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那些破事儿，也就常常哑然失笑。
——自己真不是盏省油的灯啊。
那会儿，最最爱上的就是晚自习。那时没电灯，孩子们端着各种各样的煤油灯。有用墨水瓶做的，也有用小铁罐罐做的。
老师没在时，我们就开始成精作怪：用长长的铁丝箍紧铁盖子，放在煤油灯上。里面扔一小把黄豆玉米黑豆什么的，一会儿，先是香味儿飘散开来，接着就是“噼里啪啦”四处迸溅。手忙脚乱地扒拉，下来就是“咯嘣，咯嘣”吃的有滋有味又夸张。
这件事最终还是被班干部报告给了班主任老师。班主任将我们唤至他的地盘——宿办合一的房子——让我们反省，他去了教室给上自习的学生讲题。
反省什么呢？一个坐在班主任的椅子上，装模作样地训斥其他几个？还是几个人鞋一脱，跳上老师的土炕翻筋斗？结果是玩得起兴，闻到了香香的烤红薯味儿，——土炉子的小窑里有烤红薯！哪里有放过的道理？直接解决。
记得教我们英语入门的，是姓党的女老师。在农村，拐来绕去的，彼此就拉上关系了。算来算去，党老师还是我家的一门老亲戚。对我，要求自然严多了。记得她常常拽着我的衣领嘱咐我认真学习，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不好好学，我都没脸见你爷”。
不喜欢叽里哇啦学英语的，当然不止我一个，那几个和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铁哥们，嘴笨，舌头也不听指挥，自然也不喜欢学英语。上早读不开口读，作业也不做，科代表瞪着眼睛没办法。一个下午，科代表说党老师找我们几个顽固分子谈话。我们马上就凑在一起想对策，于是办法就有了。
在党老师房子门口，面对她一连串恨铁不成钢的反问，我们先是高昂着头，而后脖子一歪，异口同声：“我是中国人，不放外国屁！”
几个男生一起发出的和声啊，异常响亮。
党老师连说了几个“你们”“你们”后，跑进房子，重重地关上了房门。据说，她被气哭了。唉，那时的我们，听后竟然只有获胜的喜悦而毫无羞愧之感。如今想来，只想扇自己的嘴。
教数学的是姓李的老师，也是很严厉的。作业没完的，放了学就趴在他房子门口的台阶上补做。对于再顽劣的学生，他都不会放任不管。我们哥几个经常趴在台阶上补作业，心里有气。终于，办法出来了。
李老师的儿子那时有三四岁吧，小家伙一出来，我们就齐刷刷地瞪大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看，几次下来，小家伙就吓得不敢出房子了。非出来不可时，就悄悄掀开门帘，看上半天，而后才顺着墙溜一截，很快就跑开了。
那时，我们心里很是得意。哼，别看你整我们，我们可以整你儿子！如今想来，我们真是恩将仇报的混蛋啊！
对老师尚且如此放肆，和同学之间，那就更没分没寸了。
有一阵子就是看着光头不顺眼。“光头”原名杨军，好像因为头上总生疮吧，大人就索性给他剃了光头。光头原本和我们一起逃学、嬉戏，也不知啥风抽的，突然间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开始好好学习了。这家伙一认真，还一发不可收拾，立马啥事都跑到前面了。
我们几个想不通，一下课，就围着他喊：
“秃子光，打溜光，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媳妇搁在热炕上，把娘撂到窑背上。秃子光，打溜光……”
可他呢，头也不抬，好像啥事也没发生，依旧埋头看他的课本。于是，孩子们小小的邪恶就冒了出来。
我们将光头的名字写在纸条上，而后踩在脚下，在教室里拖来拖去地走。这样还不解气，干脆找来一个木板，用废电池里砸出来的碳棒大大地写上“杨军之墓”，插在学校门口的粪堆上。结果是，几乎人人进出学校就会看到，甚至不觉读出声来。
事实是，杨军拔掉扔了，我们再接再厉甚至变本加厉。粪堆多的是，到处插。最后杨军妥协了，可怜兮兮地问我们对他到底有什么意见，他改还不行吗？
看他那窝囊样，也觉得他已不再可能回归到我们的队伍里了，便结束了恶作剧。
杨军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南方政府部门工作，生活比我们这些瞎混的，好过不知多少倍。
岔路走得不是太远，幡然悔悟，依然可以走得很稳很远。每每想起杨军，我就对自己多了遗憾。年幼的我们，只知道疯玩，疯闹，从来没有让梦想乃至未来进驻心灵，回首往事，是刺眼的空白。对杨军模糊或清晰的记忆，似乎更像我眼前的一道标杆，我的努力也因此有了方向。
小时候的破事儿，我常常忆起，忆起往事，心里就豁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