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7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再三劝阻，会见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罗党政代表团。在回答客人提问并介绍自己病情时，坦然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又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工作了。******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工作。******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这是******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显然，他是想把权交给信任的******，而绝不能落入“******”之手。
1975年9月15日，******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上宣传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一事指出：
他们那些人（指“******”———引者）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吴庆彤：《******在“**********”中》，****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3页）
“太过分了”，点出了“******”所作所为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清楚”他们评《水浒》的矛头所指，也就清楚了“******”政治阴谋的目的。
两天后（9月17日），江青在山西昔阳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的讲话，大谈“架空”说，而且点出政治局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验证了******的判断。江青一伙借评《水浒》诬蔑攻击******和******的阴谋昭然若揭。
想把******打成“投降派”，打成“****投降主义者”，在“******”可谓蓄谋已久。其中有两件事最为典型，“******”闹得最凶。
第一起是所谓《伍豪启事》事件。是指1932年2月18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刊出的一份《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事件。“伍豪”是******曾用的别名。实际上，早在这个伪造启事登出前两个多月，******就已于1931年12月15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这个伪造的启事，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以制造混乱、瓦解我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一个卑劣阴谋。此事出现后，****临时中央曾作了多方面的工作，澄清事实，予以反击。1932年2月间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的一个布告中，也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冒名启事”，“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徒的造谣诬蔑”。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但是，江青等人在“**********”中却一再利用这一伪造启事对******进行攻击，妄图以此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1967年5月19日夜，******针对江青的发难写信给******，并附了有关原始材料。1967年12月底，又有人提出所谓启事问题，******于1968年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在批《水浒》、反“投降派”的背景下，******的忧虑并非多余。尽管“******”一伙的政治阴谋在9月就已受到******的批评，但这并未能使他们就此罢手。1975年11月，“******”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罗思鼎”又抛出《〈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章，别有用心地说：“然而，并不是一切人都能经得住敌人的‘围剿’。与鲁迅形成鲜明对比，革命营垒中也‘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70年代评《水浒》，“******”及其爪牙却去折腾“三十年代”“有人叛变”的旧账，表明他们仍然在等待和制造时机将******打成“投降派”。
第二起是所谓“风庆轮”事件。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做了许多文章。
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她写道：“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也跟着起哄，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攻击******和******。谁都知道******是******的最高领导。江青恬不知耻地说自己有“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而把“买办资产阶级****”的帽子扣到******、******的头上。“崇洋媚外”即“对外投降资本主义”之谓也。
在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气极，拂袖而去。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借评《水浒》继续干把******打成“投降派”的勾当，倒符合“******”的逻辑。
******对“******”的阴谋十分清楚。1975年9月20日，身患绝症的******入院接受第四次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前，在这生死难卜的时刻，******特意让秘书取来他于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亲自签上名字，并写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这份记录稿是他委托邓颖超亲手整理的。
在进入手术室时，他大声说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是悲愤的抗议！生死难卜的******决心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洗刷“******”之流泼到身上的污泥淖水！
这是悲壮的进军！身患绝症的战士仆倒前也要奋勇向凶恶的敌人进击。“我不是投降派！”声震环宇，气壮山河，足令妖魔鬼怪胆战心惊。
就在手术中，发现******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2月间，******对前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人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手里。又说：******比我干得好。
******以自己的方式，向“******”进击！
张闻天：用唯物史观评《水浒》的“不够多”
政治生活几乎遗忘了他，他却没有遗忘政治生活。
1975年8月下旬，老资格共产党人张闻天从广东肇庆申请移到江苏无锡。张闻天到无锡的时候，“******”正利用******关于《水浒》的评论，把矛头指向所谓“否定**********”、“架空晁盖”的“现代投降派”。张闻天浏览当时的报刊文章，既不满，又不安。10月7日，他在给外甥马文奇的信中写道：
