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前500年时，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各具文明风范。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每一文明继续兴盛发展，虽然遇到一些挫折，但仍将周边蛮族囊括在内，拓展了文明的边界。除了这种文明中心和蛮族边缘土地之间的互动外，四种文明也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反应。
欧亚文明接连达到鼎盛阶段，并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成就。欧亚大陆其他民族接受了让自己大开眼界的部分，拒绝了其他方面。
第一个经历特殊鼎盛期并对文明和蛮族四邻产生影响的欧亚文明是希腊文明。本章将描述希腊成就，并追踪其他民族在了解古典希腊文化时有着什么样的反应。
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99年，希腊伊奥尼亚人奋起反抗波斯人的统治。当地波斯军队数寡势弱，希腊人首战告捷。随后，叛乱城市结盟，派远征军攻打吕底亚都城、统治者所在地萨第斯。
伟大的希波战争
但没过多久，波斯君主集结帝国军队，镇压希腊叛军。叛乱城市再度陷落，只留下米利都孤军奋战。公元前494年，米利都覆亡。虽然叛乱告以终结，但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在叛乱中，爱琴海两小城——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派遣战船支援伊奥尼亚。波斯人见其插手，决意严惩。
波斯大将、大流士一世的女婿马铎尼斯率军复仇。他先是在爱琴海北岸光复了波斯政权。公元前490年，他又派一支远征军小分队渡过爱琴海，攻打埃雷特里亚和雅典。一周后，攻下埃雷特里亚，将市民尽数遣往波斯帝国远地苏萨。此后向雅典进军。
马拉松战役
波斯军以一位流亡的雅典人做向导，抵达雅典以北约32千米处的马拉松平原，等待城内的波斯军打开城门，里应外合，一举攻陷雅典城。雅典军走出城门，封锁陆路通道，但不敢发起进攻。双方对峙。几天之后，波斯军决定乘船绕过阿提卡角，正面袭击雅典。雅典人看穿了波斯人的计谋，组成方阵迎敌，跨过马拉松平原发起冲锋。波斯军溃乱，登船败走，雅典大胜。波斯军伤亡惨重，而雅典军仅有190人阵亡。波斯舰队终于起航。但当绕过阿提卡角、迫近雅典城时，马拉松捷报已传遍雅典。城内波斯叛乱分子无望就中取势，马铎尼斯不得不撤退战船。雅典人仅凭一己之力，就挫败了波斯大军。后世雅典人将这一战视为最辉煌壮丽的篇章。
波斯人再次来袭
公元前486年，大流士一世驾崩，其子薛西斯一世即位。埃及、巴比伦叛乱军起，薛西斯一世自顾不暇，因此在马拉松战役十年后才开始考虑希腊问题。公元前480年，他集陆海两军之势侵略希腊，战船多达600多条，兵卒可能多至15万。薛西斯一世为此做了周密部署，从萨第斯出发，沿线收集给养，用重索固定战船，沿赫勒斯滂（今称达达尼尔海峡）铺开，派使节前往希腊诸城劝降。波斯强敌压境，大有并吞囊括之势，连希腊人最为尊崇的德尔斐神庙都下了神谕，奉劝希腊人不战而降。
危急之下，希腊32城结成松散联盟，拒不屈服。联盟以斯巴达为首。雅典虽然在联盟中处于次要地位，但因备有舰队而成为关键力量。
雅典舰队是城邦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结果。关键转折点于公元前493年到来。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通过了一项名为“陶片放逐法”的制度成为雅典之主。这种投票表决反对某一公民的程序具体实施如下：投票人将自己心目中的城邦头号危险人物写在一块陶器碎片上。“陶片放逐法”一词即由此而来。投票后开始计数，得票最高的人将被放逐十年。两场投票下来，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对手被逐出雅典城。掌权后，地米斯托克利意识到，应筹建海军迎战波斯人。此时，雅典城48千米外新开采了一处银矿，地米斯托克利便调用采矿收入建造战船。200艘三层划桨战船（桨手排成三行划船）备战迎敌，其他希腊城市贡献的战船数量不到百分之一。
温泉关战役
公元前480年，波斯兵入侵希腊。斯巴达人在一处名为“塞莫皮莱”的山隘迎敌。此地有温泉涌出，又名“温泉关”。波斯人派精兵越山而来，从后方袭击希腊人。斯巴达王列奥尼达一世下令所有盟军撤退，仅以300位斯巴达“平等人”拒敌，这些人后来全部战死。
与此同时，在海路上，双方舰队已经在温泉关附近、埃维亚岛和希腊大陆之间的海峡交战过三次。斯巴达人战败后，占据有利地形已经没有意义。因此，希腊舰队撤往萨拉米斯湾，雅典孤立无援，全城疏散。波斯军到达后，毁掉了这座空城。
此时，季候渐晚。希腊舰队主力和陆军尚未战败。波斯军兵多粮寡，爱琴海风浪滔滔，难以行船，冬季远从波斯本土调粮风险重重。薛西斯一世急需赢得关键性胜利。
在希腊兵营内部，对战事如何进展争议很大。有人主张撤到南方，在那堵尚未完工、横亘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后布军，对伯罗奔尼撒形成防守之势。而地米斯托克利则希望海战决胜负。他估计，仅需一战，希腊战船就能毁掉波斯舰队大部，危及薛西斯一世爱琴海补给线，迫使波斯撤军。
伯罗奔尼撒战争
所有问题要靠城邦自主决定。斯巴达撤军，雅典年年派出海军远征，继续同波斯人交战，并邀请其他希腊城邦也派船出征，但指挥权总是落在一个雅典人手上。雅典海军远征行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49年，几乎每年都派舰出海。波斯人被完全赶出了爱琴海和黑海。在小亚细亚南海岸，两军未能分出胜负。但在埃及战场上，雅典人惨败。后来经过塞浦路斯岛一战后，和平最终于公元前449年降临。自此，雅典人将海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雅典帝国的兴起
在这些年的征战过程中，希腊城邦结成自由联盟。这一联盟最开始为抵御波斯强敌而设，渐渐转变为雅典帝国。公元前467年，波斯威胁减弱，纳克索斯岛人厌倦战事，不再派出舰队。雅典认为这是叛国行为，便攻打纳克索斯，迫使其出钱纳贡，而非像以前那样出兵参战。希腊其他城邦，或出于自愿，或迫于武力，也开始向雅典进贡。雅典将这份收入发给划桨手做军饷。成千上万的贫苦雅典人开始靠连年战争维持生计。因为一旦没有敌人可打，就指望不上划桨这份收入，也得不到战利品。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449年的和平在贫苦的雅典人眼中就是一场灾难。为此，雅典找到了解决方法，把贡金拿来修复公元前480年波斯侵略造成的破坏。帕特农神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修建的。该工程让夏日赋闲在家、不能去船上当桨手的许多雅典人找到了活计。
这项政策解决了雅典城邦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却让雅典人成了其他希腊人眼中的暴徒。毕竟，是大家齐心协力赶走了波斯人，获得了自由。而向雅典人纳贡的城邦已经失去自由。另外，雅典人经常插手希腊其他城邦的政治斗争，赶走政敌，帮助朋友掌权。
斯巴达人的反应
起初，斯巴达人不置可否。他们继续在希腊最南端城邦中组织“伯罗奔尼撒联盟”，忧心忡忡地看着雅典势力渐增。公元前460年，斯巴达的一些盟友响应雅典号召，参加对波斯人的战争。斯巴达最后也加入了战斗，但并未全身投入，而是把和平作为第一选项。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双方讲和。但雅典人并没有沉寂太长时间。他们沿爱琴海北岸开疆拓土，并将权力触角伸向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那里，几个富庶的希腊城邦争执不休，急于邀到勇悍的雅典舰队加入争斗。
