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射洪县）人。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彰显了唐时推崇的“汉魏风骨”，被誉为一代“诗骨”。
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为富裕，这造成了他轻财好施、慷慨任侠的性格。他属于浪子回头式人物，后来发奋攻读，博览群书。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任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勇猛直率，直言敢谏。当时武则天当政，任用酷吏，滥杀无辜，陈子昂不畏强权，屡次上书。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羌人，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年），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年），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亲病逝。在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对他横加迫害，最后冤死于狱中。
碎琴动京城
陈子昂一生里最富有传奇的事迹，发生在他第二次参加京试期间。
唐代的进士考试，卷子不密封，考官除了看考生的卷子外还要看他的名气，更重要的是看是否有达官贵人的推荐。因此参加进士考试，首先就要在长安出名，使自己的诗文让一些有名望的人知道。那如何才能“暴得大名”呢？
唐高宗末年，陈子昂在长安街头踟蹰徘徊，偶然见有人捧胡琴求售，索价高昂。其实，这个卖琴的人说不定就与陈子昂一样，抱有成名的渴望。达官贵人、文人骚客，争相传看，由于价格离谱，却无人敢于下手。陈子昂看了琴之后，二话没说，倾囊便把琴买下。围观者啧啧称奇，陈子昂觉得差不多了，大声道：“我生平擅长演奏这种乐器，只恨未得焦桐，今见此琴绝佳，千金又何足惜。”众人异口同声道：“愿洗耳恭听雅奏。”陈子昂说：“敬请诸位明日到宣阳里寒舍来。”
第二天，果然宾客满座。在酒酣耳热之际，他手捧昨天新买来的琴说：“我陈某虽无二谢（谢脁、谢灵运）、渊明之才，也有屈（原）、贾（谊）之志，自蜀至京，携诗文百轴，奔走长安，到处呈献，竟不为人知。弹琴，我虽擅长，恐污尊耳。”说罢举琴就摔，“哗啦”一声，把琴摔得粉碎，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下，他才把自己的诗文遍赠宾客。众人愈以为奇，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摔千金，此人必是豪贵、奇人，奇人所作，必为奇诗奇文，不观也知其妙。”于是争相传诵。一日之内，子昂诗名满京华。其中“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之句，使人赞不绝口。
不久，陈子昂中进士，以上书论政，为武则天所赏识。他的诗是唐代革新派的先驱，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
陈子昂与糖画
糖画起源于四川，民间又称“糖影儿”“糖饼儿”。顾名思义，糖画就是以糖汁做成的画。它亦糖亦画，可观可食，是广泛流传于巴山蜀水、备受老百姓喜爱的民间工艺食品。相传它是在古代“糖丞相”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这一民间工艺在四川主要流行于成都市、新都、双流、金堂、温江、郫县、都江堰市、彭县、绵阳及自贡、泸州、重庆、乐山、内江等地。
相传陈子昂在家乡时很喜欢吃黄糖（粗蔗糖）。不过他的吃法却与众不同。首先是将糖熔化，清洁光滑的桌面上倒铸成各种小动物及各种花卉图案。待凝固后拿在手上，一面赏玩一面食用，自觉十分有趣。
后来陈子昂到京城长安游学求官，因初到京师人地两生，只做了一个小吏。闲暇无事时便用从家乡带去的黄糖如法炮制，以度闲暇。一天，陈子昂正在赏玩自己的糖画。谁知宫中太监带着小太子路过，小太子看见了陈子昂手中的小动物，便吵着要。太监问明了这些小动物是用糖作的时候，便要了几个给太子，欢欢喜喜回宫去了。谁知回宫后小太子将糖吃完了，哭着吵着还要，惊动了皇上，太监只好上前如实回禀。皇上听完原委，立即下诏宣陈子昂进宫，并要他当场表演。
陈子昂便将带去的黄糖熔化，在光洁的桌面上倒了一枚铜钱，用一支竹筷粘上送到小太子手中，小太子立即破涕为笑。皇上心中一高兴，脱口说出“糖饼（儿）”两字，这就是“糖饼（儿）”这一名称的由来。由此陈子昂便得到了升迁，官至“右拾遗”。唐朝及后来朝代设置的小官，分左、右拾遗——咨询建议官员，字面意思是捡起皇帝的遗漏（政策失误），相当于当代的监察兼助理机构。左右拾遗为正八品官职，除了元代，汉族统治者朝代皆以左为大，右为小。所以左拾遗比右拾遗大一些（元代以右为大）。后来，陈子昂解衣归里后，为了纪念皇上的恩遇，同时也因闲居无聊，便收了几个徒弟传授此技。这些徒弟又传徒弟，并将它传向四方。有的干脆以此为业，走村串乡做起“糖饼儿”生意来。这“糖饼儿”生意虽小，但因曾得到过皇帝的赏识，所以生意十分兴隆，学的人越来越多，并代代相传，这一技艺从此就流传下来。
这一传闻虽然有些添枝加叶，但附会到蜀人陈子昂身上，没人认为不合理。
如何看待私仇与法律
