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我走过了一些山水。
每每站在那秀山丽水前，我就会想，山水是自然的存在，也是文化的存在。同样，人既是生命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对人的折服，应该像人对山水的折服一样，首先是对一种文化精神的服膺。比如对领袖、大师的膜拜，对那普通、却不平凡的人生的崇敬，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于他们精神的无限理解和文化的高度认同。
山水，因文化而文采熠熠，底蕴浑厚。
人，也因文化而面目可爱，具有精神亮度。
我想，人间杰出的人生永远是穿越文化而来的。他们留与人心的那抹不掉、淘洗不尽的美好、高尚的精神品质，也永远是人类精神共享的高山流水。也许，它会一时被遮蔽，或随时代的趣味、价值观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但那种由于文化而变的东西，却会适时地在人的心里泛起，叫你的思绪像流水一样，不得不穿过它们，无法绕开或佯装不见。
这里，我要说的是一个名叫徐继达的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陌生的名字。但对于他的家乡人或了解他的人来说，说他就是“天柱山”和“张恨水”的代名词也不为过。只要一谈到天柱山与张恨水，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念叨他，都会深情地将他与这名“山”名“水”联系在一起——他在人生的最后驿站，曾担任过潜山县的政协主席，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县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等职，一个典型的“七品芝麻官”。
当然，他还有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天柱山旅游协会会长的“虚”职。然而，就在这虚虚实实的，也是最平凡的位子上，他在他人生的金秋时节，用自己的生命和实践赢得了天柱山人民的深深的尊重与永远的爱戴！
二
漫漫人生路，人与人由相识、相知到深深相交，自然，无疑也透着必然。只是，这里有些神秘的说不清楚的东西，只好称为“缘分”。我们是同姓，曾有人误认为我们是家族关系。而实际上，我是与他由上下级的工作关系而变成“忘年交”的——以至，他最终成为我人生路上的一位让我心灵折服和敬重的长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那时候全国各地各种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一位朋友邀我进了他创办的一个“古南岳文学社”，并办了一张《古南岳》文学报。创刊时，朋友除了想请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天柱山的开发者乌以风先生题词之外，另外最想请的就是他了——当时，他作为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正在为天柱山的开发心无旁骛地工作，处于事业的黄金时期。在我眼里，他也属于一位一切唾手可得的人物。由于我天生的自卑和怯懦，那天我推说有事，躲开了。
这一“躲”就是十年。
但他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却是不绝于耳：作为一位分管县组织人事的领导，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天柱山——那被冷落了千年的名山上去了！他认为，天柱山所处的潜山县是一个贫困山区县，农业基础相对扎实，工业基础异常薄弱。而人们刚从贫穷的海水里跳出来，仿佛捞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发疯地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短平快地胡乱建厂，搞乡镇企业。企业起步水平低，更无从谈起着眼于未来发展。而几乎在同时，悄然兴起的旅游业，使他怦然心动：天柱山，这座被汉武帝封为“南岳”的文化名山丰富的旅游资源要是闲置一边，这不是亏待大自然和老祖宗赐给我们的瑰宝，端着金饭碗讨饭吗？扪心自问，他立即把眼光投向天柱山，义无反顾，着手开发天柱山了。可是，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日子里，他的这种做法却受到了很多的误解。说得好听一点是“旅游书记”，更有赤裸裸的，干脆就说他是抓“吃吃喝喝”，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也不断地怪罪他：“抓了山头，丢了人头！”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依然固执，痴心不改，似乎要一条路走到“黑”了！那些个日子，他天天泡在天柱山上，山上游客爆满，没有旅社，他就在山上陪着客人点篝火、搞联欢，快六十岁的人了，却像孩子一样欢乐得彻夜不眠。天柱山基础设施落后，他就像“武训办学”一样天南海北地跑资金，跑项目，甚至最后累得吐血住进了医院……那时，他的这些“奇闻逸事”不断地在县城里善意或不无恶意地风传……
像天柱山被隋文帝废岳之后遭受冷寞，他一开始就饱受了许多委屈和不理解。一遍遍走在天柱山清寂的山道上……作为当事人，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只有他心爱的天柱山知道了。
三
