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南岭镇，1962年。
正午的太阳在上空红彤彤地烤着，耀眼的光辉刺得人眼睛生疼，甚至看不清不远处的人形。陈卓蹲在屋外的火炉旁，只觉得后背和脚底板接触的红土地面，都火辣辣的。
虽然蹲着，还是能看出他是个大个子。两条腿上的裤子，一边在膝盖处漏了洞没打补丁，另一边的裤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缺了一块儿，比另一边短了一大截儿。身上那件发乌的背心，被汗水打得紧贴在背上，透出一条清晰可见的脊梁。此刻，他正耐着性子，一双大眼紧盯着火上的陶罐，里面冒出一阵阵诱人的香味儿。汗水在他凸出的额骨上汇成一绺，又沿着眼皮滴落下来，让人分不清是汗还是泪。
屋里的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只见她手上、脸上，还有裤腿没盖住的腿上，全是黄肿的。还没等外头的陈卓揭开盖子，女人已经上下颌动着嘴巴，辨别出是黄豆的味道了。
等陈卓小心翼翼地把罐子端进来，他扶着女人坐起来，然后递过来一勺儿豆靡，“来，他娘，你吃口吧。”
“不是告诉你拿出去了么？”女人恍惚地问。
陈卓一听，心里默默地纳闷：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这话了？再仔细一想：是了，‘二号病’都是这样的，全身浮肿之后就像是飘着一样，常常感觉自己灵魂出窍了，做了一些没做过的事，说了一些没说过的话......其实，哪里是灵魂出窍，分明是太饿了！想要干什么时，虚弱的身体还没来得及反应，意识就已经提前一步了。
“大哥，你留着自己吃吧。我是没救了，只可惜，不能给孩子喝上口奶了......”说着，女人深情地看向旁边用破布裹着的婴儿，她干瘪的**已经榨不出一滴**了，“你和孩子更需要，省下这口给你们吧。”
听了这句话，陈卓低下头去一言不发。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孩儿他娘已经快不行了。可他不忍心啊！孩子才刚生下来没几天，就要没了妈！他更不忍心，老婆在走之前，肚子里只剩下点儿草根、树叶......所以才冒险从大队育种站里，偷出来几把大豆，好歹让她吃上一顿饱的再上路。
“快别说丧气话了，你没啥大病，就少一味药——粮食。你看前两天，你连话都说不利索了，这会儿一闻见黄豆，精神头了不是又来了？等吃了这些豆子，你就能好了。”憋了半天，他才想出一句来。
女人摇了摇头，“我这是回光返照。人家都说——南岭有三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他爸，要不是我快生了，拖累了你们兄弟俩，你们上个月就跑了。可惜啊......”
南岭挨着香港，本来碰上灾荒年月就人心不稳，老百姓时不时地往那边偷渡。结果偏偏荒年传乱话，上个月又传出谣言，“英女皇将在生日那天大赦天下，凡是能过去香港的就不遣返，全部安排工作.......”
还有人传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快开打了......”这些谣言更是激起了大家的恐惧，觉得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群众呼啦啦地投奔香港，就连湖南、江西等地的都赶过来了。边境上一些地段的铁丝网，都被涌来的人群冲破了。
面对巨大的灾民压力，5月5号那天开始，在广东省高官陶铸的命令下，边境撤除了岗哨，开放灾民赴港。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陈卓的老婆却要临盆了。本来他和弟弟已经说好，跟着大家伙儿一起去香港，反正他们兄弟俩成分不好，留在这儿也没什么好的出路。
其实，陈家又哪里比别人家富多少呢？不过是因为当时划成分时，肉眼也看不出阶级来，就用了一个最土的办法——凡是穿破烂衣服的就是贫农，而谁家墙上挂着腊肉就是地主。陈家之前是做餐饮的，刚好墙上挂着几只腊鸭，就被划成了富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没想到因为几只腊鸭，他们兄弟俩却从此跪下去了。
为了老婆孩子，陈卓选择暂时留下来。本来打算等婆娘一生完，就带着全家马上过去。可到了22号那天，边卡又被关闭了！人生有时真是戏剧，关键时刻一天的时间、一步的快慢，就决定了之后几十年的命运。
眼看是自己拖累了丈夫，女人抓着丈夫的手，流着眼泪叮嘱他：“大哥，你带着孩子走吧，今晚就走！孩子要是能活，你就把他拉扯大。要是没法子......你就，就在那边再找一个家。”
