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四牌楼位于皇城之东，因其十字路口四面各建有一座四柱三楼式牌楼而得名，又称“东四”。
自明代废弃积水潭漕运后，南方水运进京的货物便只从京东的通州运河码头弃船装车，由陆路从朝阳门进城，运至城内各处。
起初，客商们大都要在朝阳门至东四的大路两旁用餐、购物或歇脚，由于东四地近皇城，又正当要道，久而久之，全国的商贾便都汇集于此，经销各地商品，什么“夷蛮敝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用物”，种类齐全，无所不有；且不说民间商人，就是那大内，也在此开办有皇店，专门经营各地奇珍杂货；至于酒肆、茶园、瓦舍、青楼，种种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所便也都在此兴盛发达起来，商贾巨富、达官显贵、举子士人也无不喜于此处流连忘返，及至崇祯朝时，东四一带已是京城一等一的热闹、繁华之区了。
百花楼就座落在东四十字路口东南角，乃是京城最为知名的烟花之地。
百花楼临街是一栋高大的三层“十字脊式”花楼，重檐垂花门头，飞檐翘角，十分华丽，每到夜幕降临，当两盏明亮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这里立时便成了一片流光溢彩、莺歌燕舞的花花世界。
与前面的高朋满座、车水马龙不同，百花楼后院则是一片占地极大的园林，园中假山池水、亭台水榭，错落其间，更有四时花卉、古木竹林，交相掩映……沿着一条曲折的小径绕过园林，再穿过一道隐蔽的极好的垂花门，一座三进院落便赫然出现在眼前，此间却原来还有一处闹中取静、别有洞天的好宅第。
差不多是酉时三刻时分，正房厅堂内已点起灯火，两名中年男子一坐一立，正神神秘秘地说着什么……
“光这三个月来，咱们的利润就比往年少了三成！他娘的杨国栋也实在是太嚣张了！”
只听站立的男子恨恨地说道，此人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头戴一顶玛瑙束发冠，一身团花湖罗长衫，掐金丝走银线，腰间扎一根玉带，玉带上挂着玉佩、香囊、荷包等各样佩饰，端的是富贵逼人，一望便知是一位京城大家公子。
男子将手中折扇猛地扇了几下，在房中一边走一边说道：
“杨国栋那厮仗着有阎鸣泰给他撑腰，拿着鸡毛当令箭，都欺负到咱兄弟头上来了，哼！现在阎鸣泰这老东西已经下台，也该是咱哥儿们收拾他杨国栋的时候了！”
“哈哈……，大公子说的是！还是你家老爷子厉害，朝堂上三言两语，便拿下那阎鸣泰老儿，收拾他杨国栋还不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嘛，哈哈……”
说话的正是坐在主位座中的中年男子，此人年方四十左右，也是一身华服，只是脸色略.黑，瞪着一双三角眼，比之先前那位公子，看上去却又多了几分阴狠、江湖之气。
此人正是京城鼎鼎大名的百花楼老板——沈敏沈大官人，而那位富家公子便是当朝礼部尚书温体仁的大公子——温言。
沈敏，浙江杭州仁和人（今杭州下城区、拱墅区），乃是毛文龙的表弟，其父沈光祚，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后官至山东布政使；
温言，浙江乌程人（今湖州），父温体仁，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现任礼部尚书。
沈敏与温言乃是同乡，又同为官宦之后，两人打小便已相熟，如今更是生意场上的合伙人，二人联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游刃于官商两界、黑白两道，正不知是挣下了多少家业、坐拥了几座金山……
但凡要在大明朝做大生意，无不与国运、国策息息相关，无不需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方可成事。
比如，大明国初，为应对蒙古威胁，朝廷自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的北方边境设立九边重镇，为解决戍边将士的军需粮饷，朝廷便首先在太原、大同两镇实行“开中法”，以吸引和鼓励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塞，商人们则可以用粮换取盐引（作者注：一种取盐的凭证，给了商人贩盐的权利），再用这些盐引于朝廷盐场换取食盐，贩卖获利，山西商人因其地近九边，占有地利，捷足先登，始有“第一桶金”，再经几代经营，遂率先崛起为大明第一商帮——晋商；及至大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朝廷又改“开中法”为“折色法”，商人们再不必先将物资、粮食运送至边关后才能换取盐引，而是直接可以用银子换盐引，如此一来，安徽商人因地近两淮盐场，又有运河漕运之利，便迅速崛起为可与晋商匹敌的又一大商帮——徽商。
正如晋商、徽商的崛起，沈敏、温言的商业秘密便也全在这“天时、地利、人和”之中……
大明立国之初，为防倭患，自洪武年间起，便开始实行“海禁”，除朝贡贸易外，片帆不得下海；及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始得开海，但朝廷也只是允许在福建漳州“月港”一地开设“洋市”，与“东西二洋”开展海外贸易。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毛文龙袭取镇江（注：鸭绿江西，今辽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后退居皮岛（注：朝鲜椵岛），朝廷遂于次年设立东江镇，毛文龙因功升任东江总兵，然皮岛远在朝鲜，与内陆有大海相隔，朝廷为解东江军民物资粮饷之急，便准毛文龙之请，于皮岛开设马市，吸引内地客商前往皮岛贸易。
