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何谓“礼金”
在反腐败报道中，经常能见到“礼金”之说。几乎每一桩腐败案件的背后，都有“礼金”的影子；大部分腐败官员，都败倒在“礼金”之下。远的不说，近来揭露出的赤峰市长徐国元，就收受“礼金”达3200万元。此案涉案人员达166人，其中51名给领导干部送“礼金”的人员中，有34人用的是公款，占送“礼金”人员总数的66.7%。
什么是“礼金”？查《现代汉语词典》，“是作为礼物的现金”，亦即所谓礼尚往来之金钱。查《辞海》和《辞源》，居然没有“礼金”的词条。这倒不是说“礼金”并非古已有之，而只能说“于今尤烈”、与时俱进了。
能把什么东西作为礼物送给别人，前提当然是那东西属于自己。能把钱作为礼物送给别人，那钱当然更应该属于自己。拿别人的东西或钱做自己的人情、得自己的好处，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是令人不齿的。未经别人允许把人家的东西或钱作为自己的礼物送人，那简直无异于偷盗。
而上述66.7%的送礼人，就非常耐人寻味。首先，公款不是私款，不是他自己的钱，凭什么拿来送人？第二，既然公款为公所有，动用这个钱送礼，得到过“公家”同意吗？第三，如果没有得到“公家”同意，那么是谁给了这些人随意动用公款的权利？是什么样的制度设定，使他们可以轻易动用公款？第四，动用公款到底所为何用？是用于个人跑官买官、“联络感情”，还是为了单位利益、公司合同？如果是前者，是公款私用，其性质不言而喻；如果是后者，问题的性质似乎轻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五，不论是为了个人仕途，还是为了所谓单位利益，所送之钱往往送到某位要害人物个人或他的老婆孩子手中，而绝非那个人所供职的单位账号之中。因此而得到的好处，是腐败官员滥用公权施惠于送钱者。双方已明白无误地构成了行贿受贿关系，是清清楚楚的犯罪。总之，公款换公权也罢，公款得私利也罢，最终结果都是损公肥私、侵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得到个人自己的好处。据说徐某案发之后痛哭流涕，“追悔不已”，还煞有介事地总结了几条经验教训。在我看来，他真正痛惜的，是失去了往昔日进斗金的权力。而那几条苍白的教训，恐怕连鬼都不信吧。
一曰“思想蜕化变质，纪律观念淡薄”。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暗含了一个前提：原本思想观念过得硬，由于某种原因才“蜕化变质”了。我看他那个思想原本就不怎么样，也未必是靠着好思想升上去。相反，很可能是靠着手中的权力，公款私用，行贿买官上去的。惟其如此，上去后才要十倍努力、百倍疯狂地回收成本，大开官位批发站。至于纪律，更不是什么淡薄不淡薄的问题。作为一把手，徐某早有了君临世界、为所欲为的感觉。他深知我们的监督机制还不健全，有效监督十分有限。纪律观念强，可以自我约束；纪律观念不强，则党委、纪委很难监督制约。这一点，徐某心里明镜似的，因而大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纪律观念想不淡薄都不行。
二曰“不按制度和程序办事，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前一句话是结果，后一句话才是原因。正因为“缺乏有效监督”，所以才可以“不按制度和程序办事”。这里说的“制度和程序”，当然指的是正确、正常的制度和程序。比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制度和程序。徐某很清楚，照这样的制度和程序很难办成事。很多事情需要公事私办、好事坏办、白天的事情晚上办、坚持原则的事联络感情办。所以特别需要行之有效的“潜规则”，只有那个才是真正管用的。至于好听好看的正确的制度和程序，其实是美观大方不耐用的。何况那些制度和程序也是人制定的。
我所忧虑的是，到底真的如徐某所说原本思想很好、纪律观念很强，进入官场之后才变坏，还是原本就不怎么样，只不过隐藏得深，未被组织部门识破，错误提拔？如是前者，那么“官场”真的是一个险恶的所在，好人进去要变坏，干部真的要“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如是后者，则我们的干部考核机制还需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严密化，不给坏人以可乘之机。
（原载《是与非》2009年第7期）
话说“奶爸”
“奶爸”者，全职爸爸也。我不知道“奶爸”之说始于何时，但知道在经济社会发达的欧美国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前不久，西班牙众议院通过了增加“父亲产假”的提案，新生儿的父亲自2011年起，可享受为期4周的“父亲产假”。而在2007年，该国就出台了《性别平等法》，规定男子可以申请为期15天的“产假”，其间由西班牙社会保险局负责13天的工资，工作单位支付2天的薪酬，工资标准按照“产假”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计算。