“关于《水浒》的评论，现在很多，我看得很少。从历史眼光，即从唯物史观的眼光，评论《水浒》的，似乎还不够多。但《水浒》终究是小说，不是历史。”（程中原：《张闻天最后的脚印》，《世纪风采》2000年第8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11期，第121页）
9月下旬到10月，张闻天读了几部《水浒传》的续书，研究的重点放到了中国历史特别是宋史上去。他先请保卫人员到无锡市图书馆借了《中国通史简编》和《清代通史》两部书，10月18日又亲自步行到图书馆借书，后来又开列书单，请人去借过几次。借阅的书籍有《宋论》、《续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他是要借鉴古代历史经验来洞察复杂变幻的现实斗争。
张闻天曾经任党中央“总负责”达八年之久，是党内外久负盛名的理论家。1959年，他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迫退出政坛。1975年，他时值暮年，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真理的思考。报刊上发表的评《水浒》文章“很多”，而他看得“很少”，不屑一顾之情溢于言表。更为透彻者，是指出能运用唯物史观评《水浒》的“不够多”，又加“似乎”二字，更耐人寻味。其实，他正揭出了“******”《水浒》评论中的唯心史观的绝症。只是他身在困境之中，迫于环境又怕给外甥带来政治麻烦，动笔用字故意轻描淡写罢了。
胡乔木：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肤浅对比
就在“******”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文章，抓“党内投降派”闹得甚嚣尘上不可开交之时，******同意******政治研究室也要写评论《水浒》的文章。******指示：
不要光讲现成话，要讲几句新话；不要影射，要讲道理。（夏杏珍：《1975：文坛风暴纪实》，****党史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39页）
胡乔木按照******指示的精神，着手组织写作评论《水浒》的文章。
对文章的写法，胡乔木作过几次指导性的谈话。
他指出：“不要把历史看成一个平面的问题，把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的问题放在一个水平去观察。”“农民战争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国农民战争史很长，从长期的农民战争经验中吸取教训，是很需要的。”“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话，要作正面的批评”，“农民战争也有不同情况。有拥护好皇帝的，有自己要作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纲领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统治重新建立一个地主统治的，有投降的。”“不能把投降派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概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农民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本身变质，不是投降。”
胡乔木说：“梁山这是个悲剧，但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现在就是从多方面来吸取教训，来对付内部、外部的敌人。”他确定文章的题目《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要求由《水浒》的评论批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总的归结到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识别能力。这就是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根本意义所在。”
至于对“宋江架空晁盖”的提法，胡乔木说，用不着花很多篇幅去批，只要用马克思批评过的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种“肤浅的对比”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总之，他们力求写出一篇能够正确阐述******关于《水浒》评论的学术论文来。
10月4日，******批准创办理论刊物《思想战线》。10月6日，胡乔木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研究室召开的筹办《思想战线》杂志会议上发表谈话。他批评当时评《水浒》的文章说：“把毛主席比做晁盖，简直是荒谬！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晁盖无论怎样勇敢，只是一个农民英雄，这两个人怎能比较呢？还有把毛主席身边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说毛主席用了宋江吗？”“写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很长，但就只有那么一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话。我们不放暗箭。”
******：让大家都知道投降派
******有“军师”之称，此人确实老谋深算，工于心计。重大事件面前，要么缄口不言，要么“有理有据”。评《水浒》运动哄起来后，他似乎没有在两军对垒的阵前赤膊上阵，倒是在******生前和逝后对江青有两次长谈，都在出谋划策点拨提醒之列。
第一次是建议，似乎是漫谈，通过评论《水浒》谈对投降派的识别，他对江青说：
“我认为，主席让我们评论《水浒》，就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别看有人现在说得好听，什么要造修正主义的反，其实大大的不一定。到一定的时候，他们也会向修正主义投降的。我们可以把宋江和高俅比较一下，他们两人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呢？有。高俅官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为‘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蹇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高俅是一下子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不成，功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郊，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家‘怀才不遇’心理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结语。’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江青知道他这番话的矛头所指，但她也许是因为评《水浒》受到******的斥责，没有采取措施，因为她知道，即使现在她向******讲到这些，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第二次长谈发生在1976年10月5日，主题是******逝世后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的话仍然充满“理性”色彩，他先是忧心忡忡地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占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今后一个时间里，可就不保险了。党内不出现乱子便罢，一出现就是大乱子，这是最危险的。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
江青说：“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了，今后对毛主席的态度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