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有杀虫剂吗？”
“飞虫还是爬虫的？”
“蟑螂啦。”
她说：“你等会儿。”说完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拿了一罐雷达给我，并说，“这儿蟑螂真多。比学校里还多。”
“你也是工学院的？”
“嗯，和你一届的。我见过你，你在学校里很有名。”
“我怎么可能有名？”
“嗯。”她沉吟着，弱弱地说，“以前没有名，最近有名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杀人案的事，但这件事我已经不可能向任何第三个人说起了，除了老星以外。我接过雷达，很认真地对准柜子里、床底下、窗帘背后进行了一番喷射，为了减轻那种群魔乱舞的恐怖感，我把屋里的灯也关了，直喷到屋子里充斥着菊酯的气味，我拎了一瓶矿泉水，跑到走道里，带上门，喝水抽烟。
“半小时以后就尸横遍野了。”我说。
“到我屋里坐坐？”她说，“天快亮了。”
我想这是个好脾气的女孩，来例假都这么温和，平时不知道好到什么程度呢。她的租屋在我的斜对面，正对着厕所，我的屋子正对着厨房，形成了一个交叉对应的合用局面。那天我吃的冰箱里的方便面就是她的。
“在这里住了多久？”我问她。
“快一个月了。”
“找到工作了吗？”
“在一家食品公司做助理，一个月一千块钱的见习工资，刚够租房子吃泡面的。我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亲戚朋友，靠不上谁。也想去租两居室，哪怕跟人合租呢，太贵了，以后涨工资了我就搬走。”
我沉默地点点头，表示理解。她继续说：“生活很枯燥，没什么特别不高兴的，也没什么特别高兴的，我必须一次次地告诉自己，这就是生活，做助理是生活的一部分，租房子是生活的一部分，其他鸡零狗碎的事也是。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概念，用来捆绑你的，如果你真的获得了自由，你就不会一天到晚提醒自己这是生活。”
我说：“也是一种自我调节法。”
“糟糕的是，还没开始我就已经像个被折磨得半死的人，必须往自己身上涂防腐剂。”
“你这个比喻很不错。”我说。
“在平凡的生活中期待好运，同时祈祷坏运气不要出现，这就是我能做的。”她说，“你呢？你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晃着。”
“很自由啊。”
“不，一点也不。”我说，“我的问题是，即使祈祷也无济于事，坏运气已经来了。”
女孩起身给自己倒水，我掐了烟。她说：“没关系，你抽吧，就当我点蚊香了。我也睡不着，我很啰唆是吗？”
“可以理解。”我说，“我饿得不行了，有东西吃吗？”其实我想说的是，能吃你冰箱里的东西吗。
她说：“我来给你下面条，我也饿了。”
天亮了，在天亮之前总能听到鸟叫，唧啾唧啾的，它像是从颤抖的梦中醒来，不能相信这是一个存身的世界，所以叫得这么弱，这么缺乏现实性。我很想每个夜晚都和什么女孩聊天，聊到天亮，在太阳出来时沉入睡眠，而所有的夜晚，是不是都可以用来说话，哪怕说的是最无聊的事情呢。
我们稀里哗啦地吃面。
“我去看看，小强应该都死光了。”我站起来。
她说：“嗯，我也得睡会儿了，等会儿要去上班。以后常来坐坐，我冰箱里的东西你想吃都可以拿。”
“你真是个好姑娘。”
按咖啡女孩所说的，第七天上，房东应该会过来收钥匙。我等着第七天到来像等待救世主降临。
某天下午我在床垫上躺着，地上全是死蟑螂，门被人用钥匙直接捅开了。
一个满脸沧桑的欧吉桑走进来，眼圈发黑，脸色青黄，一副纵欲无度的样子。看到一地的蟑螂他也愣了一下，眼神好像我是从一堆死人中间爬起来的。
“不好意思，把你的蟑螂都杀光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就是就是，你知道，这些蟑螂，闹饥荒那几年，我都抓来吃的。每当看见它们就勾起我童年的记忆。”欧吉桑也很有幽默感，“你全都杀光了，再闹饥荒，我只能去啃树皮。”
“早知道给你放冰箱里了。”
“就是就是，不过那台冰箱早就坏掉了。”
这时门外又走进来一个胖子，大概有二百多斤重，满脸青春痘，站在欧吉桑背后喝可乐，不停地打量着房间。我意识到他是新房客。
死胖子说：“怎么连床都没有，家具呢？电视机呢？有没有网线？”欧吉桑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配上，不过房租要加一百。”死胖子说：“坏掉的冰箱你也要给我修好，这个窗式空调噪音太大，我有神经衰弱，给我换台挂壁的。”我心想，你丫都胖成这样了，还好意思说自己神经衰弱。欧吉桑说：“那再加一百吧？”死胖子说：“不能再加了，再加我就可以去租煤卫独用的房子了。”欧吉桑咬牙发狠道：“好！遂了你这个胖子的心愿！不过床我就不再另备了，你这个体重什么床架子撑得住你啊。”死胖子说：“我才二百多斤，你弄个双人床，上面睡两个人也得三百斤。”欧吉桑继续贫嘴：“万一你的女朋友也是个胖子呢？你知道什么叫共振吗？”
趁他们在嚼舌头，我收拾了一下，把唱片什么的都装到塑料袋里。死胖子吸溜吸溜地喝着罐装可乐，又跑到走道里去看厨房，先开了冰箱，说：“吃的东西不少啊。”我说：“这是对门的冰箱。”死胖子自说自话地从里面拿了一罐薯片吃了起来，并说：“薯片还放冰箱，太傻了。”紧跟着又跑到卫生间看了看，又跑出来，拍打着对门女孩的房门，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欧吉桑说：“这就是合租煤卫的人家。好像是一个女大学生吧。”死胖子说：“嗯，还是女的好，清静。”我心里一阵悲哀，为那个女孩难过，你们好好地活在这个社会，努力工作，用心生活，其实只是陶冶了那些傻逼。
