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从戎都抱有对前程的幻想。我当兵的目的是想学开车。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会开车也是一门技术，是一个牢靠的饭碗。当时社会上还没有驾校这一说，要想学会开车再考取驾驶证，是非常难的。当时，对我构成最大诱因的是父亲所在的公社运管站拥有六辆汽车。上初中时我住在父亲那里，习惯了大家对司机的尊重甚至敬畏，致使我想开车的欲望非常强烈。我一直在寻找着机会。
1983年秋，征兵工作开始，当年征的是汽车兵，得知这一消息，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多好的机会啊，只要当兵就有车开！我赶紧给父亲说了当兵的想法。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没吭声，只闷闷地抽着烟，在我一再地催问下，父亲才把烟头拧灭说：“你才十六岁，还差两岁到当兵的年龄，我可没法把你弄到部队去。”父亲的话像一记闷棍，把我打懵了，心里凉了半截。又是年龄！辍学后，年龄一直令我头疼，到哪儿去找活干，人家都嫌我年龄小，为此，我是很自卑的。有时甚至会想，我妈为什么不早生我两年。
当时，农村已包产到户，再也不是吃不饱饭的时候了。解决了温饱问题，家庭情况也逐渐好转。我那时还算是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处处为父母着想，也很能干，已经能替父母分担部分农活和家庭负担了。十四岁的时候，父亲不在家，留下了犁地的钱，我能招呼着犁把式将自家的地全部犁完翻过，像个大人似的陪着犁把式吃饭、闲聊；我一个人将新盖的柴房墙用草泥抹得平整光滑；收完秋庄稼，种冬小麦时，在父亲的指教下，我已经能像模像样地撒种子了，这是农活里技术含量最高的，左臂挽个盛麦种的大篮子，右手从篮子里抓出一把种子，按着步子的节奏，手腕一扬，将种子成扇面形状撒出去，种子必须撒得均匀，撒得稀了，麦子出苗太少，直接影响到第二年的产量，撒得稠了，麦苗拥挤着长不高，也影响收成。还有夏收碾完麦子后的扬场等技术活，父亲都想让我尽快学会，继承下来，因为他内心里其实是不希望我去当兵的，他想把我打造成农活把式。从父亲的言谈举止中，经常流露出要把我留在身边打理家庭、想让我哥出去闯荡的打算。父亲的想法自然没错，我是个踏实肯干的孩子，而且也具有这方面的潜质，而我哥——这么说吧，直到现在，他都四十八岁了，一直没离开过农村，可他还不会扬场和撒种子，我哥其实不笨，甚至比我还聪明，只是，他不喜好种地（其实又有多少人喜欢种地呢），他心里是揣了梦想的，只是那梦不过是梦，反而荒废了他，不肯用心学与庄稼有关的活计，所以他的半辈子都只能是个不称职的农民。可是，若不是我比我哥多了一份坚持，我也就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民。看来，听话和能干有时不见得就是好事。
那一年，我把父亲关于年龄的话，理解成他阻止我出去当兵学开车的理由。
思前想后，我决定不那么听话了，我要瞒着父母自己去报名当兵。我在大队门前徘徊了几圈，又跑到公社门外偷偷往里瞄，我生性胆子小，加之我个头也小，长身体时吃不饱肚子，营养跟不上，就显得又瘦又小，根本不像十六岁的青年，就是虚报年龄，也瞒不过征兵干部雪亮的眼睛。说到底还是我没见过世面，没敢进大队和公社的大门，就灰溜溜地回来了，沮丧地打消了自己去报名当兵的念头。
我的梦想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前，我还不曾真正体会人生的失败，打击当然是相当巨大的。
