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
《******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86页。
“逼上梁山”作为文学典故，既有本义，又有引申义。它本义指《水浒传》故事里的绿林好汉因受统治者的迫害，不得不上梁山泊造反。引申义则是，在压力下不得不做大势所趋的事情，或在压力下不得不做不情愿的事情。
******在讲话行文中引用“逼上梁山”这个文学典故，也常取它的引申义，以增强表达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逼上梁山 非打不可
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谈了新闻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当时，有些新闻出版界的人认为自己马列水平低，办报心中没数，也就是心中没有把握。
******针对这种情况说：
“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没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帝国主义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86—187页）
******讲了“心中无数”怎样转化为“心中有数”的问题，他一连举了三个例子：上山打游击、朝鲜战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三件事，开始都心中无数，但经过实践摸索，就做到心中有数了。这等于说，“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也可以解决。
举第一个例子，******说以前对游击战“根本就没想打”；后来像水浒好汉一样被逼上梁山，自然不会打；但是“硬着头皮”打了几仗，慢慢对游击战法就熟悉了，也就心中有数敢打了。他后来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大概就是对这种经历经验的概括。
被逼上梁山的******在压力之下学会了打仗；心中无数的办报人在压力之下也会硬着头皮办下去，在实践中学会办报。
将起军来 逼上梁山
1957年10月，****中央八届三次扩大全会在北京召开。10月9日，******在会上讲话，第四点他讲的是工作方法问题。他说：“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
讲透了基本道理，******开始举证了。当时，全党正在整风，这个运动也波及到学校。******说：
“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73页）
******讲工作方法，讲两种以上方法的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弃之，就一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问题出在他举的例子上。整党和反右，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高等院校不接受，都“放不开”。怎么办呢？******的办法是给予“相当的压力”———充分的说服，公开的号召，众多的会议，“将起军来”，逼这些院校“上梁山”，也就是逼他们搞“四大”，牛不喝水强摁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反右”扩大化，使不少师生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当然，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将军”、这样加压是错误的，没想到逼使院校“放开”搞“四大”，确实是“放火烧身”，是自乱阵脚，自毁长城。在这次讲话中，******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结论错了，“四大”不是一种好形式。“逼”高等院校师生上“梁山”后，既没有去“三打祝家庄”，也没有去两败童贯，三赢高俅；“四大”如同李逵手中的板斧，对无辜的看客，排头砍去……“**********”中，这种形式、这把板斧使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伤害了许许多多的人，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得力工具。改革开放以后，加强法制民主建设，有违于法治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四大”形式被理所当然地取消了。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
******晚年错误地发动了“**********”这场“内乱”。在内乱期间，许多事情与党的传统作风格格不入。比如1966年上半年，正是“****”大规模****兴起的前夜。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个长篇讲话，专讲政变问题。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似乎无处不在“政变”。到处是阴谋诡计，到处是刀光剑影，到处是阴谋家野心家在蠢蠢欲动。另一方面，****又大肆鼓吹个人崇拜，说******是“全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才出现的“天才”，******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等等。******对****的“5·18”讲话有看法，有保留，他在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变，不过粉碎罢了。”（《建国以来******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71—72页）
善于窥测政治方向，善于揣摸******心态的****，把自己装扮成“紧跟”领袖、“高举”红旗的样子。但是，******虽然一方面倚重他，另一方面对他也很警觉。******当时虽然在对中国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分析上陷入了主观，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毕竟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的“天才”、“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话是不妥的，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历史唯物论。为此，他在4月的杭州会议上向****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的这几句话点得很透。它流露出******被逼上山充当“钟馗”的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一旦鬼被打倒，****又会怎样对他呢？******认为，他在****眼里不过是个打鬼的工具。******的这一认识反映了他对****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不从****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把他当工具而有所警惕吗？******还清醒地意识到：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在“吹得神乎其神”的情况下，他自己有了被“跌得粉碎”的精神准备。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他多次下指示，写批示不让用“最高指示”、“万寿无疆”等词句和提法，他不相信他的那几本书（指《******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他不愿当“卖瓜”的王婆。应该说，他的自嘲，他的自我解剖，他对自己著作和思想作用的清醒认识，应该使个人崇拜主义者汗颜。可惜，他的这些金玉之言，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起到令吹捧者清醒的作用。只是到了吹捧者自己仓皇出逃“跌得粉碎”时，这种吹，这种逼，才算终结。
******意识到这次被逼上梁山，是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终于不可扼止地酿成了十年内乱的大错，为他一生的辉煌事业蒙上了阴影。倘若他在觉察到“被逼时”，不这样做呢？也许……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是不能用“假如”来设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