欧吉桑带着我到楼道口去抄电表，算钱，又转头问我：“你女朋友走了，你怎么不跟她走啊？”
“我生病了。”
“你脸色是不太好，肿的，什么病？”
“疝气。”
“那就难怪你走不动路了。疝气这个病，你得倒立着做理疗。主要是地球引力的问题。”
“每天倒立十分钟？”
“不不，一直倒立着，出门也用手走路，像马戏团一样。你不要笑，也不要觉得难为情，以前这一带有个疯子用榔头敲人脑袋，我上夜班的时候就倒立着走出去的，榔头敲过来，敲在我的鞋底上。哈哈，好玩吗？”
“不好玩。”我板着脸说。
交接完毕，他把多余的押金给我，我稍稍收拾了一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他还在说疝气的问题，让我有点心烦。我一下子想到了老星也是这副嘴脸。
“你那个女朋友……”他说。
“闭嘴吧你丫。”
欧吉桑愣了一下，随即释然，仿佛是踩到了什么东西，以为是狗屎但其实只是果皮。“你真是喜怒无常啊。”他打着哈哈说。
我走到了杞人便利门口。以我的心情来说，当然不是要到处找人告别，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毕业是很恐怖的，我在大学里已经目睹过两次，有打架寻仇的，有失恋痛哭的（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在毕业失恋时自杀，大概都觉得自由在前面召唤吧），有因为工作不如意把寝室砸光的，有找个旅馆开房间疯狂爱爱的。最普遍的是三五成群喝到醉醺醺，把上述的事情再做一遍也不乏其人。
杞人便利还是老样子，有几个人在柜台上买烟，我在后面等着，他们拿着烟走开，我看到柜台后面杞杞的脑壳，依旧是乱蓬蓬的头发，没睡醒的略带水肿的脸。我说：“杞杞，生意怎么样？”
“这两天还可以。”他说，“接下来就没生意了，放暑假了。你暑假还在学校里过吗？”
“我毕业了。咱们好像说过这个的。”
“我不记得了。”
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着T市的一场文艺演出，他转过头来看我：“你要买什么？”
“什么都不要，过来看看你。”
“那就买包烟吧。”
“也行。”
我靠在柜台边抽烟。
“你找到工作了吗？”杞杞问我。
“没有。”
“你会回家吗？”
“不会。”
他安静了一会儿，忽然说：“店快要被拆掉了。”
“那就换个地方开店。”
他说：“我想出去旅游。”
我吐了口烟，说：“是个好主意。”
“家长反对，问我有没有见过被掰掉了壳的蜗牛。”
“这个比喻挺操蛋的。”
“我听不懂比喻句。”
沉默了很久，我接二连三地抽烟。电视机里有一个长相凶狠的女人在唱《青藏高原》，大概导播也觉得她太过不堪，画面切换到了西藏风光，黑白荧屏上灰灰的天空必然是湛蓝湛蓝的。杞杞出神地看着。街道上陆续有人提着箱子、拎着铺盖往大街的方向走去。有人过来买烟，买饮料，然后继续赶路。
杞杞说：“我进了一些唱片，你想看看吗？”
我很抱歉地说：“我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要轻装出发。”不过我马上又改口道：“给我看看你进了些什么货。”
他从柜台下面抱出个纸箱，里面都是装在塑料壳子里的唱片，竖着排成几列，以我的经验一望而知不是什么好东西，壳子看上去五花八门，而且很旧了，有些是打口碟，有些是盗版货。我用手指搭在唱片壳子上，先抽出几张，让满满的纸箱留出一点空隙，然后飞速地扒拉。只看了一半我就收手了，都是些烂碟，死金、演歌，九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根本没听说过的爵士乐手和臭大街的RAP，再配上一些日文片假名的古典音乐，完全看不懂是肖邦还是贝多芬。我只能说：“杞杞，你上当了。”
他露出懊恼的神色，说：“我还指望挣了钱去旅游呢。”
“想要我的唱片吗？全送给你。”
“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我要出远门了，本来可以送给别人的，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我说，“你等我，我回去拿给你。”
我回到宿舍。所有的唱片，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早已打包到纸箱里。我抱着两个沉重的大纸箱，回到杞人便利门口，撕开封箱带。在那两个纸箱里，正版、盗版、打口碟掺杂在一起，完全是我个人藏品的展览会，全部的Radiohead和Nirvana，冷门的Portishead和Cocteau Twins，精挑细选的碎瓜和Garbage，经典的U2和Oasis，蹿红的Lacrimosa和Cold Play，永不滞销的 The Beatles和Pink Floyd，窦唯、左小祖咒、陈绮贞、黄耀明、薛岳，以及更多更多的。包括一张Lush的唱片，我曾经找得头皮发麻的《Lovelife》。我被自己震慑了一下，甚至有一丝轻微的后悔，我究竟舍弃了什么呢？
“有点旧了，但可以保证，全是尖货。”我对杞杞说，“全部送给你，攒够了钱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