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印尼劳工问题的“安全化”
随着多年来进入马来西亚的印尼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其可能会使马来西亚的社会结构断裂的担忧也随之增强。这是因为印尼劳工涌入马来西亚的同时，犯罪率也提高了（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且种种证据表明，各阶层的马来西亚人民皆对这些非法移民的存在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确实，印尼劳工牵涉和被指控的罪行范围囊括了从小偷小摸到强奸、公开抢劫和谋杀，仅在2001年就有1051个印尼劳工———迄今为止外籍劳工社区中最大的数字———因犯下这些罪行而被逮捕。马来西亚安全部队也经常发现布满整个马来半岛和马来西亚东部 非法移民棚户区中暗藏的武器。
毫无疑问，马来西亚境内规模庞大的无证印尼劳工的存在使事态更为严重。以1981年为例，据估计有10万非法印尼移民在马来西亚境内。到1987年，据马来西亚职工总会统计，这个数字增加至将近100万。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早些时候指出，马来西亚政府1993年对无证印尼移民提供的大赦使50万无证移民公开身份；报告也进一步指出，由于无证移民公开身份意味着雇主必须支付移民劳工与马来西亚劳工一样的工资并提供一样的工作条件，显然并非所有没有合法证件的劳工得以在大赦中公开身份。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政府随后的清除全国各地非法外籍劳工的行动中，1992年至1994年期间，发现了483784个非法劳工，其中83.2％是印尼人；1996年发现了554941个非法劳工，其中59.4％是印尼人。除此之外，曾有人估计，在马来西亚的所有囚犯中，高达36％的囚犯是来自印尼的非法移民。近年来，印尼移民人数的增加使就业竞争更为激烈，特别是在那些马来西亚的传统行业。另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许多印尼移民（非法或合法）实际上是基督徒，他们利用共同的语言和种族作为劝诱马来人改信基督教的一种途径。此外，还有一些非法印尼移民到马来西亚的******社区传播“离经叛道”的******教义。最近，马来西亚媒体对大型的犯罪，尤其是暴动，进行了大规模报道，加深了人们对印尼劳工的负面印象。牵涉印尼工人的暴动经常发生于拘留中心内外，例如1987年发生于关丹（Kuantan）监狱的围困人质事件。近来，类似于群众暴力的事件发生频率日益上升，如2001年10月至2002年1月期间的一系列骚乱，为马来西亚敲响了警钟。
2002年1月17日，在森美兰州汝来工业区的一个纺织工厂，大约400名印尼工人在警方试图扣留其16名涉嫌吸毒的同事后发动暴乱并纵火焚烧建筑物。根据马来西亚劳工权利组织“妇女力量”（Tene Ganita）的说法，当警方将工人排成一行进行尿检并抽打他们时，暴动爆发了。另一个基地设在马来西亚的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则批判了打击非法印尼移民的严厉处罚。马哈蒂尔总理通过对这些报道和批评的准确性提出质疑，迅速将它们束之高阁，不再过问。这样一来，马来西亚政府就有效地遏制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共讨论。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暴动发生于三天后的1月20日，这一事件涉及吉隆坡赛城南部的70名印尼劳工和货摊主，进一步加剧了马来西亚人对印尼劳工的谴责。政府和新闻媒体立即就此事件对印尼劳工提出指责并对其发动了尖刻攻击，称他们为闹事者。除了这种犯罪活动外，非法印尼移民还被认为对马来西亚本地人获取工作机会产生威胁。
例如，有人指出，雇主往往更喜欢雇佣非法移民（其中大多数为印尼人），因为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很容易被剥削并且不会诉诸法律。此外，由于属于未注册劳工，他们通过这些网络汇款回家以及从马来西亚或往马来西亚走私食品，进一步剥夺了马来西亚政府在汇款税收和进出口关税上的收入。
对该地区恐怖主义的担忧给印尼移民问题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随着印尼人是活动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恐怖网络幕后黑手这一消息的披露，人们担心，非法印尼劳工网络可能会为运送******好战分子到马来西亚提供另一渠道。这种担心再加上印尼劳工明显的暴力倾向，促使更多声音呼吁将印尼非法劳工置于更严密的监控之下。