这真是一个有趣又有益的话题。据我所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有不少人试图通过法律渠道争取休“产假”的权利。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市妇联儿童与家庭部发布的国内社会学领域首份“父亲研究实证调查报告”显示：在“配偶收入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前提下，有13%的男性愿意当“全职爸爸”，他们认为“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比埋头赚钱更重要”。调查显示，拥有较高学历的父亲能更多地进入孩子的生活，也对孩子更负责任。有70%的受访父亲希望享有“育儿假期”，而现在上海只对晚育女性的配偶放三天“晚育护理假”。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发布的“关于男性带薪护理假公众需求调查报告”显示：丈夫比妻子更愿意在家照顾新生儿，92.2%的男性赞成“休产假也是男性权利”的说法。
2007年父亲节前，美国一个权威机构统计，美国家庭中的全职爸爸占全职家长总数的2.7%，达到15.9万。另据调查，68%的德国男性愿意在家带孩子，其中年轻男性占大部分，37%的人认为只关注工作、不管孩子不是好父亲。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内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增加了42%，达到15.1万户。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说，这种现象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笔者以为，这个有趣的现象值得中国社会研究和关注，其意义远在个人选择之上。
“奶爸”可以使孩子的人格更健全、性格更完善，特别是可以适当弥补我国男性教育严重不足的窘境。众所周知，在中国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到处都是女性的身影，首先是妈妈，然后是奶奶和姥姥，再然后是保姆，上了幼儿园和小学大都面对的是女教师……我对女性没有偏见，但人类社会毕竟由两性组成，长期在女性的关爱下成长，对孩子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幸福。中国的男孩儿现在很娘娘腔，一些男孩儿干脆成了很女性化的所谓“伪娘”，中国的男子足球差到不能再差的地步，在我看来，都与此有关。
做“奶爸”是男性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像生孩子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一样，带孩子也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没当过母亲的女性不完整、有缺憾；没直接带过孩子的男性也不完整，也是一种缺憾。这种缺憾一旦形成，就永远无法弥补。带孩子可以使一个毛头小伙儿变成真正的男人，它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本身也是一项事业。在特定的时段里，肯定比赚钱更重要。
做“奶爸”可以增进夫妻感情，中国妻子抱怨最多的，就是丈夫不管孩子。美其名曰“男主外、女主内”，“主”了半天，也未见男人在外边有多大起色，还冠冕堂皇地逃避了照顾子女的责任。在双职工家庭中，女主人不仅“主内”，同时还要“主外”，一身二任，比丈夫更辛苦，这是何道理？难道体力更胜一筹的男人不该承担更多责任？
做“奶爸”还有利于缓解交通、就业等社会压力，提高社会效率，提高孩子教育水平。如果每天能够减少哪怕三分之一的人在路上苦苦挣扎，我们的早晚交通高峰将得到怎样的缓解！我们的社会效率将得到怎样的提高！我们孩子的教育水平将得到怎样的改善！
当然，抛开经济和观念等因素，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当“奶爸”，因为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问题在于，当了“奶爸”，那“五斗米”到哪淘换去？这就需要一个政策和机制的保障。德国2007年1月颁布施行的儿童补助金政策规定，留在家里的父母任何一方都可以申请儿童补助金，额度为其收入的67%，从300到1800欧元不等。我们的国力肯定不允许简单照搬人家的办法，但其内在精神是可以学习的，起码在孩子的哺乳期是可以参照执行的。
有专家说，全职爸爸比全职妈妈合理。因为女性一旦辞职回家，便意味着在事业和家庭之间作出最后的抉择，几乎没有复出的可能。而男性不同，回家看孩子，是顾家的表现，孩子长大再出去工作，不仅能得到单位的理解，甚至可以因此增加印象分，回归社会的难度相对小些。如果再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１月30日）
酒 之 惑
日本财务大臣兼金融担当大臣中川昭一因醉酒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央行行长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失态，17日被迫辞职，在海内外引起不小反响。
