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拉普尔，马克西姆离开了轮船，不声不响地走了，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看样子挺郑重，也很平静。
在船长的卧舱门口，谢尔盖跪了好长时间，嘴唇贴着门板，一边用脑门儿碰撞，一边呼叫：“饶了我吧，我没错儿！都是马克西姆干的……”
船长赶他滚开，还踢了他一脚，谢尔盖一下子仰倒在地。不过，最后他还是得到了饶恕，谢尔盖立刻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端着托盘四处送茶水，像条狗似的，奉迎讨好地望着人们的眼睛。
马克西姆被轰下了船。其实，他是个严肃善良的小伙子，而下流家伙谢尔盖反倒留了下来。这一切全都是非颠倒。
可人们为什么乖乖地屈从呢？为什么听着斥责谩骂而不在乎呢？
炎热的夜晚，烤了一天的铁皮遮阳板下面，闷得难以忍受，乘客们蟑螂似的在甲板上乱爬，随便找个地方，就躺在那里。每当靠近码头的时候，水手们就用脚踢醒他们。他们站起来，睡眼蒙眬地朝人家推他的方向走去。
水手们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只不过衣服不同罢了，但是却可以对他们指手划脚，就像警察一样凶。人们身上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温顺、怯懦、忧郁而驯服的品性，让你感到惊异。可怕的是，透过这种温顺的外壳，突然爆发出的残忍、荒唐，几乎总是那样可悲的放肆。
有一天后半夜，机器里不知道什么零件断裂了，忽然发出大炮轰鸣般的爆炸声。甲板上立刻弥漫着云雾似的白色蒸气，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到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加夫里洛！焊锡，毡垫……”
我睡在机器间旁边洗刷餐具的桌子上，当我被爆炸声震动惊醒的时候，甲板上还悄无声息，机器呼啸着喷出热气，不时传来榔头敲击的“叮咚”声。一分钟过后，甲板上就挤满了乘客，声音嘈杂，全都又嚷又叫，很快形成了可怕的混乱。
来不及蒙头巾的婆娘，头发乱蓬蓬的，瞪着鱼一样圆眼睛的汉子们，四处乱窜。人们互相践踏，你踩了我的脚，我撞了你的腿，全都抱着包裹、布袋、箱子，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嘴里喊着上帝，互相厮打着，拼命想要挤到什么地方去。我跟在人们后边奔跑，想要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我第一次目睹了夜间的慌乱，很快，我就明白了，这种慌乱是由于人们的误会造成的。轮船没有减速，仍在继续行驶。在船舷的右侧，割草人点起的篝火熊熊燃烧，离得很近。这是个明亮的夜晚，一轮圆月高高地悬在空中。
人们在甲板上乱窜，越跑越快，客舱里的乘客也都纷纷跳出来，有一个人“扑通”一声跳下船去紧跟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水手们奔跑着，抓住人们的领子，打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推到甲板上。
斯穆雷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大衣，迈着沉重的步子走来走去，用浑厚的声音劝说那些乘客们。对三等舱的乘客，他居高临下，用拳头砸他们的头，挨打的人口袋似的，一声不吭就倒在甲板上。
整个夏天，我在船上见到了两次慌乱，两次出事都不是由于真正的险情，而是面临可能遇险的恐慌引出了乱子。
最近，好几次发现谢尔盖对我使坏，他从我桌子上拿走茶具，背着食堂管事，偷偷地送给船上的乘客，我知道这是盗窃行为——斯穆雷不止一次提醒我：
“当心点儿，别把自己桌子上的茶具给餐厅的侍者！”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让我难以忍受的事情，因此常常想，等轮船一到码头，我就逃走，逃到森林里。但是，斯穆雷总是劝阻我。他对我越来越温和，而且深深吸引我的还有轮船继续的航行。
船在码头停泊时候的确叫人厌烦，可我总在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有了机会，我们将从卡马河驶向别拉雅河，驶向维亚特卡河，要不然就沿着伏尔加河航行，我就能看见新河岸，新的城市和新的人物了。但是这些愿望都没有实现——我在轮船上的生活出乎意外地中止了，而且让我很丢脸。
一天傍晚，我们从喀山开往尼日尼，食堂管事把我叫到他的卧房，我走进去，他在我身后把门关上。斯穆雷也在那里，他紧锁眉头坐在垫着毛毯的圆凳上，他粗声粗气地问我：“是你把茶具交给谢尔盖的吗？”
是他自己拿的，趁我看不见的时候拿走的。”
食堂管事慢声细语地说：“没看见，但是知道。”
斯穆雷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砸了一拳，然后又用手搓了几下说：“你等等，会弄清楚的。”
“没有了，请便吧！”
大约8卢布，这是我挣到手的第一笔大数目的款子。
斯穆雷跟我告别的时候，感伤地说：“马马虎虎可要吃大亏呀！”他往我手里塞了一个镶珠子的五彩烟荷包。
“好啦，再见吧！你一定要读书呀——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他用胳膊搂着我，轻轻抱起来吻了吻，然后把我稳稳地放在码头的垫板上。我为他难过，也为自己心酸。眼睁睁看着他那高大、笨重、孤单的身影，在装卸工人中间挤挤撞撞，回到船甲板上去，我差一点没有放声痛哭……
以后，我又遇到了许多像他一样善良、孤独、愤世嫉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