南岭的主街上有一栋两层高的板楼，矗在周围低矮的木板房中十分显眼，那也是镇上唯一楼房。楼的正上方标着一颗大大的五星，墙上刷满了“抓革命、促生产......”等标语。旁边的窗子里伸出来一个喇叭，正高音播放着《谁不说俺家乡好》。
“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望不尽的麦浪闪金光，看好咱们的胜利果，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弥漫到处的歌声刚停，楼内的办公室里就开始了训话。
只见一个穿着褪色黄军装，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质的干部，操着东北口音放话：“今晚你们组织好民兵，带上狼狗和步枪，在云山附近安排好暗哨。然后带人在小树林、河边儿上、还有芦苇荡子......全都搜上一遍。只要瞅见有偷渡的，可以视情况开枪，都明白了么？”
说话的人名叫洪力，是南岭派出所的所长。他早年出身四野，随军南下时参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战役，曾当过东江纵队的情报员，解放后就留在了地方。因为近期逃港的风潮愈演愈烈，上面指示各级派出所：“将居民按每十户组织起来，建立居民小组。小组中选择成分好、政治性强的积极分子担任组长，小组长再与派出所的干部直线联系，务必遏制住这股风潮！”
洪力讲完晚上的安排，特意停顿了一下，可并没有收到预计的呼应。只见下面几个小组长一片沉默——抽烟的抽烟，写字的写字，但都低着头，不与他做眼神交流。他只好摇了摇头，继续慨叹：“丢人啊，丢人！丢社会主义的人，也丢咱们南岭的人！你们都说说，大家集思广益一下，这事儿怎么才能给摁住？”
见还是没人吱声，无奈，他只好点名：“庄秘书啊，你文化高，你先说说。”
庄暮桥是南岭镇高官的秘书，也是镇上少有的高中生，今年才二十岁。他是在这云山边儿上长大的，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自打有清一代，云山这里就一直是界外地。因为实在是太穷苦了，过去连官方都懒得来征税。直到土改之后，老百姓才过上了几天好日子，心甘情愿地跟党走。过去即使办了工作证，过境去香港工作，当天也肯定会返回。
可这两三年遭了灾，当地人均不到半亩的耕地面积，根本解决不了温饱。群众眼瞅着河对面，人家资本主义吃着牛奶面包，我们这边的孩子却都瘦成了秧，能没有意见么？这么明摆着、活生生的差距，要怎么管？再说那些逃走的，很快就都给家里寄来了钱，留下来的能不憧憬、眼气么？他其实心知肚明——只有比对面富了、挣钱多了，老百姓才会愿意留下来。
但这些话他不能说，至少不能当着洪所长的面儿说。一来这人脑筋简单，认定资本主义就是坏的，那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就一定也是坏的，只要主张他们用过的政策，那就是反革命、叛徒......所以一定听不进去。二来他是江书记的秘书，书记因为敢言，已经被市里敲打过多次了，不能再给他添罪状。
所以庄秘书来回拧了拧钢笔盖儿，谨慎地答道：“洪所长，这里面有好些人根本不清楚对面的情况，也不知道过去之后要受的罪，是受人蛊惑、跟着跑的。都是革命同志，我看，还是以教育为主吧。现在下面好些生产队，跑得就剩女人、孩子了。我们今后还要靠这些劳动力，搞社会主义建设。我看，今晚步枪就不用带了吧，有逃跑的抓回来就好了。”
这些话虽然明面上没有毛病，可全是推脱之词。洪所长听了有些不满，将手里燃尽的烟头一下子弹到了地上。
旁边一个叫黄仁宝的见状，麻溜站了起来，点上一支烟笑着说：“大家伙儿放心，洪所长平时最替我们生产队着想。等人抓回来了，他会安排好的。”说着，他把点好的烟递到了洪所长嘴边，显然是在将他的军。
洪所长心里有数，这几个小组长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那些逃跑的乡亲，多多少少都跟他们沾亲带故。尤其这个老黄，别看长得憨厚老实，平时一张大嘴咧着，两眼总是笑呵呵的模样，可为人圆滑得很！这不，一句“等人抓回来了”，就又把球踢回来了？
可他在这边根基尚浅，要开展工作，还得靠这些本地人。碍着情面，洪力只好接过来那支烟，深吸了一口说：“好啦，我知道你们在给我忽忽悠悠耍花样。我暂时同意你们的意见，今晚不必带枪。但要是再不把偷渡的风潮给摁下去，势必得枪毙几个人，杀一儆百！”