我与他第一次见面，已是九十年代的事了。那是县城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其时我正在做《潜山县志》的编辑。闲暇时间，我唯一的嗜好就是逛书店。那天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份书单，正让营业员帮他成捆成捆地打包书。在比较闭塞的山区小城，我是第一次见到有人那么买书。正诧异着，和我一起去书店的总编与他打起了招呼，说他就是徐继达，顺便把我也介绍了。他连忙对我盯了一眼，“哦，哦”了两声，再也没有说什么。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已告别他奋斗了多年的开发天柱山的岗位，退居“二线”，担任县政协副主席了——“官到闲时更读书”。也许，郑板桥的那句诗，正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写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沉沦或者逃避什么。他利用这清闲的日子发狠读书，搜寻古往今来的关于天柱山的典籍，将在天柱山八年的开发工作，以日记的形式整理出来。按照他的话叫“交班篇”。写完几十万字的《天柱山工作日志》，他又开始做一些史志方面的研究。另外，在县委副书记任上，在开发天柱山的寂寞日子里，在与许多文化人打交道时体会出的另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更加清晰了。
他要为像天柱山一样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本土作家张恨水先生说话！
早在一九八五年，在“桐城派”学术研讨会上，他就向参加那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提出了研究张恨水的主张！噩梦已过，百废待兴，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很快，在有关领导的支持和他的张罗下，“张恨水研究筹委会”旋即成立了。
然而，由一个县创办一个作家研究会谈何容易！
如果说，许多著名作家如老舍、茅盾、冰心等的研究会都因他们特殊的文学价值而发轫于一些作家学者，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而郑重其事的话，那么，为张恨水这样一个当时还戴着“鸳鸯蝴蝶派”帽子的作家，成立一个研究会，就意味着要有一定的勇气！既要摘掉“左”视眼镜，又要集合一批优秀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更需要一笔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他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有一次，他向一位领导汇报工作，谈起张恨水研究会，那领导连坐也不让坐，就居高临下地冷冰冰地说：“你是政协主席，抓什么张恨水？要不，你还抓抓天柱山？”他一愣，当下毫不客气地答道：“政府不也在抓艺术节吗？目的不都一样？抓张恨水，也是我要抓的文史工作的一部分吧！况且，天柱山开发需要张恨水……”
我这里不是在抖搂陈谷子、烂芝麻，只是交代张恨水研究会创办时的那个时代背景——或许这还是他心里一个不愿提及的“痛”。因为那会儿，就像他当年抓天柱山，被人称作“抓了山头丢人头”一样，他又有了一个“不抓活人抓死人”的“妙”论。
一山一“水”，正好是他后半辈子的生命妙对。
四
“一山一水总关情”，这是朋友们对徐继达先生由衷的赞颂。
是的，他是一个寄情在“山水”的人！只是，他寄情的这山这水，既没有陶渊明“见南山”的悠然，也没有苏东坡“大江东去”的豪放，更没有那临水照影般的孤芳自赏，那山就是具体的山——天柱山；那水就更是具象的水——张恨水。但这一山一“水”，也真的成就了他深深挚爱的，他人生无数个梦中为之萦怀已久，付出了大量心血、奋斗了大半生的一桩事业。
如今，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透过他的这一山一“水”，都已经看出了他为地域经济和文化发展付出的良苦用心，看出他为他脚下的土地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更感受到他老骥伏枥，人生如花，历久弥香。从而也越发理解、敬重他了。而最重要的是，天柱山人也通过对他的理解，把更多的心血倾注到这一山一“水”之中了。
天柱山，这朵开放在皖西南大地上的鲜艳的莲花，正在以它的雄奇灵秀，不断地招徕天下游客，在他和以他为代表的天柱山人一轮又一轮的开发中，越发楚楚动人。在全国创建优秀文明城市、全国4A级旅游城市标准考核、国家森林公园考核验收中，天柱山都不负天柱山人的厚望，获得了骄人的成绩。相信，它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成为天柱山人一只真正的“金饭碗”。
而张恨水研究筹委会，已成功地在当地和首都召开了四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大量的张恨水作品以及研究著作。拍摄了张恨水的专题文艺片，兴建了“张恨水陈列馆”和堪称国内唯一的“张恨水资料研究中心”……张恨水的研究，正如张恨水远在美国的女儿明明所言，已从中国偏远地区的小城，放出光波，引起涟漪，波及全国，更荡漾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了……
一山一“水”，互为辉映，相得益彰。悄悄地，都正在以本身固有的文化力量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让人回味和畅想，也无声地诉说着它的开发者们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创业的艰辛。
关于天柱山的早期开发，我想从他的《天柱山工作日志》里梳理出一些数字：一九八四年他上山一百一十七天，一九八六年他上山九十七天，一九八八年他上山一百七十八天……数字是枯燥的，在天柱山刚刚开发的日日夜夜，他爬过多少次天柱山，虽然无法统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都不是以游客身份前去观光，而是上山解决问题的！多年以后，我开始在他身边工作时才知道，以前关于他与天柱山的传闻居然没有不真实的。
我至今忘不了的还有一个动人的场面：那就是当天柱山开发事业方兴未艾，而他又不得不悄然退出，让他感到深深遗憾之后的某一年，一位当时与他意见极为相左的老同志，在一次酒席上，端起一杯酒，向他赔礼说：“对不起，你开发天柱山的思路看来是正确的……”杯酒释前嫌，那天，我看着他俩执杯相对，一饮而尽，我的心被那杯充满了理解和歉意，也是喜悦的酒深深地打动了！
五
其实，我被感动的何止这一回！
