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南下上海，接着乘船由沪抵港。行程中，梁蛰伏舱底，不敢以貌示舟中之人。抵达香港后，巡捕大肆搜查轮船及各旅馆。梁本准备经广州到梧州，同仁见搜查严密，极力阻止，梁遂取道越南。进入越南须有护照，护照上须贴相片，梁无法办理护照，但又不得不取道此途。最后梁孤身一人，盘桓于万山之中，露宿槁饿，千方百计到达了梧州。
护国战争中，梁启超为了取得广东军阀龙济光的支持，只身赴龙济光处，此前梁派去的汤觉顿、谭学燮等人被龙济光部下枪杀，此行着实与赴鸿门宴无异。晚宴间，龙的部下胡令萱大放厥词，辱骂护国军、蔡锷等，并向梁横眉冷对。梁意气横厉，痛斥对方，边说边大拍桌子，满座的玻璃杯叮铛作响。胡令萱被梁的气势吓住，悄悄离席，其余众人，颇受感动，散席后都来与梁握手道歉。
护国战争胜利后，梁启超开出一个祸首名单，包括杨度、孙毓钧、严复、刘师培、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要求对他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这道惩办帝制祸首令颁发以后，由于当事人均已事先闻得风声，躲进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所以一个也没有拿住。
民国再造后的第一个国庆日，黎元洪下令援照民国元年进行国庆大典，并对民国创建以来的有功之士，包括此次再造民国的功臣授以勋位奖章。大总统黎元洪下令：“特授孙文大勋位，黄兴勋一位。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再造民国各授勋一位。”
1917年，梁启超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张勋复辟，后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就任财政总长时，梁启超希冀建立一套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试图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值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彻底改革币制，第二步再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后来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政策与梁启超的财政主张基本一致。
但周善培认为梁启超只有政治理论，没有一点政治方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善培之弟周竺君任镇江海关兼扬由常关监督，当时镇江关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扬由关每年却号称月入十万。周竺君到任后，查出扬由关的收入全是中饱私囊取得的，他一面严行拒绝，不私取一文；一面严禁中饱私囊。但靠中饱吃饭的扬由关官吏，与上下游的税局勾结，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周竺君便向财政部提出他只任镇江海关监督，请财政部另派扬由关监督。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派人问周竺君何以辞十万而就千，周竺君气急，写信责备梁道：“你当部长怎么可以对部属说这种话？你是公开劝部属中饱吗？”同时又拟就一篇改革全国常关的办法，并拟订几十条严禁中饱的奖惩办法，寄给梁，请他进行改革。周善培也几次从旁激励，梁却左顾右盼，此事也就一直搁置了。
梁启超的弟子四川督军戴戡被刘存厚的川军击毙后，梁在北京四处为戴讨说法，一定要段祺瑞严惩刘存厚，段只是敷衍了事。蔡锷病死后，戴戡统领的驻川黔军，是梁启超及进步党仅存的政治资本。戴戡之死，标志着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是年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也随之辞职，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1918年底，梁启超到欧洲各国考察，目睹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后，梁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据钱基博记载，梁启超以私人身份到欧洲考察。某次宴会中，以治战争史著称的美国记者赛蒙问梁道：“汝回国将何以？岂欲携西洋之所谓科学文明以归饷贵国人耶？”梁答：“然。”赛蒙叹息道：“汝勿然，西洋竞富强，中国尚仁义。富强者科学之所致也，仁义者经典之所遗也，然而争民施夺，末日将至！西洋文明则破产矣！”梁愕然问道：“然则公将何以？”赛蒙答曰：“我归杜门不事事，静俟公之输中国文明以相救拔尔！”梁为之怃然。归国后，梁的学问文章为之一变。
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重新主张改良，在科学与玄学中寻找折中主义，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党”。
梁启超一度将墨子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他认为中国只可有社会主义的精神，而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张君劢认为，中国现代政治，如果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能变龃龉仇恨为精诚合作，必然会使中国现状大有改观。
荣归
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预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迫清廷兑现承诺。1912年，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在日本著文反对民国，袁世凯闻言，对宋教仁说道：“只要卓如一条腿踏了民国地方，即无反对余地矣。”后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1912年10月，梁启超自日本回国。黄兴迎至天津码头，颇有修好提携之意。然而梁乘坐的轮船因大浪未能及时进港，黄空等一天后离去。黄兴认为梁是有意避不见面，双方又增加了一层误会。
此次梁启超流亡回国，欢迎盛况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是他一生最极尽风光的时光。梁启超在给长女的信中春风得意，兴奋不已：“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个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本欲准备前清军警官所得官舍为其行馆，但袁听说梁对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即“饬人铺设贤良寺”，梁大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梁启超抵京之日，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在正阳门车站迎接，交通为之一滞。
梁启超曾自得地描述其荣归时的情形：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至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谈话为约，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无办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在民主党演说时，喉几为哑。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传》云：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之所及。