夏商时代，在渭河上游地区（今甘肃省天水市境内）长期活跃着一个“邽戎”的部落。到春秋时期，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东周的诸侯国——秦国用武力征讨邽戎之地取得成功，将其设为邽县。这是我国最早设置的两个县份之一，堪称当今县制的源头。秦国越过陇山开始向东发展，为了加强关中地区的力量，将随军征战的一部分邽人安置在渭河下游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邽人聚居区，为了使两地名称有所区别，于是将渭河下游的邽人聚居区设为下邽县（地址在今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一带，管辖范围约为今临渭区渭河以北地区），而将渭河上游的邽人聚居区更名为上邽县（即今天水市秦州区）。上下两个邽县正式分离，上邽县与下邽县的名称也由此正式确立。
武则天当政期间，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杀害。后来赵师韫入朝当上了显赫的御史，徐元庆知道对方要铲草除根，自己更姓易名，混迹在驿站中充当仆役，这很像晋国的英雄豫让。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来到这个驿舍住宿，这真是叫“老天有眼”啊！深夜，血往上涌的徐元庆痛施杀手，赵师韫在梦中身首异处。见大仇已报，徐元庆坦然投案自首……对于此案，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陈子昂这篇《复仇议状》，可谓千古雄文，他在文章结尾指出：依我辈所见，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按照刑律处死元庆，然后在他的墓前立碑表彰，赞颂其美好节操，这样可以使天下按正道顺利发展。把这个案件载入国家法律，永远作为国家法典……
对于陈子昂的雄辩分析，偏偏有人看出了破绽，这人是柳宗元。
《驳复仇议》是柳宗元在担任礼部员外郎期间所写。属于驳论性奏议，句句针对陈子昂《复仇议状》而发。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状》中的观点非常矛盾，毫不足取，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此，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礼义和法律的一致，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可见，用双重标准去审判案件，实际上是对所谓法律的违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与现代法律讲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者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无论尊卑贵贱，无论品行高尚与否，一旦站在法律的面前，所有人都应平等，这样才会有公正可言。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即一个人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处罚，只能拿法律这把尺子去衡量，而不是其他。如果一个人因为品德高尚或地位尊贵而免受法律的处罚，这时候判断案件的标准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法律已经被弃置一旁了，也就更谈不上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时过境迁，徐元庆案的结果如何已不重要，但柳宗元求真务实的思辨精神却依然宝贵。比较起来，柳宗元的结论显然比陈子昂的思考要更胜一筹。
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
《登幽州台歌》这首诗写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陈子昂是一个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的文人。他直言敢谏，对武后朝的不少弊政，常常提出批评意见，不为武则天采纳，并曾一度因“逆党”株连而下狱。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反而受到打击，这使他心情非常苦闷。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营州。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担任参谋，随军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少谋略。次年兵败，情况紧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武不允。随后，陈子昂又向武进言，不听，反把他降为军曹。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慷慨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诗篇。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是陈子昂的代表作。唐朝卢藏用《陈氏别传》指出：“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与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即使我是在少不更事的年龄读它，也会感到字里行间表达出的巨大感伤，从而让我们知道了幽州台。唐朝的时候称北京旧址为幽州城，唐代的幽州城区域大概是在现在的北京三环以内的地方，而幽州台的具体位置却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在现今的广安门一带，一说是在现在的蓟门桥一带，一说是在今河北易县高陌乡境内，还有的说位于河北省定兴县高丽乡北章村台上西（台上隶属于北章大队，由黄金台在此而得名）。