当时，雅典已经在爱琴海和黑海地区所向无敌。如果雅典海军又在希腊西部站稳脚跟，则会危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部分城邦的经济繁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城邦的进出口贸易将完全受雅典海军摆布。
雅典和斯巴达之战
一想到会有这种威胁存在，起初并不情愿的斯巴达人开始行动起来。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和雅典开战，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可谓漫漫苦战。人们常将这场战争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当然，从斯巴达人角度来讲，应该是“雅典战争”。记下这段历史的是雅典人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00/396年）。作者见证了战争始末，并在战争之初亲赴沙场。起初，雅典人占优势，但无力阻止斯巴达军队侵入阿提卡，烧毁农田。公元前415年，急躁的雅典人不顾自身实力，向西西里派遣大型舰队，妄图吞并，结果全军覆没。随后，波斯参战，给斯巴达提供金钱扶持，供其雇佣桨手。最终，几场恶战之后，斯巴达人反败为胜，摧毁了雅典最后一支舰队，雅典臣服。
斯巴达人于公元前404年的胜利标志着希腊“黄金时代”的结束。因为在此之前，经历过纷飞战火的雅典人在希腊其他城邦的帮助下，创造了古典希腊艺术和文学。哲学和科学虽然是在后期达到巅峰的，但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古典希腊文化成为后世典范，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影响，因此值得玩味。
古典希腊社会和文化
雅典社会
雅典成为帝国城邦后，爱琴海、黑海的贸易和贡物开始流向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来的还有整个希腊语世界的陌生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城邦居民加上附近农村人口大约为30万，其中近半数为没有政治权利的奴隶和外邦人。成年男性公民人数不超过5万，但他们能以民主方式实现自我管理，把帝国掌控在自己手中。大约有3万公民有能力武装自己，去方阵服役。这些人多数为农民，在乡村有小块田地，除特殊场合外，平常很少进城。其他人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田地，靠在军舰上摇桨为生。如舰队不出征，这些公民有很多时间参加公民大会。因此，除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农民放下手中的农活前来商议，主导城邦决策的人通常是这些划桨人。
很显然，靠分得战利品、从划桨中拿工钱谋生的人不可能阻止一年一度的战事。这就是雅典倚重武力型外交政策的原因。只要能打胜仗，能有新财富进益，那么较为保守的乡下人也会拥护这种民主帝国主义式的政策。从公元前461年开始执政到公元前429年离世，伯里克利一直主导雅典议事会，是舰队划桨手和雅典方阵士兵联盟的主要设计者。
伯里克利死后，两群体迫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压力，出现利益分歧。在一段时间里，无地的城市分子成为主导力量，克里昂就是他们在公民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伯里克利的外甥阿尔西比亚德斯曾试图恢复舅父设计的利益联盟，但保守的农民怀疑他别有用心。正当他要实施最危险的项目——远征西西里时，被赶下台。雅典社会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真正信任和互相协作再也没能恢复。
在希腊大多数城邦公民间，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裂缝。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与雅典结盟的民主人士几乎处处遭到怀疑。后来，出现了少数人把持的寡头政府。富裕的公民成为政治主导力量。即便在恢复民主的雅典，原有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也挥发殆尽。贫穷的公民不再去划桨，更愿意去收费敛赋，参加陪审团和公民大会，把打仗参战推给从希腊世界穷地方招来的雇佣军。
如此一来，公民和城邦间的紧密联系，那种让希腊与其他文明社会有别的特质开始消失。阶层分裂和私人利益占据上风。希腊社会变得更像是中东。公民合力御敌、共担战争风险的经历再也不能重现，让人们对辉煌往昔感怀眷恋。
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
对雅典人来说，在波斯战败后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之间的五十年似乎一切皆可为。他们汲汲而求，希望造就城邦的伟大辉煌，以批判眼光关注政治演说和公共宗教节日。而宗教节日创造了希腊戏剧。
希腊戏剧
这些节日是从酒神狄俄尼索斯祭祀典礼演变而来。起初，合唱团表演村野质朴的歌曲和舞蹈。随后，采用主唱和舞蹈演员对话形式。再后来，加入了故事情节，两三个演员同时登台，互相交谈，并与合唱团成员交流。因此，悲喜剧都是从普通群众中产生的。
在一年一度的公共宗教节日上，雅典人向两种人颁发奖项：一是文采斐然的诗人；二是准备充分、表演出色的合唱团。受公众赞誉的激励，三位伟大的悲剧诗人相继出现，检验着雅典人的品位。他们分别是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公元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年—公元前406年）和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6年）。每位诗人都从希腊古代史的神祇英雄故事中取材，加工成戏剧形式。希腊悲剧以诗歌为声乐，气势恢宏，深刻表达了人类、诸神、命运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真实关系。歌唱、舞蹈、服装和彩绘场景强化了表演的情感影响力。至于表演最初采用何种形式，我们只能想象。
虽然我们感受不到，也不能准确再现这些古代盛景，但流传下来的希腊戏剧文字仍让人钦敬不已。在整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标志是，不仅能吟诵荷马史诗，还能恰切引用雅典三大悲剧诗人的诗句。
古希腊悲剧诗人关于人类境况的看法是对荷马理想的修正。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建下了丰功伟绩，为人敬慕，但又骄傲自大，不愿受到人力和知识的庸常局限。这种傲气受到应有的惩罚，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神祇直接谴责刁难；二是因果错综，自然降灾，难逃一劫。换言之，英雄主义既让人崇敬，又会导致危险。而只有遵守人类规则，才能拥有智慧。这种结论与城邦对公民投身战争、维护和平的需要完美契合。
但神祇给戏剧家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荷马等人描绘的传统故事无法与当时的道德标准相融合。在传统故事里，神祇的行为处事方式就像是被宠坏的孩子。有思想的雅典人越来越难对这样的神祇产生敬意。还有一些人开始怀疑是否真有神祇存在。但当很多事情都与人的意愿背道而驰时，似乎真的有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
