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面试官给她做了一串题目：三十五支球队打淘汰赛多余一支轮空，总共需要打几场比赛才能决出冠军，请在十秒钟内计算出来；点着的十根蜡烛被风吹灭了一支最后还剩几支。诸如此类，她都回答了上来。“我心想去他妈的，都是IBM和微软招聘的考题，网上都有的。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比尔·盖茨了。”她说，“直到他问我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也是微软招聘的考题？”
“不是。”她说，“他妈的当然不是，垃圾电视节目里的题目，我竟然卡住了。”
“他显然是被你的IQ给震惊了，出牌不按常理了。”我说，“你就翻脸了，对吗？”
“你也翻脸了，那戴眼镜的对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只是不喜欢他的眼神。”
“我决定再也不去什么鬼公司应聘了，我死磕德国公司，只有在精英分子的笼罩下我他妈的才不会觉得自己愚蠢。我劝你也去找份体面的工作，遇到电梯间的白痴、八流公司的傻逼，你的人生简直像他妈的一场灾难。你就算再美，照着一泡尿打扮自己，你也美不到哪里去。”齐娜的脏话频率猛增，狂躁和愤世喷薄而出，我赶紧离她远一点。她又说，“实在不行，你去广州、上海也行啊。”
“你咋不去？”
“我嘛，别人给我算过命的，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客死异乡的，所以还是留在T市比较好。”
“你不是本地人。”
“我现在将来的户口都在T市。”
“好吧。”我说，“我决定去修电脑，有个学长让我去他公司干这个，虽然也很傻逼，但至少不会被你的同事当成是傻逼，因为在那儿人人都知道自己是傻逼。”
那天齐娜去了铁道另一边的电子元件厂。
那其实是一家合资公司，做OEM电子产品，我们学校的人叫它“电子元件厂”，如此称呼只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不想去流水线上做工人。我入学那年，这家公司在铁道另一边的开发区跑马圈地，竖起一排厂房，厂房之上有一个巨大的紫色Logo，斜体字母MEC，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家公司曾经到我们学校来招过人，看上去很没诚意，不招管理人员，全招流水线工人和仓库保管员之类。我们好歹是大学生，明目张胆地去流水线上混饭吃就太丢人了。哪怕是去国营企业呢，哪怕是在地下室修电脑呢。
也有去应聘的，美其名曰做了储备干部，其实还是在流水线上。储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按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但你其实还是个工人。资本主义企业也有干部的称谓，很古怪。去的人回来说苦得不得了，尽管大专生有一定的机会升为管理人员，但就像前线的战士一样，不缺胳膊少腿的可别指望拿到军功章，受不了的人很快就撤了出来。个别死挺到最后的，拿了军功章，升了小组长，接下来必然跳槽——熬出头了，轮到无产阶级选择资本家了。
这样的企业当然不算最糟糕的，附近还有一家鞋厂，锅仔曾经去过，说简直是到了少管所，一水儿的童工，大学生走进去会产生一种类似女子体操运动员的悲哀——二十多岁就可以退役了。该厂每天早上由童工们到厂门口升旗，一面厂旗，一面国旗。厂旗上没有Logo，就一个笆斗大的“赵”字，该厂老板的名号，不知道的以为自己回到了宋朝（不可以啊？许你松下、福特、洛克菲勒，就不许我们赵？）。
我揣摩着齐娜走向电子元件厂的心情，那一定是很不愉快的，她被德国公司刷了下来就没能找到合适的单位。智商超高，左手残疾，性格乖僻，不谙世事，这就是齐娜。某一天她接到了MEC公司的面试通知，她当然不甩他们，但对方告诉她，并不是请她去做流水线工人（穿蓝色、粉色工作服），而是行政助理之类的（紫色工作服），她考虑了一下，觉得事情也不坏，但并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她一个人去了MEC公司。
在那儿她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合资企业的面试官当然不会让她做脑筋急转弯，而她想必也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左手的缺陷。以她的智商，如果不是要价太高的话，得到一个助理职位并不难。但她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她夸下海口说小广东一定会把她弄进德国公司，她或许会稍微谦逊一点，和我们商量一下。更有一种可能是她已经和小广东上了床，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她的脾气不容她将如此羞辱的事情说出来。
她在MEC公司得到了一身紫色的工作服。紫色，就意味着她不会去流水线，而是直接进入管理层。这家公司的惯例是为期一周的互动观察期（无薪，需缴押金，押工作服和门卡之类），随后是为期三个月的试用期（工资七折，无加班津贴）。在头一周的头一天，她在那儿互动观察，也许是有什么事，她提前两个小时离开了工厂，下午三点，她独自一人回学校，走过开发区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密集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天气很好，五月的下午可能还带有懒洋洋的睡意。她穿过铁道，或许在铁道口还停了一下，等一列火车开过。经过铁道，她向学校方向拐去，走上了那条小路。我曾经陪着她到这里来，把钾肥送给她旅馆的朋友，也曾经到这里来给钾肥收尸。就是那条路。
她在旅馆门口停了一下，决定进去换衣服。她对那个朋友说：“不想穿着紫颜色的工作服回学校，被人耻笑，电子元件厂的名声在我们学校一向很糟糕。”她放下包，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外套，这时她看见一只猫从门外走过。她对旅馆的朋友说，等一等就回来，包先放你这儿。
