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是我的故乡。与普吉岛不一样，湖州是一个四季分明的温带城市。我的湖州在词语之中。
很小的时候，我刚会写字。我在石灰墙上用红砖碎片划出两个词：湖州、杭州。我把从大人们嘴里听来的声音通过语文知识转化为文字。但我不知道杭州在南、湖州在北，也不知道我属于杭州还是属于湖州。那时候，湖州和杭州一样，只是一种陌生的身份和归属。地理和行政于我是难以感觉的东西。
后来上中学，行政的观念渐渐输入我的意识。带着一种对外部世界的遐想，我激动地去写信，写给偶尔发现的远方朋友，从远方的城市邮购一些杂志或者什么物品。在寄信人一栏，我详细而谨慎地写上我的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联乡孟西村东升。（那时候新市镇还没有兼并新联乡。）我会在“省”和“县”之间植入一个添加物：“市”。这对邮寄并没有多少裨益。可是，在我这里，湖州是个奇怪的概念。一个必不可少的余数。这个神秘的余数让我体验到缥缈的感觉。对我而言，湖州的引力场比德清的更为强大，让我的神经末梢往那个方向生长。德清是经验上的时光，湖州是词语中的历险。我热衷于虚构和幻觉，对真实的经验深恶痛绝。因此，湖州成为一个恰到好处的车站，我在那里向远方出发。
我在文字中、在湖州的郊区提前来到湖州。所以我的双脚踏上湖州的街道时，它已成为我的故地。我从一本学校发的乡土教材《湖州——太湖南岸的明珠》里，找到了流淌在“湖州”这个词语里的记忆。这里是春申君的故土。“战国”就成为我可以触摸的一件东西。我偏爱遥远的事物，又在寻找遥远与近处的关联，那是我想象的结点。湖州正好是这个结点上的时空机器，我在它的两面自如地穿梭。沈约、孟郊、杜牧、苏轼、姜夔以及其他一些名字，我在书上读到他们。感到他们是一种进入历史的权力，同时也是一种亲近高处的仪式。苏轼们代表了一种令人向往的高处，无论是生活的乐趣、人品还是对历史的用处。正是这种高处，让我的身体和意识蠢蠢欲动。我想自己后来去北方和寄居于文字，和这些名字有很大关系。沈约和孟郊是湖州武康人。杜牧的“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写的是一位他在湖州游玩时邂逅的美女，才十余岁，楚楚动人，令杜牧魂牵梦绕，赠金约定十年后入守湖州，纳娶这位年幼的佳人，只可恨当杜牧乞守湖州，已是十四年后，佳人已从他人，并“子满枝”了。苏轼“乌台诗案”的发生地在湖州。而晚年姜夔久寓湖州。他的词里汇经常出现“吴兴”这个词。（古代的湖州时常叫做吴兴，这全凭统治者的心血来潮和一些莫名奇妙的律令。）尤为令人迷醉的是隐居湖州的张志和笔下的湖州：“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就在湖州城外。这位“烟波钓叟”的一首《渔歌子》让湖州成为出名的世外桃源。
湖州是个不大的城市。即使是城市化如此疯狂的现代，湖州依然是一个清静的不过20余万人口的小城，在繁闹的长三角偏居一隅，成为一块与商业若即若离的化外之地。在我后来的阅读中，湖州总会如同一道白光照亮我的眼睛。我在随笔《果皮上的疤痕》里写过自己如何想象中国的城市，我这样写湖州：“想象湖州，因为柯平、沈方和祖籍湖州的北岛。”这三人均为当代诗人，代表着湖州在我心目中的另一种高度。
我的意识早就游走在湖州的大街小巷。除了阅读，我当然还有一本《浙江地图册》，其中有一张比例尺很小的湖州街道图。我在上面寻找骆驼桥、铁佛寺和飞英塔的确切位置。它们的面目在我脑海里已经异常清晰，虽然我至今未与它们谋面。
我来到湖州，是在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要去“远方”（西安）。我选择在苏州坐火车，到湖州订车票。我见到了弧线形的狭窄的街道，湖州浸在绵绵细雨里，一副湿润的样子。自那时候起，湖州就是个湿漉漉的词。今年春节我去湖州，晚上雨再一次和我相见。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和雨水有关：《湖州：一个湿漉漉的晚上》。唐诗、宋词里（我忽然记起来北宋词人张三影也是湖州人）的湖州在我的意识里继续绵延。湖州成为一个湿漉漉的词语，一个和水伴生的词语。
湖州，我一再提及这个词语。一个美丽的词语。然后意识中就出现雨的景象。这个被雨水打湿的词语，在我这里，永远无法干掉。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湖州”这两个汉字中，“湖”字的偏旁是三点水，那是“太湖”的缩写，水的右边是我的姓氏，永远暗示我和这个词的姻亲关系。
我口袋中揣着“湖州”这个湿漉漉的词语，走在文字的路上，我大概是个幸福的人。我喜欢水，喜欢词语，喜欢南方（这是最近的事情）。湖州是这些事物的三位一体。
2006年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