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彝还非常关心在校生的成长，他写了一篇《永远像一个医学生》的文章，以自己的体会告诫大家：“必须从医学生时代起，就要重视一切自然科学和基础医学的理论的学习”，“仅仅满足于成为一个医生是不够的，要争取做一个医学科学家，不但要能医治面前的病人，而且也要发明创造医治所有的病人。”他鼓励医生“要向前人，向你们老师立下的结论挑战”。同时主张“老师们也应该循循善诱，培养学生独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青出于蓝胜于蓝为荣，不要忌才”。 他强调“作为一个医学生要讲医德和工作作风。在工作上要力争治愈病人，不能治愈，也要对症治疗，减轻病人痛苦，实在治疗无效，也要给病人以精神安慰和同情”；“智育要强调自学为主，不要受教科书和讲义的限制，要学会利用图书馆，多看参考书和广泛翻阅有关学科的现行期刊”。 他真诚地希望青年医学生“刻苦学习，积累知识，勇于探索， 献身事业”。
医职神圣 病人第一
朱宪彝不仅有精湛的医术，而且作风科学严谨。协和医院的大巡诊制度使他受益匪浅。每周三上午，内科定会安排两个小时的大巡诊，事先由总住院医师从各专业组中选出疑难或 罕见的病例，经主任同意后公示。到大巡诊时，由实习医师简洁完整地报告病例，再由主任医师对诊断和治疗措施做必要的说明后，回答各位巡诊者的问诸。大家各抒己见，气氛既严肃又热烈，最后由主任做总结。朱宪彝的发言常常语惊四座，他从同事的激烈的争论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后来朱宪彝把这种制度带到天津市总医院。
朱宪彝对病人一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对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要求也十分严格。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教授在天津做有关临床思维的报告时，曾谈起过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在协和做内科见习时，正赶上朱宪彝负责教学。一次，他接诊一位病人后，仔细记录了病人的病史、体征和病程，写下了“肺结核”的诊断，而后请朱宪彝先生复核。朱宪彝审阅了病史、复核了体征后，便问吴阶平查过痰没有，查到抗酸杆菌没有。吴阶平如实回答没有查痰。朱宪彝严厉地批评他：“你现在才是四年级的学生，就想简单化。明年做实习医生，一定更简单了，做了住院医生，还要再简单。到了主治医生，自然会更加简单了！” 这顿劈头盖脸地批评，让吴阶平无地自容。但正是这次批评，使他记住了医生的主观分析决代替不了客观检查的硬道理。
在协和同事们的眼里。朱宪彝是一位博闻强记、思维缜密、谨小慎微的医生。1941年朱宪彝让实习医生须毓筹对一位病人进行连续24小时观察尿肌酐。每天清晨6点，须医生为病人测试，但结果悬殊，反复几次，莫不如此，最后只好将情况如实抄入病历中，并向朱宪彝先生做了汇报。一天早晨，她正在实验室里测量尿肌酐，无意中发现朱宪彝先生正站在自己身后，踮着脚检查测试操作。朱宪彝先生严肃地对她说：“你的化验结果让我很纳闷，今天我看了看，你的操作非常规范，完全合规定。请你把余下的标本留下来。我再做一遍。”下午，当须毓筹再到实验室时，见朱宪彝先生正在为化验结果大伤脑筋呢！后来须毓筹不用尿液，而改用蒸馏水做定量分析，结果两份蒸馏水竟也出现了不等的肌酐。朱宪彝看着检测结果，笑着称赞须毓筹：“是你找到了根源。毛病出在我身上，是我让把以前用过的人造浮石反复漂洗后重复使用，才影响了实验结果。”朱宪彝对待每一个实验都是如此认真。
朱宪彝时刻为患者着想，以解除其痛苦为先。在自己挂牌行医中，他对富人并不多收费，对贫困的病人常常免收挂号费。他总是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能一次解决问题，绝不让病人跑第二趟；病情轻微者，他便告诉病人，买哪种药服用即可，而不必跑来诊治浪费钱财。因此，尽管朱宪彝为成千上万的患者解除了病痛，但他始终没能发财；他被人们誉为德高医粹的专家，却始终居住在南门外大街一所非常简朴的房子里。
天津解放后，他先后兼任河北医学院教授和天津市总医院内科主任，而后毅然放弃私人开业，专任公职。他谢绝了人民政府给予的超额工资（每月5000斤小米折价），只享受一般医学专家应得的报酬。1950年他出任天津市抗美援朝医疗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动员和组织全市医务工作者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医疗服务队，组织私人开业医生支援公立医院，显示出他崇高的爱国热情和非凡的组织能力。
