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冬夜，有一位青年医师因急性阑尾炎需马上转至第一中心医院做手术，当方先之得知这位青年医师尚未办妥转院手续时，他亲自冒着严寒到一中心医院及时安排好住院就诊。
在炎热夏天，没有空调设备，方先之就把手术时间定在清晨六点，为的是不让病人受热。
四、从十张病床到大型骨科医院
方先之自 1942年7月来到天津，和张纪正、柯应夔、邓家栋等原北京协和医院大夫共同创办天津天和医院后，方先之负责骨科兼外科，助手有郭巨灵、周映清。过去，遇有摔伤骨折或其他骨病患者，都是找传统的“正骨科”中医治疗。但自天和医院开设骨科西医门诊后，前来找方先之就诊的患者日益增多。天和医院的骨科病床不够用了。于是方先之决定再筹备一座骨科医院，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方先之在津行医时，曾为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天津实业界巨擘周学熙的夫人治愈病患，因此，深得周之赏识和信任。方先之把创办骨科医院的设想向周提出，并希望周能鼎力相助 周慨然应诺，即出面组织天津骨科医院董事会，邀请开滦煤矿的孙章甫、寿字面粉公司的孙冰如、盐业银行的陈亦侯、启新洋灰公司的陈范有、周叔詜、上海银行的朱继珊、久安信托公司的周志辅、结核病院院长郭德隆，以及津门士绅徐世章等这些津门实业界大老板的出面，为方先之创建骨科医院在物资调拨和资金周转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方先之又从岳父家（方先之的夫人是魏淑贞女士）借了四千大洋开办费。1944年8月1日，在今沙市道上，骨科医院正式开诊了。
开始时，医院的规模只有十张病床，分为一、二、三等，还设有等外床和包干床，用以照顾穷苦病人。方先之除主持院务外，化验、挂号等医院的工作，他样样都干。他常说：“这是个医院，不是我个人财产 ”。
在方先之的带领下，只有十多个人的小医院，由于方先之的精湛医术和全院同仁的热心服务，赢得了社会的赞誉。慕名前来就医者不断增多，以致沙市逝的骨科医院不敷使用。于是在1946年迁至今长沙路，成为一座设有40张病床的骨科医院，大夫也增加了。当时有周映清、郭巨灵、陶舜、王宝泉、孔令震和护理刘志平、李宝珍、王玉荣等。
天津解放后，方先之的骨科医院并入天津人民医院。原医院大夫、职工都妥善安排，他本人被聘任为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从而开创了天津市骨科事业的新纪元。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至60年代初，由政府拨款，在方先之筹划下，天津骨科医院在今解放路建立了。当时有创伤、结核、骨病、小儿、手、康复6个科7个病区，270张骨科床位。方先之梦寐以求的大型骨科医院 终于在北方之滨的津门出现了。
今天的天津骨科医院又称天津医院，占地 54000 平方米，共有病床717张，其中骨科病床就有680张。全院拥有1100余人的专业技术队伍，高级专家120余位，骨科重点学科带头人22位。全院设有创伤骨科、骨关节病科、脊柱外科、骨肿瘤治疗中心、关节镜治疗中心、国际诊疗中心等35个临床科室和创伤急救中心。
亚洲地区首创的骨科专业刊物《中华骨科杂志》编辑部，设在院内，由中华医学会直接领导。国家卫生部委托天津骨科医院承办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并设立了天津市中西医结合骨科研究所。
天津骨科医院在硬件设置方面更是和往昔不可同日而语。现该医院有美国皮克公司的全身CT扫描仪、核磁共振扫描仪（MRI)、计算机摄影装置（CR）、菲利浦公司的1250毫安大型X射线机等。这些先进的科学仪器，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了可靠的医学数据。
当年方先之的医德风范，己体现在今天骨科医院“救死扶伤，再续生命，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之中。
五、培养一批骨科医师
天津骨科医院承担了为国家卫生部培养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的重任，还要追溯到1951年，方先之参加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说起。
50年代初，在抗美援朝战火的前线，方先之不畏零下20℃ -30℃的严寒，在帐篷里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抢救伤员时发现，80 %的伤员都是战伤性骨折和骨髓炎。患者往往由于得不到及时恰当的治疗而致残，甚至丧生，这使他深感内疚。但当时的骨科大夫太少了。仅靠他和一二个大夫连轴转为伤者抢救，也是粥少僧多，无能全力抢救。他深感急需开办一个骨科医师进修班，才能逐步改变这种患不等治的被动局面。
