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萨嬷嬷（另译为德兰修女）何许人也？谈论这个无比圣洁、崇高的名字，我会感到一种痛彻肺腑的悲伤。“贫困者之母”特里萨的诞生，是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最令人顾恋和唏嘘的事件之一，也是一篇最美丽又最朴素的人间童话。这个名字所蕴涵着的伟大、忠诚和不朽，几乎全世界的穷人都能懂得。
1997年9月初，八十七岁的特里萨嬷嬷辞世之时，也正是世界媒体因戴安娜王妃意外身亡而忙得一塌糊涂的日子。比起颀长、美艳、年轻的戴安娜的香消玉殒，矮小、丑陋、苍老得多的特里萨之溘然长逝，其新闻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那些日子，世界上无数的贫穷百姓却在哭泣中缩成了一团。他们是哪些人？饥饿者，受虐者，遭弃者，濒死者，酗酒者，吸毒者，麻风病，艾滋病患者，战乱中的难民及雏妓……皆属于凄凉无助的弱势群体。
富有嘲讽意味的是，那些日子，被朋友戏称为“女性问题专家”的我正在写作视野里忙着检索、筛选和捕捉。我感兴趣的，是叱咤于政治舞台上的铁腕女人，是因某些卓越贡献而载入史册的天才女人，自然也有那种被光环笼罩却红颜薄命的坎坷女人……总之，那里没有特里萨。
这或许才是一种真实。如果特里萨一生受到媒体的追踪，就不是特里萨了。
这是一位个子仅一百五十多公分高、有些驼背、走路蹒跚的老迈女人。她身着印有蓝边的白色修女袍、头戴蓝边白头巾，脚蹬浅色旧凉鞋，永远会出现在穷人最需要救助的时候。哪里有饥饿、疾病和灾难，哪里就有特里萨的身影。事实上特里萨除了她那永不枯竭、深不可测的爱心与信仰，和崇敬她的精神与行为的数千名追随者，穷得可以说一无所有。
人来到世间，没有谁愿意与贫穷为伍。而对于一些族群和个人，贫穷几乎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厄运。不可否认，人之贫穷，有些确实是源于历史、地域、世袭的因素，属于命运的先天不公，常常超出了个人的微弱能力。对于这些挣扎在社会底层最灰暗角落的生灵，贫穷这个最恐怖、最无奈、最难以对付的怪物，像一道无所不在的魔影，固执地纠缠着他们的命运。人们怕穷，以至于富有者嫌弃甚至躲避穷人。没有人愿意与穷人交朋友。“笑贫不笑娼”永远是一种得到基本认同的商业社会心理。然而，在最贫困的穷人那里，却落下了特里萨那被眼角皱纹包围着的浑浊的目光，那目光始终饱含着深深的悲悯和慈爱。
当现代人早已对“苦行”失去尊重，对“秀”失去兴趣的时候，人们便有些迷惑了：什么力量，使得这位年迈女人，把包括诺贝尔和平奖金在内的所有财产全部用于救困事业，而自己仅留用三套旧袍子，一双凉鞋，一个饭盘和一副被褥，以蹒跚的步子走遍了五大洲的一百二十六个国家？
仅仅是一种善意。
特里萨的身后并没有宗教背景。早在三十六岁那年，她毅然离开了与世隔绝的修道院生活，用衣袋里仅有的钱，为失学儿童开办了第一所露天学校，由此开启了她的漫长救助事业。而她并不认同“赞助”方式，“爱不赞助，而是要伸出你的手来”。美国一位议员问她：“在印度这个困难重重的地方，你的努力会不会成功呢？”特里萨回答：“议员先生，我并非追求成功，我所求的是忠诚而已。”
这“忠诚”，取决于一种来自独立品格的善意。这善意毫无杂质，单纯朴素，不需加任何修饰。这善意不是通常意义的慈善、善良，更非中国儒家所倡言的“穷则独善其身”的那个“善”。固然，人与人的区分总是复杂的，宗教，制度，种族，文化，智愚，美丑，尊卑，贫富等林林总总，若删繁就简，或九九归一，最本质的便是善与恶。特里萨的善意境界，不归顺于任何势力，不依任何对立物而确立，不视自身境遇而变化，不因邪恶、恐怖的事件而激发，不靠海啸、SARS、冰灾、地震、甲型H1N1流感等灾情而唤醒，总之，不设任何条件。特里萨就是这样一位被善意所笼罩的独行者。
临终那天，她本来准备参加为戴安娜安排的悼念弥撒，却突然发作了心脏病。她最后一句话是：“我无法呼吸了。”从此，她只有在沉沉寂冥中为穷人祷告了。
人们常常歌颂母爱，这可以理解。不过，心疼骨肉、舐犊情深也仅仅出于人类本能，一般动物都可以有。而善意，源于母爱，又必然大于母爱，并超越血缘、亲缘、友缘。心理学家认为，爱是需要学习的，而很难无师自通。但特里萨的善意是个伟大特例，不具有可重复性。许多崇拜者也在追随她，效仿她，最终，却只能默默目送着那个非凡的背影渐行渐远。
谁给时间做了手脚？谁给时间做了手脚？
年少习文，常常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比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光如白驹过隙”之类的句子，随意引用，不知深浅，像在说顺口溜儿。实际情形却相反，过去年代，人们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遵循着有规律的农耕作息，生活节奏仿佛过去西方人用来测量时间的沙漏，按部就班，匀速运行。那时候，无饭局，无夜店，无电视，更无互联网，日子平淡，时间缓慢。一年中最大的兴奋点就是过大年，可以贴春联，包饺子，放鞭炮，穿新衣。说起二十一世纪，那简直就是远在天边，虚无缥缈，遥不可及，只属于人们的一种遐想。
