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各地中小学曾兴起一阵让孩子们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的热潮。这还不够，近日，我又听见某些所谓教育专家发出“应该让孩子们读经”的言论，实在令我胆颤恐惧。二十一世纪的时代，放着许多有用之学、新兴之学、科技之学不去钻研学习，而是让孩子们俯首埋头于无用、陈腐、过时之经书，这想法这理念，若不谓之“怪僻奇特”“高深莫测”还真有点对不住那些只管放话不管后果的专家们。
关于儿童是否应该读经的问题，民国初年既已讨论过，今犹决而未下，可见社会虽进步，教育虽发展，民情虽变更，但复古的思想及要求和复古的人是从未断绝过的。历史上，孔子的大谈恢复“三代之礼”“周公之治”，刘邦的“分封王侯”，王莽的“托古改制”，明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清王壬秋的诗文以魏晋为宗，在形式上无一不是“复古”的，虽然其实践并无益处和实效，但初心总是好的，总是见了社会或文坛上的衰弊而欲起衰振弊、有所作为，只是错寻了一条不当的路径罢了。而如今的“让孩子们读经”，不仅于实践上无益，即使论到提倡者的初心竟也是“毒的恶的”，意欲加害这大群“未来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记得从某本书上看到：袁世凯想当皇帝那会，也曾要求儿童读经。不但要求儿童读经，还打算恢复科举考试。而当时的蔡元培、马相伯、蒋梦麟诸先生对此则极力反对，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读经无用”。诸先生都是那时的真教育家——不像今日之许多空有文凭、头衔而无实际、无价值且满嘴跑火车的“假”教育家，其许多言论、做法也是处处为国家的教育、孩子的未来做真实着想，但“读经无用”这句话我却觉得说“错”了，读经何尝无用？读经不是可以麻痹孩子们的神经，约束孩子们的思想，萎靡孩子们的意志，弱化孩子们的行为，然后正好可以利用他们的无知来满足自己当皇帝的愿望吗？这点读经的用处，诸先生没有看到，实在可惜。
如今的中国，皇帝是不许当了，遗老遗少也做不成了，却仍旧有那么多活着的“古人”主张读经背经，要儿童写文言文、穿汉服、打躬作揖、投壶射覆、铺席跽坐，朝夕对着孔夫子的画像三跪九拜、顶礼叩首。按这些人的说法，这样做自然是为了孩子们好，但我想，为孩子们好倒在其次，为了他们自己好才是首要的和主要的。他们自己读了经背了经，成了“古学”的博士或教授，如果不让孩子们读经背经，自己的权威如何树立自己的地位如何保持？他们自己投资建立读经学院开设古书课堂，如果不让孩子们习读古书，他们的资金如何回拢花掉的钱财如何赚回？他们上课编有讲义或业余作有《解读<论语>》《评点<中庸>》《唐诗精选》《孩子必读古文××篇》等书，如果不让孩子们学古文读“经典”，他们的书如何卖出他们的“名”如何扩大？所以，今之时代，凡倡导“让孩子们读经背经”的人多数是先存了私心才有了公心，先为了私利再为了公利，当然也有些只存私心只为私利，全然无公心可言全然为了私利甚至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毒害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不惜损伤祖国未来的人，则又属于明之李卓吾所说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之类的“披着羊皮的狼”啦！披着羊皮的狼既多，羊群就必然受害。以“国学”为旗号谋自己之名利的人既多，国学热就必然是一种“虚热”。自己浸染于古学就也让孩子们浸染古学的人既多，古学就必然是一种可资谋利的工具。“经书”既然沦为工具，一不能种地，二不能生产，三不能促进科学民主的进步，无用之物留之何用，难不成存下来只当作商人经营赚钱的资本或供风雅之士摆在案头书架以彰示自己的学问兼吓唬“后学小子”的饰品？
是以，二十一世纪的人是不宜读背经书的，儿童更加不宜。纵使不论经书之是否有用，即从儿童智力情感之阶段水平、将来人类完善生活之必备技能，时代发展之必然需要需求言之，经书也是不必读不必背的。
上午，在网上看北大教授楼宇烈《我明确反对让孩子读经背经》的文章，于是想到这些，随笔记下，意犹未尽，顺便录一段楼先生的文作结，不是凑字数，不是骗稿费，只为楼先生的话讲得太好，也为借此重申一遍我反对让孩子读背经书的观点：
现在不少学校让孩子读经、背经。这个做法，我明确反对。
现在的时代，你让孩子们去背这些干什么？而且经里有很多内容不一定适合这个时代，没有必要背，我们要去学习其中的精神，根本的精神。哪怕一天经都没读，但我做人就按照“诚”“敬”去做，就是自我完善，你倒背如流却做不到诚、敬，一点传统文化精神都没有，有什么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