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来到名山县城外，把车停在一个树林空地上，顺着泥泞不已的小路，我艰难往上行走。寒风阵阵，雨雪让我的嗅觉变得格外敏锐——
持续一周的雨雪，今晨不再摇摆
透过树梢，隐约可见一个女人
用尽了所有服饰和风月
才安然老去
我在雪景中想起不远的桃花
想起磨损严重的老电影
想起了艳阳的凡·高
用湿淋淋的农鞋踩低天际
以及老年博尔赫斯
颤抖的手掌擦亮的汉碑
就像我注视陡立在鼻梁的雪
开花，又在一根火柴上凋谢
雪景的黎明
与穿过雪景的月光
同样在马槽留下水迹
这让秘密
看起来
如同草料
当一滴飞雨追上另外一滴飞雨，当一支响箭追上另外一支箭，以“飞行强奸”的突兀方式完成大灌顶仪式。我还是不能相信，那在发霉的殿檐上，怎么会长出一朵小花？！
前不久，我从四川大学图书馆借出晚清名山县知县胡寿昌所撰《蒙寇志略》一书，胡寿昌自署“愚溪山人”，在柳宗元笔下，愚溪的纯洁秀美与自己的高尚情操、文学才华彼此呼应，把愚溪不能有益于世的惋惜和自己抱负不能施展的抑郁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蕴蓄着自己被埋没受屈辱的愤懑、不平和抗议。很显然，胡寿昌以此自命，也是大有心绪之人。此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刊刻于成都，数万字篇幅全部记载的是李蓝起义军攻打雅安、名山、丹棱、洪雅、眉山的战事，围绕小小的名山县一地，胡寿昌忠实地记录了一系列大小血案。
在李蓝大军横扫巴蜀时候的1860年，胡寿昌年仅三十出头，在同行王崇昆眼中，他俨然英姿飒爽，气度不凡。在得知被授命为名山县知县后，感恩戴德。他慷慨自许，认为受命于危难之际，国家寸土决不可弃，与同时被授命为丹棱县知县的王崇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道理十分简单，既然均为战事惨烈、防备形同虚设的小县之长，唇亡齿寒，不能不互为依托。
两个知县到任后，“召集流亡，备器械、练图勇，为守御计。无日不往返函商，有令必回。”（《中国野史集粹》，巴蜀书社2000年9月版，第三册230页），尽管拼死抵挡，奈何起义军如山洪一般汹涌咆哮，因为无力立即肃清境内敌军，被清廷撤职。骆秉章入蜀后，臬司杨重雅认为，这两个人为人处事“异于流俗”，极力向骆秉章推荐这一对“城隍庙的鼓槌”，终于又得到启用。当然，这已经是名山战事之后的事情了。
在李蓝大军占据宜宾吊黄楼一线、刀锋直指犍为、名山时，《蒙寇志略》中特意提到一个本土人士：何崇政。
熟悉一点巴蜀武术历史的人知道，峨眉派亦刚亦柔，一派玉树临风。南宋时期，已经眉毛纯白的德源长老，“白眉道人”，他模仿山猴动作，创编出一套猴拳。一直流传至今。德源长老还把峨眉山僧道的武技资料收集起来，编写《峨眉派拳术术》一书，这是目前找到的有关峨眉武术的最早文字资料，是峨眉派武术发展成熟并自成体系的标志。在这个谱系里，何崇政具有承先启后之功。
在一般历史记载里，何崇政被人称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记室”（相当于随身秘书），说他兵败脱难后，削发为僧法号“湛然”，来往于川西、川东等地，以哥老会的组织形式结交八方豪杰继续反清，曾经在峨眉山主持多年。他撰有《峨眉拳谱》一书（亦称《拳乘》，今留有残本），成为峨眉派武术理论奠基石，开篇有诗“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的概述。这其中“一树”指峨眉武术，“五花”指巴蜀的五个片区，而“八叶”则指四川武林中的“僧、岳、赵、杜、洪、化、字、会”八个门。“五花八叶扶”意味着五个不同地区的流派和八个拳术门派互相影响，互为依托。
《峨眉拳谱》出自他手不假，在巴蜀武林被尊为经典。但何崇政既非太平军，更非翼王石达开的“记室”，而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异端。显然，与后来升任四川提督的唐友耕一样，他也是一个正宗的流氓无产者。
