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东曾批评江南诗歌：江南有风物而无思想；而仙潭在企业家手里，似乎连风物亦无。黄庭坚曾咏觉海寺：“炉烟郁郁水沉犀，木绕禅床竹绕溪。一暇秋蝉思高柳，夕阳原在竹荫西。”杨万里曾写仙潭（新市徐公店）：“春光都在柳梢头，拣得长条插酒楼。”如今的古镇修复中，只有关于古迹，而无“江南”，我不知道有几个人会对一个小镇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名人”感兴趣，即便是茅盾，到过乌镇的人大多是不愿意去看其故居的吧。那些最“江南”的记忆——树木、竹子、柳树、酒楼都被时间淹没，而无人恢复。所谓的仙潭，水很不清，且沉渣泛起，犹如工业废窖。无水草，无短芽，无芦苇，更无芙蓉，连木舟亦消失殆尽。想想，古镇对外开放的口号竟是“千年小上海，江南百老汇”——商业远远大于“江南”，能吸引几人的内心？我总以为所谓旅行无非是满足内心的幻觉，仙潭如不能提供给江南的幻觉以及满足人们的幻觉，那么古镇的旅游想必是会继续颓唐下去的。当年仙潭（新市）与乌镇竞选世界文化遗产而落选，应是情理之中的，而我想对仙潭来说，未必是坏事。旅游是为外人开设的。仙潭人自己到底是否需要呢？
每次走在仙潭的古街。非为旅行计，实乃满足一己之幻觉（记忆）。老人们依旧蹒跚在石板街上（年轻人早已搬入附近小区洋房）。时而飘起青烟，那是老人们在点煤炉（方言谓：发煤炉）；经常能碰到长发的“艺术家”端着相机拍摄古街和木楼；老人们用软绵绵的吴语聊天，夹杂着河里洗衣服的声音、家里炒菜的声音、半导体里苏州评弹或者越剧的声音。这便是我所想象的和记忆中的古镇。只要这些还在，仙潭依然是永远的江南水乡古镇。媒体里宣扬的每年几百万的旅游者我没有见到，亦不想见到。
而古镇其实是在荒芜下去。小区和工厂日益庞大。古楼许多在拆毁或自行凌夷。我忽然想起帕慕克的一个词语“呼愁”，仙潭人内心深处大概总有一种忧伤，对南宋时酒肆林立的仙潭、对清代物阜民丰“俨然一大邑”的仙潭的追忆和缅怀。我不知道仙潭能否像乌镇一样热闹起来（当年的乌镇远比仙潭狭小）。但正是仙潭人内心的忧伤让这个古镇一直延续下来。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曾经我在西安上学。走在街上。车水马龙的长安南路。盛唐意象在车辆尾气中奄奄一息。我在清楚的目光里想到的是另一条街。杨黎在他的名诗《冷风景》里写到的街，“一条很长很长的街”，“一条很暗很暗的街”。它可能是成都的街（杨黎就生活在那里），也可能是北京的、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一条街。也可能就是我脚下的这条街。长安南路。实实在在的，在我眼前。在午后的阳光里，一动不动，繁华着、奔流着、存在着。超市、药店、书店、银行、烤肉铺。穿的很好女人。公交车。谗嘴鸭。爱华专卖。
走在长安南路。两边的梧桐在风里哗哗的响。我从房子里出来，爬出让人不知所踪的诡秘空间，回到街上——这个明晃晃的场所。一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自己重新出生了一次。街是那么平常。又那么特殊。街的意象从大唐开始就经常地出现在诗人的笔下。从《长安古意》到《天上的街市》，到《冷风景》（杨黎在今年出的诗集《小杨和马丽》里把它干脆改成了《街景》）。时间在街上流逝（街上的时间是快的，具体的或者隐喻的），街越来越变得普通、亲和起来。
街的名字。在中国用地名来命名街道到处都是（巴黎也是如此。巴黎还有许多人名的街）。上海有南京路，北京有长安街，杭州有延安路，不仅如此，这些街还有一个特点，它们都还是那个城市十分繁荣的街。惟独西安例外。西安的街巷起名字一般都用的是自己的东西，要么老祖宗的，要么就地取材。长安路这么长的街用的是两千年前的名字，师大所在的吴家坟以前就叫这名儿。西安的名字极本土。反正我还没有听到过以外省地名命名的街道。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西安到是有条昆明路，可它源起于唐朝长安南郊的昆明池。）西安街道的那些名字又非常悦耳与动听。比如说南郊的小寨路（韩东的小说《西安故事》里就说到过）、朱雀大街、太白路，南门城墙下的书院门、湘子庙街，碑林往东的下马陵。这样的名字极为蕴藉。所以西安是自我的。
