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宋江的绰号“及时雨”，是“救万物”，是“周急扶困”，是一种象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宋江后来成为梁山义军领袖群众基础的一种表征。
随着《水浒传》的长久流传，“及时雨”成为一个固定词组，其含义已经不仅仅是周急扶困，而且扩展为表述一切雪中送炭、急需时得到帮助等等现象。
******说省委的指示应该像宋江“周急扶困”那样，本该是“及时雨”，即指井冈山斗争需要的，适合当时当地实际斗争情况的指示，但杜修经传来的“向湘南发展”的省委指示，却是大雨滂沱“发洪水”，那只能导致泛滥成灾。果然如******所预示的那样：这场“洪水”冲出个几乎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灭顶之灾的“八月失败”。
有两种省委指示：一种是“及时雨”，一种是“发洪水”，******借用宋江的绰号通俗比喻讲清了湖南省委不符合实际的指示的危害，并进行了抵制。实践证明，他的判断和行动都是正确的。他后来说过：照抄照搬地执行上级指示，是对指示消极怠工的办法。
劫富济贫 理直气壮
宋江一伙，开展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进行经济斗争。《水浒传》描写，梁山义军的经济斗争，其突出特点是劫富济贫，这是他们义的一面；有时也搞拦路抢劫，尤其是造反初期，这是他们匪的一面。对于宋江等人劫富济贫的革命举动，******是肯定的，甚至将其与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对“不义之财”的剥夺。
1958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弊病之一是刮“共产风”。从这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纠正“共产风”和“浮夸风”等弊端，即使在错误批判彭德怀元帅的“庐山会议”上，******也还是批判了“共产风”。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又提到这个问题：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31页）
这里说的“宋江”，也不是宋江个人，而是宋江一伙，或宋江义军；说的劫取“生辰纲”，也不仅仅是“智取生辰纲”这个故事，而是以其为典型代表的对不义之财的劫取。毫无疑问，对于宋江等梁山好汉劫富济贫的行为，******是赞成乃至赞赏的，其理由自然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水浒传》一书，除了在第十四回到第十六回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外，还于第七十一回概括地介绍了梁山义军劫富济贫的情况：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说话。如此看来，梁山好汉的经济斗争，也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一是打击目标明确，专门劫夺上任官员、害民大户和暴富小人，而不骚扰客商；二是分配办法合理，所得之物，大头“公用”，只把“些小”私分了。宋江的“济贫”，诚如书中描写，打下城堡，开仓放粮，救济贫民。梁山义军的劫富济贫，剥夺的是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保护的是农民和商人，所得主要用于义军的费用和义士生活费用，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经济革命性措施。
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当然有其自身的特点。
土豪劣绅是旧中国地主阶级和宗法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之一。其特点是：对农民施以经济、政治剥削与压迫，并进行族权、神权的统治；勾结官府，操纵地方政权，拥有武装。是乡村中最顽固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维护者，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政治基础，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的帮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之一。在旧中国的农村，他们代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便成了农民攻击的主要目标。打土豪，即打击大地主，逼其交钱、交粮、交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这是临时的办法。******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叙述了江西宁冈、遂川等地，红军靠打土豪筹措军费的情况：“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以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1页）红军长征途中，由于脱离了根据地，无法得到税收，又曾把“打土豪”作为一种筹措军费、补充给养的办法；有时还将土豪的钱、粮、浮财分发给当地贫苦农民。以后，军队的人数多了，地域扩大了，才用收税的办法解决军费来源。
所谓“分田地”，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农村中的贫农、雇农、中农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0%，却只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20%～30%；地主、富农的人口只占农村人口的10%，却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70%～80%，地主阶级利用所占有的土地，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领导农民进行了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反抗苛捐杂税、高租高利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大力进行土地革命，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其间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上对于农民土地问题都有过决议。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同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2版，第64页）抗日战争时期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过渡到彻底平分土地，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据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形成了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国范围的土改运动蓬勃兴起，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梁山义军劫富济贫的合理性在于：他们所劫之富，是封建官吏、害民大户和暴富小人“刮自农民”的财富，也就是剥削来的财富，因此是不义之财；他们所济之贫，是乡村广大贫民、破产农民、游民无产者和城市小市民，将“不义之财”归还他们，******认为是“归农民”。梁山好汉自认为他们劫富济贫的行为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劫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的首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行为，是劫富济贫的典型事件，最先探听到生辰纲的刘唐就说：“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第十四回）******也说他们“理直气壮”。
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在没收剥削者“不义之财”上，在其“刮自农民归农民”上，与梁山义军没什么两样。但是，两者也有本质区别。梁山义军的经济斗争，只是在暴力斗争条件下的一种财产财富的再分配，并不动摇封建的生产关系。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则是根本上摧毁封建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是最后消灭剥削的私有制度。
但是在1959年，对于农民生产的财富，再也不能采取梁山好汉和红军的办法。刮“共产风”，搞“一大二公三平调”，把生产小队、生产大队的财产，如生猪和大白菜，无偿调走收走，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那是“劳动人民的财产”！世上有两种财产：一种是靠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一种是靠劳动创造的“义财”。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肥猪和白菜，是社员们劳动创造的义财。******分清了这个界限，干部们却混淆了二者的区别。
******用肯定宋江等梁山好汉劫取“不义之财”的正义行为，来反对干部们对生产队义财“拿起就走”的错误举动，否定了刮“共产风”的“左”的做法。历史上农民革命和红军在战争年代的正确做法，不讲条件地拿到社会主义时期来，也会失去它革命性的一面，变得有害于社会主义建设了。******的正反对比，是有说服力的。
宋江的起义造反精神，反抗封建官府黑暗统治；宋江的仗义疏财，像滋润万物的及时雨那样扶贫助弱，扶危济困；宋江的劫富济贫，从经济上沉重地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是得到******肯定和赞扬的。从这些方面看，宋江不失为一位革命者，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从接受学角度讲，宋江这个小说人物形象，******也是从正面接受过他的，而且在不少方面对其本人的革命实践活动以正面影响。这与他对历史上宋江起义的肯定和推崇，是一致的，有其内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