学家甚至连繁杂的体系构造也不屑为之，而只是将自己最为精华的思想诉诸警句和格言。而杂文，在我看来，既可以附着在文学的大家族中，用文学的规矩和话语说话；也未尝不可以追随哲学的脚步，用思辨和抽象说话，其读者面可能小些，但其思想的魅力和存在的生命力可能更长久。作家固然善于用形象令人赏心悦目，有时也不免以形象而致琐碎。他们有时甚至陶醉于自己的灵感爆炸和话语狂欢之中，不觉之间走入以词害意的泥潭。而哲学家则不然，能用一句话概括的内容决不反复描摹、不断类比、让人腻烦。在杂文众多的作法中，归纳当然是一途，而抽象和演绎，同样是重要的一途，而且很可能是更不易为之的一途。在我看来，追求杂文的理趣之美，注重抽象、概括、演绎，理应成为其“文艺性”全新的属性和重要手段。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对形象、幽默、调侃的轻视；相反，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重视，这是无须赘言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在选编这本杂文集时，对文体价值给予特别关注。尽管囿于水平和见识，我眼中的“文体价值”未必是师友和读者眼中的“文体价值”。但倡导杂文写作要注重文体价值的良好愿望，是借此提出来了，并在选本中力图体现之。综观本集所收文字，在文体上大致有如下特点：
(一)视野宏阔，运笔从容。
收在本集中的杂文，很少一事一议的作品，除非在“一事”之外或“说开去”、于“一”见多；或在“一议”之间引发“多议”联想。所论必须具有思想张力，成为进一步思考的起点。严秀的《拒绝恐怖》，牧惠的《想起了汝尔丹》，虞丹的《莫当家族英雄》，邵燕祥的《资乱通鉴》，舒展的《潘汉年的预感》等篇什无不体现这一特点。他们的创作，往往于文体上对杂文创作有普遍意义的启发。如今的杂文创作似乎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引经据典一股，联系实际一股，再发议论一股，有识之士讥讽为“杂三股”。流弊所至，似乎非如此就不成其杂文。某些杂文编辑甚至以此衡量某篇东西是否是杂文，不合“规矩”者，一概剔除。上述作品以自己的实践，说明杂文是最为不拘一格的文体，它天然地拒绝“杂三股”，也毫不留情地排斥其他任何成文不成文的“规矩”。杂文姓“杂”，在“杂”中体现自己的原则和规矩，在“杂”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审美理念。一个杂文作者的脑中一旦形成自己的条条框框，那就是他创作力的衰竭和创作实践的结束。
(二)史海钩沉，以古鉴今。
杂文似乎天然与文史结盟，借古人的酒杯，浇今人之块垒，讲远去的故事，见今日之根由，这是杂文家常用的笔法。史笔中的“春秋笔法”不去说了，大师鲁迅的实践也不去说了。在1998年的杂文创作中，作者们无疑是自觉运用了这一传统战法，而每每取得骄人的战绩。在这方面，牧惠、陈四益、王春瑜三位先生无疑是高手中的高手。牧惠、陈四益虽然长年供职于政治理论和时政刊物，但多年以来史海遨游，与正史野史均耳熟能详，运笔时分，往往信手拈来，从容不迫。王春瑜先生原本是著名史学家，写杂文可说是史学研究的“余兴”，然而正是这“业余”的特点，使他不经意间蕴涵着真知灼见，是所谓“专业杂文作者”所不可比拟的。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杂文家的知识结构问题，仿佛这也是近年来杂文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从牧惠、王春瑜二位先生的实践中，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做好杂文，非有某一门类的专业学养不能为之。或于史学有造诣，或于文学有修养，或于哲学有专攻。总之，正如朱光潜先生与青年谈怎样学美学时所说：“不通一艺莫谈‘艺’”。杂文也一样，这是一门最不该成为“专业”的艺术。功夫在诗外，于杂文尤其如此。
(三)外柔内刚，不露声色。
有理不在声高，杂文创作亦如此。表面上的声色俱厉，气壮如牛，其实是杂文的低层次。正如两个修养不高的人吵架，一面脸红脖子粗，一面破口大骂老拳相向，在旁观者眼中，二位无非半斤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相比较而言，北京人的吵架倒更是有点杂文意味儿：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拱什么拱？”另一个回道：“狗年都过去了，你怎么还汪汪的。”我当然不是提倡大家变着法儿地骂人，而是说“针砭”也要讲究一点技巧和方式，不要把所谓“直抒胸臆”当成杂文的唯一作法。在这方面。过去有周作人(不必以其为人而讳其文)，今天有邵燕祥，都是令人佩服的高手。
(四)构思巧妙，行文奇崛。