陈卓的老婆终究还是没有熬过去，当天下午就走了。她这一走，把陈卓最后一点儿牵挂也全带走了。土地、耕牛、农具……早都上交给集体了，家里四壁已经是空荡荡的。等和弟弟埋葬完了妻子，他就从已经荒废的鸡窝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布包，又把那罐儿豆靡分给了弟弟，“吃吧，吃完今晚就走。”
陈凡接过那半罐豆子，喉结一缩一缩，两口就吃下了肚。然后用整个食指，很小心地将罐子边儿、嘴边还有下巴上的汤水儿，全都抹进了嘴里。眼睛还上下搜寻着，看有没有漏在衣服上的豆靡。
他比陈卓小三岁，今年二十。因为哥哥脑子活、有主意，而他一向老实，所以陈凡早就习惯了凡事都听哥哥的。只要哥冲在前面，他会义无反顾地跟在后面殿后。哥之前说过：“人得自己个儿帮自己个儿！要是软弱无能，就算有人想帮忙，也会转身逃跑。所以就算是拼了，也得往那边奔。”既然这样，那就和他一起拼吧！
想要往香港逃，要么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要么坐车进入深圳，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要么就只能徒步攀越云山。这山他们小时候已经爬过无数次了，不算太高，只是有个突兀的悬崖有点儿险。过去当地人管它叫“老虎嘴”，现在都改叫它“阎王壁”。因为很多逃港的都是趁夜偷渡，天黑从崖上直接摔死、甚至摔到下面等死的......不计其数。想当初嬉闹间、一抬脚就能跨过去的距离，如今却要赌上命、咫尺天涯！
这天夜里没有星光，陈卓在心里暗暗庆幸。他捂着儿子的嘴，和弟弟悄悄越过了那块儿写着“边防禁区”的木牌子。不远处，孤零零地立着一栋矮小的砖房，上面只悬着一盏不怎么亮的灯，墙上刷着“南岭边哨所”几个大字。
兄弟俩小心翼翼地从甘蔗地里，钻过了那栋房子的光所能照射的范围，这才敢稍微放开脚步，往云山上爬去。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出现了一伙儿人，陈卓心中一惊，刚要拔腿就跑。仔细一瞧，那几人穿着平民衣服，也是偷偷摸摸地，便猜到是和他们一样往南边去的。于是大家心照不宣，结伴同行。
等爬上了阎王壁，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对面城市里明晃晃的灯光了，陈卓在心里默默感慨：都说香港是个不夜城，真是有钱啊！电灯成晚都不熄的，夜晚白天一个样。等到了那边，就是做最苦、最贱的活儿，也要生存下去，给儿子天天挣上面包、牛奶吃。
正在这时，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了狗叫声，夹杂着“站住、回来......”的呼喊。
完了，完了！是巡逻队发现他们了！陈卓紧紧抓住儿子，撒开长腿，边跑边喊：“快跑，分散着跑，狼狗咬着一个，咬不住所有人！”
此时，人只能各凭着本能做出选择：有的往山沟沟里跑着躲藏，有的转身爬到了树上躲狼狗......陈卓也不管阎王壁是不是陡峭了，顺着山坡一路飞奔下去。陈凡抓着两个布包，紧紧地追着哥哥的步伐，等终于跑到边境的铁丝网了，他把手里的布包用力甩了过去，然后接过哥哥手里的孩子，让他先爬上去。
耳边听着越来越近的狗吠声，陈卓也不知自己哪儿来的力气，嗖、嗖、嗖就翻过了铁丝网。结果一个没抓牢，屁股结结实实地跌到了地上，撞得生疼。当他意识到屁股底下不是软土，而是硬邦邦的水泥地时，终于松了口气——这证明他落到香港的地界了。也管不了衣服、裤子被铁丝网刮成了烂布条，手上模糊了血块儿，他翻身又上了铁丝网，想把孩子接过来。
可眼瞅着弟弟就要爬上来了，后面一只狼犬突然扑了上来，结结实实地咬住了他的大腿……就差那么不到一米的距离，弟弟抱着孩子又摔了下去。
听见后面的人马上就要跟过来了，陈凡用另一只腿不停地踹着铁丝网，大喊着：“哥，你别过来，你快走，我殿后，能逃一个是一个！”
看到弟弟在狼犬的嘴下拼命护着儿子，还让他先逃，陈卓的心仿佛都被那狗一起撕裂了！他知道翻过去，再把他俩扛过来，是铁定来不及了，只能狠了狠心，转身躲了起来。直到弟弟和儿子被几个穿着军装的人拖了回去，才钻了出来。
陈卓扒着铁丝网，望着对面黑乎乎的夜，又看了看山下闪耀的霓虹灯，思前想后：这两人回去以后能不能活下去？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见到他们？要不要返回去找他们？......良久，还是走向了那个陌生的城市。
直到天边露出第一缕阳光，他才终于走上香港的街头。看着眼前林立的高楼、闪耀的灯牌、干净的街道和穿梭的电车，他突然痛苦地意识到：这些繁华和破衣烂衫的自己，是如此地格格不入！此刻他在香港，是孑然一身，除了呼吸的空气是自由的，吃、穿、住皆无着落。