近日某晚，翻着闲书，我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到2012年挂历上，心头暗暗一惊：神不知鬼不觉，我们竟然已在二十一世纪生活了整整十二载！这个过程，我们从“二十世纪”一路走来，谁都想不起时光是如何溜走的。过去听老辈人讲当年的抗战往事，觉得八年岁月实在漫长，而今来看，八年时间也仅仅像是眨眼间的工夫，不算什么。看1990年代春晚小品，有几位故去的笑星令人印象深刻，你能想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待了多少年吗？牛振华八年，赵丽蓉十二年，洛桑则十七年，而重温他们的表演，竟有如观看昨天的影像。唏嘘之余，这才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理解多了几许锥心切肤之痛。
一些智者早就注意到了时间变快的问题。作家韩少功在十年前曾谈道：“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地掠夺……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种日子，人们几乎已经不能从记忆中找出任何图景或声响，作为岁月存在过的物证。”他认为，人只有永远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深切而饱满地看到、听到、嗅到、品尝到、触摸到生活中的实景实物，让感官充分开放，日子才会慢慢下来。此想法确有创意，却似乎未能“与时俱进”。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使时间变快的那些人为因素，缺乏一些预见。这也没办法，正如一句摇滚歌词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是谁给时间做了手脚，使它像是被拨快了一般？其实，并不存在鬼使神差，而是我们自己。人人都认同时间就是生命，速成几乎成了这个年代的标志性名词，“降速”因不合时宜已被时间字典淘汰。各种速成培训班四处开花，方便面和快餐成了家常便饭，电视相亲速配、知识抢答节目深入千家万户，闪恋、闪婚、闪离不需要理由。过去，人终老在一个单位稀松平常，而今若无辗转数次的“职场历练”便遭人白眼。现代人如陀螺般被时间的鞭子抽得团团转，停不下，收不住，慢不得，凡事皆要求快捷、便利，恨无分身术，谁都渴望用最短时间谋求最大利益，放手一搏，立竿见影。于是我们无可救药地成了“时间控”。为了榨取时间，“提速”应运而生，汹涌而至，全面开花，无孔不入：诸如招商引资，土地开发，项目规划，乡村城市化，股市扩容，房贷审批，生产流水线，转基因食品，手机研发，升学考级，早期幼教，火车，电脑，高铁，宽带……五花八门，铺天盖地。更刺激的说法叫“极速运动”，玩的就是心跳。方方面面争先恐后，疲于奔命，不计血本，不顾后果，必然造成欲速不达，滥竽充数，粗制滥造，浮夸成风，种种天灾人祸也在同步提速：田野破坏，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透支，伪劣盛行，高碳加剧，以至于恶性循环，后患无穷。试想，本该平缓、匀速流淌的时间之河，却骤然间满是湍流漩涡，惊涛骇浪，该有多么可怕。
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亚里奥斯图曾感叹：“一个无知的人，在空闲时是多么悲惨啊。”时间变快，正在造就出越来越多“无知的人”，他们不仅退化了亲近大自然的能力，更无可救药地被绑在失去刹车的时间战车上，身不由己，只能轰然前行，不知所终。我们对时间的过度纠缠和透支，把生活被简化为不断提速的状态，日子就会像一匹脱缰野马，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本雅明曾在《单行道》一书中为人类生活勾画了一条单方向行驶的车道，并以此警示世人，我忧虑的是，一旦把疯狂提速与单行道融为一体，必然是一条人类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其实，我们所竭力追求的东西，往往远超出自身的生存必要，更多的则属于奢求所需，地球和大自然是有定速和定数的，幸福的归宿并不需要以时间变快为代价，明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意味着“低耗能现代化”是可行的，意味着尊重时间规律，或许为时不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