喜剧与悲剧截然不同。喜剧关注当下，滑稽好笑，还有荤段子谐然成趣。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年—公元前385年）是唯一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希腊喜剧家。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创作，每一个名人都是他尽兴调侃的对象。
艺术和建筑
艺术也达到了新的完美境界。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是雅典卫城，供奉雅典娜的帕特农神庙是其主体结构。神庙线条简约，精工细琢，和卫城其他建筑一道成为后世典范。这些建筑遗存至今，清晰地显现了古希腊人在设计和建造公共典礼建筑方面的精湛技艺。
帕特农神庙外矗立着很多雕塑。但古希腊人对雅典娜尤为尊崇，使用黄金及象牙为其塑造巨像，置于神庙内。这尊雕像的创作人菲狄亚斯（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30年）也受托为奥林匹亚雕刻了“万神之父”宙斯像。这两尊赫赫有名的雕像都失踪了很长时间，至今依然不见踪影。不过，从帕特农神庙现存的浮雕饰带上可以推知，菲狄亚斯给神祇赋予的形象应该是于平静淡漠中显现高贵。
古希腊历史学家
没有什么著作能比古希腊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作品更撼人心魄了。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生于小亚细亚哈利卡那索斯，广泛游历于埃及和亚洲，很可能在雅典也短暂停留过。虽然旅居时间不长，但他把雅典作为希波战争中的英雄所在地。修昔底德以悲剧视角讲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他擅长分析行为动机，以及战时希腊世界内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为后世历史写作创立了标准，至今无人能及。同时，两位历史学家也是伟大的作家。实际上，正是其文学风格让后世希腊人和罗马人最为珍视。
医学
和最早的伊奥尼亚哲学家一样，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把神祇排除于历史之外。同样的思想也运用于医学，产生了希波克拉底医学派。希波克拉底医学派的创始人为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或其学派所写的书里，医者仔细描述了各种疾病的症状和病程，并认为疾病是自然产生的，休息静养可以治病。
今天的医学院毕业生常常要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该誓言要求医生只能将医术用于治病救人，为从医者定下了职业守则，因此一直沿用至今。
希腊哲学家
虽然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不再认为疾病由某种外来“幽灵”进入人体导致，但古希腊医生在了解自然生理这条路上没有走出多远。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哲学家这里，但他们触动了一些非常深刻的思想，比如原子论，并不断提出新问题思考摸索。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年—约公元前435年）阐释了元素组合和重组后发生的物理生物变化。另一位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通过比较炽热的石头和天体，探讨了天体属性。公元前440年左右，阿那克萨哥拉被逐出雅典。
哲学的第二条发展脉络是将逻辑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年—约公元前445年）。巴门尼德自圆其说，证明所有变化皆是一场幻象。一件事物要么“是”，要么“非是”。换言之，如果一件事物真的是“存在”，则该事物永远不会变成自己的对立面——“非存在”，否则就会出现“非存在存在”的逻辑矛盾。他的结论是，不论什么事物都是“是”，是永恒的、唯一的、不动的。
巴门尼德的逻辑谜题启发了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微小不可见，且每一个都不会发生改变，就像巴门尼德描述的存在那样。生长衰败是由原子束的聚合分离导致的。当然，为了解释原子运动，德谟克利特假设存在一片虚空。
其他哲学家大胆地将逻辑运用于解释人情世故。这些哲学家被称为“诡辩派”，以教育年轻人参与公共生活为己任。在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他们教授学生公共演讲辩论之术。诡辩派部分人士坚信，熟练运用词与话语能解决任何问题。跟巴门尼德一样，他们认为词语自然也必然与存在相关。因此，如果一个人能有条不紊地遣词，有逻辑地行文，就能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的一切知识。
其他诡辩派人士认为，真理无关紧要，务实之人不必担心词语是否在一些终极意义上与存在相关，因为词语就是说服别人的工具而已。在抱有这种观念的诡辩派人士眼中，政治家口中的真理、正义和其他道德标准不过就是为了达到一己目的，取悦普通老百姓的工具。
这种思想动摇了城邦忠诚理念的根本基础。如果世界不过就是精明政治家蒙骗亲信、夺权取势的场所，那么让雅典人无论战争和平，均同心协力，献身共同事业的那种甘愿就是受人迷惑的产物。真正的人会无视他人，追随一己之利。
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产生了这种态度。但诡辩派也激起了强烈反响，推动了重要思想的产生。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和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这一思想的核心人物。他们认为，应该在万物属性中寻求真理和正义之基。苏格拉底没有只字片纸流传后世，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了解柏拉图心目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对话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思想，有时候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来，虽然这些话苏格拉底本人可能从未说过。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苏格拉底经常出现在雅典街头和公共场所，同路人交谈，询问他们关于真理、知识、美好人生和行为处事的大问题。通过提问，他让人很快发现，多数常识都站不住脚。关于他本人，他说他唯一知道的事就是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履行公民义务，以普通士兵身份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通过抽签在议事会任职。他从未违背自己心中的正义和权利。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一些听过苏格拉底批判民主政治家和未来政客的年轻人参与了推翻雅典民主政府的军事政变。