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其他如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商会、军警俱乐部等，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蒙古王公等都排队等候。
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
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麇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袁世凯月馈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
此时，梁启超发表了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
袁世凯在总统府为梁启超召开欢迎会，让全体内阁成员作陪，袁在欢迎词中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梁答谢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做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游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在美期间，梁启超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参观走访了许多地方。他发现，美国的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等弊端很明显，“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他将美国与日本、英国对比后，认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好。他认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惟美国人能应用之，而他国人绝不能应用。我国若贸然而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于酿乱”。梁启超离美时，华人与美国白人热情相送，“爆声巾影，绵亘一里余”。
美国之行使梁启超坚定了拥护君主立宪的理念与决心。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不可以享共和。”
一战后，因梁启超推动对徳宣战有功，北京政府让梁组织“欧洲考察团”，赴欧考察，与各国重要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巴黎和会会外活动。“欧洲考察团”的成员除梁启超外，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人，都是中国当时年青一代的知识精英。
梁启超称赴欧考察的目的：“第一件事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游历欧洲多国，梁启超目睹了科学万能迷梦的破产，也接触了大批的杰出人士，其中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及著名外交家笛尔加莎最令梁称许，他称二人是自己“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
此次欧洲之行，梁启超也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他写道：“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梁认为，科学的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空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他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19年8月，梁启超应邀到荷兰来丁大学藏书楼（今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参观，他在该藏书楼发现了《天条书》、《太平条规》、《太平礼制》等5种太平天国印书。梁遂委托随其参观的中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派人将5种印书缮录归国，以使其“不至长作来丁藏书楼之玩品”，而“补吾国历史上之缺撼”。
立场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受清廷通缉，日本政府出面相救，日本公使林权助将梁长发剪掉，穿上和服，化装成打猎的样子，一路惊险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居留十年间，梁也多赖日本政府与日本友人常年相助，他对日本颇有好感，“觉日人之可爱可敬”。但到护国战争后，他惊讶地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此后始终强调要警惕日本。
面对日本人忘恩负义的指责，梁启超回答说：“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论战时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梁对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文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杨度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他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启超，期望梁能为己所用。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颇为担忧，三人暗地里商量道：“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徐等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二人与梁见面后，尚未开口劝说，梁便拿出抨击袁世凯复辟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蹇、汤二人无奈，只能力劝梁删除一些太过激烈的词句。梁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
康有为拥戴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与段祺瑞一起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孙中山逝世后，梁启超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1925年“******”，清华定于10月9日举行纪念会，会议上安排梁启超发言，但梁却记错了纪念会的召开时间。到会议举行这日，他不在校内，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讲。后他将演讲稿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在这份共计一万三千多字的讲稿中，他将国民党、孙中山、共产党挨个骂了一遍，并痛贬中华民国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小祖宗”。
1927年1月2日，梁启超致信长女梁思顺，批驳北伐道：“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防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在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同年5月11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