报道说，中川平时就喜欢整几盅儿。整完之后，要么昏昏欲睡，要么口无遮拦。今年早些时候在众议院朗读演讲稿时，就曾出现26次口误。而今不仅酒后出席重要国际会议，而且在记者招待会上语无伦次、胡说八道，用反对党的话说，是“让所有日本人在全世界面前蒙羞，所以必须辞职！”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世界各地蔓延，日本更是首当其冲，深受其害。日本内阁府不久前披露的数据表明：扣除物价变动因素，日本去年第四季度GDP按年度计算下降12.7%，为1974年以来最差季度表现。有分析家称，日本经济9年来首次出现全年负增长，而目前的经济形势是一百年来最糟的，已经陷入“二战”以来最深度的经济危机。
正是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在全日本人民都在为危机感到万分焦虑的时候，他们的财务大臣兼金融担当大臣却在研究如何摆脱危机的重要国际会议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得那么坦然，那么香甜，那么不可遏止，怎能不令国民气愤，让首相尴尬。
看了这样的新闻，自然想到咱们自己。在中国的官场中，有没有中川那样的官员呢？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有了那样的官员，会不会遭遇那样的结果呢？我看八九不离十，也得卷铺盖滚蛋。
但也不尽然。
谓予不信，不妨找机会瞻仰一下咱们各种会议的盛况，看看有多少人在洗耳恭听，有多少人在做奋笔疾书认真记录状，又有多少人保持端正坐姿却早已酣然入睡了。
“入睡”的原因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会议原本无聊、无益、无用，耽误别人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任谁去了也难免打瞌睡。有些会议倒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怎奈自己会前也像中川一样整了几杯，会上就有些顶不住，瞌睡虫就排山倒海般地涌上来，不睡也难。问题在于，在咱们中国，是否喝酒，该不该喝酒，什么时候喝酒，可不仅仅是个人爱好和酒量的问题，更是单位的形象、企业的生意、职工的待遇问题。如果下午有会，就要面临喝也难，不喝更难的两难选择。结果多数是妥协，是所谓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如此而来的“酒气熏天”、“哈欠不断”，还能那么简单被认为是贪杯吗？还那么容易被责令辞职吗？
但很多情形似乎并非如此。那些握有一点审批权的人，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人家命运的人，那些有意无意要卡人家一家伙的人，中午、晚上就常有一个“小饭局”。到底是“因公”还是“因私”，谁也说不清。如今通行的规矩是：“公事要私办。”因而到底是“因公喝酒”，还是“因私而醉”，就成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有饭局就难免喝几口，喝几口就难免喝高。不高不足以表达敬意、诚意、心意，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这意那意。反正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风景，不会像日本人那么大惊小怪。对于此类官员的操行由谁来监督、谁来管理、谁来关注，那就不好说了，反正大家都差不多嘛。
我忽然想起，最近一位在华工作的德国朋友拍了不少中国人的睡相，据说有二百多幅，可以出版厚厚的一大本了。有的人睡在很小的洗衣盆里，有的人睡在拉货的三轮车上，有的人靠在工友的身边，还有的人干脆就站在墙根儿睡着了。看着这些底层民众因极度劳累而“失态”的睡相，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些有温暖床铺的人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做点什么。同时，我也想建议那位德国朋友不妨找机会拍一拍官场，拍一拍各种会议上的壮观景象。我相信，我的建议一定会极大地丰富他的创作，其作品的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行政管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启示，一定不逊色于某些拙劣的学术著作。
（原载《文汇报》2009年３月１３日）
“强悍而脆弱的大国”
年终岁首，各国媒体照例要发表评说世相的年终专稿。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世界的目光，各种善意或不那么善意的评论多如牛毛。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曾以《一个强悍而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为题，评论“中国既富有又贫穷”。文章说：“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不再是一种预测，而已成为现实。在一连串的问题上，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重要的国家，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至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有另外一个国家做到这点。”纽约市长布隆博格撰文说：“我已经看到中国崛起为‘经济发动机’，同时我也注意到中国的许多弱点。对于远隔万里的美国人来说，很容易认为中国到处都是成功的故事，但是中国现实的情况却复杂得多。”
