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8岁的李敖初次拜访钱穆，此后，他们书信来往多年。钱穆曾在信中殷殷规劝、循循善诱：“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脱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又说：“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钱穆去世后，李敖回忆说：“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因为后来钱穆对******的态度，李敖对钱穆的态度也由最初的佩服转变为厌恶，甚至对钱发起了猛烈攻击。但李敖却始终记得钱穆对他的殷殷教诲。钱穆去世后，他回忆说：“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于’现代史‘来说，真是’上古史‘了……”
晚年到台湾后，钱穆应张其昀邀请，到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现台湾中国文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每周讲课两小时。为免钱穆奔波，学校安排钱穆在家中客厅授课，持续18年之久。钱家客厅总是座无虚席，钱穆身旁的圆桌坐的是他带的研究生，旁听者则自行觅座。有人坚持持续听课18年，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1977年冬，钱穆胃疼，次年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但钱穆却一直坚持进行教学演讲。
钱穆对学生要求严格，希望他们潜沉下来，专心治学。他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著一本书。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1986年，92岁的钱穆告别了他的教学生涯。这年生辰，他在素书楼讲了最后一课，讲课完毕，他对学生们说：“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风华
苏州中学的学生胡嘉回忆老师钱穆：“钱先生身躯不高，常穿布大褂，戴金丝眼镜，头发偏分，面露笑容，口才很好。讲解符文，巧譬善导，旁征博引。他的国语尽皆吴音，但吐音明白，娓娓动人。有时高声朗诵，阴阳顿挫，余音绕梁。”
朱海涛在《北大与北大人》中描写钱穆：“宾四先生，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这并不需要什么事先的宣传，你只要去听一堂课就明白了，二院大礼堂，足有普通大课室的三倍，当他开讲中国通史时，向例是坐得满满的。课室的大，听众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的宾四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这小个儿，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他并不瘦，两颊颇丰满，而且带着红润。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地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而易见开讲时的翻书不过是他启触自己的一种习惯，而不是在上面寻什么材料。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何兹全回忆钱穆在北大讲课的情形：“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
方诗铭在《宾四先生散忆》中回忆钱穆在齐鲁大学讲课的情形说：“宾四先生善言辞，长于演讲……先生授课，于兴至之处，时高举双臂，慷慨激昂，间更纵声而笑。”
钱穆注重养生，几十年如一日练习太极拳。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曾回忆说：“他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在桂林街初期，有一天正当钱先生在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阿飞，在课室门口探头探脑，一派轻薄。钱先生站着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也不理睬，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先生恼怒了，登时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1950年春天，******来到新亚书院，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他对钱穆的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中，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与人交往，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刻忘记。”
推重
1922年春，钱穆的同事兼同学安若泰在上海与常州府中学堂的同学施之勉晤面，在旅馆夜谈时，纵论一时作家学人。施说，在《学灯》见了钱穆的文章，文体独异，可惜不知道此人资历，今在何处。安若泰说：“此人乃我辈常州府中学堂旧同学，近在后宅，与余同一学校。惟已改名，故君不知耳。”施当时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务长，遂告诉安：“我此去，必加推荐。”是年秋，厦门集美学校果然寄来聘书，聘请钱穆为中学教员。
钱穆与钱基博的结识也源于钱穆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钱基博对钱穆非常赏识，推荐其到自己兼课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此后钱穆一直敬重钱基博，晚年仍不忘钱基博的提携和赏识，他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1929年，在南京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蒙文通读到钱穆的文章后，对钱极为佩服，他先写万字长信给钱穆，后又特地到苏州拜访钱。时值冬日，两人同游灵岩山，又乘轿到太湖畔的邓尉游玩。蒙文通随身携带着钱穆正在写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乘坐轿子时，便迫不及待地披览起来。蒙文通对此书赞叹不已，对钱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陈寅恪对《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也极为赞赏，他多次在不同场合称赞该书“极精湛”，并将该书与自己最尊崇的王国维的书相提并论，说“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
陈寅恪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一文亦极为推重。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载：“张其昀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
顾颉刚看到《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后，称该书“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顾对钱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教历史。”之后，顾颉刚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撰文。钱当时正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心中存疑，又因顾主讲康有为，于是起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此文不啻与顾颉刚进行学术上的争论，但顾毫不介意，既将钱文刊出，又推荐钱穆至燕京大学任教。为此，钱穆称赞顾颉刚道：“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
胡適邀请弟子顾颉刚到北大任教，其时钱穆正从燕京大学辞职，顾便乘机向老师推荐钱穆。顾在给胡的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適欣然同意，钱穆遂到北大任教。
胡適亦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钱穆在北大时，有人向胡適请教关于先秦诸子问题，胡適总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胡適还将自己珍藏的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的老师吕思勉盛赞弟子的《国史大纲》一书中论南北经济一节，又说“书中叙魏晋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调，其间演变，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
直到1968年，钱穆才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敖很为其抱不平：“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礼遇
抗战期间，******数次会见钱穆，与其谈宋明理学与历史，并请他到重庆机关进行演讲。为表示对钱的敬重和礼遇，蒋会见钱时，特地改穿长袍。钱在会面时曾向蒋进言，为了全体国人的利益，请蒋在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1949年，国民党全面溃败之际，钱力主蒋应当下野。蒋日后仍对钱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
钱穆曾回忆他与******见面的情形：第一次会面，“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蒋设宴款待钱穆，“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
1950年冬，因新亚书院举步维艰，钱穆和新亚其他同人一起到台湾募集资金。飞机飞抵台湾，******已经派人在机场迎接。第二日中午，******在士林官邸设宴招待。一早，钱穆等人便由张其昀陪同前往士林官邸，因蒋在台北市区开会未归，由宋美龄作陪，并送上煮汤圆请众人充饥。蒋归后，午宴即开始，钱穆发现，蒋吃的米饭是当时粗糙的配给米，深为感动，竟不忍将新亚书院办学困难之事直言相告，只以他语搪塞。后******得知新亚书院的资金困境，令人每月拨给钱穆港币三千元资助新亚书院，直到四年后耶鲁大学向新亚书院提供资金补助为止。
1966年，大陆开始“**********”，******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示对抗。******力邀海外的学界泰斗们到台湾定居，钱穆亦受到邀请。钱对蒋此举极为赞许，称此举为“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因有蒋的盛情相邀，加上香港情势丕变，政局不稳，钱穆决定到台湾定居。1967年10月，73岁的钱穆偕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彼。
在******的指示下，台湾国民政府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为钱穆建了一栋别墅式两层楼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同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有了此便利，钱穆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专心著述。
******去世后，钱穆极为悲伤，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1986年，92岁高龄的钱穆应******的邀请，出任总统府资政。******特委托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亲自将聘书送到素书楼，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一时传为美谈。钱穆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李敖对钱穆与两蒋的关系很是不满，他不遗余力攻击钱道：“试看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并且说：“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不谐
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学潮中，与钱穆同为学生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且极为激进。一日，刘被舍监陈士辛叫去问话，出来后即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就是后来的刘半农。20年后，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前去拜访刘半农。刘很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两人谈了两个小时，但刘闭口不提当年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动态。钱穆遂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从此以后，钱穆便鲜少与之来往。刘半农去世后，钱穆挽其曰：“人皆认之为半农，余独识之是寿彭。”
钱穆与陈寅恪时有过从。但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一书中提及陈寅恪，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往来，很少语及陈寅恪的学术。究其原因，研究者认为大概是因为二人对于史学的研究方法的分歧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