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扬卡·乌帕德亚雅
Priyankar Upadhyaya
引言
过去20年间，世界政治格局不断变化，尤其是世界范围内冷战的结束，给主导国际和国家安全的传统观念带来巨大变化。从军事方面考虑，国家至上的安全观念正在不断接受一系列观点的挑战。批判理论不仅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思想，它和安全研究的核心产生了根本分歧。从该理论出发，在主流安全话语体系内，我们也有新的安全思维。新思维一直谋求通过吸纳那些影响国家、群体、个人和非国家组织的社会性威胁来扩大对安全问题的磋商。安全研究的“后两极复兴”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新型挑战，如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狂潮、行将覆灭的政权、大规模的跨界移民、跨国犯罪、健康危害、人权问题、性别和环境顾虑以及食品和水安全。这不是说基于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研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一些传统安全研究的倡导者坚持认为，尽管20世纪90年代“关于安全研究讨论的大好形势已不再，即便传统安全发生了些许变化，传统安全研究还是一直在继续”。但是决策者、市民社会和学者们很难忽略给予从经济、环境威胁到身份、文化问题等一系列非军事和非国家层面的安全以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就导致了主流安全话语的不断变化。
很明显，为了应对21世纪的挑战，安全概念必须得到扩大，而不能仅局限在国家的安危，应该关注公民生活起居的基本安全需要。然而，现实主义的范式缺少理论工具来分析以身份认知为基础的冲突，也无法找到解决冲突的有效政策。正如福阿特·柯伊曼（Fue TeKeyman）恰当地评论道：“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视角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它把国家当作主要行为体，焦点也仅限于国家间关系。由于忽视了经济与文化因素，现实主义将安全的潜在原因归结为无政府的国际秩序。”总体而言，我们也会同意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说法。他说：“安全研究不应该仅局限于国家和军事安全问题，但是也不是指所有与个人和团体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暴力问题——这样就过于宽泛了。如果研究的角色和问题与国家和军事重要性问题有某些可论证的联系，比较宽泛的安全研究则能够加入国家安全的传统分析方法。”哥本哈根学派及其安全化理论致力于扩大安全研究的范围，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及其同事的大力宣传下，安全化理论正因其在当前安全研究中最具创造性、最富效率性，同时也饱受争议而受到欢迎。尽管安全化理论还不成熟，但已经显现出重大潜力，它能够将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入一个有活力的安全研究框架中。然而不足之处是，许多概念和分析性视角仅源于欧洲经验，而且仅狭隘地指向一些********区域。很明显，我们需要在概念和实证层面去更广泛地研究安全化和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是如何在不同情况下运作的。谁是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过程的有效行为体？他们的政治、心理目标以及意图是什么？安全化过程中的指涉对象是什么？谁又是影响安全化过程、执行、机制和指标的行为体？这一过程又是怎么实现的？
在应对非军事挑战过程中，对如何使问题安全化或去安全化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将十分有利于决策者和分析家。对非欧洲区域的研究将有利于检验安全化理论框架的价值。这些概念和实证研究不得不允许扩展和重新定义安全化理论分析工具的可能性。
本章案例的分析解析了如非法移民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安全化矩阵——这一视角还没有被用于探讨后殖民时代南亚的问题。这一视角推动以及催化、激励着各方政治力量解决国家安全方面的疑难问题，而且它在观察此类问题是如何成功安全化非法移民问题，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对其起作用具有指导意义。另外，该视角回答了去安全化过程是否有助于提出策略来解决此地区大量人口移动的问题。本章主要致力于对过境移民的普遍原因分析，也将用于制定战略，使问题去安全化从而引向公众视野。亚非地区的安全化过程往往追求一时的政治收益，这一视角能够有效地指明去安全化的精确路线。这将极大丰富去安全化作为长期政治目标——研究的方法论，尽管哥本哈根学派还没有对这一目标做详细勾画。
安全化：动态框架
哥本哈根学派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摆脱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将传统的国家看成是唯一的安全指涉对象。哥本哈根学派强调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密切联系，而社会安全则与身份和文化等问题密切相关。这反过来又创造了一个多角度来分析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安全维度。战争的隐喻因此扩大，超出了国家安全的范畴，勾画出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五个安全组成部分。奥利·维夫指出：“挑战、抵制（防御）逐步升级直至最终战败的战争逻辑可能延伸并在其他领域重演。不管什么时候发生，游戏本身的结构都源于最传统的事件——战争。”通过质疑国家机器在处理威胁和国家安全日程方面的唯一垄断，安全化方式确保将非传统安全纳入既有的安全框架内。这样，“安全”就可以以这种被反复强调的逻辑或者按照巴里·布赞所说的“特殊的修辞结构”来书写。此种发展似乎弥补了国家中心论与对人的安全的关心之间的鸿沟的可能性。为了回应这种需要，印度的一位意见领袖很精确地评论道：“国家固然重要，国民的尊严同样不可忽视。”安全化手段并没有将安全理解为一种客观情况，而认为是一种确切的社会进程即极端政治化的产物。安全化手段依赖的是社会建构主义对于时下安全形势的分析，而时下的安全形势正好提供了一个阐释社会事件如何建构的动态框架。这样，它探讨了有影响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如何根据自身的优先考虑和利益对一件事情在安全层面做出定义。此种构想揭开了所谓存在性威胁和赋予安全问题神圣不可侵犯本性的外衣。“安全化的言语行为”将简单事件升级为存在性威胁，进而为“紧急措施”和采取不经过正常政治步骤的行动找到正当理由。作为“言语行为”的安全的概念化涉及“一套特殊的依赖于制度性的共同理解的历史话语和实践”。奥利·维夫如是评论道：“以安全为借口，任何国家都会采取特殊的发展模式加以应对，最终获得使用某种手段的权力。”安全化框架因而使得在政治辩论及论证合法化范围内批评和转变安全化行为成为可能。