说我们“富有”，理智的同胞当然不敢笑纳；说我们“脆弱”，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不爽。但只要不是意气用事，不仅应该坦然接受，而且值得认真思索、冷静应对。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特别是面对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的出色表现，国际社会有一种拼命抬高中国，拼命给中国戴高帽儿的倾向。什么“中国将引领世界未来”啦，什么“中国模式将取代西方模式”啦，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啦……这其中自然包含善意的赞扬和美好的期望，但也不乏恶意的吹捧和别有用心的企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已经皆尽所能承担了甚至超过自身能力的国际义务。不能陶醉在“高帽”之下，为获得廉价满足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中国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中国的脆弱也显而易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真到，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增大。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全球性挑战压力增大。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农业基础仍不稳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的“强悍”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浓缩和速成的。众所周知，我国用三十多年时间几乎走完了西方工业化二百多年的道路。这里既有跨越式发展的功绩，也有缩略式发展带来的成色不足，使我们的后劲面临极大的考验。在五十年未遇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无比优越性，也看到了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环境的脆弱；在越来越大的城乡两极分化中，我们看到了城市化发展的脚步，也看到了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生活的困境；在屡禁不止的矿难中，我们看不到工业化发展的痕迹，只能见到带着血污的盘剥和低下的行政管理能力；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拥堵的城市交通、繁难的求医问药之路、难以企及的超高房价、数量稀少的高质量教育、越来越难的求职就业现状，都成了摆在中国人面前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你对普通百姓说中国是一个“强悍的大国”，我相信大家只能表示谨慎的乐观和赞许。如果有一天广大的中国农村都能达到北京、上海的发展水平，中国的现代化或许才能成为一个具体可感的现实。西方主流媒体常常发出“为何贫穷的中国看上去很富有”的疑问，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奢侈品在中国市场销量的急剧上升，看到了极少数富豪在世界上疯狂购物，而没有看到真正代表中国的广大农村，没有看到依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亿万中国农民。
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针对一则“中国GDP超越日本”的消息，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起，联合国就已经引进“超GDP发展观”，开始采纳参考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人权状况及人均GDP等指标，平均计算出人类发展指数（HDI）。即便中国GDP超过日本，短期内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日两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基本定位。中国虽然进步，但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自满自得的本钱，更没有评功摆谱的资格。GDP的增长，只是万里长征又迈出一步而已，仍需继续保持实事求是、锐意改革、韬光养晦、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样的说法或许不那么中听，但多听一点起码没有坏处。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１月9日）
抢救我们的汉字