当时，我还在陕西汽车制造厂的车队干临时工，是装卸工，体力活，按天计算工资，每天只挣一块四毛五分钱。我能吃苦，装卸的活对我来说不算太累，可心里觉着累。我的内心开始有了不甘，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梦想怎么去实现呢？心里相当茫然。还有，父母不断地托人给我提亲，他们想给我订下一门亲事，以此来把我留在身边。梦想照不进现实，而现实是让我做一个踏实的庄稼人，这对内心留存着梦想的我来说，无疑是痛苦和悲哀的。我却不能拿我的悲哀来面对父母，我依旧听父母的话，不去抗拒他们，不伤他们的心，但我的听话不等于就是甘于现状。或者，我还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人生，可我知道，父母准备给我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
在痛苦与彷徨中煎熬到了第二年秋天，也就是1984年，在那个阳光和煦的季节，公社围墙上大红的征兵宣传标语刚贴出来，我的精神一下子就振奋了起来，迫不及待地向父亲再次提出了当兵的要求。我的年龄其实还是不够，但不知是不是过去的一年父亲看出了我内心的萎靡，这次他没有再用年龄搪塞，而是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不让你去，你肯定会恨我一辈子，可让你去，我又舍不得！怎么办？”父亲说是要与母亲商量一下。的确是要商量一下，一个孩子离开家去外面闯荡，不是小事。不知父亲与母亲是怎么商量的，反正，他们同意了我去当兵。父亲带着我去报名，为以防万一，将我的年龄写大了一岁。父亲的意思是，一旦要去，就要去成。经过体检、政治审查等层层选拔，我胜利地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一切都成定局时，我才长舒了一口气，心中是欢天喜地的，好像新的鲜花盛开的生活已经在前方向我铺展开。可就在我内心的欢喜还未平息时，却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这批兵去的是新疆。新疆？！那是多么遥不可及的地方啊！
这下，母亲不愿意了，新疆那可是蛮荒之地，在天的尽头，而且，全是少数民族……
父亲也有所动摇，可他没说出口，他知道入伍非同儿戏，不敢轻易反悔。那几天，家里的空气异常沉闷，我轻易不敢说话，连安慰父母的话都不敢说。母亲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不再说不同意的话，只是哭，好像他儿子干的不是光荣的事情。父亲虽然表面上情绪还稳定，可到了晚上，他压抑的哭声几次把我从睡眠中惊醒。我躺在炕上黯然不语。
1984年11月10日，一个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的日子，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兄妹，还有生活了十七年的一个叫四原的小村庄，穿上了一身黄军装（更准确点是上黄下蓝），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开始了我的梦想之旅。
我的梦想依然是学开车，当完三年兵复员回来时能拥有驾驶执照。我的梦想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第二次坐火车。在此之前，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宝鸡，离我家只有四十三公里，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尽管只有不到三十分钟的路程，却让我有了见过世面的傲然一直矗立在心头。这次可不一样，三千六百多公里，这个数字在我的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概念，但我再没有第一次坐火车的傲然，而是惶恐，不知道得走多长时间，又不敢问，在脑子里把这段漫长的距离拿小时来丈量，量到最后自己都晕了。有个新兵忍不住大着胆子问接兵干部，人家瞪了一眼不给回答。说实话，我们只知道去的是新疆，至于是新疆的什么地方，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只管跟着接兵的走。