印尼劳工的社会攻击性行为一直都受到政府官员及马来西亚媒体的严厉谴责，他们选择运用“安全”的字眼来定义印尼人非法涌入所引起的问题。例如，印尼移民劝诱当地居民改变宗教信仰的行为，促使一位马来西亚内阁部长将印尼基督教信徒在马来人中传教视为“现在马来西亚国内******信徒的最大威胁”。为回应暴乱事实，法律部部长赖斯·亚蒂姆（Rais Yatim）指出：除了藐视权威，他们（印尼劳工）还厚颜无耻地挥舞印度尼西亚国旗。他们不是在雅加达，他们是在马来西亚……这里的印度尼西亚大使不必再说抱歉了。我们将采取严打行动。马来西亚人一般不能容忍那些过于极端并忘恩负义的印尼劳工的暴力行为。
印尼劳工的问题被内政部副部长曹智雄再次用“安全”字眼阐述，他向马来西亚国会指出：“虽然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但政府应继续非常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国家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马来西亚其他政府官员同样将非法印尼劳工的“威胁”问题提到马来西亚“国家安全”的高度。同样的信息也从一些学术著作中传达出来。有学者认为，“马来西亚必须果断采取行动，打击非法印尼移民，因为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确实，印尼劳工问题的安全化似乎已在印尼人中引起共鸣。对于经常遇到这些问题的马来西亚国民，他们认为非法印尼劳工已成为一个安全“威胁”的看法是情有可原的。在关于暴乱的报道铺天盖地的时候，马来西亚平面媒体（在马哈蒂尔行政软独裁统治下为数不多的公众舆论发泄平台）的论坛页面充斥着来自公众的来信，他们抱怨“马来西亚人正生活在对非法移民的恐惧中，尤其是印尼移民，因为他们参与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强奸、抢劫和谋杀。”一些人也持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人权组织，如“妇女力量”以及在野党，如民主行动党，他们试图质疑印尼劳工所受到的不公平和歧视性待遇，但是这种不同的看法已经被政府边缘化，因为政府牢牢控制着公共领域社会政治话语空间的范围。
马来西亚政府的回应
2001年底，印尼移民的频繁犯罪导致了政策的剧烈改变，对外籍劳工（大多数是印尼人）进行大规模驱逐，并试图终止印尼人在马来西亚就业。2001年3月，马来西亚内政部提议重审移民法令（1959／63），增加处理马来西亚国内非法印尼劳工的惩罚条款，包括对劳工的笞刑以及对雇主更重的罚款。2001年10月，马来西亚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将外籍劳工的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限制为三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将许多印尼劳工从“合法”变成“非法”。原因在于这些工人当中许多人所持的工作许可证有效期为六年，但随着这一政策的执行，那些已经工作了三年或三年以上的外籍劳工却立即被视为“非法劳工”，并收到三个月内遣送回国的通知。随后，政府还宣布了每月遣返一万名非法印尼劳工的决定。
作为对地位突然改变的回应，“被重新分类”、关押在阿罗牙也县马街翁武（Machap Umboo）拘留中心的印尼劳工发生暴乱，期间一名马来西亚警察受伤。随后在同年11月，2000名关押在北干那那（Pekan Nenas）拘留中心的非法劳工也发动暴乱。马来西亚媒体迅速对这两起事件进行了高强度报道，将其描述为印尼劳工暴力行为的典型例子。因此，尽管印尼人对这两起事件的发生表示了歉意，但要求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打击非法印尼劳工的呼声更高了。而马来西亚政府的回应则是，对第一次非法移民罪犯实行笞刑，对被拘留的非法移民实行立即遣返。根据2002年移民法令（修订版）中的最新条例，非法劳工可能会被判处强制性刑期长达五年、六次藤条鞭笞并处以多达10000零吉的罚款。雇佣非法移民劳工的马来西亚人则可能被判入狱三个月并罚款5000零吉。