皮岛本属朝鲜，又地近登莱、后金以及日本，故而，皮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便成为连接四方贸易的绝佳之地。马市一开，内地的粮米、生丝、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便可先由京杭大运河直达京、津、山东，再从天津、登州出海，便可直达皮岛；而朝鲜、后金的人参、鹿茸、貂皮、东珠，由日本而来的东、西二洋之物，又可从皮岛直达内地，更有盐、铁、火药等种种违禁物品，无一不是巨利之物。
当是时，苏杭富庶，然东南沿海海盗横行、后有郑芝龙称霸海上，掌控着内地与海外的贸易，然自有了皮岛马市，便又打通了一条由内地通往东北亚的海外贸易之路，一时间，无论是合法经营、还是走私偷运，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皮岛，在事实上，已成为大明朝继月港之后，第二个对外开放的“洋市”，短短数年，东江遂成一方“雄镇”。
天启、崇祯年间，在大明朝对外贸易的清单中，除茶叶、瓷器、丝绸等广为人知的传统品种外，生丝是一项看似不起眼，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大宗货物。在所有输往外洋的货物中，丝与丝绸制品最受当时欧洲、特别是日本欢迎，且利润极高，如，每年销往日本的货物，生丝便能占到一半，如再加上丝绸制品，则可达7成以上，而大明的生丝，一半以上产于浙江乌程（今湖州），是为“湖丝”，仅湖州一地的生丝产量，便可满足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局一半的用量，生丝除供应三大织造局之外，更是远销海外，而其中品质最好、产量最大的便是乌程辑里村的“七里丝”，而温家正是这辑里村里名震乡里的头号家族！
“乌程”——“东江”、“生丝”，当然，还有他们独有的“权力与资本”，这便是沈敏、温言在短短几年内便能缔造出一个商业帝国的全部秘密！
沈敏、温言二人早年便承父荫，袭了个中书舍人的虚衔，却也并不出仕，沈敏因是毛文龙表弟，又因毛文龙早年乃是托了沈敏之父——沈光祚的关系，才得以在辽东立足，二人关系自是非比寻常，待到毛文龙开镇东江、设立马市，毛文龙便将这一大摊的生意全交到了表弟和老丈人手中，自是，在皮岛有沈世魁沈太爷，在京城有表弟沈敏，东江与内地、后金、朝鲜、乃至海外的来往生意便都在这“二沈”手中！
坐镇京城的沈敏，凭借此等关系，生意做的，立时便是风生水起、好不风光，且不说这粮米、人参、鹿茸、貂皮、东珠、生丝、丝绸等物，哪一样不是日进斗金的营生，沈大官人更是在这天子脚下，开办起这花团锦簇一般的“百花楼”，与各路达官显贵、巨富豪强交相往来，这其中，沈敏与温大公子的关系又非比他人，一个掌控着东江商路，一个掌握着江南财源，二人又得朝中相助，自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无人可比！
当然，对于这样的贵人来说，懂得怎样挣钱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懂得怎样花钱才是一门大学问……你看那水泊梁山上、头把交椅、江湖人称“及时雨”的——宋江宋公明，管你哪路英雄好汉，但闻宋江大名，无不是“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何也？“银子”而已，所谓“及时雨”，实乃“及时银子”罢了。
这个道理，沈敏自然是了然于胸，“银子是什么？银子就是王八蛋！放在那里是死疙瘩一块，那能花出去的才是真金白银！”沈大官人每次和别人说起这话的时候，嘴角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向上扬，同时，从鼻子里“哼”的一声，发出一股冷气……
沈大官人出手自然是极阔气的，不消说撒到朝中大臣们身上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就是对那般有些名头的名士、佳人，大官人也常常是一掷千金、极尽拉拢；当然，沈大官人也从来是不缺美女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美女簇拥、众星捧月一般的存在，京城里但提起此人，无不云是引人惊呼、令人艳羡、风流、多金的“高富帅”！
然而，在这光鲜的背后，这位沈大官人还有着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除了那明面上的生意，沈敏更是京城“打行”里的“扛把子”，手下豢养着几百号的“青手”，俱是些闲人恶少、无业地痞、四方流人，仗着沈敏的权势、财力，平日里在京城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倒实实在在是令江湖闻之色变的狠角色，更可怕的是，这位沈大官人还结交、豢养着一大批文人墨客，资助着多家书坊、戏班，什么刊刻邸抄、揭帖、话本、编排曲目之类，不一而足，牢牢左右着世人的社论人心、喜怒哀乐……
（注：打行——明朝黑社会；青手——打手）
大把的银子撒出去，自然是为了更大的收益，沈敏、温言也是如此，在他们金钱帝国的背后，到底还有着什么更大的目标呢？
多少年后，有一位西方伟人在总结资本的本质时，曾感慨地说道：“.…..如果有10%的利润，它（资本）就保证会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杀头的危险；如果动乱和战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去鼓动动乱和战争……”
很多时候，人们只注意到了，一国的政治是如何影响着一个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商帮的命运，而很少注意到，为了利益，这些个人、家族、利益集团也在悄悄地、深刻地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