在古代，幽州台也叫招贤台，亦称黄金台、蓟北楼，相传即燕国时期燕昭王为强国欲招贤纳士，构建高台，置黄金于台上，作为对人才的封赏。因燕昭王将黄金置于其上而得名。昭王拜郭隗为其师，成为当时燕昭王用黄金台招纳而来的第一位贤才。
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历史铭记了他的千古绝唱。卢藏用评论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从未有过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提出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是宣言，标志唐代诗风的斗转。刘勰、钟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陈子昂继承了这一尺度，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而应该以“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由于“初唐四杰”诗人的大声疾呼，唐诗新风格呼之欲出，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陷入审美疲劳，诗歌鼎革时机更加成熟。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时提出，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富有实践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体现了他的变革主旨。《感遇诗》三十八首，恰是表现这种精神的力作。《丁亥岁云暮》一篇更直接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这些内容都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之风，戛戛独造，发出金石之声。
陈子昂身后事
很多人知道射洪县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却不知道陈子昂墓园，墓园位于射洪县龙宝山踝一线。龙宝山唐朝时即名独坐山，因其形酷似人之巍然独坐而得名，是陈子昂生前钟爱之地。诗人曾常在此与高僧“晖上人”坐禅念佛，留下了数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白云苍狗的变异，虽然早已没有了“岩泉万丈流，树石千年古”的景观，但山还是那座山，山前的梓江依然静水深流。
762年11月，杜甫乘船来到射洪，写有《陈拾遗故宅》《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送梓州李使君之任》《野望》等诗作，他称赞陈子昂是可与日月齐辉的圣贤。2016年1月上旬的一个周末，十几位诗人参加了“诗意遂宁”诗会，提出想去拜谒一代文宗陈子昂墓园。从遂宁行车40余公里后，拐入了一条蜿蜒而静僻的水泥乡道。抵达广兴镇龙宝村政府门前，斜刺里劈空一声大吼，盖过了几辆车的轰鸣……我站在码头的青石台阶上，天空飘起了牛毛细雨，独座山被梓江环抱，宛如梦境。“龙宝”之名本源自民间二龙抢宝传说。本地人将从绵阳而来的涪江叫大河；从梓潼、盐亭方向流下来的梓江称小河。两江对撞，涪江成了正朔，梓江憋屈，成了涪江的支流。码头右侧是宽阔的三角洲田畴，依稀可见农民在地里劳作。江上有渔船漂浮，白鹭点点。
尽管陈子昂的文才与韬略赢得后世隆誉，但鄙视他的人不是没有，往往偏狭地纠结于他成了武曌的御用之人，甚至为杀害陈子昂的刽子手射洪县县令段简大唱赞歌。这个人，就是处于明末清初乱世之际的王士禛（1634-1711年）。王有“一代诗宗”“文坛领袖”之誉，他避雍正皇帝胤禛之讳，改名为“王士正”。乾隆即位后，鉴于“禛”和“正”连读音都不同，于是再将其改称为王士祯。诗宗对文宗，真是狭路相逢。他在《香祖笔记》写下了罕见的诛心之论：
《陈子昂文集》十卷，诗赋二卷，杂文八卷，与《陈氏别传》及《经籍志》合。子昂五言诗力变齐、梁，不须言，其表、序、碑、记等作，沿袭颓波，无可观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颂表》一篇，《大周受命颂》四章，曰《神凤》，曰《赤雀》《庆云》《甿颂》，其辞谄诞不经，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纲，建大周之统历，革旧唐之遗号。在宥天下，咸与维新。赐皇帝姓曰武氏。臣闻王者受命，必有锡氏。轩辕二十五子，班为十二姓，高阳才子二八，名为十六族。故圣人起则命历昌，必有锡氏之规。”云云。集中又有《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士彟也。此与扬雄《剧秦美新》无异，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子昂真无忌惮之小人哉！诗虽美，吾不欲观之矣。子昂后死贪令段简之手，殆高祖、太宗之灵假手殛之耳。
尤其是文章结尾，可见怨毒之深。
白云苍狗，蝇营狗苟，该过去的，注定要过去。陈子昂注定是沉默的，宛如他的字：伯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