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世人评价崇祯皇帝，有的说他“一生勤勉，非亡国之君”；有的说他“性格偏狭、刻薄寡恩、刚愎自用”；也有的说他“君王死社稷，颇有骨气”；也有的说他“求治心切、操之过急，反致祸乱、使国家速亡”......总之，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然而就一点，无论各方，都是一致认同的，那就是——“勤俭”。
据说，崇祯每天工作、加班加点都在七、八个时辰左右，注意，是七、八个时辰，不是七、八个小时哦，也没有什么“双休”、“年假”一说，就是“996”，和他相比，也是弱爆了；再说节俭，据说皇上的内衣都打着补丁，平时吃饭也就三素一荤，有时候还禁荤，比起大清朝那个西太后一餐150个菜来，那差别绝对是不可以道里计！
“勤俭”，于小民百姓来说，或许是一种可贵的优秀品质，可是对于一个帝王、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却未必就是优点，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
治国，需要的是大智慧、是格局、心胸、眼界和魄力！是知轻重、缓急、深浅、利害，而不是一味的节俭、小家子气，懂得“办大事正不得惜小钱”，一个没有格局、心胸的领导必然坏大事！
司马史公在《史记》中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话说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称霸之后，功成身退，来到定陶经商，成为巨富，人称“陶朱公”。
范蠡有三子，某一年，二儿子在楚国惹上官司被打入死牢，范蠡就叫小儿子带上千金，又写了一封书信给在楚国做客卿的好友庄生帮忙搭救。范蠡的长子知道后，说家里出了事应该由长子出面搞定，父亲不派我去，就是对我的不信任，我不如死了算了。范蠡给搅得没有办法，只好派大儿子去楚国。临行前，范蠡再三叮嘱长子，到了楚国之后，不论什么事，都要任由庄生安排，千万不要插手过问。
大儿子到了楚国，找到庄生，发现庄生穷的一塌糊涂，住所门前都长满了杂草。大儿子按照范蠡的交代，把千金交给庄生。庄生听明来意，便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千万不要逗留，即使弟弟放出来了，也什么都不要问！”
可是，大儿子不放心，没有听父亲和庄生的话离开楚国，而是又拿了黄金去献给楚国的权贵，以求门路。
庄生虽然贫穷，但却因为廉洁正直而闻名天下，从楚王以下也都把他当老师一样尊崇。至于范蠡送来的黄金，庄生也只是暂时收下，本想事成之后再还给范家。但是范蠡的长子不明所以，以为把钱给这样的人毫无用处。
庄生受托，某天，便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去见楚王，说：“某星宿移动到某个位置，将对楚国有危害。”楚王向来相信庄生，问庄生如何是好。庄生说只有做好事才能消除，楚王明白了，准备大赦天下，然后命人去封闭府库。
楚国那位接受了大儿子贿赂的官员听说消息后，大喜，跑去告诉范蠡长子，说：“楚王就要大赦天下了。”长子不解，官员说：“每次王实施大赦，怕人乘机在大赦前抢劫，所以常常先把府库封闭，昨晚楚王已命令封闭府库了。”
大儿子以为楚国即将大赦，他的弟弟自然会放出，那么千金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庄生？不行，长子立刻去见庄生。庄生见到长子，大惊说：“你怎么还没有离开呀？”长子十分不客气地说：“当然没有离开！当初是为了弟弟的事情，现在弟弟的罪，大家都知道会自动赦免了，所以特来向先生辞行！”庄生明白他的意思，便往里面一指说“钱都在里面，你自己拿走吧。”大儿子拿回财物，欢喜而去。
庄生被长子的做法激怒，又去见楚王说：“我上次说星宿的事情，大王说要用修德的方法来回报，这当然很好。但现在我在街市上听很多人说，陶有一位富人叫朱公，他的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囚在牢里，他的家人拿了许多金钱贿赂了大王的左右，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了体恤国民而大赦天下，而是因为朱公儿子的缘故！”楚王一听，大怒：“胡扯！我虽然没什么德行，但怎么会因为朱公儿子的缘故而特别施恩大赦呢？”就命令先杀掉了范蠡的儿子，第二天才下达赦免的命令。
范蠡的长子最终带着他弟弟的尸体回来。到家以后，家人都很悲伤，范蠡独自苦笑：““知子莫如父”，我就知道，他一去肯定会害死他的弟弟！不让他去吧，他又要自杀，唉......我反正要失去一个儿子，不如就让他去吧。他不是不爱他的弟弟，只是舍不得花钱呀！他年少时和我一起经营，知道谋生的艰难，吃过很多苦，所以舍不得花钱。而我的小儿子，生来就看见我很富有，坐着好车，骑着良马，去追逐狡兔，哪里懂得钱财是怎样积聚的，所以不会吝惜。我原想派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能舍弃财物呀！而大儿子是做不到的，所以最后必然害死他的弟弟，这是合乎常理的，没有什么好悲伤的！”
