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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野火集》相比，《目送》温情了许多。由“抨击时弊”到“书写人生”，温和缠绵点，也属当然，毕竟人生嘛，对父母、对孩子、对兄弟、对朋友，怎能整日地“金刚怒目”，多数时候还是应当“菩萨低眉”些的。可这也不能说人一旦俯首低眉，一旦长些阅历，多些哀伤，就算懂得了人生，理解了生活。人生，是一堂大课，其深其奥，所谓圣贤也未必敢曰“看透”，何况是不过能写点小文章的龙女士乎？这点，虽狂妄的龙女士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她说“自从开始上人生课，至今未毕业”，又说“《目送》是这堂人生课的一本作业。”
既然《目送》是一本作业，那么写完交出来后就需要有人——读者或评论家打一下分，看看这份作业的质量如何，看看能不能及格，能不能评优。
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是惯于“捧”的，如是朋友、熟人或虽不熟也有一面之缘的人，则“捧”得更厉害。可奇怪是，对于这本书除了封面上出版社制造的那几句“吹嘘溢美”之外，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却竟然都视而不见，沉默不言。无乃这书不好乎？不好，也该出来评几句，做闷葫芦是何意？又或这书不值得评，评了反倒于己有损、掉价，坏书不评，得罪人的话不说，于己有损的事不干，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未免太圆滑了点。倒是有些憨直的读者——如我和我那些爱读书的伙伴们，不顾利害，给这份作业认真地打了一个分。
多少分？
五十。
为什么只有五十分？
里面的文章有的好，有的不好，有的是用心经营，有的是敷衍了事，有的情感真挚，有的虚伪矫饰，有的首尾连贯，有的有头无尾，有的流畅自然，有的拼凑膈应。
言非胡说，有实例为证。
书分三章：《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满山遍野茶树开花》。
《目送》是第一章第一篇，大概作者觉得是最好的文章，故而放之篇首（序不算），并借以作为书名。据作者说，这一篇“在台湾、香港、新、马和美国，流传最广”，而“在大陆，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却是另一篇，叫作《（不）相信》。”既然流传最广，点击率最高，那言外之意自是这两篇文章最受欢迎、最得好评了，于是我便顺着作者的“言外之意”先来读这两篇。读完，确实觉得好，尤其第一篇《目送》，至“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时，竟不自禁落下热泪。
有了这好的开头，我对这书也便抱了绝大希望，可谁知，也就是因为这好的开头，越往下读越觉失望，越觉每况愈下——其它文章实在不如这两篇，甚至有的很讨人厌，越觉自己有被书皮上的“吹嘘溢美”所欺骗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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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第一个“扯淡”的地方是“矫情”。如果说余秋雨的矫情是一点屁大的事都能放大成民族伤痛，那么龙应台的矫情则是一点屁大的事都能品尝出“生活之味”、思考出“人生之痛”。人生固然有痛，可哪有这么多痛！生活固然有味，可很多时候也如白水，喝下去解了渴就算了，绝少有人会把它当成“饮料”缓缓啜品。如果明明喝的是白水，却偏偏说尝出了“咖啡”的味道，我想，这若不是“装样”，便是舌蕾的味觉出了差错。
《目送》里的很多文章，在我看来都是“矫情”促就的。比如《十七岁》写母子间的代沟，却写成与《常识》一样地以“装傻”来博取读者的感动。“我跪在江离丛中拍摄，感动得眼睛潮湿。”不过看见一只白天鹅，就“感动得眼睛潮湿”，莫非眼睛是喷水壶做的？“我拿起刀叉，突然失声喊了出来：‘我明白了。’”失声搭配“我明白了”，原以为明白的是什么大事，原来不过是关于早餐的命名；比如《什么》上来就说：“我有一种乡下人特有的愚钝。”“愚钝”倒不见，且还“特有”，真不知禀赋“特有愚钝”的“乡下人”是如何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每年靠写书就能赚足几十万版税的？比如《寻找》开头说：“我真的很忙，真的，尽量不要请我演讲、座谈、写序或是什么推荐信。”既然很忙，自是不应该出来“演讲、座谈”的，可每隔不久时间，我却总能听见龙女士的“演讲、座谈”，岂不怪之也哉！