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良
我国的传统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因此在各种文体创作中，散文就一直占着很大的优势，历来名家如云、佳作迭出，所以素有“散文大国”之称。此种状况，在“现代”期也有一定程度的承续。就文体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延伸而言，散文应是最早彰显传承关系且取得显著实绩的文体。鲁迅在论述五四文学革命初始阶段各种文体的创作成就时作出过如此判断：因为现代散文新文体的产生，“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所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这一判断无疑是有充分依据的。正因现代散文几乎同五四文学革命及新文学的诞生同步行进，新文学作家汲取传统散文的滋养，驾轻就熟地运用散文文体：《新青年》“随感录”开其端，《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等杂感、小品随后跟进，而后又涌现出专力于散文创作的流派“语丝派”及其独创的“语丝文体”，于是一种新颖的现代散文文体便应运而生、日趋成熟。之后，散文依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当家品种，几乎所有作家都投入过这一文体的创作：不但涌现一批专于此道和精于此道的散文家，即使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也大抵有散文创作。这些并非“专业”的散文作家少不了也有几本散文集面世，鲁迅便是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交替使用，其散文创作数量多于小说，创作成就也丝毫不亚于他的小说。由是，以文体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总量和创作总量，散文肯定也是“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的。
现代散文的这种皇皇大观及其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的丰富经验，理应引起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事实上，作为现代文学的四大文体之一，散文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几乎从现代散文诞生之日起，它就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当然，与现代文学的其他文体研究相比较，散文研究算不上是最热闹的，这可能有“文学性”因素的考量。就文学的“纯度”而言，散文自然比不得小说与诗歌，它兼有议论（政论）性、新闻性（通讯、报告）、现实参与性等特点，常常承载了许多文学以外的东西，散文中的一些亚文体（如随笔、杂感、书信、日记等），可以称之为是周旋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边缘文体”，因此若从“文学”范畴看待各种文体，对散文稍有所轻。人们特别看重小说与诗歌这样的“纯文学”，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传统“散文大国”，散文研究在我国毕竟还是受到相当的重视，不但在传统文学研究中，散文是无可争议的“大类”，即便是现代文学研究，它依然占有重要席位，依然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关注对象。时至今日，现代散文研究的领域已大为拓宽，举凡散文文体的理论研究、现代散文史的撰著与研究、作家作品的个体研究，等等，都有广泛的涉猎，有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特别是近年来，散文一度“蹿红”，曾形成所谓“散文热”，其在文坛的地位也大有“提升”之势。散文会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也是势所必至。
对于现代散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匆匆审视，我对散文之是否会受到重视并不担心，感到不足的，并不在于对散文的关注度，也不在于研究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研究角度的调整和研究新领域的开拓。从以往的研究情况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无论是“史”的描述或是作家个案的研究，大多重视的是散文的“外部关系”研究，研究者较多关注的是就文学的“外部”探察一种散文类型生成、发展的历史可能性及其对于“历史承担”所蕴涵的意义，缺少的是散文的“本体研究”，即从散文“内部”探究此种文体基于独特的话语表达而生成的文学功能和审美价值，从而对这一种文体作出应有的价值判断。而注重本体研究，侧重从文学的内部关系上探究，恰恰是促进散文作家真正的文体意识的自觉，使之有效把握文体特质，生成散文文体独特的艺术审美效应，所不可或缺的。