我们新兵坐的是临时加开的运兵列车，这种车是插空走，得给所有的列车让道，走走停停，有时慢得像牛车，竟然在铁路线上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乌鲁木齐。十一月中旬的乌鲁木齐不知已下过了几场雪，走下火车，我们被眼前的冰天雪地惊呆了。
这就是新疆啊！太冷了！
就在那三天三夜火车的行程刚开始时，有个新兵的命运已经改变了。他姓汪，家和我在一个大队，算是最近的老乡了，他的舅舅曾在新疆当过兵，知道哪儿条件好，在我们登上火车前，他舅弄清楚了我们这批兵要去的地方，对我们大家都保密着，然后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他外甥的档案换到了北疆伊犁。火车开动不久，汪新兵就背上行李，与我匆匆地打了声招呼后去了另外一节车厢。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在遥远的南疆有个叫喀什的地方正等着我，我命中注定要与那个地方发生关系。我满含热泪目送着姓汪的老乡去了另一节车厢，从此，我们俩一南一北再也没见过面。但他的消息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我们俩曾通过好几年信，直到他三年服役期满复员回家后，我们才断了联系。听说他在部队学会了弹吉他，可乡村没有能够展示他音乐才华的舞台，他背着一把旧吉他外出揽活打工，赖以维持生计。除此之外，还能怎样！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曲里拐弯的，你以为前面看到的是辉煌光明的前景，可是一拐过去，却陷入无尽的黑暗；你以为后面是一片荆棘，没准却是一片平坦开阔。但谁能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转折呢，没人知道！
我们在乌鲁木齐火车站西边的军事供应站住下后，接兵干部将我们临时分成了几个班，每个班的人员基本上都来自一个乡，大家为此正高兴呢，毕竟以乡为单位是远离家乡的我们当时最能接受的现实，感觉上很亲近。但是，接兵干部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指定了班长和副班长。当然没我的事，我又瘦又小，一点都不起眼。接兵干部指定的是比较灵活、爱套近乎的那几个人，这事对我、包括对其他没当上班长副班长的新兵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这刚刚起步，第一步就没迈好，不知以后到了部队还能不能有所发展？那天吃晚饭和睡觉时，班长和副班长开始有模有样地负起了责任，指手画脚地管这管那，弄得大家心里都很不畅快、特别沮丧，我相信，那天晚上大多数人都失眠了。
在军供站的地板上睡了一晚大通铺，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乘坐大轿车由乌鲁木齐出发，穿过达坂城，翻越天山，经过库米什、库尔勒、阿克苏、阿图什等城市，每天摸黑上路、擦黑住宿，在路上颠簸了三天半，终于在第四天的午后，到了距乌鲁木齐一千四百四十七公里的南疆喀什。一路上没丁点绿色的荒漠戈壁，使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直到进了喀什市，才有了城市的模样，七拐八拐进了支队的院子，我们的情绪才明显有了些好转。这里再偏远，毕竟是城市，与我们的家乡山村有天壤之别。可是，车子只在支队大院停了不到一分钟，就调头开了出来，一直往西，开出了我们觉得是熙攘的喀什市，往西、再往西，把我们拉到远离市区的疏附县一个叫八里桥的地方。
这就是新兵连所在地。
时值初冬，四周的田野里光秃秃的，远处的村庄也光秃秃的，天上地下全是灰色，没有一点儿让人心动的颜色，只有初冬的阳光照在身上，在寒冷的风中带来淡淡的暖意。