朱宪彝对医疗工作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长期兼任附属医院的内科主任，始终坚持查房、示教，主持临床病理研讨会。不论是出国工作，还是在国内出席各种会议，回到天津的第一件事总是到医院查房，了解老病人的病情变化和新病人的全面情况，提出新的诊治措施和研究课题。不管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他对病人的检查一律按常规，从头到脚逐项检查，从无遗漏。有一位妇产科的病人，产后10天腹痛伴发烧，医生查体没发现阳性体征，便把朱宪彝请来会诊。他仔细检查后发现，患者巩膜有轻度黄疸，经进一步化验，确诊为急性肝炎，对症治疗后，患者很快康复了。甘幼强教授曾多次谈起过一件让他记忆犹新的往事：一次，朱宪彝先生查房时，检查由他治疗了一个多月的尿毒症患者。朱宪彝按照常规检查病人的每个部位，最后带上指套检查肛门，结果发现肛门周围有一个流着恶臭的窦道，这么长时间居然没人发现！这件事给甘幼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朱宪彝经常对大家说：“体检是医生的看家本领。头疼摸头，腹痛查腹，难免持一孔之见，先入为主，那就要贻误大事。”朱宪彝平素待人和蔼可亲，不摆架子，但对学生和医师的 工作要求却格外严格。他随时检查医生们书写的病历，把它当做是衡量医生工作质量和工作作风的重要标志。他曾把写得龙飞凤舞的病历当众扔出窗外，也曾严惩过私自涂改病历的实习医生。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医生职责神圣，切莫把生命视为儿戏！”他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仁爱精神始终是众人学习的典范。
1964年4月，朱宪彝带领天津医疗队到河北邢台下乡巡疗。一天，邢家湾医疗点来了个老乡，怀抱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只见患儿两耳流脓、颈部发硬头向后仰着，已三天未进食。医生怀疑是脑膜炎，正欲穿刺治疗时，患儿突然面色苍白。呼吸心跳骤停，经一番急救才恢复呼吸和心跳，但随后又牙关紧闭口吐白沫。正在这危急时刻，朱宪彝赶到了，经检查后提出，患儿可能是化脓性中耳炎引发破伤风。于是，一面按脑膜炎治疗，一面注射破伤风抗毒素。连续抢救了几昼夜，患儿仍不断发生严重抽搐和呼吸心跳骤停的现象。在这关键时刻，朱宪彝鼓励大家：“ 一定要坚持到底，如果孩子能活过七八天，等他自身产生抗体后 ，就会逐渐好起来。”果不其然，到了第六天，孩子开始吃奶，到第九天，意识消醒，孩子被白衣天使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了！
1974年的一天，朱宪彝刚刚出差回津。一名医生便请他看一个病人，说拿不准患者得的是什么病。原来患者是个23岁的男青年，病症为低血钾、高血压还伴有失明现象，初步诊断为肾上腺醛固酮增多症，并决定进行手术治疗。结果手术中并未发现。有肾上腺异常，却在肾上腺上发现了肿瘤组织。朱宪彝让医生做电镜检查后，结合临床资料，确诊肿瘤为肾素肿瘤。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病例，为国内首例，在世界范围内一共才有20余例。治疗一年后进行复查，患者身体状况良好，完全恢复了健康。
1979年，附属医院收治了一位由郊县转来的席汉综合症患者。这种病是由于产后大出血引起垂体功能低下，导致甲状腺、肾上腺等多种内分功能低下。这位病人由于受到急性感染导致出现精神失常的症状，在原医院被注射过冬眠灵，转到附属医院时已神志不清、四肢僵硬，病情十分危急。医生们意见不一，有 的认为是低血糖造成的，有的认为乃冬眠灵中毒所致。朱宪彝会诊后诊断为冬眠灵中毒。经尿检证实诊断是正确的。冬眠灵系席汉综合症的禁忌药。病人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治疗后，很快痊愈出院了。
朱宪彝为患者治病，靠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还有一颗爱心。1982年一位重点大学的女生因神经性厌食住院治疗，她因要保持高分而思想负担太重，导致精神抑郁，拒绝进食。入院时身体极为虚弱，毛发严重脱落。该病尚无特效药，故精神治疗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使病人早日康复，朱宪彝和主治医生一起请来病人家属座谈了三个多小时，商请他们配合医生共同做好病人的疏导工作，很快收到良好的疗效。有一位患极度营养不良的病人，急需输白蛋白治疗，但其生活拮据，一时无法支付医疗费用。朱宪彝闻讯后立即表示：“治病救人要紧！计算一下费用，千元以下由我代付。”他就是这样为病人排忧解难，治病扶危的。
朱宪彝精妙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国内外医学专家的一致赞誉。他曾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担任保健任务，还曾多次出国为各国政要治病，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当面嘉奖。朱宪彝回想起当年为西哈努克亲王保健时的情景，就幽默地说：“也许那时是我最出名的时候，人们在电影里看到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就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或听到我的名字。”那时恰值“文革”中期，朱宪彝刚刚摆脱政治上的困扰即受命担此重任。朱宪彝逝世后，西哈努克亲王特地发来唁电，沉痛悼念这位为恢复自己的健康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医学家。
身端行正 勇挑重担
朱宪彝为人处事身端行正，克己奉公，严于律己，谦和待人，得了人们的钦佩和景仰。我们从一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他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