因此，在战后民主秩序恢复后，苏格拉底被控败坏城邦青年，并被判饮毒自杀。虽然朋友们一再劝他逃出雅典，但遭到苏格拉底的拒绝。他说他不能违抗滋养保护他终生的城邦法律。公元前399年，在一群凄楚悲伤的朋友面前，苏格拉底饮下毒酒，安静死去。这群人中，有一个人是柏拉图。
通过与苏格拉底交游，柏拉图成长为一名哲学家。跟他的老师一样，柏拉图主要关注人怎样行为处事。他认为，要想举止得体，必须先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真，什么是美。所有被普遍认为具备真善美特质的事物虽然各不相同，但肯定有共通之处，正像是所有桌子都有共通之处，所以才成为桌子一样。因此，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所有相似之物的共通之处。只要经过一定研究，人就能瞥见变化无定、无形无状的实质。这一实质隐藏在任一物体类型的每一特定实例背后，柏拉图将其称之为“理念”。人只有了解理念后，才知道如何行为处事。没有理念的任何事物只能是一种“意见”，不必然比其反面要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了一场与苏格拉底的著名对话，从而发展了理念论。但他从未满足于用这样一个答案解决自己的主要问题。怎么才能确切证实纯粹不变理念的存在？即便有这样的理念，事物如何“分受”这一理念而变成善、真或别的什么东西？因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柏拉图留给后世的不是明确的答案，反而是一连串的问题。但柏拉图的问题界定了西方哲学家至今仍关注的大部分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知？词语和思想如何与事物产生关联？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找到了答案。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掌握了自己所在时代的所有知识，并按逻辑分门别类。他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几无遗漏。他根据逻辑规则完善论证方法，并运用这些规则回答了柏拉图提出的所有问题，以及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事项——物理、生物，甚至是天气。实际上，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分类办法，如政治和经济等，都由亚里士多德制订。
柏拉图创建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在其中求学多年，后来创建了自己的讲学堂。两位哲人去世后，他们的学生维持着这两个教育机构的运转。实际上，柏拉图学院持续了900多年，比当世任何一所大学的建校时间都要长。后来，其他哲学学院也在雅典创立，类似机构在希腊其他城市创建。但雅典一直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城。全希腊罗马的富家子弟纷至沓来，继续恣意而为，直至学到足够多的哲学知识，再敛身正行。渐渐地，哲学和希腊文化的其他方面逐渐成为富家绅士的行为准则。
这种变化只有在城邦框架解体后才会出现。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去审视，创造如此高雅的希腊文明的城邦何以衰落瓦解。
马其顿崛起和希腊文化东扩
公元前338年，处于半蛮族状态的马其顿王国从北面而入，征服了希腊，断送了希腊的政治独立。但在马其顿人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希腊生活的政治基础之前，马其顿王国自身必须要发生深远变化。
马其顿帝国
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途经马其顿时，未遇任何抵抗。雅典人据此认为马其顿国王与波斯结盟，依附于波斯。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在位期间，马其顿国力快速增长。饱受贵族仇隙走向衰退的马其顿王国，第一次在腓力二世的统治下实现了团结。
腓力二世成功的秘诀是，让青年贵族入宫，习惯希腊式生活的奢华精致。几年下来，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山林里，而是留在国王身边，行吏政，执军务。腓力二世由此迅速调动王国所有资源投入战事。马其顿人停止互相厮杀，学会如何运用方阵，人数优势开始显现。
在希腊人这一边，团结很难实现。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在一段时间里，斯巴达势力最强，但很快走到了希腊其他城邦的对立面，被自己以前的盟友、以底比斯为首结成的联盟推翻。而联盟内部迅即分化瓦解，各自为战。这让马其顿有机可乘。公元前338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二世轻松击败希腊。
亚历山大的赫赫功名
腓力二世亲自担任希腊所有城市联盟总领，计划率希腊军攻打波斯，实施“报复”。但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遭到暗杀，踌躇满志未曾实现。其子亚历山大（即亚历山大三世，又称亚历山大大帝）时年仅20岁。底比斯叛乱，北方原被腓力二世征服的色雷斯蛮族也掀起动乱。亚历山大迅速应对，证明了自己的勇气才略。底比斯被攻陷，其他希腊城市很快慑服。此后，亚历山大重拾父亲的计划，攻打波斯。
这场伟大的历险始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屡战屡胜，深入波斯腹地。公元前333年，在小亚细亚东南角的伊苏斯，亚历山大挫败兵强势壮的波斯野战军。随后，进军埃及，建造亚历山大港，再次迎战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并于公元前331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高加米拉击败敌手。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大流士三世被亲信所杀。亚历山大顺理成章成为波斯帝国的合法继任者。在波斯帝国东部，他极力证明统治的合法性。随后，亚历山大翻越高山，到达印度，直逼恒河流域，但遭部下兵变，不得已返回。他并未原路折返，而是沿印度河行军，到达印度河口，深入沙漠不毛之地，沿波斯湾海岸继续前行，终因将疲兵乏，止步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发热而亡，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的赫赫功名令世人瞩目。年轻的亚历山大执意要与《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喀琉斯一争高下。他比阿喀琉斯创下了更为卓著的功勋。他在埃及时，阿蒙神祭司曾以神礼相待，就像礼遇埃及旧王朝的每位统治者一样。亚历山大自己对这种身份可能半信半疑，但他的很多新子民深信不疑。不过，这令多数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大为震惊。
亚历山大去世时，帝国一片混乱。但他在十一年的时间里，以骁勇之姿，将广阔疆域尽数征服，改变了历史进程。他的威名不仅立于赫赫战功，更显于以个人之力每行一处传播希腊文化。他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无数的城市，使其成为希腊和马其顿人口中心。因为，每定居一处，征服者都会带去自己的习俗制度，所以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中东、印度北部和中亚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借鉴、吸收希腊文化遗产的可取之处。希腊文明和中东文明由此实现了融合。我们将这种希腊元素趋于主导地位的局面称为“希腊化”。
