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小白写一个寻人启事，其中会不会写上‘该女D罩杯’呢？”小广东坐在电脑前面，眼睛望着屏幕，慢悠悠地问我。
小广东其实不是广东人，他是T市本地人，比我高好几届。之所以喊他小广东当然是因为他吃猫。
我很早就认识他，大约两年前在摇滚乐演出的现场，他搞了很多CD和T恤衫来卖，几次之后彼此脸熟了，不过我从来没和他打过招呼。后来他在学校边上办了一个中介所，家教中介、劳务中介、房产中介，什么都中介。小白就是通过他去斜眼家打工的。
我来问他小白的去向，小广东说他不知道。我说小白可能失踪了，小广东就对我讲了如上一席话。
我坐在黑色人造革沙发上，沙发的两侧是漆得像钢琴一样的木制扶手，手肘搁上去很不舒服。屋子里挂着几块白板，用水笔写着附近一带的房价，蓝字是卖房，红字是租房。桌子上有一叠劳务发票，玻璃台板下面压着数量可观的身份证复印件。
我眯起眼睛打量小广东，他的眼镜片子上闪着电脑屏幕的光，微蓝，嘴角挂着一丝莫名其妙的微笑，双手不停地敲击键盘。在最初的寒暄中，他每说一句话都会凝视着电脑，停顿至少一秒钟，随着话语用眼角快速地瞟我一眼，仿佛是用目光的能量将他的声音传递到我耳中。
我很不喜欢这个人。
“D罩杯怎么了？”我假装好奇地问。
“总觉得她有点平庸啊，漂亮归漂亮，漂亮得毫无特色。D罩杯虽然是个比较普遍的特征，总比什么特征都没有的好。”
“照你的说法，最好长个小耳朵什么的，或者脸上有条疤才行。”
“都长疤了肯定也不行，违反逻辑学的原则。”小广东继续打字。
“唔，人应该像猫一样，有品种和毛色之分，这样就好认了。”我说，“你现在还吃猫吗？”
他终于从电脑屏幕上抬起眼睛，看着我说：“谁说我吃猫了？”真奇怪，他的微笑完全消失了，蓝光映着他的左脸。
“每个人都说你吃猫，否则你能有‘小广东’这个绰号吗？”
“谣言。”
“万一哪天你失踪了，寻人启事上很可能会写上‘此人吃猫’哟。这肯定比D罩杯更有代表性。”
小广东指着中介所的门，对我说：“出去！”
我点了根烟。我激怒了他，这显然是我失策了。我说：“出去可以，我要查一下，一月份小白是在哪户人家做家教的。我记得对方是个高中生，我要他的地址和电话。”
“上个月电脑中毒了，资料全部格掉了。而且我也不记得小白在我这儿有过任何的业务记录。”小广东侧过脸，愤怒已经使他的右脸变得苍白失色，“现在你可以滚出去了吗？”
在他还是摆摊卖CD的时候，他的货都是些很糟糕的刻录碟，用复印纸复上CD封面，放在纸箱里卖，价钱很贵，质量很差，听不了几个月就完蛋了。买CD最烦遇到刻录碟，往往都是些很难入手的好东西，比如Lush的唱片，让人不由动心，但你心里必须明白这是刻录碟，很容易完蛋，也不具备收藏的价值，仅仅是一种虚拟的复制。
在MP3时代尚未来临时，尽管CD也是一种复制品，但它却是有底线的。
别人告诉我，从前小广东有个女朋友，也是工学院的，总是一言不发地在他身后打理着纸箱里的货品。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那女孩出国了，留了一只猫给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他在寝室里把猫宰了，用电热炉煮了吃，然后赢得了“小广东”的称号。至于他到底吃过多少只猫，一只，还是十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
后来他做起了中介生意，家教、职介、房产，把本校的很多学生送到了附近开发区的工厂里，全是做流水线的。锅仔曾经着过道，他为了还债，去小广东那里找工作，被介绍进一家鞋厂。锅仔天真地以为自己会是个管理层，结果跑进去一看全是童工，他在一群做鞋的孩子中间感觉自己像个留级生。有妄想精神病的锅仔受不了这种屈辱，第二天就逃了出来。我们嘲笑道，小广东这个奸商，介绍的工作也跟刻录碟差不多。
想起当年钾肥被送到他那里，我和齐娜冲过去找它，钾肥趴在小广东膝盖上，浑然不知自己可能被宰了。想起这个人在摇滚乐的现场，在高分贝的电声中，从半人高的舞台上往下跳，以飞翔的姿态，闭着双眼，落在喧哗的人群之上。这就是我对他全部的印象。
我再次用公用电话打小白的手机，不在服务区。搁下电话，我独自走回寝室，雨仍然下得沉闷，但却是明亮的、温柔的，像一个木讷的姑娘不知道该怎么讨好你。在寝室一隅我看到了数日前被自己踩烂的纸箱，我稍稍起了一点内疚之意，将纸箱捧到书桌上，埋头清理。雨一直在下。
下午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听见有人狂笑。我睁眼抬头，发现老星正站在我面前。
“笑什么？”