《崇庆县志》记载，何崇政蒲江县干溪保人，为落第秀才。我估计还是胡寿昌的记载更为准确。他的《蒙寇志略》言之凿凿，何崇政生于清咸丰年间，名蒲，出生地在与名山县接壤的何家山。少年时代就膂力无穷，精通武艺，加上为人“豪侠好义，急人之急，远近恶少争附之”。咸丰六年（1856年）何崇政参加府试，因针砭时弊，遭到主考官指斥和鞭笞。他一度得到术士李御风的“神授兵书”，于是心存异志。咸丰九年（1859年）李永和、蓝朝鼎揭竿而起，何崇政一方面满怀对制度的愤懑，另一方面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开始了。
这就像献宝的卞和一样，他得到的回报，是体制的当头棒喝。晚清《名山县志》记载，何崇政一心报国贸然来到官营，上书《平洪杨策》，请咨送江南大营效力。当时川人向荣为主帅，知府蔡步钟以“违制笞之”。尽管他慷慨陈词，渴望制度能够理解他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但这样的陈述均被官人理解为一种利用危局讹诈政府的伎俩。看来蔡步钟也并没有打错，因为按照清制：士子不谈国事。
历史大错被蔡步钟就此铸成，他为此必须偿付巨量的鲜血才能赎清。
被乱棍打出，何崇政报国之心不死，他直奔前线而去。在快到宜宾的路上偶遇提督马天贵。何崇政拦住军队高呼“献策”，奉上《擒蓝李策》。马天贵看着这个一身褴褛的强人，口出大言，咋咋呼呼，官威受到冒犯，下令“笞之”。何崇政缺乏卞和那样的耐性，他愤激到了极点，走出门来，何崇政仰天大喊一声：“那就怪不得我了！”
他立马掉头直奔李蓝起义军营垒。义军多为胸无点墨的农民，从天落下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不禁喜出望外。为展示自己远非纸上谈兵之辈，何崇政决定在叙府石梯桥一带，策划安排一场甘蔗林的伏击战。他的计谋很简单，就是将怀里的《擒蓝李策》改为“擒天贵策”，连设伏地点也没有变。他守株待兔，等待好收成。
面对极容易隐蔽兵马的甘蔗林，提督马天贵十分轻敌，他遭到了一场伏击战。他往开阔地跑，一步蹈虚陷入另外一侧的水田，动弹不得，被围上来的起义军砍成烂肉。由于一举击毙四川提督马天贵，续战又擒副将张万禄、都司余振海，连歼大员，起义军像吃了炸药一样，挡之者死。要知道，这是李蓝大军入川以来击毙的最高级别官员。
这一下，何崇政火得不行，出任起义军的“军政司”一职，不少人投奔其麾下。何崇政精于枪法和棍法，因此在军中常教士兵习武，深孚众望。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手下能人太少，尽管都是一副化悲痛为力量的样子，但在名山县被起义军打得十分狼狈。
曾经上书《平洪杨策》的何崇政，对当时天下形势自然熟知，他对“蓄谋窥川”的石达开也不会没有耳闻。由此，《名山县志》所载的蓝大顺“通款洪杨”和“拜何崇政为护国军政司”两者之间就显出了内在联系。可以认定，“通款洪杨”也就从此成为李蓝义军的既定方针。何崇政给起义军的建议是，应该联络四川南部一带的啯噜党，使之成为生力军。这样，啯噜、土匪、强盗、商人纷纷加盟到反体制的营垒中，连名山县的文生邓凌霄也加入进来，这让名山县知县甚觉丢人。他未必知道，丢人是小事，跟着丢命的事情随时就将发生。
成都蒲江县大塘镇洪福村三组何李氏墓碑背面，载有起义军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天在蒲江、邛崃一带活动的情况：