很显然，亚历山大希望团结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实现帝国一统。他甚至还安排许多士兵与波斯妇女成婚，自己则迎娶波斯公主为妻。但亚历山大死后，这项政策随之消亡。
希腊化君主国
亚历山大的继任者是一群久经沙场的马其顿将军，鄙视希腊人和波斯人，靠马其顿士兵效忠维持权力。没过多久，这些将军争吵不合，大帝国四分五裂。埃及落入托勒密家族之手。亚洲大部分地区被塞琉古一世及继承人掌控。马其顿最终听命于安提柯一世家族。
希腊重新走向独立，但各城邦不过是庞大的新希腊化君主国的玩物。虽然组成联盟、抵抗新帝国的运动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希腊统一局面再未能出现。主要城市不断与托勒密王朝和安提柯王朝结盟解盟。因为前者坐拥强大舰队，后者握有精兵锐卒。希腊城邦在军事上不再具有重要性。但希腊人对统治亚洲和埃及的新君主来说很重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君主信不过当地人；第二，他们急需招募训练有素的士兵和精于吏治的管理者。大规模迁居由此成行。希腊部分地区出现人口一空现象。奴隶和贫穷的陌生人承担农事，在城邦政治中都没有发言权。
在希腊城邦内，政治权利越来越集中在富人手中。换言之，希腊社会图景与古代中东文明社会愈发相像。与此同时，中东人则渴望吸纳希腊文化的许多特质。再往东走，印度人和中亚人也钦羡、模仿希腊成就。
希腊化东方的文化融合
亚历山大攻城略地所产生的文化融合问题非常复杂。巴比伦和埃及两地抵制希腊文化，犹太人也一样。但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希腊的服饰、语言和礼仪慢慢渗进社会各阶层，多数市民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语。亚历山大曾在东部边疆周边建了不少戍城。生活在那里的波斯人等认为希腊文明比他们之前了解到的所有文明更具吸引力。帕提亚帝国在伊朗崛起后，宫廷和城市仍以希腊文化为贵。再往东去，受希腊人统治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从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50年一直兴盛繁荣。该王国横跨印度和中亚的山脉分界线。
从巴克特里亚，希腊影响进入印度，并向东传播，沿贸易通道抵达中国。雕塑风格是文化邂逅遗存的主要证据。但印度和中国的雕塑家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对希腊造型进行了改造和转化，就像是希腊古代的雕塑家借鉴埃及造型，并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一样。
至于希腊文化在其他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知道得比较少。天文学部分思想似乎从爱琴海一路辗转来到印度，可能也到过中国。世界大帝国观念可能进入到了印度的政治理论中，激发印度仿效波斯帝国或希腊化帝国治国理政。印度人还借鉴希腊图书交易模式，撰写书籍，形成对口头学习传统的补充。但希腊对这些遥远地区的影响仍流于表面，比较微弱，零碎不全。
但往西去，情况截然不同。古典希腊文明达到巅峰时，意大利人和西欧人还是蛮族。随着希腊文化的传播，这些地区的富有阶层全面吸收希腊生活和奢侈风格。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一伟大运动进行审视。
罗马兴起和希腊文化西扩
希腊被罗马征服。但正如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言，被俘虏的希腊人让他们的征服者深深着迷，从而实现了复仇。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罗马人早在对希腊高雅文化着迷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整套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混合了拉丁本土文化和其他文化分支，尤其是伊特鲁里亚文化。伊特鲁里亚人在公元前900年左右入侵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时还处于半开化状态。他们很可能来自小亚细亚，因为他们给罗马带来的一些重要技艺习俗似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传统存在紧密关联。比如，神圣艺术。此外，古罗马人在意大利海岸沿线与希腊和腓尼基商人有过接触，从中学到了新知识、新技艺。
早期共和国
相传，罗马于公元前753年由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两兄弟缔造。后来，伊特鲁里亚人入侵，并在罗马建都，罗马城逐渐成为重要中心。公元前509年左右，罗马发生叛乱，推翻伊特鲁里亚王塔尔昆，建立新共和国。此时的罗马夹在两个世界之中。一边是伊特鲁里亚、希腊和腓尼基为代表的城邦文明世界；另一边是由村庄部落松散联合组成的旧拉丁世界。在随后的几年里，罗马尝试将政治组织的这两种原则合二为一。他们从伊特鲁里亚王那里继承了城邦形式，但也保留了简单村落组成的“拉丁同盟”。
罗马社会
每年夏天，一到收获季节，罗马几乎都有战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人过着简单的乡间生活，很难制服装备精良的伊特鲁里亚人。但罗马最终以人多势众占据上风。因为，即便是最穷的罗马人也愿意参战，胜利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找到新土地开垦定居。在意大利各城市，伊特鲁里亚和希腊统治者多靠收取地租维持吃穿用度。但他们很难将交租的臣民调动起来，因为这些人说的语言跟他们不一样，不愿意为主子卖命沙场。
罗马社会也存在特权贵族和平头百姓（即平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平民常与贵族发生争执，要求分得更多政治权利。但当外患降临时，罗马人停止内争，结成统一阵线，一致对外。意大利其他城市都做不到这一点。也没有哪个统治集团能像罗马人那样调动农村人力迎战。因此，最开始罗马权力扩张得很慢，后来迅速扩张到意大利全境。
长期以来，罗马人秉持保守行为观念。传统宗教仪式得到一丝不苟的维护，公开显贵露富为人不齿。多数公民从事农耕，生活简单。早期，甚至连贵族都要躬耕于田，从辛辛纳图斯于犁耕之际受召为罗马临时执政官这个著名故事就可见一斑。只要这种生活图景维持下去，罗马各阶层之间就一直互有同情体恤，能战胜一切敌手。
首征
公元前396年，罗马攻陷伊特鲁里亚维爱城，获得第一次重要军事胜利。罗马人摧毁了这座小镇，并对占领的土地进行分割。这项政策让平民在军事行动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对穷人而言，只要打了胜仗，就有土地可分。但胜利到手没多长时间，罗马权力即遭遇重大挫折。公元前390年，一队高卢人突袭北下，洗劫了罗马城，仅朱庇特神庙因建有防御工事而幸免于难。但在高卢人撤离后，罗马迅速恢复，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开疆拓土，成为意大利半岛“列强”之一。75年后，即公元前265年，再打胜仗的罗马在亚平宁山脉以南的意大利所有地区首屈一指、无人能敌。
共和国政体