新兵连由四排平房和一个偌大的土操场组成，操场边沿就是长满骆驼刺的盐碱滩，骆驼刺坚硬地凋枯着，在颜色相差无几的盐碱滩中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如果不是这里有许多兵的身影，新兵连跟盐碱滩中的那一簇簇骆驼刺一样显得异常荒凉。我们从车上依次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从彼此的眼神里，分明看到了失望，我们的心再次被荒凉蓄满，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寻找自己的行李。然后，我们七八十号新兵在连部门前的操场上，按个头大小排成一队，打乱重新分班。我被分到了三班。队伍解散后，趁每个班还没来得及登记姓名时，有人趁机调换，将一个村里来的同乡换到一个班。我的同村在火车上就去了伊犁，我就是想换都不知道要换往哪里。正暗自神伤时，有人捅我，提出要我与他的老乡调换，我没丝毫犹豫就背上自己的行李，换到了一班。没想到，一班里有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姓汪，还有一个同公社的，姓周，虽然彼此都不熟悉，但总比完全不认识的好。更使人心里踏实和安慰的，是原来由接兵干部指定的班长和副班长就此作废，真正的班长全是从各个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他们是戴有领章帽徽的老兵，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一趟列车过来的新兵，依旧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也没有在刚刚开始的军旅人生中比别人抢先一步。
我们的班长姓陈，新疆本地人，瘦瘦的，高高的，上唇留着小胡须，不说话时，很像我的一个表哥，一旦说起话，满嘴新疆的普通话，就一点儿也不像了。但我心里还是感到暖融融的，在远离家乡的异域，一张相似的脸也是一份温暖啊。
班长登记每个人的情况时，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了谎，回答了会开车。班长看着瘦小的我，眼睛一亮，问我有驾驶证吗？我摇摇头，班长便不再问了，却在特长那栏写下了驾驶二字。我长舒了口气，认为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接下来，新兵连把我们召集起来，让班长们表演了一套倒功操，显然是要给我们没见过世面的新兵下马威的，没承想却大大地激发了我们，使萎靡不振的我们顿时热血沸腾，刚下车时的沮丧消失了不少，对自己已经改变的身份突然间生出无比的自豪感。
我们已经是兵，不再是无业游民！从那刻起，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当个好兵。当然，是个会开车的汽车兵。
军训正式开始之前，全体新兵参加了一个星期的义务劳动，给喀什市蔬菜公司储存大白菜。当时的新疆冬天全靠“老四样菜”度日，即大白菜、土豆、大葱和萝卜，所以，在大冻来临之前储存冬菜是非常重要的。眼看着已经起了霜冻，每天吃过早饭，大卡车就拉着我们去市郊的蔬菜公司基地，天黑前再回到新兵连。我们的任务是把堆得小山一样的白菜，剥掉它们外面的枯叶，削去带土的根须，搬进菜窖里码放在架子上。这些活对我们大多数新兵来说太小儿科了，玩一样就干完了，有些城市兵吃不消，偷懒躲藏不好好干活，见到班长来查，便给班长敬烟堵住他的嘴。多干点活对我们农家子弟来说不算什么，没有人会把这点活放在眼里，所以倒也相安无事。令人不安的是每天中午的那顿饭，蔬菜公司中午会拉来半卡车馒头和一些骨头，就扔在满是白菜叶子的地上，在院子里撑起大锅，烧开水后直接将骨头架子放进去，熬一大锅骨头白菜汤，每人一碗骨头汤，馒头随便吃。骨头不是羊骨就是牛骨，在熬制的过程中，慢慢变得浓郁的肉香味充斥了院子的每个角落，可这种香味很多人都不对胃口，尤其是我，根本闻不惯那汤的味道，没喝过一口，每次只抓上三四个馒头躲在角落里吃完，也没觉着有什么不好。有天中午，趁班长不注意，我和姓汪的亲戚溜出蔬菜公司的大门，在外面一个烤馕的铺子里花两毛钱买了个刚烤出来的馕，我们两人分着吃了，那个香酥味一下使我喜欢上了馕，就连馕背面沾着焦黑的坑土也觉得那是一种诱惑。在后来的十几年里，我最爱吃的新疆食物就是馕了。哪怕现在，离开新疆十几年了，什么时候在新疆的饭馆里吃饭，第一个想要的便是馕。