“……庚申年蓝贼扰蒲江，至邛州攻城不克，自州到名山。名山人‘何蚂蚁子’带数百人投蓝贼。至辛酉年，何贼伙人数千来札蒲江。是年六月初旬，忽来峰顶漕札营。六月十六夜，我父在宋山碥避躲，被贼人掳去。至六月二十七日，贼等撤营去名山。于七月二十一日，分数千人迭回欲攻邛州，闻有大兵到州，不果。是夜，我在场上店内借宿，为贼所获。复札骑龙山。至二十八日，贼回名山大营。……至八月初八晚，贼令次旱撤营，各归本营。……是夜，贼令西营打前队，至古城桥，见对山（疑为“围”）众多。至新店子场口，我就此等父，未几，上杀至，我亦同贼走挐坝场，过数里逃出……”（黄尚军、董红明《巴蜀牌坊铭文所见清代农民暴动与起义初探》，《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年1期）
这一来自民间石碑上记载，以鲜活的口语充分证明了“何蚂蚁子”为害“桑梓”的行为，也说明了战事给民间带来的深巨灾难。
雅安知县何鼎勋的两本围城笔记可以佐证《蒙寇志略》的真实性，并弥补了记载的简略。他指出：在攻打名山县城时，“何蚂蚁子”对父老乡亲宣告——“名山系我桑梓地，先人之墓庐在，予不敢扰。有妄取民间之一草一木者，悉叱令送还。名人安之，备渐弛。”（李有明、蒙绍鲁《往事存稿》收录了《雅安围城记》《雅安防河记》全文，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版，158页）
这其实是一出烟幕弹，起义军于咸丰九年五月八日突入名山县。这涂炭桑梓的行为，更让当地人发狂。
蓝大顺与蓝朝鼎北上入陕后，何崇政的起义军成为川西一支独立军。1861年春，各州县衙趁蓝大顺率部北上围攻绵州之机，秋后算账，捕杀曾跟随义军的农民及其亲属。为振李蓝军威，何崇政提出“吃大户、杀赃官”口号，蒲江、邛崃、大邑、崇庆一些乡镇的农民群起响应。其时，清廷再次调兵围剿，估计“何蚂蚁子”的读音关系，官府竟喊成了“红蚂蚁子”。何崇政对此一笑置之，来了个将错就错：“龟儿子些怕红，我们就是要红！”于是下令打红旗、戴红标，坦然接受“红蚂蚁子”称号。5月，何率义军进入崇州隆兴场，准备伺机攻取州城。州人副将张联陞率官军团勇，在中和场组织防御，被义军打败。越日，义军迂回到西河坝，知州董钧令民众守城，调乡团屯于城外。这时，在嘉定的袭侯杨炘（名将杨遇春之孙）闻讯，率兵赶回崇庆增援，同张联陞联合守城。11月兵分3路攻义军，“名将之后”杨炘阵亡于金龟桥，各军士气大减，义军乘胜攻城。内应谭八在城堞瞭望，中流弹负伤，被官军发现后立即诛杀。内应已失，州城防守严密，起义军只得退兵。这年冬天，清廷调提督胡中和率楚军配合各州县兵勇，对义军分割围剿。何崇政率主力与楚军大战于大邑县城西，终因寡不敌众，就此下落不明。
《蒙寇志略》记载了一桩“不雅”之举。当地士绅冯朝杰、杨廷梁等人献计，何崇政如此难以对付，实乃本邑耻辱，“是其忘亲背祖，大逆灭伦，罪宜根株尽翦。从来讨叛逆者，必先发其祖墓，冀可一鼓成擒。”既然牛啃南瓜找不到地方下口，胡寿昌与提督蒋玉龙就秘密动手了。他们连夜带领500名士兵，黎明时分来到何家山掘开了何崇政的祖坟，雪亮的锄头伴随第一缕阳光倾泻而下。这是何崇政的父母合葬墓地，地下有石埂，宛如土龙盘踞，隐然有王者之气。打破棺椁，满棺白浆流出，飞出无数野蜂。体制中人对此的评价是：“地脉天矫，峰峦凶恶，养成戾气，非吉壤也。”
这远不是当地腐儒凭空臆想出来的举措。一是有挖祖坟的历史传统，二是李蓝大军战事期间，官军就曾经为之。
在中国文化中，挖人祖坟是最狠毒的。当年李自成攻入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掘了皇帝的祖坟。崇祯皇帝怒不可遏，以牙还牙，派人掘了李自成的祖坟。李自成知道后，开始了疯狂报复……在互掘祖坟的暴力循环中，彻底践踏伦理让暴徒们获得了大快感。即使在近现代，挖人祖坟、断人龙脉的事件也多不胜数。这本是一种严重有违于伦理的行为，但制度显然已经黔驴技穷了。花县知县牟崇龄收到上谕后，即奉命急将洪秀全的祖坟掘毁。但即便如此，太平天国一役，死亡就达几千万人，何曾有半丝作用呢？！
但体制中人怒极攻心，就挖过李永和母亲的坟。