重视散文的“本体研究”，注重文体特质的考察，对于散文这种特殊的文学形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散文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对散文的理解比较宽泛，散文的文学性面目也总是不甚清晰，甚至连“散文”这一名称在中国古代也不流行，常为“文章”、“文”、“笔”或“古文”等替代，散文作为文学体裁概念为人们所熟识却是五四时期的事情。诚如林非所言：“刘半农于1917年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傅斯年于1919年发表的《怎样做白话文》，是‘五四’之后最早提出‘散文’这个名称的，从此用‘散文’概括除开韵文之外的广义散文，以及属于文学范围之内除开诗歌、小说与话剧之外的狭义散文这两个方面”，散文的文学地位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流行。”（《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美文”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称的“小品文”，它作为现代散文中文学性因素较重的亚文体，在中国的形成还要更滞后些。五四以后，周作人首次提出“美文”概念，才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在很长时期内，虽然新文学的先驱们对散文文学地位的确立进行了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并且取得不俗成绩，但总体来看散文创作的个性不够鲜明，文质良莠不齐，尤其是过重的功利性淹没了文学性，“美文”创作相对滞后。语丝派的出现，表征着现代散文开始走进了一个文体自觉的时代。语丝派作家从散文“体”的角度就“语丝文体”展开讨论，开始了“20世纪里中国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动”（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树。特别是矫正了前一阶段“新民体”散文、“《新青年》散文”文学性不强，偏向于“政论”的弊端，把浓厚的文学意味、个人的性情情趣、独到的艺术手腕融于创作中，使之成为较为成熟的散文体式。然而，就中国现代散文史的整体看，“语丝文体”仅此一种，像这样带有流派性的注重文学含量的散文文体的创造毕竟太少，这也是后起的散文重“理”轻“文”的弱点不能得到有效匡正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散文的创作实践表明：作家的散文文体意识的自觉，确立自觉的散文“体”的意识，对于有效地进行接近于散文“本体”的创作，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对于研究者而言，重视对散文的“体”的研究，也就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读到贵志浩的《现代散文语体风格论》书稿时，便有一种分外的惊喜之感。这应是一本切切实实的散文“本体研究”著作，著者从“语体风格”这一视角切入，探讨散文文体建构的重要环节，对散文“体”的研究下了一番真功夫，回应并解答了以往现代散文研究中长期未得解决的难题。诚如著者在本书“引言”中所指出的，学界对散文的研究还是以作家作品的个体研究为重，即使在“宏观研究”上，不少研究者时涉散文的本体范畴、文体特征，等等，但从总体上看，仍缺乏对散文风格的整体把握，尤其是对散文语体的深入探究，这势必会限制散文“文体”研究的有效展开。此说甚是。平心而论，对于现代散文的本体范畴、文体特征等，也并非没有人研究过，这方面的论著也时能见到。但毋庸讳言的是，“本体论”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习惯于“外部研究”、“宏观研究”而对文学本体只作简单的“扫描”，研究肯定难于深入，因此这一项工作实在不能轻易为之。志浩通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大量阅读，对各种散文文本作细致的梳理与辨析，又对散文理论作了一番认真、切实的研磨，这才能取得比较令人满意的成果。
对于现代散文文体研究的深入，志浩这本著作的可取之处，是在于选取了一个恰当的研究视角，从体现文体艺术本质的重要部位切入，对现代散文这种独特文学品种的文体特征作了精到的论说。文体概念应包含三个层次：一曰体裁，二曰语体，三曰风格。这呈递进态势的三个层次的完满呈示，标志着一种散文文体的成熟与完善。因此，侧重于语体的探究，进而由语体把握风格，便可达成对文体深层意义的理解。本书对于现代散文语体风格的研究，涉及多个关键点的探讨，诸如如何把握文学话语与散文话语的重合性与区别性以及散文与其他文学体式的异同，梳理现代散文发展与语体演变的脉络，探究语体的丰富性对于散文成熟的意义，把握语体与风格的各自内涵、两者的内在关联及语体风格生成的艺术审美价值，等等。这样的逐层深入的论述，肯定会逼近现代散文语体风格这样一个重要理论命题的有益探究及对之作出深层意义的阐释。
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我特别看重志浩的这本《现代散文语体风格论》，也融合了我自己在研究中的一些体验。20世纪80年代，我曾做过鲁迅的杂文研究，写成了《诗情观念与艺术构造——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一书。当初也是有感于对鲁迅杂文的“本体”研究太少，人们讲鲁迅杂文，看重的是其“匕首与投枪”的意义，忽视了杂文作为“文学”一种的艺术创造意义，试图从杂文体式、艺术构成等方面探讨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还原鲁迅在杂文创作领域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价值。本意当然是不错的，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远未达到上述要求，特别是感到要完整把握杂文的体式给予恰当的“诗学意义”阐释，难度颇大，因此做得非常吃力，仍难于令人满意，尤其是在文体风格方面说得非常含糊，留下诸多缺憾，今天读来，仍觉汗颜。所以当志浩的研究现代散文语体风格的著作呈现在我面前时，看到他说清楚了我当年没有说清楚的许多问题，自然难以掩饰我的喜悦之情，也要感谢他为现代散文研究提供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著。
散文研究并非我的“主业”，因此我对现代散文有所言说，基本上属“门外文谈”，志浩的这本较为深入研究散文语体风格的书本不该由我作序。但基于曾经的师生关系和多年来志浩对我的信任与理解，他向我索序，我只能勉力为之。说了一些也许不着边际的话，是否有当，我没有把握，祈请志浩与读者诸君谅宥。
2010年6月8日作毕，于浙师大丽泽花园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