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懒得做文字，也快要不会做文字。想不到自己竟日益“虚无”起来。虽在琢磨组诗《春秋》，里边口气十分张狂，却写得十分无奈。这样的写作让我体验到失败。去国前一度沾沾窃喜、自以为流畅起来的文字，又被我推入晦暗。我感觉到自己的和汉语的（主要是自己的）些微失败。很多问题想不清楚，它们结集在周围慢慢噬咬着我。那些深入骨髓的汉语地质似乎难以叩击我面对的生存，而我借以思考的“句法”似乎与自己的“审美”脱缰而去。这就是我所谓的“失败”。
我竟然想起曾写过几十篇“小唾沫”。今天又拾起来。苟延残喘。
今天不小心看到柏桦的论文《论文学作品中的厕所意象之变迁》。柏桦署名的单位是一所高校：西南交通大学。我去成都时，确实在公交车上瞥见过这所大学，果真是气派非凡的高等学府。曾与小鱼在操场跑步。不知天高地厚地开起“现代性”的玩笑。我说，要是当了博导，也写一本书，叫做《厕所之现代性》。柏桦是我简直不能用“喜欢”来形容的诗人。我一直谦虚地读着他的诗。前几天，还在学校偷偷打印了他翻译的狄兰•托马斯的几篇诗。比如《我看见夏天的男孩在毁灭》、《切开的面包》等等。我再一次感叹，要是自己能翻译出这样的汉语就知足了。即便如此，他这篇《厕所》雄文依然让我吃惊不小。这几年，我确乎在暗自旁观柏桦的“蜕变”，从看到北岛《时间的玫瑰》的序文开始。
又跑题了——这便是我最近不会做文字的表现。
这么好的夜晚，不要浪费了，我喜欢去想想那三个灵魂。而我头脑中的柏桦依然顽固地是一名诗人。
这三个灵魂刚刚逝去。应该说是相继逝去——2007年6月30日：杨德昌；7月30上午：伯格曼；2007年7月30日晚上：安东尼奥尼。
前几天，已经以莫名其妙的方式，表达了我对他们微不足道的敬意。我在课上给学生讲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大概可以算作“教学事故”。学生对“汉语”的关心远远超过两个电影导演的死掉。更何况这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导演。我丝毫没有责备学生的意思。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是多么遥远的事物，况且和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他们更愿意热烈地讨论最近热播的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以及周杰伦的新片。我也对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充满热爱。与人讨论变形金刚是多么快乐的事。而那些亡灵只留着自己去纪念吧。想把对他们的纪念与别人分享，实在不该。
我不喜欢杨德昌的“残酷”，尤其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是因为这“残酷”太残酷，而是我生来愚钝，不太能够感觉得到这残酷。我只能消受贾樟柯的“残酷”。大概因为阻隔太久，大陆的现实与台湾慢慢在分道扬镳的缘故吧。但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一一》。我从中看到了杨德昌用镜头“一一”罗列出来的生活。正是这简单的“罗列”（而不是“拼贴”），让我能够沉入到他的影像世界里。
我对西方人生活的认识十分粗浅。虽然，看过那么多西方的小说，却并不知道一个西方人最基本的“现实”。这大概是我偏爱其现代主义文艺而鄙夷其现实主义文艺的根由吧。尤其是电影里，“远”成为我的审美标准——愈远愈好，比如伯格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塔尔科夫斯基、布努埃尔——我曾经回答一位朋友，我最喜欢西方如上导演，因此被认为我的心理有问题。看这些导演的片子时，我总执著于认为有“现代人的灵魂”的存在——那是我周围的“躯体”所没有的。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现代”只是一己的西方所计划的整个人类的理想而已。但是，这西方“现代人的灵魂”不能根本地进入我的血液。比如，我观看国内的影片，愈“远”就愈起鸡皮疙瘩。比如《边走边唱》，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鸿米店》，比如《无极》、《夜宴》、《黄金甲》……
据说，安东尼奥尼的片子是不“远”的。他甚至拍过纪录片《中国》。现在想来，他眼下的文革“中国”非但不可怕，反而很美。与我的常识截然相反。他大概是要在“近”的生活背后挖掘“远”的灵魂吧。他的《放大》不是最好的证明么？最最显微的胶片“放大”技术不是让他想到了“现实”的“无”么？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里，他就让一场大雾隐藏了一个神秘的女人，尽管她的身体曾赤裸裸地尽显在我们面前，但是看完之后，我们能够肯定：这个“她”还是那个“她”吗？《云上的日子》里许多镜头会让人秀色可餐（不好意思，罗丹大师说，看到裸体如有生理反应，就不配欣赏艺术，我实在不配），可是你会发现，他还是在用莫名其妙的方式“探讨”最普通的概念“爱情”里面的混沌。可是，我还是那么迷恋安东尼奥尼。因为他在揭露“现实”中的“远”。这一点满足了我的很多想象和希望。我的“希望”总在他乡。
伯格曼就更加“远”了。他干脆用虚构的语言讲述“现代人”。我总以为他的电影的极致是《呼喊与细雨》。据说，光这个构思独异的“名字”就启发了余华的一部长篇。从中可以管窥中国先锋派作家的想象力之非凡。《呼喊与细雨》把声音、颜色和语言用到了极致，就像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声音、颜色和语言的积木游戏正是“现代灵魂”得以出场的绝佳大门。我看这部电影，总觉得伯格曼是在用“内心”涂抹影像、声音及语言。所以，我大概可以这样说，“现代灵魂”是一种“涂抹”。这自然是我的谬论。不过，我至少可以从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现代绘画中找到无数证据。《呼喊与细雨》无疑是我最喜欢的伯格曼牌大师电影。相比之下，我对《第七封印》无动于衷。我的体内从来没有一颗“基督教的心”，对“信仰”虽然虔敬有加，却麻木不仁。伯格曼四五十年代的黑白片（比如那个危机四伏的小镇、那位少女莫尼卡、另一位死在泉水边的处女）我实在无福消受。因为它们和假定的“伯格曼”以及“现代西方”真的格格不入。不过，《野草莓》倒是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了我。它讲述了“梦”、“遗忘”、“幻觉”、“死亡”以及“生命”。都是些让人惊心动魄的词。我一度以为这些词可以替代我周遭混乱的“事实”。
不过，我学习西片数载，依然没有能力用“大师们”的“世界”取代我的“周围”。这大概很不幸。可我又感谢这“不幸”。正是这“不幸”让我还能够作为自己活着。
所以我才能够借着这个美好的虫蛩声碎的夜晚去悼念三个“电影届”的亡魂。我无非是想暴露一下自己的“失败”而已。而“胜利”在哪里我并不知道。至少今晚不知道。
2007.8.11-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