一个星期后，冬储大白菜结束，军训开始了。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转变成军人，跳跃性太大，刚开始大多数人都吃不消。于我而言，每天从出早操、训练、吃饭、唱歌、睡觉，再到半夜的紧急集合，都不觉得有多苦，要命的是每天早晨得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我干粗活行，细致活手上功夫差，要把那软沓沓的被子叠得刀砍斧劈过似的，那不是一般的功夫！所以在新兵连，叠被子是最令我头疼的事情。后来有人问我，新兵连训练苦不苦，我回答：不苦！最难忍受的是叠被子。每天早晨出完早操后，砸开营房后边渠沟里的冰，取水洗脸，渴了就喝那水，这些我都能挺得住，觉得比叠被子要好得多。可见，叠被子对当时的我是多么痛苦。由于我被子叠不好，再加上掌握不了技巧，投弹训练经常达不到规定的三十米远，班长一直对我看不上眼。当然，班长看不上眼的不止我一人，还有三四个垫底的，比如在队列、拳术训练方面跟不上的，像汪姓亲戚，和我一样不讨班长的喜欢。班长惩罚的办法很简单，把我们新兵分成了三六九等，每到星期天休息，每个班按比例，可以有三两个人去喀什市逛一个半小时，去逛的总是班长最喜欢的那几个人，其他人则慢慢地等候排队。终于能排到我时，倔强的我拒绝了那次去喀什的机会——我是用这个行动抗拒着班长。后来想自己那时真的太过年少，并不知道自己的那份坚持落在旁人眼里就跟一颗小石子掉进大河里一样，小小的涟漪甚至只有自己明了。其实，当时我也是很想去喀什转一转的，偏僻的新兵连，放眼望去只有望不到头的盐碱滩，还有那同样望不到头的骆驼刺，哪里能比得上喀什的热闹繁华、风情旖旎！
直到新兵连结束，我也没能去趟喀什市。
最难忍受的，就是想家。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越想家。我们被班长排到最后面的几个新兵，躲到操场西边的沙枣林里，偷偷地哭过好多次。哭过后，与羊群争抢地上遗落的沙枣，比赛谁捡得多，那种争先赶超的乐趣会略微冲淡之前的悲伤。
新兵训练开始才半个月吧，有天晚饭后，炊事班在泔水桶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馒头，这下可不得了了，全连集合起来，连长、指导员在寒风里上纲上线，讲了足足有半个钟头，非要扔馒头的那个人站出来承认错误。事实上，那天晚上的馒头像往常一样没蒸熟，中间还是生面团，有胆大的新兵曾提过好多次意见，班长们说，提了没用，炊事班只认连部。可连部吃的是小灶，根本不知道大家吃的是生是熟。伙食果然没有变化，每周三到四顿的玉米面发糕都能下咽，就是馒头三天两头蒸不熟，半生不熟的馒头吃得很艰难，我们吃不完的都退回了伙房，不知是哪个胆大的扔进了泔水桶，扔了却没勇气站出来承认，害得大家站在冰天雪地里受冻。大概是连长、指导员冻得受不了了，或者是失去了耐心，他们最后宣布，从即日起粮食定量，每人每顿两个馒头，其他饭食按照馒头的量以此类推。从第二天开始，每个班按人头领取主食，就是没熟的生馒头，从此以后就别想着吃饱了。我一直忍着没提副食，因为不值得一提，伙食千篇一律，早晨每个班分到两块红头腐乳、一小碟咸菜丝；中午和晚上一般都是两盆肉皮或者骨头熬的白菜土豆汤。每个班十一个人，不管下雪还是刮风，围成一圈蹲在操场给每个班划分的区域里，五六分钟解决一顿饭，稍有拖延，值班排长就会过来训斥。当然，很少能拖延吃饭时间的，因为没有能拖延的食物啊。
饥饿，使大多数人丧失了当兵的信心。我也曾丧失过，但没流露出来，也没给家里在信中提起过这个困境。我年纪虽然不大，但性格很倔强，纵使多大的苦，也不会告诉父母，让他们在几千里之外为我担忧。况且，对我来说，还没到受不了的地步。再饿，还是能维持生命嘛，咬咬牙能挺过去。可是，那个汪姓的远房亲戚却差点出了大乱子。