现在，大明朝的这位崇祯皇上就是这样，大臣们都知道，大明朝缺银子，皇上最烦的就是有人管他要“钱”！甭管你是打仗、还是赈灾，但凡有人敢向皇上提“钱”，必然遭致申斥，搞不好...嘿嘿......这个官就别当了；但要是你说给皇上省钱，皇上立马就会对你青眼有加。
就说那个礼部侍郎周延儒，不就是因为廷对时说，“各边兵哗，非是缺饷，实是因为边将无能，古有张巡，“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我大明边关，昔日本为防御外敌，今日却要用来防备乱兵了！”一套说辞帮皇上解了围，这才邀获圣心、成了时下皇上眼中的“红人”吗？如今，皇上对他是格外青睐，每有大事，必要先听听周延儒的意见，照此势头，周延儒入阁也早已是板上钉钉、分分钟的事情了。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大臣们一个个都不傻，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四月，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派热闹景象：
左都御史曹于忭上疏言八事：一倡素俭，一省罚赎，一别贪廉......
御史郑宗周、毛羽健、梁子璠上疏请“清汰冗官、冗员”......
兵科给事中陶崇道上疏，条奏“缩兵就餉一法”，以绝流澄源......
户科给事中解学龙上“足饷十六事”：一裁京边二操空额，一汰文武冗员......
翰林院四译馆少卿吕维祺上疏“清覆五事”：一马价，一盐菜银，一河工......
刑科给事中刘懋上疏，“请裁驿站”......
......
一时间，朝堂上下，“裁”声一片，“清兵汰饷”的呼声更是疏满公车！
大臣们也不管那许多，不就是想省钱嘛，裁吧！大家一个个争先恐后、抢着向皇上献计献策，比着向皇上请功邀宠。
“还是那同样的配方，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但凡在单位里参加过“降本增效”、“增产节约”之类活动的朋友，都一定知道这一套“运动”的玩儿法，什么大会、小会，周讲、日讲，各级领导、全员参与，“金点子”、“小建议”等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当然，对于运动最后能取得什么成果，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的，你懂的。
面对一派喜人的新气象，我们十九岁的年轻皇上，自然也是热情高涨，做起事来，更是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
皇上立即下旨：
命张巡、许远配享武庙！号召大明全体官员向大唐英雄张巡、许远学习！
命刑科给事中刘懋升任兵科左给事中，专管裁撤驿站！
命王元雅接任顺天巡抚、刘策出任蓟辽总督、朱国彦调任蓟镇总兵，蓟镇继续“清兵汰饷”！
（注：张巡——唐中期名臣，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与许远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带领士兵“罗雀掘鼠”，顽强抗敌，与叛军前后交战四百余次，使其损失惨重，最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后获赠扬州大都督、邓国公。
许远——唐中期名臣，与张巡一起死守睢阳，后城破遇害，追赠荆州大都督。）
崇祯举起“大刀”，一顿操作猛如虎，不久，在西北驿站混日子的李自成光荣下岗！李自成不等、不靠，背起包袱，甩开大步，放声高唱一曲：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便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那支“流民”大军！
不过，这个时候的大明，在崇祯一年半的英明领导下，大明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全国形势正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首先，铲除魏阉，及至二年正月，钦定“逆案”已成；
其次，作乱多年的西南奢安叛乱也已基本搞定，云贵总督朱燮于二年八月，诱敌深入，大败叛军，斩首数万级，安邦彦、奢崇明败死，彻底平定奢安叛乱；
再次，元年九月，横行东南的海盗郑芝龙也已被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郑芝龙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
二年三月，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察哈尔议款已成，察哈尔开始北迁河套地区；
至于说，后来席卷天下的那些明末农民军，这个时候还远没有成其气候，基本上都还处于萌芽状态，在地方上稍有点名气的也就是王二、王嘉胤、高迎祥了，剩下就都是什么“扫地虎”、“独尾狼”、“草上飞”这样的一些不入流的小角色，根本就还进不了崇祯的视野。
崇祯二年的上半年至十月前，崇祯已雄心勃勃地走到了他的人生顶点！
每次“运动”来的时候，我们就从来不缺“唱高调”的“爱国义士”！在人前，你总能见到他们脖子上爆着青筋、扯着嗓子高喊：“犯我某某者，虽远必诛！”、“犁庭扫穴！直捣黄龙！”、“区区蕞尔小邦，何足挂齿！”......