做人宜直，做文宜曲，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在杂文创作中，同样的道理，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往往会收到截然不同的阅读效果。在这一点上，形式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举凡戏剧、寓言等形式的运用，反讽、归谬等手法的采纳，都能产生不同凡响的效果。在这方面，刘征先生最具有代表性，他的杂文每每尝试不同的表现手法，往往给人出手不凡的印象。收在本集中的《虎打武松》《醉演空城计》《卖珠者言》就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创作特点。王春瑜的《花果山上的“猴门事件”》，更是堪称这类尝试的典范之作。作者通过花果山上的猴王之争，自然引发出关于政治道德、社会游戏规则、人道主义精神的种种联想。所论自然而然，浑然天成，亦庄亦谐，貌似论猴，实则论人，确是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而刘思在《评贪官的“教训”》一文中，将归谬法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逻辑的雄辩力量，给人欲说还休、无可辩驳的感叹。
（五）小说家言，妙笔生花。
收在本集中的不少作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杂文家的手笔，而是小说家的客串。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十分看重不同艺术门类“嫁接”所产生的“杂交优势”；另一方面，也试图给日益模式化的杂文创作注入一点新鲜的东西。杂文这个“杂种”，应该是一个在不断生长更新的过程中喜新而不厌旧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家伙。朋友们一定注意到了，本集中不仅收入了李国文先生的几篇佳作，同时还收入了小说家贾平凹、蒋子龙、毕淑敏、张抗抗、肖复兴、吴若增，诗人叶延滨、流沙河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我们习惯的那些杂文有所不同。或运笔行文更加汪洋恣肆，或遣词造句更加大胆险怪。请看一看李国文的《金圣叹之死》，再看一看贾平凹的《辞宴书》，也不妨看一看蒋子龙的《开会与睡觉》、阎纲的《鹿的奉献》、吴若增的《状态》、叶延滨的《东方不败术》，岂是只会“据报载”那路杂文家所能写出的？
当这篇拉杂的序言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特别提请读者关注几个杂文现象：一是今年以来上海《文汇报》推出的“中天闲笔”。易中天先生是笔者完全不熟悉的杂文作者，到底年龄几许，系“老树”，还是“新花”，我都不了解。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杂文言之有物、论理严谨、文采讲究，给人留下较深印象。二是何东先生的杂文。这位中年作者思想敏锐、手法多样、题材广泛，其作品长短不均、错落有致、不落俗套。三是焦国标先生的作品。焦氏是杂文圈中为数不多的博士之一，有文学、语言、新闻、法律等多方面修养。其作品常见学养灌注、信息量较大，给人较强的知识性。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杂文始终关注9亿农民的疾苦和命运，把关注农民作为解剖当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笔端常常蕴涵丰富的感情和宽广的人生关怀。四是潘多拉的杂文创作。小潘是杂文界中年龄最小的作者之一，然而却是笔力最为雄健、创作最为勤奋的作者之一。他的杂文，每每取材于新闻，评说世相、针砭时弊，常有人所未具之胆、人所未见之识。五是刘洪波的杂文创作。关注杂文创作的朋友，一定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洪波的杂文创作是典型的高产、高质，而近年来的创作进步之神速，实在让人惊叹。六是梅桑榆的杂文创作。这位从大别山区只身跑到北京谋求发展的自由撰稿人，是无数同类朋友中成功的一个。他的探索，不仅是杂文创作的成功，更是作家生存状态的成功。他的经历，对日益迈向市场经济的杂文家来说，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当然，还有更多已经成功和正在成功的新老杂文家值得一提。对于已经十分成功的，无须我在此饶舌；对于正在走向成功的，也不必面面俱到。在此，请允许我向老一辈杂文家致敬!向中生代作者表示钦佩!向比我年轻的朋友祝福!
再过一年，悲喜交织的20世纪就要过去了。如今时髦畅谈“跨世纪”，我以为，如不出大的意外，“世纪”总归是要跨过去的。而所谓“跨世纪”，无非是一个自然的流程，一觉醒来，并未天翻地覆。对于杂文家来说，与其轰轰烈烈地侈谈什么“跨世纪”，不如低下头来，像老黄牛那样，把韧性的战斗精神发扬下去。因为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998年12月北京亚运村
（《1998年中国最佳杂文》，朱铁志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１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