1903年，美国探险家埃德加·盖洛到达云南大关县的大旗山下，就是关河和洒渔河的交汇地岔河。岔河旁的麻柳湾是李永和的祖坟所在地。盖洛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异端李短褡褡（李永和）的祖坟被官府侦知，“狂喜之际，官府光顾了这个河岔口，掘坟毁尸。这样一来，龙脉已毁，这个家庭的气数就断绝了！此后不久，反叛势力被除掉，这位大头领被杀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版，161页）
如果说打开所罗门王的锡瓶是放出了魔鬼，那么国粹化的开坟掘墓，则是让阴魂在朗朗乾坤普照下蒸发遁迹，可万一阴魂又附寄在哪一个泥腿杆子身上，迅速在脑后堆积出“反骨”，那又如何是好啊？
就好像与李短褡褡“同甘苦、共命运”一样，官府发掘何家祖坟后，据说何崇政的起义军逐渐式微，打仗多方掣肘不利索了。单是一次战斗失利，就在名山县被擒3800余名起义军，损失战马1385匹！其实，他依靠智谋出任蓝大烟杆的军师，占据名山县两个月，先后转战于青神、蒲江、大邑、雅安、荥经、天全等十余州县，献计擒斩了清军重要将领张万禄、余振海等人。尽管何崇政部的起义军在名山陷入四面楚歌之境，但何崇政还是逃脱了。他混入湘军果左军胡元廷军门营内，改头换面，名字变成了“昆山”。当骆秉章的缉捕批文发到胡元廷手中时，何崇政已远走高飞了。
胡寿昌一直惦记着这个让他寝食不安的恶人何崇政。他承认，何崇政是他的心病。在他在主政三道堰、游子堰等水利设施的清淤工程时，突然得到了何崇政投射在水面上的鸟影。
何崇政伪造记名提督胡中和的行军关防令，跑到宜宾的屏山县调动军队。得到这个信息，胡寿昌认为何崇政是准备与宋士杰余党继续为乱，这反而佐证了何崇政亡命江湖继续谋求反清的真实情况。何崇政会同张子民太守，设法羁縻住何崇政，秘密与叙州太守朱海门张开落网。他在《蒙寇志略》里提到重要的一句话：“送郡城讯明正法”，把何崇政的脑袋传遍他犯下罪行得各州县。显然，这里出现了记载问题，要不然是何崇政冒功，就是所杀的那个何崇政是个冒牌货。
除了说何崇政被官府击毙之外，地方志里还有三说：一说“后起义失败，不知所终”；一说“后来降清廷”，这显然是污蔑；一说竟然成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记室”，翼王行踪飘浮，这最不可能。我分析，何崇政芒刺一般回到了民间的山野，身形一抖，就成了一片枯叶。他并在峨眉山落发为僧，法号“湛然”。他常居云遮雾绕的白龙洞，偶尔山风催发酒力，山魈鬼叫，虎豹的吼声震落蝉鸣，他会走几路拳法疏通筋骨，这才有了精研武术、演绎《峨眉拳谱》的后事。也就是说，峨眉武术固然源远流长，但以派别崛立武林，却是从何崇政开始的。
唐友耕率振武军到达名山县的时间，是在石达开的先锋“赖剥皮”赖裕新率军入川的时候，唐友耕主要是在邛崃、蒲江、名山、雅安要隘之处设卡防堵。他听到胡寿昌对何崇政的叙述，颇不以为然。须知，唐友耕精于枪法，他很想会会这个神乎其神的何崇政。可惜的是，历史没有为他安排这个对决机会。
由于战事代价惨重，凡是被起义军入侵的州县，骆秉章逐一提议罢免，这涉及二十几个州县的官员。但他还是清醒的，对那个热血青年、名山县知县胡寿昌记忆犹新，称其“才识兼优，长于吏治，晓畅军事，洁己爱民”，奏请功过相抵，这是唯一的一个得到“恩眷”的地方官。胡寿昌因此被委派为唐友耕部等四路军队提供后勤供给。刚刚经历战火的弹丸之地名山县，为此提供了2万名军人的口粮，可见百姓负担之重。当时的驻守情况是，记名提督胡中和驻扎泸定桥，湘果营将领萧庆高驻扎飞龙关，湘军将领何胜必驻扎飞仙关，唐友耕驻扎汉源富林驿。
富林驿是汉源通达西昌的要津，必然要经清溪峡等地，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段，相传诸葛亮南征平夷时曾路过此地，当地有孟获城遗址，也有“平夷堡”、“镇南桥”等可以钩稽历史的小地名。这是南下的交通要冲，战事频繁而惨烈。石达开先锋赖裕新曾率军用布匹作桥成功渡过大渡河，在纵切幽暗的清溪峡与唐友耕等部激战，在越西深沟被彝兵劈空而下的滚木礌石砸成肉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