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深怕我问更多的，都只有一个百分点了，居然还说不损人。
张笛是办公室主任，主管业务增订单回收后的编排工作和安排所有职员饮食开支，她的下属就是包括厨房帮工在内的六名人员。
帮工是个农村姑娘，叫朱鲜，每天跟职员赵王兵打得火热，有点好吃的菜，非要悄悄地藏起来留给赵王兵吃不可。
张笛几次把她捉拿归案又奈何不得，看在赵初美舅子的份上，只有放人。
张笛并非北京人，她的一口流利普通话，是在北京读大学时练就的，成都郊区人。
每天晚上下班，在住宿房里就有一张牌桌亮开来，方蛟、田大青、乔雁、赵王兵是修理长城的主要成员。
张笛不愿搓麻将，我不会搓麻将。
朱鲜自然就成了赵王兵的看客，闹得我写信写不安静。
张笛扯两团棉花来塞进耳朵看书，天天如此。
关牧山给我写的信，几乎每封都是流着口水写的，想我想得发了疯一样。
连续两月来，都是每天一封。
我的责任首先是稳定他，把一切放长远。
正当我的《同时诞生的两颗太阳》在《四川舞林》上发表的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怀了孕，说如不是为了他大学，我就不会打做人流。
理由是两人已经有了结婚的年岁资格，是可以生下来。
这事，没敢给关牧山讲，我左手拿着报纸，右手拿着信。
这是生活的莫大讥笑，一边是保全性命的文章，一边是抹杀生灵的举动。
在举目无亲的成都，我不愿与任何一个同学来往。
只有两件事，工作努力，写信给关牧山。
“女人的体态溶水如雪，刷刷脆响。这些溜不掉的光阴，终于长出了腮须，像日子的附录。女人、婴儿，铺开血液，组成阳光的厚度，裹完人世不朽的躯肢……”
也只有此时的我，才能懂得我书信的内在意义。
整个身心都成了我自己的精神教徒，前不能行，退不能守。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我退学，那就完全有胆让我去他家，边照顾大，边等他毕业。
可我们俩都在骗大人，说都在读书，怎么拿脸来开口？
这些又让我看来不是什么可提之话，天生就这么看待事物。
并不是关牧山认为我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舞坛上挖出一块巨大的盆地，用于种植艺术庄稼。
而我的确在成都正面对的现实，不承认这一切会有多长久。
乔雁是全体职员中最富有的人，所以另外的三个小伙子除了在麻将桌上联合搞她的钱外。
还要搞些车轮战术来追她到前途不愁无恋，每天在张笛面前大摆架子。
意思是说追她的人，比追张笛的人多。
我信在张笛旁边，没心思与她交流，她看样子可能认为我不合群。
男寝室在外间屋，女寝室在里间。
男职员只要进了女寝室，就得按张笛的要求，必须脱鞋，必须讲普通话。
否则，扫地出门。
田大青往往把川普杂交话讲得一团糟，苦恼得三五天进不了女寝舍，就找方蛟发大火。
方蛟的歪普通话，最多只能顶住一两个小时。
久了就不自觉地把成都话搬出来，哪怕故事摆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也会被张笛撵出门来。
我是一名普通不会讲，成都话讲不圆的彝人女子。
他们都因此而自觉认为我什么都听不懂，由此说话大小都不顾及我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