相应地，去安全化为受排挤和容易发生暴力事件的社会提供了万全之策。克劳迪娅·阿拉多（Claudia A radau）非常重视去安全化和安全化的二元关系，她发现，长期去安全化已经被赋予了积极的含义，“好”的去安全化行为获得的支持远远高于“坏”的安全化行为。然而，依然有怀疑论者提出，安全化本身的逻辑并不能确保为人类的基本需要提供公平的环境。它可能勾勒出某些事件安全化的过程，但是它规避了一些识别规范目标和理念的事件，而此类事件往往能够听到边缘化的声音。
安全化：后殖民的语境
在不稳定的后殖民国家，国内的政治考虑就像一个透镜，正是通过它来判断外界的威胁。我们可以假设，言语行为和威胁认知之间是双向关系。相应地，言语行为本身很可能构建威胁，反之，威胁也可能引导言语行为。这里需要一个试金石来弄清威胁是真的存在还是主体间的建构。因为在后殖民的国家里，国家精英们很容易即刻唤起“安全言语行为”，让永久性的威胁继续发挥作用，这在亚洲许多民主国家是一个普遍的政治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很好地迎合了国内选举的政治意图，而且有利于转移注意力来平息国内骚乱，以及用来限制民主权利和以国家安全名义发展军队。为了反对此种情形，“去安全化过程”将有效转化安全化议题，使其由紧急模式或者“威胁防御结果”转化为正常的政治程序。
通过长期艰苦的国家建设，欧洲的民族国家已经解决了内部的安全挑战，它们着眼于应对威胁国家核心利益与价值观的能力，并在这一背景下理所当然地给安全下了定义。
国家作为安全的唯一指涉对象，是本国公民安全的保障。不像欧洲的民族国家，许多后殖民国家依然在努力建设有活力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往往不是保障国民安全，国家本身就是建设过程中不同企业和权力角斗的场所。这种现象在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充斥着大多数精英、军队压迫下的少数派和背井离乡的灾民。他们的记忆里充满了暴力隔离、共同体分离和血肉模糊的人民。桑卡兰·克里希那（Sankara N Krishna）由此发现，潜藏在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下的同质虚构或者同质冲动是产生隔离的罪魁祸首，而隔离带来的只有无休止的派系斗争。这种国家建构的情况自始至终非常重视国家的统一和国土疆界。结果，边界内和周围的居民相比之下则变得次要或不值一提。在此背景下，南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常常积极寻求破坏国土统一的异邦敌人作为权宜之计。很明显，对于这些疆界不稳固的南亚国家来说，处理安全隐患要比稳定的西方民主政体困难得多。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更倾向于使在社会层面本可解决的问题安全化。
南亚的跨界移民
南亚是强迫移民的典型地区，在这些国家，强迫移民影响了国家安全。从次大陆分裂之时，越境人流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使整个地区陷入安全隐患，不断困扰着学者和公务人员。
主要强调国家安全意义的国家中心的分析趋向于忽视“国家疆界是如何划分、最终如何敲定，从而使不同群落共同生活在此区域”的观点。以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的许多矛盾为例，该地区是世界上第四大难民聚集地，还有同样多的无国籍移民和国内背井离乡者。该地区的越境运动是经济、历史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法或者无证移民已经成为南亚国家结构中的一个顽症。在英国统治时期和1971年孟加拉国紧急事件之后确定的国家疆界为跨界的民族语言和民族宗教提供了可渗透的区域，这一区域为跨境移民提供了现成通道。最近几十年，有成百上千万移民主动或被迫跨越国境。一些人背井离乡是为了谋求好的生计，一些则是被迫逃离国内斗争、保全生命。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如饥荒、洪灾、土地退化、沙化、水资源危机和植被破坏也是迫使人们背井离乡的原因。移民们受到原住地／目的地“推动”和“吸引”的作用离开被破坏的家乡，建立网络使迁移活动变得简单。
国土边界两边的人民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民族认同，跨境加入相似的群落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奇怪。南亚国家不仅没有山脉、河流等天然边界，也没有充足的后勤能力来控制人口迁移入境。在勘定印度和巴基斯坦疆界的时候，一边被划入东巴基斯坦，另一边的西孟加拉和阿萨姆被东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一些州吞并。尽管如此，边界两边的人民在经济和宗教方面还是有很强的认同感。整个事件被描述为不友好的占有或孤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承受了相应的后果，这一事件在未来只能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协商解决。随着平民暴力和自然灾害的增加，流离失所的移民已经成为地方性的顽疾。而且，南亚各国没有有效的系统来鉴定本国公民。没有强制执行的出生人口登记措施，也没有要求地主和城市雇主对其员工进行身份核查。印度最近才开始初步实施公民登记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