一个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强烈责任心，促使方先之回国后，立刻与一些有相同想法的刘润田大夫等，联合上书中央卫生部，申请成立骨科医师进修班，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骨科专业人才。
1952年，中央卫生部批准了方先之等人的建议，并委托天津市卫生局、天津市医学院、天津市人民医院在天津创办全国骨科进修班。方先之闻讯后，兴奋得废寝忘食，投入了骨科进修班的筹备工作。他除亲自制订教学计划、编写讲义、担任授课外，还要旁听其他老师的讲课。首批21名学员，是从全国各地高等医学院校、省、市、自治区一级大医院中已从事外科工作四年或骨科工作一年以上的主治医师选拔的。
方先之制订的教学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方法是，每周固定的两次理论课外，还有教学查房、教学会诊、疑难病例讨论、示教手术、每月还有一次专题讨论会。这一套教学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实践证明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高质量的。
在教学过程中，学员们只要提出问题，方先之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他们再提不出问题，感到满意为止。
有一次一位青年医师为一例跟骨外侧开放性骨折，施行清创缝合时，由于创面渗血而在伤口中部补充地做了一个“T”形延长切口。术后两天，伤口远侧三角形皮瓣的尖部发生坏死。事后，方大夫与这位医师谈心时，先从生活、学习谈起，再谈及来津后工作有无困难。当青年医师谈及上述病例处理不当时，方大夫首先表态：“你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为了止血，但你对于足部的血液循环特点不了解，不像其他部位可做T、Z形切。这件事不能怪你。主要是我没有教会你。”并举例指出无（微）创技术的重要性。他的一席话激励了这位年轻医师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诊治水平，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对进修医师和医院的年轻医师，方先之都注意培养他们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他常说作为好的外科医师，应该是既会拿手术刀的内科医师，又会看病理切片的临床医师，绝不是“手术匠”。每次手术前，方先之必定亲自检查患者，查看各项 验数据，并详细书写术前计划。手术时，从切口到皮肤缝合都亲自操作，自始至终聚精会神、严肃认真。每次手术前晚上必然复习一次局部解剖。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稳、准、快”。
为了督促、检查住院医师的学习，方大夫选定每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7-9时为住院医师读书报告会，每次开会前报告人要将所选文题、来源提前一周告诉他，报告完毕后，他定会扼要指出该论文的主要论点，从中学些什么，并结合国内外资料及他本人的经验、体会加以引申，使年轻医师受益匪浅，深受感动。
每期进修班开学后，方先之都要求每位学员交一张照片，在背面写上姓名，按上课时座位表排列，加速认识。因此不久后，方大夫就成为全科第一位能全部认识学员，并说出姓名的人。
方先之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对学员高度的责任感，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学员，使各期学员都深受教益，不仅学到了难能可贵的医术，更懂得了应该怎样当一名人民的骨科大夫。学员们都钦佩地称方先之为骨科的“活字典”，中国“骨圣”。但他却总是谦虚地说：“我就是方大夫。”并不以主任和教授自居。
骨科进修班自1953年创办，至1968年方先之蒙冤逝世，共开办了15期，近600人参加了学习。现这批学员都已成为全国各大医院和骨科医院的中坚或骨干，可称“桃李满天下”。不少继承了方先之的遗志，在各地也开办骨科医师进修班。天津骨科医院成立后，每年开办 一期，至今已培养了3000多名高级骨科专业人才。全国一支有力的骨科医疗队伍已经形成，而每一位骨科大夫都以曾为方先之的学生，或他学生的学生而感到自豪。在医学界提起骨科，似乎都会和方先之的名字连在一起。
当初，为了及时交流进修班学员的学业进展和研究成果。方先之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本骨科学术刊物《骨科进修班通讯》， 后改为《天津医药杂志骨科附刊》，至1981年定名为《中华骨科杂志》，并成为一本医学骨科权威杂志，发行于海内外。
六、勤奋忘我奉献的一生