她大概想起了钾肥，想起了之前对我说的，要在毕业之前给钾肥去上坟。其实我认为这大可不必，她并没有离钾肥多远，她以后就得在这一带上班。下午三点半左右，黄昏还没到来，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刻她走进了树林。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神的话，不知道她的守护神在那一刻是打盹了呢，还是在尖叫。她再也没有回来。
旅馆那个朋友以为她回学校了，也没在意，只是把她的包收了起来，里面没什么东西，一支笔、一本笔记本、一套衣服。她丢三落四惯了的，行动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事先和人打招呼。当天晚上那个朋友从旅馆下班，因为有事，隔了好几天才回来上班，发现包还在，然后别人告诉他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那个人从旅馆里打电话到公安局，认为死者是齐娜。
咖啡女孩向警察指出，穿那种紫色工作服的人是MEC公司的职员。警察去调查，在当天的打卡记录上看到了齐娜的名字，同时接到了旅馆里打来的电话，便追查到学校。保卫科认定老星是齐娜的男友，因为他们曾经睡在一起，被我踹开了门，人所共知。老星跟着去认尸。
“警察说脸都被敲没了，别看了，根本认不出来，问有没有其他特征。”老星说。
“手，”我想了想说，“她那手被车轧过，变形的。”
“我就是这么对警察说的。”
老星问便衣：“是连环杀手吗？月初学校里也被干掉过一个女孩。”
我说：“不是。”
便衣说：“那个装修工已经被抓到了，杀人之后就逃亡出去，基本排除了连续作案的可能。”
老星说：“手法很像。”
我说：“模仿犯罪，或者是为了误导警方。”
便衣说：“你还懂得不少。”
我说：“警官，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我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结果呢，这具尸体是我认识的人，谋杀案中经常有凶手报案假装撇清的事情发生，不过我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案发那天我没有去过铁道边。”
便衣突然问：“你怎么知道案发是在哪天？”
我从桌上扯过一本台历，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齐娜，她来找我，说要给猫去上坟，后来又说不去了；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早上，我和另一个姑娘发现了尸体。作案只可能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下午。那两天——”我指指老星，“下午我都在和你们打牌。”
“有其他人可以证明你们吗？”
“全宿舍的人都可以作证。”老星说，“我也是嫌疑人吧？我动机最明显，刚被她抛弃。”
便衣没有回答我们，其中一个飞速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稍作沉默后，另一个问我们：“齐娜平时和什么人来往？”
“小广东。”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便衣们走了以后，我和老星去外面吃饭。
“有一天她说，她会客死异乡的，所以不去上海、广州找工作。”
“你听她胡扯。”老星说，“她这个人很没谱的。”
“那片树林你去过吗？”
“去过，很安静，凶手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接近她。你别看她傻头傻脑的，可警惕呢，她对我说过，以前也被敲头杀手跟踪过，这方面有心理阴影。”
“这个事情她倒是也对我说过。”
“所以凶手一定是熟人。下午的时候，树林里很安静，如果有陌生人跟踪了接近过来，随便什么傻子都能感觉到的。”
“不一定，火车开过的时候呢？”
老星默然不语，过了好久才说：“我真没想到她会去电子元件厂上班，小广东到底还是在骗她吧，没去成德国公司？”
“去不了。她自己说的，手轧坏了，打字不行，那公司把她刷下来了。”
“去德国公司打字啊？”
“去哪儿都得打字。”
“我用两根中指都能盲打，早知道就把这门手艺教给她了。”
“人都没了，你还说这个，有意思吗？”我说，“要是她事先告诉我，我会劝她别去那家公司上班。”
“不，你会嘲笑她，所以她没告诉你。”
“我不会，我知道她跟小广东上过床，我不会拿这个事再去嘲笑她。尽管我经常嘲笑她。”
“她应该跟我去上海找工作。”
“坏就坏在你扬言要给她在上海找工作。她这个人，脾气古怪得很，不吃你这一套的。”
“她倒吃小广东那一套。”
我严肃地说：“老星，我再说一遍，人都没了，你就不要埋汰她了。”
“好。”老星说，“会不会是小广东干的？”
“看不出杀人动机。就算小广东在骗她，那也应该是齐娜杀了他，而不是反过来吧？也许真的又遇到变态杀手了。”
“不太可能吧？”
“都有可能。”我说，“你知道大学里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吗？是毕业之前。寻仇的、殉情的、发泄的，到处都是。任何人都有动机去犯罪，只是我们看不出来而已。比如你，你就可能杀她，你的动机太明显了，尽管你没有作案时间，但并不说明你没有嫌疑，警察没有说草丛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有可能你约了齐娜在晚上吃饭，把她干掉了又抛尸到草丛里。当然，这只是推演。”
“这么说你也有作案时间。”
“是的。”我说，“其他人也有作案可能，亮亮可能是个性倒错，锅仔可能从精神病医院逃出来了，连你的前女友李珍蕙也有动机，出于嫉妒。你不会已经忘记李珍蕙这个人了吧？”
“你丫到底想说什么？没有人杀了她，还是所有人杀了她？”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问他：“老星，难道齐娜死了我们就一点都不难过吗？”
一瞬间，像是被投入了异次元空间，扁平，惊愕，缺乏心碎的维度，只剩下呼吸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