罗马政体极为复杂。三种公民大会职能不同，权力常有交叉。库里亚会议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组织，行使立法权。对行使行政权的执政官的选举由百人会议执行。这是一个以军事力量配置为衡量标准的公民团体，装备精良者拥有更大投票权。为了对按财富分配权力的体系形成制衡，平民组建了自己的公民大会，即平民会议。该会议选举产生护民官，可对任一执政官做出的决定行使否决权。
除公民大会外，罗马还设有元老院。最初，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元老院。但到了公元前367年，平民也可竞选执政官，平民出身、原任执政官者也可参加元老院。元老院的影响力非常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成员几乎都是罗马城最活跃、最有能力的公民。遇有任何重要问题，元老院成员可自行商议后再提交到公民大会。
罗马军事组织
罗马军事组织从希腊方阵发展而来。但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多山，战争难打，方阵队伍太长且队形不易改变，因此不适宜山地战。为此，罗马人将军队分为200～300人不等的战术分队，每一分队独立调遣，并可根据地形调整队形。罗马人将这种分队称为“步兵支队”。在开阔地带，步兵支队可组合形成坚固战线，就像希腊人刻苦训练维持的队形那样。在凸凹不平的乡村，每一步兵支队可单独作战，与侧翼其他分队保持松散联系即可。步兵支队可集合组成更大的军团，人数一般在6000人左右。骑兵和轻装步兵组成的特别分队补充了军团力量，但罗马军力始终掌握在重装步兵手中，这跟希腊情况相同。罗马军团的巨大优势在于，既能在开阔平原作战，又能胜任地形崎岖的乡村战事。这种优势很快让他们称霸整个地中海盆地。
同盟原则
另一关键因素是采用同盟原则，将附属盟友与罗马政权捆绑在一起。罗马人在战略要地建立罗马公民的殖民地。这些殖民者仍然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但只能到罗马行使投票权。因为罗马公民人数有限，不可能占据意大利全境，所以在多数情况下，罗马不得不与被征服的城镇或部落缔结条约，要求签署方“与罗马人共同抗敌”，且不论何时何地受召，均应派出部队支援。
除此之外，其他事宜均按当地风俗自主决断。这些安排产生的净效应是罗马城邦可将全意大利的男性组织起来，参加日常军事事务。到公元前265年时，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像罗马一样，拥有如此庞大的军事人力储备。
罗马征服地中海东西两部
布匿战争
当时，罗马共和国面临的最大考验是与腓尼基人的北非殖民地——迦太基展开长期斗争。罗马人将这场冲突称为“布匿战争”（“布匿”与“腓尼”同源，拉丁语意为“腓尼基”）。
在罗马将意大利团结起来的同时，迦太基人也建起了一个帝国，而且在某些方面上与罗马同盟相像。跟罗马一样，迦太基的权力也有赖于城邦政府与本地兵力结合。努米底亚人，也就是今天的突尼斯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是迦太基的兵力来源。后来，迦太基又从西班牙（古称伊比利亚）和法国南部征兵。但迦太基与罗马的最大不同是：迦太基以贸易立邦，建有海军，没有与城邦领导人持相同观点态度、支持官方政策的农民储备，而罗马有这样的储备。这就是罗马的关键优势所在。
公元前264年，两国在西西里岛控制权上发生冲突，战争爆发。为打赢战争，罗马首次成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罗马拒不退让。公元前241年，迦太基将西西里岛割让给罗马。胜利带给罗马人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管理一个由腓尼基人、希腊人和各种原住民杂居的海外领土？最终，他们决定向西西里岛派驻总督。自治结盟的办法虽然在意大利本土行之有效，但西西里人成分复杂，让其自主管理罗马人信不过。
迦太基人没有消极接受失败。他们在巴卡家族的领导下，沿西班牙海岸重建帝国。巴卡家族在本地征募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让其自主指挥，从而建立了一支威猛之师。他们借此攻城略地，扩张权力，就像罗马在意大利做的那样。这让罗马人心生恐惧。因此，当西班牙南海岸埃布罗河畔的希腊小城萨贡杜姆（今称萨贡托）请求与罗马结盟、对抗迦太基时，罗马人并没有回绝。这种行为让迦太基帝国建造者觉得“过分到无以复加”。
继任父亲、统领迦太基西班牙军队的汉尼拔不愿受这种限制。公元前219年，他攻下萨贡杜姆。罗马就此宣战。汉尼拔旋即从伊比利亚（今西班牙）出兵，途经高卢南部（今法国），携战象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两场大战中，挫败罗马军。胜利似乎在汉尼拔掌控之中。
但罗马人态度强硬，拒绝求和。公元前216年，在意大利南部坎尼战役中，罗马军再次战败，伤亡惨重，决定改变战略，不再与汉尼拔交手，而是年复一年派军盯梢汉尼拔的每一步行动计划，阻截掉队落单士兵，给对方制造麻烦。对那些与罗马解盟，自愿或受武力胁迫向汉尼拔打开大门的城市，实施围城行动。在人数上，汉尼拔怯于罗马。渐渐地，意大利的平衡均势不再倾向于汉尼拔。
在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和罗马均使出浑身解数。最终，战争蔓延至整个地中海地区。比如，迦太基与马其顿结盟，但对方贡献不多。罗马调遣远征军攻打西班牙，与西努米底亚（今阿尔及利亚）国王达成同盟，抗衡迦太基。
迦太基最终不堪重压。公元前207年，罗马人击败了从西班牙来意大利增援汉尼拔的部队。第二年，罗马将军、“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即大西庇阿）把迦太基人赶出了西班牙。西庇阿还与迦太基前盟友、东努米底亚国王秘密结盟。公元前204年，西庇阿兵入北非，得到努米底亚全国支持。迦太基北非地位受到威胁，情势远比汉尼拔出征意大利、危及罗马紧急，迦太基不得不调汉尼拔回国。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在离迦太基国不远的北非扎马打了最后一战。在那里，所向披靡的汉尼拔第一次折戟沙场。迦太基求和。
罗马人希望迦太基人永不犯境。西班牙成为罗马行省。努米底亚宣布自由。迦太基人同意偿付战争赔款，毁掉己方战舰，与罗马“休戚相关”，也就是说，变成罗马的附属同盟。
一代人之中，迦太基实现了贸易复兴。罗马再次警觉。汉尼拔兵临城下的记忆仍历历在目。有一派罗马老者坚持要求完全摧毁迦太基，以绝后患。公元前149年，迦太基和努米底亚发生冲突。罗马派兵救援。迦太基人求和，遭到罗马拒绝。迦太基城被洗劫一空。相传，罗马人还在迦太基土地上撒盐，以防其东山再起。迦太基城周边地区变成罗马行省，北非其他地区移交努米底亚。罗马完全控制了地中海西部。
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几年，当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士兵生活在乡下。年复一年，意大利小农被征召入伍，田地荒芜。许多老兵不愿再回到艰苦沉寂的乡村生活。手中没有农耕工具，没有牲畜使役，甚至没有房屋栖身，想重新开始生活几乎无望。对很多退伍老兵而言，在城市晃荡，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比回去重新种地置家当强得多。西西里的贡粮让这种生活成为可能。而且，只要发生新战事，就有望收获战利品。这样比较下来，在城市谋生计显然比回到农村受穷要好得多。这也意味着，许多罗马公民渴望远地发生战事，分得肥赃。
罗马征服地中海东部