作为生命卫士一一医生，方先之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封闭后，也决不弃医改业，而是和一些有志的协和同仁，于1942年来到天津创办了天和医院和骨科医院，以自己的坚实医术，在天津享得声誉。
1949 年天津解放前，方先之不为海外优厚的待遇所吸引，经地下党同志的帮助，避开了国民党对他的胁迫，而毅然留在天津，为人民贡献自己的才华。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1953年筹备开办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1960年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筹建成立了当时亚洲地区最大的骨科医院，今称为天津医院。
1963 年，方先之代表我国出席了在罗马召开的第20届国际外科学会，1964年出席了在开罗召开的第一届亚洲医学会议。十几年来，他先后在海内外发表了84篇学术论文，其中骨科内容的占 1/ 4，这些论文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被聘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
方先之一系列医学骨科的成就，和对病患者极端负责的崇高精神，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人民代表、天津市政协常委、全国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及天津市九三学社副主委。天津市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天津医药》骨科副刊，今《中华骨科杂志》总编辑。1956 年，方先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到了1966年，人妖颠倒，黑白不分的“文革”年代，方先之一个热爱祖国、关护病人，视学员为弟子，全身心投入祖国骨科业、“白求恩”式的大夫，竟被诬为“拉拢青年走白专道路”、“里通外国”的“反动学术权威”。先是不许看病，不许做手术，接着让在病房里扫地、扫床、打扫厕所，不久即被关进“牛棚”。家中被造反派以查抄为名洗劫了二十多次，工资也由原来每月600元，降至只发50元生活费。
当“文革”一开始。市公安局的一位好心同志找到方先之，诚恳地说：“根据中央《16条》的规定，您应该得到保护，可以找个地方先避一避。”但方先之却天真地认为，一个大夫怎能离开医院和病人哩！他回答说：“我是大夫，病人需要我，我怎么能离开岗位？”
在残酷的逆境中，方先之仍是一如既往，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上、便池中没有一点污垢，以致使住院病人也都关心起厕所的卫生。当医院中发生疑难病例，患者有生命危险时，方先之毫不顾及自己当时的政治身份，服从需要，毅然拿起手术刀，从手术台上抢救了病人的生命。在审查时期就是不给他处方权，却要在门诊看病，他同样精心地为患者诊断。
可是谁知道，这时的方先之己身患黄疸重病。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又加“文革”中的不断批判，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得不到营养和休息，这对一个已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是难以支持的。
1968年6月29日，方先之在染满黄疸液的病床上，因血管破裂而病故。方先之走了，但在医院一进门的地面上，竟写着几个墨黑的斗大字体：“打倒死鬼方先之！”只见门诊厅内。 一位中年男子怀抱着一个婴儿，在号啕大哭。原来这位千里迢迢刚刚从云南边陲赶到天津骨科医院，想找方先之抢救自己病危的男婴。可当他看到地上的大字，先是惊愕万分，当他问及旁人，确知方先之已离开人间，就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声泪潸潸而下，全门诊大厅的人都为之凄然……
后了解到，在方先之带病“劳动改造”的日子里，许多医生和好友偷着去他家中给治病送药，造反派却仍不断地去他家中批斗、声讨。使方先之一刻也不得安宁。
方先之逝世后，没有任何悼念活动。“讣告”就是医院地面那七个斗大的黑字。
直到20年后的1988年夏，党和政府才在天津烈士陵园为方先之教授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京津各界600余人参加了悼念活动。方先之在全国各地的弟子和海外学友，一致倡议共同集资，于2000年，在天津骨科医院塑造了一座方先之的半身铜像，以永志这位把毕生心血献给中国骨科事业的拓进者，和天津骨科医院的创始人。
参考资料：
（1）周映清、尚天裕、兰义正：《骨科专家方先之事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2）志远、建光：《骨圣方先之》（《津沽名医列传》）。
资料提供者 ：
戴祥麟：《中华骨科杂志》副总编。