那时，我们还没发领章帽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兵，班长动不动就拿这个吓唬我们，我们害怕被开除出队伍回家，就小心翼翼地度日，谁也不敢在公共场合说吃不饱的话。汪姓亲戚也不是那种轻狂的人，他也没有说过不恭的话。只是有次班长逗他如果现在让他回家，他愿不愿回？远离家乡千里之外，又都是像我一样没有离过家的人，在谁的心里家不是一根不能轻易拨动的弦呢？哪有不想回的！汪姓亲戚随口说了一句肯定想回，在这也吃不饱。我想后面那半句话肯定是他无意识说出来的，平时谁敢跟班长说这样的话？果然，班长抓住这句话，反映到连部，竟然变成了他要当逃兵。那天晚上开饭前，连长在队列前点了他的名字，把他归为“危险人”之列，叫班长要严加防范。可想而知，那天的晚饭他是怎么咽下去的。收拾碗筷到营房后面的渠沟里去洗时，他泪水涟涟地跟着我，直到没人时，他才放声大哭起来。我手足无措，又不知怎么安慰他，更怕他的哭声引来他人影响到我，洗好碗筷后赶紧端上匆匆地离开。为此事我后来一直很内疚，想找机会解释一下，可他远远地就躲开，好像把我看透了——还远房亲戚呢，关键时刻只顾个人。我胆子小，的确怕受牵连。
对我今生打击最大的第一次，是新训结束、新兵去向分配的名单公布后，我就像被谁当头猛击了一拳，被打得跌倒在地。我失败了，被分到了英吉沙县中队，没能分到梦寐以求的汽车队，同我一批来的同乡新兵中，有两人非常幸运地分到了汽车队。在此之前，开车是埋藏在我心底的秘密，没与谁正式交流过，也没法知道那两个幸运儿是不是也有这个梦想？但当时开车确实是很多人的愿望，成为汽车兵，也是很多当兵的人的梦想，那两个人的梦想算是实现了。当个汽车兵的愿望支撑着我，而今，我却在新训结束时失去了支撑。
那天，应该是1985年的1月21日，对我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正值隆冬，我的心像八里桥的冰雪世界一样冰凉，眼前一片迷茫，看不到一丝真实的东西存在。得知我的去向与汽车无关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空荡荡的，看着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的新兵，他们那张张或兴奋或平静的脸，我以为世界都离我特别远了，非常迷惘，不知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在失去支撑后，我是否能坚持着走下去。
造物真是弄人啊。在班长的斥责声中，我失落地提起自己的行李，爬上一辆帆布篷大卡车，去了另一个未知的地方——英吉沙县。
这一去，就在英吉沙县中队的看守所监墙上看了四年零九天的犯人。其间，我做过近一年的饭，喂过猪、马，养过鸡，也当过一年正儿八经的班长。
从无奈的失败中我终于还是走出来了，不走出来怎么办呢，人生本来就是那么随意，不会把你想要的统统都给你。有人说，做事要从身边做起。于是我就从身边做起。每天出完早操回来，随便抹把脸就去扫院子，吃完饭帮炊事员收拾伙房，然后抢着去喂猪，与老兵换他们不愿站的半夜岗哨，正常的训练、菜地劳动、政治学习……对我来说都不是难事，我能把这些尽力做到最好，所以，我经常得到中队的表扬。于是，新兵下连不到三个月，我就光荣地被嘉奖了一次，还被挑选担任了炊事员。要知道，这可是大家都眼热的岗位，一般都是各方面表现突出的才能担当此任，有重点培养的意思，几乎每个炊事员后来都发展得不错，像当时的副指导员、司务长都是从炊事员提升为干部的，最不济的也被提升为班长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饭做好。
可是当兵以前，我没做过饭，一切得从头开始。在老炊事员的指导下，我先从发面、揉面、蒸馒头开始。和面时的软硬程度，发好面后兑碱，怎样揉面才筋道，上笼蒸时得掌握的火候……看似简单，却有一定的技巧。那时候的连队伙食比较单一，每天早晚要吃两顿馒头，做的次数多了，我就掌握了蒸馒头的整套技术。接下来学炒菜，大锅菜并不难学，只要用心，很快就能上路子。我不满足于光会炒大锅菜，请假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买来它们店里仅有的两本汉文菜谱，照着上面的步骤研究做菜。受当时物质条件所限，我每月也只有六块钱的津贴，还要拿出一部分订文学杂志，显然，我在做菜上没弄出多大名堂。不过半年后，我做的部分菜还是受到了下工作组的支队政委的表扬。