罗马与地中海东部国家争执不合是有充分理由的。公元前215年，汉尼拔踏破罗马门槛，马其顿与迦太基结盟。迦太基战败后，罗马切盼与希腊城邦联手讨伐马其顿，以雪心头之恨。公元前197年，罗马兵入希腊，在库诺斯克法莱（希腊语“狗头山”）战役中，打败马其顿方阵。罗马开出的条件是马其顿赔款，裁军至5000人，未经罗马同意，不得参战。至于希腊人，他们和努米底亚人一样宣布自由。
这种解决方法不可持久。罗马对希腊一切内部争执都很感兴趣。虽然一些罗马人不同意插手希腊内政，但有些人急盼干预，尤其是将卒之辈。在他们看来，打赢东部战役轻而易举，丰厚战利品岂能拱手相让。公元前148年，罗马和马其顿战事又起，马其顿沦为罗马行省。战后，罗马雄视地中海东西两向。
罗马经济政治生活的变化
当时，原有简单淳朴的罗马生活遭到舍弃。在被汉尼拔洗劫一空的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元老院议员攫取大片土地，蓄奴耕种田地，放牧牛羊。商人和钱贩新阶层兴起，靠组织征收各行省贡物日益富裕。换言之，罗马很快变成了一个富豪和穷人、自由人和奴隶、公民和非公民、士兵和平民尖锐对立的社会。内战动乱随之四起，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发动的奴隶起义即是其中一例。
改革毫无成效。公元前133年，护民官提比略·格拉古划分地产田产，分给城市贫困人口，但在一次选举暴乱中被杀。他的弟弟盖约·格拉古继承衣钵，重新推行改革，却在公元前121年被政治对手杀害。市井无赖开始在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最终被军队镇压，平民政治游戏宣告结束。
罗马军队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公元前106年，罗马颁布政策，规定服役后不再具备地产资格。这意味着，士兵退役后无家可归，无田可种。如果近期没有发生战事，不用招兵，就必须为这些老兵另找田地。因此，对罗马而言，部队凯旋，反生危机。这种令人忧心的事实在公元前100年凸显。盖乌斯·马略打赢北非和法国南部战争后，杀死了元老院内部几位政治对手，把他们的土地分给了部下。很快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公元前83年至公元前79年间，苏拉暴力镇压马略组建的人民党，旧政府复辟。
庞培和恺撒：为政治权力而斗
对立集团的仇隙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以格涅乌斯·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为主要代表人物。庞培征服了地中海东部，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设立罗马总督，并于公元前65年至公元前62年间在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委任代理国王。恺撒于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51年间征服高卢，远涉莱茵河，还曾短暂侵入英国。公元前60年，恺撒、庞培，以及罗马富翁、政治家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组成政治同盟，统治罗马城邦。
这种政治安排，即“前三头同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3年。同年，克拉苏出征帕提亚时阵亡。
克拉苏死后，庞培和恺撒不合，内战爆发，恺撒得势。但一直到公元前45年，恺撒才挫败所有对手。回到罗马后，他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有序施政。恺撒很可能希望幕后操纵罗马政治，但他的敌人说他有称王野心。一群人秘密合谋，认定维护共和别无他法，只有除掉恺撒。公元前44年，恺撒迈上台阶、走进元老院时遭刺。
内战再次爆发。恺撒的朋友团结一致，打败了刺杀者组建的军队。随后，他们出征瓜分地中海世界。恺撒手下猛将马克·安东尼攻取地中海东部。他希望像恺撒那样，大胜帕提亚人，掌控罗马，向对手发号施令。恺撒养子、继承人屋大维身兼意大利和平安定重任，但必须与恺撒另一员大将马尔库斯·雷必达分权。
这一次的政治安排被称为“后三头同盟”，持续时间是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2年，最终因安东尼和屋大维公开宣战而结束。公元前31年，屋大维舰队在亚克兴海战中大获全胜。安东尼逃亡埃及大本营，并自杀。他的情人兼盟友克娄巴特拉发现，虽然自己能让恺撒和安东尼神魂颠倒，却无力讨得屋大维欢心，因此也自尽身亡。
罗马帝国之初
到公元前30年时，整个地中海盆地重新回到屋大维一个人的军事统治之下。屋大维又被尊称为“奥古斯都”，意为“伟大神圣之人”。罗马世界的这位新统治者行事谨慎，亲自指挥罗马大部分军队。他在边境地区设立驻军，用其钳制蛮族，使他们无暇插手政治。在担任军队统帅期间，奥古斯都登上权力巅峰。
但奥古斯都将自己权力中的军事基础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起来。公元前27年，他名义上“光复共和”。体现在两个方面：启用执政官选举程序；遇要事咨询元老院。奥古斯都也为罗马城组建警察队伍，提供消防服务，并亲抓粮食供应。
由此，罗马城免遭内战惨烈破坏，生活更加安定有序。身兼元老院首席公民和大将军的奥古斯都对城邦和行省实施严密控制。不过，在理论上，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根据原有的共和国政体实施自主管理。理论和实践的落差在于，只有被奥古斯都认可的人才有望当选执政。其他人均被逐出政坛，但鲜有抱怨之声。为了原有的共和自由，罗马人已经为内战混乱付出了巨大代价。
罗马和平
元首政治，即奥古斯都开创的政治制度持续运转了200多年。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帝国民众安享和平。当然，在这期间，蛮族部落频频犯境，边疆硝烟不断。犹太人两度掀起叛乱，摧毁巴勒斯坦。罗马军团有两次被调离边疆防哨，参与内战，决定皇权归属。但6000万人享受200年太平岁月，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在欧洲历史上空前绝后。对罗马和平的记忆延续了几个世纪。
元首政治的弱点是，皇位继承存在不确定性。理论上，皇位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自由授予。实践中，每一位皇帝在挑选后嗣或亲属担任继承人上殚精竭虑。共和自由的记忆久久不散。那时，选举真实存在，控制城邦的不是一个人。只要罗马贵族还继续存在，行省里的地主没有取而代之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支持者，这些美好的记忆就不会褪去。公元前100年左右，一个又一个“贤”帝登台，为人们留住了这些美好记忆。这些皇帝中，第一位是于公元96年即位的涅尔瓦，最后一位是卒于公元180年的马可·奥勒留。
希腊和罗马风格的文化
只要罗马社会由小农和保守派贵族组成，艺术和高雅文明的发展空间就十分有限。但在布匿战争期间和结束后，罗马社会快速发生变化。一少部分富有的罗马人对希腊艺术、文学和思想产生了兴趣。在这些地中海新主人中，更多人感兴趣的是新奇烹饪法、流行音乐和高雅生活。新财富也让罗马人发展了独有的新风俗，如角斗。该活动原本是在逝去英雄墓地上表演的宗教仪式，现又风行于世，变成了观赏性体育。在角斗表演中，既有人与人互相殴打厮杀的场面，又有人兽对峙环节，观看的罗马人大声呼喊，兴奋之至。对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而言，要想赢得选票，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一场特别惊险刺激的角斗表演。罗马实施元首政治后，举办角斗表演变成了皇帝的责任。