街是一个名词。在我们的眼里，街是个立体的名词，是个五颜六色的名词。街是适合想象的地点。它净化想象。我经常在感觉错乱的时候（比如我感到了自己是蒸笼里的一团肉，软乎乎的，不能挣扎着站起来），就到街上去，那可能是陌生的，但有人。人。和我一样的人。街上是热闹的、动感的、花哨的，是冷静的。街让你塌实地贴在上面。给你足够的空间。街是深厚的，触摸街要靠想象力。但我在街上，总觉得想象力不够用，我被纷至沓来的事物钳制了。我的目光总是降低为一只摄象机的功用，无法信马游缰，我只能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事物，但它们的呼吸我听不到。但是我觉得自己规则起来、清晰起来、透明起来（首先消失的是那团蒸汽，接着软绵绵的肉长出了四肢、眼睛、头、脑子）。我就是这样去街上的。街是针镇静剂。
我没法不想起新市的街。新市是我的故乡。它的街大多是东西走向的，健康路和仙潭路从东到西贯穿了整个镇子。我自小就受这种暗示的影响，目光被诱惑到东边和西边。东边——大海，西边——高原。两种遥远而深厚的物质。我被逮捕到东方和西方，那里是神秘的美好的崇高的，而新市是俗不可耐的。但我2001年冬天开始喜欢上它，我在年前那份躁动不安的空缺里，好好走了一遍小镇。身上专门带了本子。这次行走的结果明明白白地记在了我的本子上，我现在翻开来，它是这样的：胡家坟——淘沙弄——对峰浜——蒋家弄1号……紫荆弄——胭脂弄……后弄——姬放弄，据说新市有上百条弄，仅名字就够丰富的。弄是小市民的窝。街的特点，集朴实、幽默、乐观、狭隘于一身。真正的街是这种叫“弄”的东西。在北方叫做巷，还不是“穷巷牛羊归”里的巷，是人家众多的吵吵嚷嚷的巷，和农业已经脱尽干系。西安钟楼南边一点，有条闻名遐迩的粉巷，就是家世界在的那条街（它已经改得很像条街了）。而在新市同样有条叫后弄，民间把它叫“摸奶弄”。听名字，就猜得出来以前是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关于弄的特点还可以加上两条：肉体主义、民间。在目光延伸的纬度上，街是一个大站，弄当然也是。目光在街和弄里能得到极大的满足，那是可以停宿的地方。弄是民间的，和生活也有天生的缘分。我在一首诗里写过艾米莉•狄金森。她是个美国诗人，是个隐居诗人。我在诗里设置了一个情景，就是狄金森隐居在了故乡新市胭脂弄。我和她相遇。小镇。弄堂。胭脂。似乎不应该把一个修女诗人安排在这样世俗的地方。而这正是我的用意，这样才能显示出一个诗人的独到品格：对生活的热爱。纯粹的生活。我想她隐居是出于过更平凡生活的目的。大隐隐于市。东晋末年的时候，名道士陆修静就隐居在新市。抚琴沐浴，然后步云升天（虽然相传他是不慎跌在水里死的。新市也因此有了个别名——仙潭，这个名字似乎更能说明什么。就是，最世俗的地方，也是最神圣的地方。大俗大雅。街是这样，生活也这样。
从街到弄。是个具体的过程。街毕竟繁华，但弄具体，能集中到两面石灰墙、一条青石板路、飞扬的檐角、行色缓慢的老人。脚步声、车铃声、雨声、过堂风。大街是现实，是侵吞人的地方。人在里面很容易消失。一个人走在弄堂里就不同了，弄尽管狭促，却是可以凸现一个人的地方。一个在弄堂里的人是明确的、引人注目的，你忽略不过去。因为它的空间太有限。就算你泼半盆洗脸水，也足以惊动半条弄堂。杨黎在《冷风景》里写了泼水声，哗——那就是夜晚的街，一定是某个人在洗脚。能看到地上的热气。杨黎给我们的是夜里的和晚上的街，下雪的街。我读《冷风景》总是以为他在说弄堂。只有弄堂才能这样。
让我明确一下我的意思。街还原了人，而弄还原了街。
就是那个冬天。我几乎走遍了新市的街和弄。当然，在弄里的时间要远远大于街。街只是起了连接弄的作用。我在弄里一步一步走下来。我看到了无比生动的东西。阳光，满地金币一样的阳光。骑自行车的市民。市河（漂着水草和垃圾）。石桥。桥边陷在藤椅里的老太婆。她们在谈论一个远方亲戚的不幸或者她们脸上划过去的青春。以及桥上晒着的棉被。我重新干净起来。我周围也如此干净。我和世界很近。世界上有诗。我感觉到了。
街有时候可以是不真实的。海明威的笔下是巴黎的街。他们沿着塞纳河排列，由酒吧和故事情节串联起来。普通的街，那是海明威的街。而在雷马克手里，街又是另一回事情，他的街是略带哀伤的。《凯旋门》里的街就这样，虽然同是巴黎的街。而到了莫迪亚诺那里，巴黎的街就叫做了《暗铺街》，幽暗的同时还神秘，是叙述者寻找自我的线索。是这样的。而弄不能不真实。在新市，从电影院到三中，可以走大道：北新街。也可以拐进电影院左边的小弄，穿过去就是后弄。老妇拄着拐仗蹒跚着。一些老人搬了椅子围在一块聊天。两边的人家一般庭院很深，光线很暗，望不到里。但隐隐地，是半导体的声音，炒菜的声音，嬉笑的声音。我喜欢从这里走。弄堂里的人离我很近，不像大街。街——现在你知道了，是商业的、工作的运输（运货物和人）的地方，而弄是居住、聊天、开玩笑的地方。狄金森要是在一八几几年时就来到中国，来到新市，来到胭脂弄，她一定会满意我为她做的居住安排，那大概要比星级宾馆合她口味一些。
我仿佛在普吉岛上，尤其是在那个精致的普吉镇里瞥见了故乡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