老星指着我的后背：“太厉害了，这妞太厉害了。”
我把外套脱下。我以为是寻常的恶作剧，背后被人贴了纸条什么的。一看才发现，竟然是被人用水笔写上了硕大的“SB”，血红血红的，很像街头涂鸦。整件衣服就此成为血衣。我问老星：“我得罪谁了？”老星说别怀疑谁了，刚才他上楼的时候，看到那个长头发的女生一溜烟地逃了下去。老星感叹道：“最近治安太差了。”
我大喊起来：“我就这么一件外套！”
我把衣服扔在凳子上，走到窗口。外面雨停了，正是黄昏时，天还是阴的。这个木讷的姑娘终因失望而离去了。我的心头也是茫然一片。
二〇〇一年这个讨厌的雨季从锅仔上吊开始，雨下了整整两个月，其间度过了“三八”妇女节，度过了消费者权益日，度过了齐娜的生日以及接踵而来的清明节。雨水绵密，下得人的脸都青了，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会背诵那句“四月是残忍的”。每个人都在祈祷雨季结束，冷冰冰潮乎乎的日子快点过去，尽管随之而来的阳光灿烂的五月也不是什么好过的日子，但照老星的说法，至少不用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皮鞋去参加面试了。
你好，五月。
劳动节那天很多人都回家去了，学校有点冷清，局部地区鬼影子都找不到一个。当天晚上，女生寝室传来一声尖叫。那已经是半夜一点钟，尽管女生寝室经常有类似的尖叫，但发生在寂静的深夜确实太惊人了。宿舍早已熄灯，大部分人都已睡下，却被这声惨叫惊醒，纷纷跑到窗口去看。只听有个女生喊道：“杀人啦！抓强奸犯啊！”我还没来得及找到拖鞋，一楼寝室的男生早已跳窗而出，拿着各式棍棒朝对面跑去。冷清归冷清，抓强奸犯还是能凑到足够乃至过剩的人数，很快把女生宿舍堵了个水泄不通。一伙人往里面猛冲，其间夹杂着女生的连片惨叫。
宿舍来电了，照得透亮。我和老星跟过去看热闹，齐娜一跳一跳地趿着一只拖鞋在宿舍大门口迎接我们，另一只拖鞋早已被人踩得踪影皆无。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有一个强奸犯躲在女厕所里，半夜有女生上厕所，照着她后脑勺一榔头，把人打昏了要做坏事，恰好另一个女生也去上厕所，看见了就尖叫起来，强奸犯扔了榔头夺路而逃。我们问：“抓住了吗？”齐娜答道：“早就跑得连影子都不见了。”片刻之后，人们从宿舍里抬出一个满脸是血的女生，人事不省地被急送出去，不久，110和120也都来了。
齐娜说：“我操他母亲的，你知道那把榔头有多大吗？”说着用手比画了一下，完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尺寸，是大号茶缸的口径。老星想了想说：“噢，木榔头，用来敲白铁皮的。”齐娜愤愤地说：“操他母亲的，用这么大号的家伙敲女生脑袋。”
过不多久，里面传出消息，那个率先尖叫的女生醒过神来，在痛哭流涕之余说出了凶手的相貌——穿一身脏了吧唧的衣服，二十来岁，小平头，胡子拉碴。工学院没有这等相貌的人，有人推测是附近的民工。这个说法很快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凌晨两点，大家都不睡了，宿舍像开庙会一样热闹。忽然听到有人大叫：“嗨！抓住他！”原来是凶手被人从某个树丛里搜了出来，拔腿向操场上跑去。黑黑的夜里，无数人呐喊着追过去，但他们显然遇到了一个头脑冷静的民工杀手（或者压根儿就是被吓破了胆子），他在第一时间便以最快的速度狂奔过宿舍区，狂奔过教学楼，狂奔过操场，然后翻墙消失在黑夜中。追得最近的一个男生离凶手只有两米之遥，被那个人回身一刀，《三国演义》之中经典的拖刀计，劈开了眼前的空气，发出呼的一声啸叫。该男生说，要不是自己刹车刹得快，那一家伙足够让他追尾追到刀尖上去。直到凶手消失，后面的人看着围墙，像一群甲板上的水手凝视着夜幕中的大海。一把两尺长的砍刀遗落在草丛里，警察追过来将其作为证物收缴了去。
这就是发生在五月第一个夜晚的事。被敲了头的女生重伤，送医院急救。保卫科又该加班了。
“敲头党再次出现！”
齐娜说：“老星，老夏，你们怎么也不帮忙去抓坏人呢？”老星说：“我半夜里起来什么吃的都没有，我都快饿死了。”我说我懒得去跟着别人凑热闹，一群男生拿着木棍、铁锹、管制刀具，还能搞出什么好事来？齐娜说：“你们这两个软蛋啊。”
天亮之前，校园里稍稍平息下来。宿舍里没有再熄灯，灯火通明的，大家都躺在床上兀自害怕，兀自兴奋。我坐在窗口抽烟，老星要睡觉，让我把灯关了，我便在灯火映照的黑暗中想起了一九九八年的校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