这种痛苦与昨夜离别亲人不同，是一种完全无依无靠、身处于陌生环境的恐惧。他不知该去哪里找工作？是不是有警察会把他们抓回去？......茫然四顾，只看到几个像自己一样从大陆逃来的难民，正跪在街边乞讨。
其实在五月以前，每月都有少则几百、多则几千的偷渡客过来。他们如同涓涓细流，很快就能渗入大街小巷中去，不会搅乱香港人平静的生活。港英政府和警察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些人大部分是来投奔亲故，就算没有故旧，也是便宜又好用的劳动力。
可在边境放宽这半个月内，每天都能涌入数万人！这些越境者不再是溪流，简直犹如洪水。他们拖儿带女，络绎不绝，蜂拥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对于突然涌入的洪流，港英政府十分紧张，急忙与北京交涉，并出动警察、军队五千余人，阻拦冲进来的大陆群众。可几千警察想要阻挡几万、几十万的人流，简直是螳臂当车。
短短半个月内涌进来的二十几万人，彻底打乱了香港人的生活。警察忙着抓捕、遣返难民，民间却开始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对这些同胞发起了救助。其实，早在听闻大陆粮食短缺起，他们便开始纷纷想辙。有的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亲友的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接济。但无奈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又全数折回了香港。
此次面对近在咫尺的灾民，他们更是坐不住了。当在报上读到：有的群众在被遣返之前，用随身携带的刀子自尽；有的被迫去了九龙寨妓院，却发现接待的顾客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哥哥……这些血泪新闻，让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震动了！他们放下手中的事情，纷纷行动起来。
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则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逃港者的命运。市区不少的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人们全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撼！当政府安排的遣返车队开出时，人们自发地聚集到路上，排山倒海地呼喊着：“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
他们手里拿着面包、饼干、粮袋……用力地丢向车上的同胞，希望他们至少可以吃一顿饱饭，带一点粮食回去——带到惠阳、带到潮汕、带到东莞，能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给挨饿的孩子、白发的老人、病中的亲朋，能救一条命是救一条命！
车上的司机听到这直干云霄的哭声，也大发善心，把车子开得极慢，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突然，有人激动地喊着：“跳车呀，逃跑呀......”接着就跳到马路中央，躺在高温的路面上，拦住了车队。当一个市民被警察拉走，马上又有两个、三个、十个、百个跳了过去。等车上的越境者明白过来，纷纷跳车。车下的市民都欢呼着，帮他们指引逃跑的路径.....
但香港毕竟是个弹丸之地，不遣返始终无法消化这数十万的越境者。出于道义，港府最终设置了收容营和安置区，可搭帐篷也不可能搭得那么快！港英当局又怕不得民心，又怕形势恶化。最终，只好向国际社会求援。
几天后，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的主席——陈香梅女士，就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最终在联合国的关照下，台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政府迅速表态，将尽可能多地接收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