两百多年后的甲午是这样，此时的大明朝也是如此，朝堂上，这些爱国志士们调门一个比一个高，个个都是义愤填膺，仿佛不如此，便不能表达出自己的一片忠心！而至于说，“怎么打？”、“拿什么打？”、“打不打得赢？”、“打不赢怎么办？”等等这些具体琐碎的事儿，和他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也是毫不关心的。
三月察哈尔议款刚成，四月，大同巡抚张宗衡就连上奏疏，痛斥此等“卖国”行径：
“兹见新增察哈尔抚赏八万一千两，查历年抚赏：大同两年二十四万，山西两年十万，宣府十八万，辽东两年四十万，总计共达百万矣！
念国家正当三空四尽之时，各边盼饷正望眼欲穿之际，今突举百万以款西虏，此是何道理？！
臣到任已九个月了，自我到大同以来，察哈尔驻归化城，去大同三百里，察哈尔屡屡传言要来索饷，臣但是置若罔闻、未尝与他讲一个“款”字，那察哈尔还不是不敢近大同一步？！
如今，察哈尔疲甚、饿甚、穷甚，臣正恨不能向朝廷请炮、请马、请饷，以将他们一网打尽，却突见这白花花的百万银子如流水之般的去而不返，臣焉能不痛愤不已乎？！”
张宗衡的奏疏一到，立刻便在朝堂上引起一片哗然，御史、科道言官、翰林们一个个更是群情激愤，“我大明本就缺钱，为何还要给他们银子？！蒙古人贪得无厌，我如何要惧怕他们！如今塞外大饥，我大明不如就把他们统统饿死、困死、彻底剿灭！”
八十四岁的老臣、宣大总督王象乾历尽万难，刚刚抚定察哈尔，这时听到朝中消息，气得差不多就是要狂吐一口老血了，“这帮站着说话不腰疼、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孙子！他们哪里晓得边塞形势的复杂、凶险？！西虏不抚，东奴不靖！如今东奴虎视眈眈，倘若将蒙古推向东奴，大明东、西两面受敌，这才真是祸不可知啊！”
恰在此时，兵部又报：“袁崇焕于高台堡开市，与朵颜三十六家互市布帛、粮米，朵颜暗通东奴，为东奴买粮！”
崇祯闻报，大吃一惊，众臣也是群情激愤，皇上随即下诏：
“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奴、借寇资盗，岂容听许？！着兵部一面行文督抚，加紧提备，仍着袁崇焕详加计度具奏！
另委派右春坊右中允陈仁锡出使辽东，查明此事！”
云南道御史毛羽健又上奏：
“平台召对，袁崇焕对陛下言之曰“五年复辽”，臣心壮之，且服之矣。今期年矣，督师头绪纲领，尚无次第，臣窃忧之，今有五问，曰“方略”、“兵制”、“粮运”、“局势”、“善后”，请督师一一据形势而试言之。
敬发五问，以质督师，并听圣裁！”
崇祯览奏，当即下诏：“督师肩负重任，恢复大计，自有成画，这所问五款，不妨请督师回复咨答，着兵部立即移文督师，逐一登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