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书，我是不爱读的，迄今也就读过《史记》《三国志》《隋书》，且不是全本（读得大概有四分之三），其余的二十几史，倒也有一半以上碰都未碰。《汉书》《后汉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却也翻过一些章节，实在是因为做学问遇见，惭愧“书到用时方恨少”而不得不查阅原典的缘故，绝非因盎然兴趣而自愿自觉地去览读。
我自谓是衷爱古籍的人，也颇读过些古籍，但我所读的古籍多限于“经子集”，至于“经子集”之外的“史”，则非但不喜，而且十分鄙厌之。何以如此？略想一下，不过两点：一，中国古史书里记载的“人情世故”“阴谋权术”和“政治斗争”太多，读多了，人容易变得狡猾善自保，怯懦乏勇气，畏葸少进取；二，中国古史书侧重记言，而记行相对较少，虽有，也多是关乎道德品性，像科学技术、发明制造、治水修渠等实事实利一类，则往往以寥寥之笔草草带过，绝不详细铺叙、长篇论述，这不免让国人养成“好静而不好动”“好空言而少实行”的坏习惯，更不免让漫长的古代中国缺少“科学精神”“创新意识”以致晚清之时西人用中国发明的火药来攻打中国。
以上是我从前就有的一些想法，今日忽然重被引发出来，实在是如上面所言的那样——由于上午被迫翻阅了几页“古史”的缘故。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第二百三十一《蔡京传》）：“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蔡攸传》（附属《蔡京传》）：“其后与京权势日相轧，浮薄者复间之，父子各立门户，遂为仇敌。攸别居赐第，尝诣京，京正与客语，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为胗视状，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有不适乎？’京曰：’无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辞去。客窃窥见，以问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儿欲以为吾疾而罢我也。’阅数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绦钟爱于京，数请杀之，帝不许。”
这段读来，甚使我骇惧。蔡京、蔡攸乃父子，竟因争夺权势而“日相轧”“为仇敌”，可谓权力之前无父子矣；蔡攸、蔡绦乃兄弟，因蔡绦平日被蔡京钟爱，蔡攸便欲“数请杀之”，可谓权力之前无兄弟矣。此等父子兄弟相残之事，于中国古史书上屡见不鲜。晋献公讨伐二子，汉武帝巫蛊之祸，安禄山为子所弑，宋文帝废太子不成遭反噬，皆父子相残之例；郑伯克段于鄢，秦二世杀扶苏，曹丕逼曹植咏《七步诗》，玄武门之变，石虎杀石弘全家，雍正圈禁胤禩、胤祯，皆兄弟相残之例；尚有母子、叔侄、姑侄相残者，李贤迫吟《黄台瓜辞》，朱棣靖难之变，唐玄宗逼死太平公主诸例是也，真可谓“权力之前无亲情”矣。
引我感想的另一则“古史”是《明史·海瑞传》。《海瑞传》中有这样一段记叙：“三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硃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飚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又：“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
海瑞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干了三件大事：一，以工代赈治理吴淞江和白茆江；二、均田均税，夺还势家大户侵占的田地；三，不遗余力地推行“一条鞭法”。这三件大事，所幸《明史》都有所提及，然而却也只是描影图样、一笔概之而已，至于海瑞采用什么办法筹集的治水经费，又采用什么办法疏浚的吴淞、白茆，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才迫使徐阶家族退还了二十万亩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使用了哪些手段取得了哪些成效，却是只字未提，说也不说。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除谓之“观其大略”或“不重细节”外，我真不知还该用何等词语加以形容哉！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二人所言，固是如此，但我总认为：所谓“知兴替”，不过是让更多的人多一份圆滑，懂得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何时该“保”何时该“弃”、何时该“言”何时该“默”而已；所谓“使人明智”，不过是让更多的人多一分“识时务”，以养成“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的表面上忠厚廉洁实际里笑里藏刀的“乡愿”品格而已。
这或许就是中国古代史籍的缺憾——
大讲道德精神，而忽视科技工程；大讲人生玄学，而忽视科学实证；大讲如何做人处事，而忽视如何经世济用。
暴露“恶”的同时，也教会了人们“恶”；告诫人们不要这样做时，也宣扬了人们要这样做；以“阴谋权术”和“政治斗争”来稳定历史的同时，也教会了人们以同样的方法来扰乱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