更令人震惊的则是自2002年初以来，由马来西亚政府制定的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劳工的政策。2002年1月24日，副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llah Badawi）宣布“暂停”雇佣印尼劳工。在对这一政策进行详细说明时，总理马哈蒂尔指出，是时候将马来西亚国内的印尼劳工“替换为”其他国籍的工人了。马哈蒂尔强调了阿卜杜拉的声明，对印尼劳工关闭国门，并宣布了“最后雇佣印尼劳工”的政策，将印尼劳工限制于国内援助和农产业。在为实行雇佣禁令的决定作辩护，马哈蒂尔提出，“对于他们（印尼劳工）犯下的大量罪行，我们保持沉默。但是当一个群体不断发动暴乱，我们就再也不能保持沉默”。尽管马来西亚一些部长试图从经济层面阐明需要遣返印尼劳工的理由，认为在亚洲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有必要为马来西亚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控制马来西亚货币的外流。但是，很显然，政府作出遣返外籍劳工的决定，原因主要在于外籍劳工（尤其是印尼人的后裔）所构成的威胁。除了制定更严格的法律以惩罚非法移民外，马来西亚政府还加强了边境巡逻，目的在于关闭移民及人口走私所用的非法入境点，如加强繁忙的马六甲海峡的单方巡逻及与印尼的合作巡逻。
反响和矛盾
矛盾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最后雇佣印尼劳工”政策的尝试揭露了印尼劳工对马来西亚经济影响的结构性质，而后者的健康依赖于前者贡献的充分程度。例如，马来西亚经济研究所（MIER）发现，印尼劳工占了建筑工人的70％，其中的80％为非法劳工。因此，实施该政策，一夜之间使建筑工程的完成量减少了40％。在其他领域则流传着这样的预测：由于印尼收割工人的“消失”，蔬菜价格将上升高达30个百分点。除了建筑业和农业，其他行业特别是清洁和垃圾处理（大多数马来西亚人不愿就职于这些行业）也已经深受影响，制造业也受到对印尼劳工禁令的沉重打击。当时几乎可以预见，马来西亚的企业和商业组织，如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和马来西亚农业生产者协会，将进行游说呼吁解除禁令。负责评估该政策的马来西亚内阁委员会也意识到该政策不可行，于是他们不得不在两周后仓促取消这一政策。
吉隆坡对印尼劳工的政策及待遇作为一项新推出的立法，造成了政治及外交影响。作为对这些政策的回应，劳工活动分子和非政府组织在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外抗议，批评马来西亚对印尼劳工的“贬低”和“蔑视”。有些人进而呼吁马来西亚境内的印尼劳工进行为期三天的大规模罢工以抵抗驱逐计划，而另外一些人则谴责马来西亚对本国国民的人口走私活动视而不见。福利事业与福利救济组织（Laskar Merah Putih）的成员在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外焚烧马来西亚国旗并威胁要拆掉大门。为进一步发泄印尼人的不满情绪，国民议会议长在议会中批评马来西亚当局，并呼吁雅加达当局采取行动打击“小国”。在一篇挂着挑衅标题“不忘抵抗”的文章中，《雅加达邮报》发起了针对马来西亚行动的尖锐攻击，认为新政策过于极端，而且，“不久以前的一段时期中，印尼不会对一个不具威胁性的邻国采取这种交战行为”。反过来，马来西亚回敬以稳重的外交防守，随后警告其公民避免前往印尼，并要求印尼政府采取行动打击那些以抗议形式危及双边关系的人。
评估安全化理论
马来西亚政府处理非法印尼劳工的方法引起了人们对安全化理论两个主要特征的注意。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根据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的“言语行为”以及应公众中某些部门的要求，印尼非法移民被描述为对马来西亚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造成“存在性威胁”的群体。其次，同样明显的是，由于政府已经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资源已很大程度上被调动起来。这些措施体现在推行严厉政策的尝试中，如“最后雇佣印尼劳工”政策，加强边境巡逻，及制定打击非法劳工和煽动非法雇佣者的更严厉的法律。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将非法印尼劳工问题安全化的做法和成果也把握住了某些与安全化理论有关的理论及经验上的难题。本章将转向对这些差异的研究。
什么安全；谁的安全？
简单地说，涉及非法印尼劳工的安全话语是一种排他性做法；通过身份排斥的做法，并没有给边缘化的印尼劳工留下生存的空间。其在政府的支持者认为，马来西亚的“安全”，是通过非人道监禁、强迫遣返，甚至杀害进入马来西亚寻找就业机会及更好生活的非法印尼移民而得以确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