“张恨水研究会”成立之际，正是商业大潮风起云涌之时。但凭着他多年从政遇到的一些领导和有志之士的支持和理解，很快，研究会就将天南海北的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专门从事张恨水研究的专家学者们集合到了一起。但随之，研究会的日常开支和学术经费就成了问题。幸好，他还有一些“面子”、老关系，这样一分一分地筹集，一天天地张罗，才将研究会弄“开张”了。
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到一家单位要钱的事。那回，我们争取到一笔经费，但到了那里，一位办事员却劈头盖脸地以从没有给过“研究会”经费为由，不理睬我们。后来勉强同意，但却迟迟不给下拨。他出差时就顺便去打听，找到那办事员，那人连头也不抬，就说：“不就几个钱吗？催什么催？我看你们路费跑得比要的钱还多！”可他哪里知道，尽管他是一位县级老领导，可以有车坐，但考虑到单位老同志多，他搭的是顺风车，住的是二十元一晚的招待所！有时，甚至连饭、烟，都是从他那在省城工作的两个孩子那里“蹭”来的……
有一段时间，由于张恨水陈列馆的建设上马，天寒地冻，他要跑；炎炎烈日，他也要跑，总是小包一拎，挤上公共汽车……而研究会投资拍摄张恨水研究专题片时，他更是四处打电话，连车子、机子都是找外地的朋友帮忙。多少年后，他从政协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后，他在研究会办公室里只拿了相当于一条“红塔山”烟的工资。投资几十万元建设了“张恨水陈列馆”，他将它们完完全全地交给了县里。曾几何时，建筑是被公认为有油水可捞的，但他不仅自己，也没有让他手下一直没住房的职工占半点便宜。与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更清楚，只要到了他的手下，就不可能享受到一个完整的星期天。他说：“人家说我是个工作狂，我就是。我这钱也是药水煮的，乱花不得……”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九九四年召开张恨水百岁诞辰纪念会时，由于筹备工作的过度繁忙，会前，他就因前列腺炎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会议立马就要召开，人们去看他，他谈的全是工作，一条条，一项项地交代，那阵势像交代“遗嘱”似的。开会时，他病还未好，就让医生将一个输尿管挂在身上，硬撑着出了院。药由妻子天天送，逼着吃他才吃，否则，他就像孩子一样装糊涂……
会上，看到他那一刻也停不住，忙来忙去的身影、一副憔悴的面容，代表们都深深地感动了。然而……“与那些关心研究会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相比，我算得了什么？”他说。他总记得张恨水研究会初创时的一年冬天，研究会老会长魏心一先生不顾严寒和高龄，亲自到北京张罗研究会工作时的那份艰辛……
六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
也是，他的梦对于许多人来说，总是那样千奇百怪，层出不穷：
由于潜山积淀的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他要成立“古皖文化”研究会。
因为所在县城自古至今称“梅城”，历史上也有过“万树梅花，一城梅香”的景观，有座“梅花小姐墓”，他做梦都想将满城栽上梅花，让“梅城”名副其实。为此，他在自家的院子里率先种植了各种梅，并求助于中国梅花协会，要在潜山创办一个梅花协会。
更由于他深深的“天柱山情结”，他做梦都想搞一个旅行社，恨不得自己下“水”，实实在在地在天柱山的旅游热中“摸爬滚打”一回……
这些梦，在他的鼓动与倡导下，在当地政府和朋友们的支持下，现在，有的已经圆“梦”了，有的也可以说是走到了他的梦的边缘……
透过这些梦，我发觉，如果追溯起来，可能与他童年时代接受私塾教育，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有关。所以，尽管历史曾把他推向了仕途，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一个地方的大的文化工程的建构。因为，他这些“梦”的根基说到底，都是围绕天柱山，围绕一个地方的人文资源和地域文化而发展的。
“名利如过客，山水共天长。”他曾动情地说。
一个对山水如此深情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十分注重感情、珍惜友谊的人。对此，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和与他相交了一辈子的朋友都深有体会。从他与乌以风先生之间结下的深厚的感情中，更可窥见一斑：
生于山东聊城的乌以风先生，曾是马一浮先生的弟子，是一位哲学教授。但在他人生的中年，由于家庭的激变而归隐天柱山，一生恋山、修山、写山，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天柱山。在初始开发天柱山的岁月里，他们相知、相识，心心相印。那时，他们两人一“文”一“武”，一“朝”一“野”，一起为天柱山的早期开发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着。也正是这共同的志愿，让两人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乌以风先生在天柱山走完他八十九年的人生之路后，为了对得起这位老人，他到处筹措，为乌先生在天柱山修建了一座坟墓，使先生终于朝也天柱，暮也天柱，了却了先生归于天柱的一生最大的夙愿。也是从那时起，每年的清明节，他都要带上亲朋好友到乌以风先生的墓前祭拜，传扬着乌先生开发天柱山的事迹。后来，他还张罗着为乌先生出版了《乌以风先生诗词选》。
这，绝不仅仅是“惺惺相惜”。而是用一座山的纽带联结起来的沉甸甸的、最为珍贵和无私的友情！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山水般厚重和丰富的感情，他，一个写在山水边上的人，也就将自己融进了山水之中，并让自己的生命有了山水般的厚重与充盈！
2003年5月18日，北京东城区和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