剧作家和历史学家
在罗马重量级剧作家中，只有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年—公元前184年）和泰伦提乌斯（约公元前190年—公元前159年）的作品流传到今日。两人在创作喜剧时，大量借鉴希腊化时期希腊喜剧作家的写作风格。罗马最伟大的两位历史学家分别是李维和塔西佗。李维（公元前59年—17年）写了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长史，但只有一少部分篇章传之后世。李维对古罗马淳朴美德的衰败失落扼腕叹息，但其实他对罗马共和制的瓦解也负有责任。塔西佗（55年—120年）写的是罗马帝国史，字里行间难抑对奥古斯都及其继承人统治下罗马丧失自由一事的满腔悲愤。
罗马诗人
在罗马世界，仅居西塞罗之下的文学家是诗人。在拉丁语诗歌中，既有抒情诗诙谐热情地解释了人为什么无须惧怕神祇，又有对私人生活之乐的沉思，还有对罗马奠基和命运的恢宏描述。这些诗人中，以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最负盛名，影响最为深远。他模仿荷马，写出了不朽史诗《埃涅阿斯纪》，让罗马人也能跟希腊人一样，拥有令人敬重的渊源。在这部诗中，维吉尔回顾了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从故土出发行至意大利的云游之旅，并讲述了埃涅阿斯后裔最终在罗马建城立邦的故事。维吉尔在他的伟大诗作中界定了罗马的角色：不是要与希腊争当艺术文学家园，而是要统治世界、睥睨群雄。
人物传记、哲学和科学著作
公元100年左右，希腊语写作复苏。普鲁塔克（46年—120年）写出了希腊和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读者甚多。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位时间161年—180年）用希腊语创作《沉思录》。医生盖伦（129年—约200年）和数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托勒密（约90年—165年）撰写的科学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盖伦的书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从医者的必读书目，声名传至1700年。托勒密的权威一直到1500年欧洲做出地理大发现、哥白尼和伽利略取得天文学成就后才被推翻。
罗马法
古代世界赋予中世纪欧洲的另一项伟大遗产——罗马法是在后来成熟定型的。罗马法始于罗马共和国初期。当时，司法官在上任伊始要按照惯例公布拟实施法律。帝国时期，这种做法得以维持，但司法官颁布的法令具备了标准形式。
当罗马法必须要在分散帝国各处的公民中广泛实施时，变化开始出现。这一变化促使法学家思考希腊哲学家强调的自然法则和执政官应付诸实施的真实法律之间的关系。最终，他们认为应采用简单根本的原则调节法律关系。比如，对于每一份有形财产，只承认一人有充分使用和销售的权利。根据这种原则制订的法律可调节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民事关系。这种法律让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灵活，更精确，更具预见性，增强了社会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不过，罗马法的持久形式是在公元200年后才确定下来的。明确的罗马法典最终由查士丁尼皇帝（即查士丁尼一世，又称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时间527年—565年）下令编纂。
公元180年时，罗马法仍在继续发展。但罗马上层文化世界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不再涌现。礼貌规矩和文明生活的奢华在罗马帝国各行省的地主中广泛普及。在罗马世界各地，希腊模式得到修正调整，迎合了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早期的拉丁品味。但问题是，没有人再去关注希腊文化和精神。
雕像和庞大的公共建筑遍布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高卢以及西欧其他地区（奥古斯都曾征服多瑙河以南土地，他的继承人将英国和达契亚纳入帝国版图，美索不达米亚也曾于短时间内受罗马控制）。演说家发表雄辩演讲，精心阐发观点，但主题无关宏旨，琐碎平淡。行省城镇纷纷效仿罗马，推出角斗士表演。
所有让雅典人和罗马帝国奠基人赖以维系、觉得生活充满意义的政治奉献精神消失殆尽。社会下层对主子的哲学艺术不感兴趣，而主子对自身、对自己沉湎怀恋的奢华生活方式也不无迷茫。人类的抱负志向从古典表达形式偏离，转而向文明发轫之初的宗教寻找出口。在下一章中，我们要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结论
公元前500年至公元200年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文明大获成功。公元前500年，希腊人，这一居住在庞大的波斯帝国外围、不听管教的小民族竟将局面反转。亚历山大攻城略地，整个中东地区都感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冲击，就连遥远的印度和中国也对希腊成就不无兴致。在罗马征服希腊及地中海世界后，希腊思想、艺术和生活方式向西远播。
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的精髓是什么？在雅典全盛期，全体公民积极热心参与城邦政治文化生活是希腊的典型特征，令后世难以忘怀，亦难以企及。在罗马早期，公民也能参与战事政治决策，程度远比意大利多数城邦要深。古罗马人坚信，政治自由——每一公民参与政治辩论，根据一些已获得认可的法律条文做决策的权利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核心所在。虽然权力实际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甚至在罗马帝国时期为一个人所把持，但自由参政的理想始终是古代古典世界的显著标志。
古典艺术和思想也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雕塑家的作品越来越写实，更加关注细节，连胳膊和腿上的血管都成为描绘素材。多数古典思想家注重自身推理和辩论能力，不再相信神圣启示。当然，这种理想并没有完全得到认同，尤其是在希腊世界东部。但即便推理和辩论不能让公民达成多少一致意见，人们也并未忘记理性争论之益。
政治自由、自然主义艺术、理性主义思想，这三个方面可能是古典文明的精髓所在。这些价值观被伟大的古典作家尊奉在书页里，生发为一支有生命的力量，激荡涌流至今。在埃斯库罗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吉尔等人的不朽杰作中优游涵泳，英雄主义和深沉绝望，为一代又一代欧洲人和他们的海外后裔提供了典范和滋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很久以前发生在马拉松、萨拉米斯、扎马和亚克兴的事件，时至今日影响犹在。因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就是我们的过去。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我们在自己选择铭记的过去里，既是囚徒，也是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