比如《海伦》里说自己不会煮粥、不会淘米、不会养水仙，似乎仍是“装傻卖呆”，以显自己的“单纯”；比如《手镯》讲述广州街头工人的辛苦，可讲述也仅是讲述，同情也仅是同情而已，并未见有何实际行动给予苦人以帮助，而是“很想摸摸孩子的头发，很想。但是我说‘谢谢’，就走了”。比如《四千三百年》描写战争后遗留于地下的地雷给周围居民带来的悲惨生活，末尾感叹道：“有时候，时代太残酷了，你闭上眼，不忍注视”。既然知道时代残酷，却也还是“闭上眼”不管不问，这样的怜悯与哀叹岂非无价值乎？比如《雪白的布》回忆贫穷，可这“贫穷”是作者“坐在半岛酒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时回忆的，回忆结束作者又说：“你能想象比‘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更贫乏的存在状态吗？”龙女士是“被物质撑得过饱”的人，自然无法想象比其“更贫乏的存在状态”，可世上毕竟有那么多处于贫困的人，这恐怕也是龙女士无法想象的啦！比如《狼来了》《新移民》一谈要保护狼，一谈要保护浣熊，狼而竟至于要保护，此论调大概也只有龙女士能侃侃而谈，但我想，既然一心要装圣人，仁爱万物包括仁爱狼也是必须的，虽然这必须仅仅是发发言、提提倡议而已。比如《慢看》里说：“我知道，我在向往一个境界。慢的境界。”又说：“我想有个家，家前有土，土上可以种植丝瓜……我就坐在那黄泥土地上，看丝瓜身上一粒粒突起的青色疙瘩，慢看……”说尽管可以放肆地说，但若真地让你这样做，不知龙女士是否会按自己说的那样做？又或者像《甲方乙方》里的尤老板，富时想过苦日子，真过上苦日子时却又整天喊着要吃肉。并且过上“慢”生活也并非一件难事，就如龙女士说的那样只需“每日蹲在田埂上看田”就可以了，龙女士为何不放弃豪宅美食去过这样的生活呢？比如《冬，一九八一》里说：“你正要将写好的存入文档，一个键按错，突然冒出一片空白。赶忙再按几个键，却怎么也找不着了；文字，被你彻底删除。”文字既已“彻底删除”“怎么也找不着了”，何以前文会有如此多的“漫游”之字议形成本篇呢？
爱默生说：“文字，应该像蒲公英的根一样实在，不矫饰，不虚伪。”龙女士在《蔚蓝》一文中引用了这句话，并说：“这个意象。跟了我一辈子。”按龙女士的意思，她的一辈子“像蒲公英的根一样实在，不矫饰，不虚伪”，然而遇人不淑的是，我读过《目送》一书后，对此却大大有些怀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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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第二个“扯淡”的地方在于“以引用来凑字数。”写文时能够引经据典，自然是件好事——一可显示自己博学，二可避免干巴巴地说理谈事，三可增添文章的趣味和厚度。然而无论“引用”多好，都该有其节制，如若肆无忌惮地引用，使原本辅助性的材料占据文章的主体篇幅，那么这“引用”在读者看来便有“掉书袋”“炫学问”甚至借此凑字数骗稿费的嫌疑。
不幸的是，《目送》里的很多文章都有这种“嫌疑”。比如《1964》用半页十行罗列一九六四年发生的大事，这些何须龙女士罗列，读者只需在网络上一搜便可知晓。如果说这是写文章时一种“以大衬小”的方法，那摆出几行也就够了，何必列出如此之多？比如《什么》四行引用佛经，六行引用周梦蝶的诗，十行引用《圣经·传道书》里的诗，这么多的“引用”，加起来足够省却一页的原创啦！比如《母亲节》引用安德烈传给她的一封电邮，电邮内容共占两个半页码，几乎是全文篇幅的一半；比如《忧郁》描写杜鹃，先引白居易、雍陶、木公的诗，再引秦观的词，然后又引《格物总论》、《蜀志》、《琅嬛记》里的话，真可谓“洋洋大观”“多多益善”矣；比如《黑帮》引《庄子》之语三行，引某中文大学的告示十四行，加起来接近一页；比如《金黄》纯粹是花卉展览，全篇除了罗列花卉，几乎没什么实质内容；比如《杜甫》先铺列无数草木的名称，然后引用杜甫的诗六行、张籍的诗两行、《中国有毒植物》里的介绍五行、《本草》里的记录一行，加起来几乎占去全文的三分之二；比如《舞池》引报纸消息十二行，文章该页仅有二十余字是原创；比如《普通人》引德国报纸报道十五行，占半页之多；比如《淇淇》单引陆游《入蜀记》就多达十行，又引郭璞为《尔雅》作注两行，占去全文一半篇幅；比如《蔚蓝》引《老学庵笔记》三行、韩驹诗四行，《花树》引爱默生诗十八行，王阳明事迹四行，共计占一页；《年轻过》引儿子的电邮二十四行、《心经》三行，共占一页之多。