我上小学的时候，尽管处在十年动乱期间，学校和家里对孩子依然还有写字的要求。在人们的心目中，能写一手好字，意味着具有良好的教养和学习习惯，通常学习也不会太差。我的家庭不是书香门第，但崇尚读书学习，特别看重孩子的写字训练。爸爸和哥哥是我的书写老师，也是我最初的榜样。在田字格里如何横平竖直地写好每一个字，是他们教给我的终生受益的东西。我上的第一所小学，并不是当地特别有名的学校，但老师们的板书个个写得漂亮。我最早对班主任袁老师心生敬意，就是因为她能写一手让我神往的板书。上中学以后，教语文的王老师和教历史的杜老师更是了得，在我眼里，他们的板书完全可以称为书法作品。受他们影响，我一度对写钢笔字发生浓厚兴趣，简直可以说达到痴迷的程度。一有时间就临摹行书字帖，把黄若舟先生的《怎样快写钢笔字》以及《钢笔行书字帖》第一册和第四册临摹了足足二十多本，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有一次化学课上也在临摹字帖，老师站在我身后很久了，全班同学都在笑，我才发现自己的秘密已经泄露，被老师着实奚落了一番。
我不敢说自己的字写得怎么好，但我始终对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充满羡慕和佩服。每当看到前辈学者的手稿，看到那些功底深厚的文字，我就在心中暗自赞叹：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后当了编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电脑普及之前，每天收到的大量来稿还是手写的。多年对写字的爱好，使我产生了一个不无偏执但非常坚定的“原则”：凡是字写得惨不忍睹的来稿，就坚信它的内容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的逻辑是，连字都写不好的家伙，还能写好文章吗？我承认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很难改变，也不想改变。
随着电脑的普及，如今能写一手好字的人越来越少了。孩子上学以后，我还像父辈要求我那样要求她，也的确见到过一些效果。但无奈整个社会越来越缺少对写字的审美要求，她小学、中学老师的字写得也不敢让人恭维，大学老师甚至都懒得写字了。孩子在学校里是否见到过我当年所见的那些榜样，我不便妄自推测，但从她带回的作业本中，我看到了老师们批改作业的文字，除了皱眉，实在做不出更好的表情。加之现在的孩子课业负担如此沉重，除了课本上的作业，还有无穷无尽的教辅材料，孩子要想横平竖直地写字，不要说没那个心境，恐怕也没那个时间吧。我见过孩子带回的各种各样的作业本，印得密密麻麻，看都看不清，有限的空间根本写不下老师们规定的所谓标准答案，还谈什么把字写得舒展漂亮。
工作多年以后，我在单位里承担过一些招录大学生和复转军人的工作。从材料上看，不少同志学历很高，资历很深，水平不错。但一看他们的字，总不免让我心里发凉。显而易见，他们从未受过良好的书写训练。过去把字当门面，是求职时的一块敲门砖，如今似乎不那么为人所看重了。即便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能够写出一手好字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了。中华民族的书法传统，到眼下这拨儿孩子身上，似乎就算断了香火了，这不免让人感到痛心。
徜徉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我见过一些写成蝇头小楷的科考试卷。那些娟秀的文字让我久久徘徊，流连忘返。我的手边也有朋友们赠送的复制状元卷。我不仅对饱受贬损的八股文心存一份尊重，更是对赏心悦目的书法喜爱有加。我甚至在心里可笑地想，如果我是考官，单凭这手好字，也要对考生另眼相看。而遥想当年，在那些饱读诗书的考官眼中，“鸡爪扒”恐怕连一丝一毫入围的机会也没有吧。
我不是前清遗老遗少，并没想为一个王朝的背影唱挽歌，或许我还真不配。我不想班门弄斧，讲什么书法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道理，也不敢断言写一手好字对文化的传承和个人教养到底有多大作用。或许就此让书法艺术从民众的视野和书写中消失，在一些人看来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要比楼市涨价、股票升值次要得多，那我自然无话可说。但绵延几千年的艺术瑰宝从此不被自己的国民看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从此在我们这代人手中远去，逐渐成为一个模糊的记忆，总不是我们的光荣吧。我们说了那么多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话，却连老祖宗留下的优美汉字都写不成样子，让我们何以面对列祖列宗，何以复兴中华文明？
《文汇报》报道，偌大的上海，每年只有师大美术学院书法专业招收20名学生，专门培养书法人才，毕业后只有50%能到中小学任教。某小学招聘教师，校长要求最后入围的30名候选人每人在黑板上用汉字书写一到十，结果因板书太差，一个也没有录取。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可见我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
（原载《世纪》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