做了近一年的饭，同时，按规定也参加一部分训练和站午夜的第一班监墙哨。第二年新兵下来接了我的班后，我回到了正规的班里，但仍然喂养着中队的鸡、猪，还有三匹军马和一头牛（中队后来把牛卖了）。不久，在中队还有部分第三年度老兵没入党时，通过大家民主评议，我以高票通过成为预备党员。年底，我因军事训练科目比较突出，毫无悬念地成了班长。按当时部队的规定，不再从士兵中直接提干部，必须得考入军校，经过正规的培训才能当干部。以我初中都没毕业的文化程度来看，就是说，我三年的当兵生涯，已经快到头了，再往前走的道路不可能再有了。我不再像初当兵时那样对未来做过多的规划，人生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计划做得再多，走不到那一步也就没有用，一切都是有定数的。尽管内心并不坦然，但我还是像大多数老兵一样，只能等待着服役期满，复员回乡。这是我在部队的最后一段时间，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这段路走好。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这是父母传给我的做人原则，也是我的人生信条。
我最终没有像大多数的同年兵一样服役期满后离开部队，回到乡里像我的大哥一样做一个安身立命的农民，或者成为汹涌的打工一族中的一员，这得益于我的另一个梦想——文学。
按说，比起同年入伍的兵，那时我把身边的事情做得够好了，可是，我还是时常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也就是所谓的空虚。从第一年当炊事员起，我忙碌完伙房、训练、站岗的事情后，我心里还是觉着空虚。但除了身边的事，我还能干什么呢？于是，我选择了写东西。在当时，我的这个选择连我自己都认为是幼稚可笑的。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想学开车倒也罢了，要写东西，真不知天高地厚。热爱上写作，是我自己的选择，没人逼迫，在那个年代也没人嘲笑。可我内心里将自己从那个表面热闹的集体中剥离出来，从此一人孤独地行走，与其他人有了隔膜。我偷偷地在一毛钱一本的单线本上，编织起自己的梦想。
第一个梦想破灭后，文学算是我新的梦想。
可这是一个危险的梦想。所以，我的梦想一直在偷偷地进行着。中午，等大家都午休了，我悄悄地来到饭堂，在油腻腻的饭桌上，我把身边的人和事，经过想象，加工成短篇小说。几经修改，誊抄在方格本上，偷偷地寄往新疆的文学杂志。一次又一次地退稿，或者杳无音信，对我的打击是不小的。可是，我还是坚持着写。不写，又能干什么呢！在马厩旁边那间堆杂物的小土屋里，趴在给鸡跺草食的木板上，我写出了一部十五六万字的小长篇。在班宿舍那间仅容一人进出的储藏室里，顶着十五瓦的小灯泡，我站着（没有凳子）趴在水泥台面上写下了四个中篇小说……这些文字没一个变成铅字的。
但我还是坚持往下写，就像穿上了红舞鞋，已停不下来旋转。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其路途可能比当一名驾驶员更加艰难和漫长，可我还是想走下去，走下去，一开始仅仅是为了慰藉自己，填充空虚。后来，就成了一种追求。
我一直走着，走着，有时觉得太累，快要放弃了，咬咬牙，给自己打气：快看到曙光了，不远处已经有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于是，我坚持了下来。因为写东西，四年后我从英吉沙县中队走到了喀什市，在支队政治处当电影放映员、保密员和报道员，后来还幸运地提了干，又从喀什走到了乌鲁木齐，没通火车的时候，得走三天半的车程，我于1994年中秋节那天，终于结束了那段旅程，在总队当了宣传干事。在新疆整整生活了十六年后，我从乌鲁木齐走到了北京，我永远记着那个日子：2001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到了北京。从此，我干上了与文学有关的编辑工作，一直到现在。
这看似简单的走过，从新疆南疆一个僻远的小县城，一路走到首都。这都取决于我的第二个梦想——文学。文学改变了我对人生的认识，更改变了我的命运。环境改变了我的梦想。时间可以做证。
这或许就是我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