写作行内有一句老话：字数不够，他人来凑；页数不够，分行来凑。“页数不够，分行来凑”者，古龙先生是也，一句话一个行，写小说像写诗；至于“字数不够，他人来凑”者，中国自然不乏这样的作家，龙女士不过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又恰好被我发现，其欲藏而不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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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第三个“扯淡”的地方在于“瞎扯淡”。何谓“瞎扯淡”？即闲扯言，没话找话说也。没话时，偏要说话，意味自然是淡的。可淡也终究有味，不像《目送》里的诸多文章淡而竟至无味，无味则不足称“淡”，因此“瞎扯淡”这说法是带极大语病的，倒不如改成“瞎扯”的好。
例子太多，暂举几个较显著的，以免也有人讥笑我这是“以引用来凑字数”。比如《卡夫卡》以四分之三的篇章写自己如何同类似蜈蚣的马陆作斗争——先说打电话时“看见一条长虫”，又说“看呆了，心怦怦跳，全身发麻，一直麻到舌尖，语无伦次地挂断电话”（夸张不？），又说自己不怕蝗虫蜘蛛，但“任何长长软软的东西，都使我心脏打结，脑子发晕，恶心感和恐惧感从脚板一路麻到头盖骨”（有这么夸张？），又说“我冲到厨房，打翻电话，撞到了除湿机，差点摔跤，拿到了好大一罐杀虫剂”，有了杀虫剂便可施威了，可谁知作者竟仁慈起来，“喷筒对准它时，我的理性开始发作：此物何辜？误闯卧房，就该死吗”（矫情不？），又说自己想用纸把它扔出窗外，但受不了那恶心，想用毛巾，没用，最终是“奔回厨房，打开抽屉，拿出一双筷子”，用筷子把它扔出窗外（啰嗦不？），然后又说自己“拿了喷剂把阳台接缝处全盘喷洒一遍，才敢进卧房”，终于要结束了，于是把网络上对于“马陆”的介绍裁节改编以填补文章，并美其名曰“做点功课”——真是写文如记账，既无聊又无趣；比如上文言到的《金黄》、《杜甫》只是开列各种花草树木，完全没有任何的社会意义，浪费这么多笔墨，倒不如写一句“具体参见《草虫花卉谱》”的简洁、明了。
这样“瞎扯”的文章更多的集中于本书第三章《满山遍野茶树开花》。本章主要叙写其与父母生活的一些琐屑小事，既为小事，便也见不出什么大道理，不过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忆些无关痛痒的事，表达些无关痛痒的哀而已。但作者是“名人”，在普通人看来“名人身上无细事”，又或琐事虽小，但于作者“关己为大”，故而不惜将父母之事公诸于世，借“死去的人”来博同感者的眼泪。眼泪，想来也是博得些的，但那总是别人的眼泪，至于我，则从未流过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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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几处讥刺大陆人的地方，读着甚觉“扎眼”，也甚觉讨厌。
“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代序：你来看此花时》）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这个小小的美丽的岛在四十四天内承受了四十七万枚炸弹从天而降的轰炸，在四十年的战地封锁中又在地下埋藏了不知其数目的地雷……”（《四千三百年》）
“孩子不知道在中共的史书里，他所经历的这段岁月是这么记下的：……”“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或说‘沦陷’了，中共中央还在次日发了贺电……贺电中有胜利的狂喜。”（《首尔》）
“同样的商厦酒会或展览，放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多半会凌乱无章，嘈杂不堪。”“因此，回归十周年时，解放军特别来香港表演高亢激情的爱国歌舞——我猜想，香港人带着某种微笑在看。”（《sophistication》）
“大哥，那被历史绑架了的长子，唤你。”（《魂归》）
我不懂政治，但不知龙女士懂不懂？看来，是懂的。
我虽不懂政治，但还是从这些话语中看出了讥刺——恶意的讥刺。我一直认为：恶意的讥刺比善意的批判更具伤害性。也一直认为：善意的批判是因为爱，而恶意的讥刺则属于恨。
尤其在得知龙女士每年要从大陆赚走几十万的稿费，2012年购买大陆国债达千万新台币，2019年在香港暴乱时期发文声称若“武力镇压”是“祖国背叛香港”之时，我更加确信了我的想法：龙女士是个虚伪、矫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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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后不会再看龙应台的书了，也希望大陆相关部门能将龙应台的书强制全部下架，如果能销毁，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